摘要：本文聚焦普救寺出土文物，特别是王仲通的《题普救寺崔莺莺故居》诗碣，结合其他出土的佛教造像、建筑构件、经幢残块和货币等，深入探讨这些文物对于研究普救寺历史、《西厢记》故事演变及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价值。通过对诗碣的详细解读以及与其他出土文物的关联分析，揭示普救寺在

本文聚焦普救寺出土文物，特别是王仲通的《题普救寺崔莺莺故居》诗碣，结合其他出土的佛教造像、建筑构件、经幢残块和货币等，深入探讨这些文物对于研究普救寺历史、《西厢记》故事演变及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价值。通过对诗碣的详细解读以及与其他出土文物的关联分析，揭示普救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能转变和文化意义。

（雷建德又一次探访普救寺梨花深院里莺莺故居）

山西省永济市的普救寺，因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而闻名遐迩，成为爱情圣地的象征。自20世纪80年代修复普救寺以来，陆续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不仅为研究普救寺的历史提供了实物依据，也为探讨《西厢记》故事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王仲通的《题普救寺崔莺莺故居》诗碣尤为引人注目，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直接关联《西厢记》故事的实物资料。

一是普救寺出土文物概述

诗碣

1987年5月13日，在清理普救寺大钟楼遗址时出土了“普救寺莺莺故居”诗碣。此诗碣为金大定年间（1161 - 1190）蒲州府同知王仲通所作，原刻于金泰和四年（1204年） ，由河东县令王文蔚勒石，普救寺院主僧兴德立石，刻工为吴光远。诗碣包含王仲通的七律诗及王文蔚的跋文，书法风格“宗米芾（襄阳）法乳”，兼具恣肆与沉雄之风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佛教造像

在普救寺塔后33米处的地下出土了三尊大型石雕佛像，均为站佛，高2.9米。佛像造型优美，宝相端庄，经专家考鉴具有南北朝后期的艺术风格。这些佛教造像反映了普救寺在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场所的重要地位。

建筑构件

出土的建筑构件丰富多样，有宝装莲石柱础、莲花纹方砖、粗绳纹条砖、细绳纹方砖、兽面纹瓦当、花边莲珠滴水等。这些建筑构件对于研究普救寺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结构和风格具有重要价值，从侧面反映了普救寺的兴衰变迁。

经幢残块

出土的经幢残块上刻有“咸通十三年三月”字样，明确表明其为唐懿宗时代的物件。经幢残块是研究唐代佛教文化和普救寺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为了解唐代普救寺的宗教活动提供了线索。

货币

在塔前土崖发掘时发现了“开元通宝”，这是唐玄宗李隆基时代流通的货币。货币的出土反映了当时普救寺周边的经济和贸易情况，也为确定普救寺在唐代的繁荣程度提供了参考。

二是王仲通《题普救寺崔莺莺故居》诗碣详析

出土背景与发现过程

诗碣于1987年在普救寺大钟楼基址出土，当时因地震或修复工程（不同文献表述略有差异，但时间一致）使埋藏地下的石碑重现。金泰和四年（1204年），河东县令王文蔚因王仲通真迹被私藏三十余年，恐字迹湮灭，故而将其诗作勒石，由普救寺院主僧兴德立石，刻工吴光远完成雕刻，使得这首诗得以长久保存。

诗碣内容解读

• 首联：“东风门巷日悠哉，翠袂云裾挽不回”，诗人在暮春时节来到普救寺，东风轻拂门巷，时光悠然流逝，然而当年身着翠袂云裾的崔莺莺却已一去不返，表达了诗人对往昔佳人的追思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 颔联：“无据塞鸿沉信息，为谁江燕自归来”，塞鸿毫无踪迹，没有带来任何信息，江燕却不知为谁独自归来。此联借塞鸿和江燕的意象，写出了莺莺离去后音信全无的怅惘，以及物是人非的寂寥之感，江燕归来更衬出不见莺莺的伤感。

• 颈联：“花飞小院愁红雨，春老西厢锁绿苔”，小院中落花如红雨般纷飞，让人忧愁，西厢春色将尽，绿苔封锁。“花飞”“春老”描绘出暮春的衰败景象，“愁”“锁”字则将诗人的愁绪和西厢的荒芜寂寥融入其中，暗示曾经的爱情故事也如这春色般渐渐消逝，只留下荒芜与寂寞。

