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登上了一辆安静的有轨电车。这辆电车在奥斯陆周围飞驰，将她带往城市上方的山丘。从车站出来后，她沿着白色箭头标记，从一条保存完好的山路直奔树