• 尾联：“我恐返魂窥宋玉，墙头乱眼窃怜才”，诗人化用宋玉的典故，表达了对崔莺莺的追慕之情，仿佛担心崔莺莺的魂魄会像当年偷看宋玉那样，在墙头上偷偷窥视，爱慕才子。

王文蔚跋文：

美色动人者甚多，然身后为名流追咏者鲜矣。昔苏徐州登燕子楼作词，以歌盻盻。大定间蒲倅王公游西厢，赋诗以弔莺莺，则莺盻之名因文而益彰。苏王之风流才翰，有以相继。惜乎王公真迹，为好事者所祕，今三十余载仆访而得之，又痛其字欲漫灭，故命工刊石，庶永其传。是亦物有时而显者也。

泰和甲子冬至前三日，河东令王文蔚谨跋。

跋文的价值

王文蔚在跋文中将王仲通此诗与苏轼咏关盼盼之事对比，强调王仲通的诗使莺莺“因文益彰”，并说明刻石是为了让这段故事和诗歌能够永续流传。跋文不仅为诗碣的创作背景和目的提供了详细说明，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崔莺莺故事的关注和重视。

书法艺术价值

诗碣为王仲通亲笔书写，学者评价其书法风格深受米芾影响，兼具恣肆与沉雄之风。在金代书法资料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这方诗碣成为研究金代书法的重要实物，对于了解金代书法的风格特点和传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出土文物与普救寺历史文化的关联

佛教造像与普救寺的佛教历史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出土于普救寺，表明普救寺在这一时期是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场所。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反映了当时佛教艺术的特点，也说明普救寺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为后来普救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筑构件与普救寺的建筑演变

丰富的建筑构件为研究普救寺的建筑结构和风格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从不同时期的柱础、砖瓦等构件可以推断出普救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规模和建筑工艺的变化。例如，宝装莲石柱础可能反映了唐代或更早时期的建筑风格，而不同类型的瓦当和滴水则体现了不同朝代建筑装饰的特点，这些构件共同勾勒出普救寺建筑演变的历史脉络。

经幢残块与唐代佛教文化

刻有“咸通十三年三月”字样的经幢残块，明确证实了其为唐懿宗时代的遗物。经幢在佛教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它通常用于镌刻佛教经文、咒语等，是佛教信仰的象征。经幢残块的出土表明唐代普救寺的佛教活动十分活跃，对于研究唐代佛教文化在普救寺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货币与唐代经济贸易

“开元通宝”的出土反映了唐代普救寺周边的经济和贸易情况。货币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其出土位置和数量可以为研究唐代普救寺所处地区的商业繁荣程度、交通便利性等提供线索。这也从侧面说明普救寺在唐代不仅是宗教中心，也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

诗碣与《西厢记》故事的形成

王仲通的诗碣是迄今最早直接关联《西厢记》故事的实物，证实了金代普救寺已将西厢辟为“梨花深院”作为崔莺莺故居，并吸引文人题咏。诗碣的出土位置位于寺院西轴线，与文献记载的“梨花深院”位置吻合。这表明在金代，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已经在普救寺地区流传，并成为文人创作的题材。诗碣为元代王实甫创作《西厢记》提供了地理与文化依据，王实甫曾亲访普救寺考察，此碑很可能是他确认故事背景的重要实物参考，揭示了金元时期文学叙事与地理空间的互动关系 。

四是普救寺出土文物的当代意义

文化旅游价值

普救寺出土文物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文化资源，诗碣被视为普救寺的“镇寺之宝”，与其他出土文物一起，成为展示普救寺历史文化和《西厢记》故事的重要载体。这些文物不仅增加了普救寺的文化内涵，也为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

学术研究价值

出土文物为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诗碣对于研究《西厢记》故事的演变、金元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价值；佛教造像、建筑构件、经幢残块和货币等文物则为研究古代佛教文化、建筑艺术、经济贸易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有助于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普救寺出土的王仲通《题普救寺崔莺莺故居》诗碣及其他文物，是研究普救寺历史、《西厢记》故事演变以及古代社会文化的珍贵资料。诗碣以其独特的文学和艺术价值，成为《西厢记》故事发展历程中的关键实物证据，揭示了金元时期文学与地理空间的紧密联系。佛教造像、建筑构件、经幢残块和货币等文物，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普救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建筑、文化和经济状况。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文化旅游价值，更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通过对这些文物的深入研究和保护，我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来源：市场信息报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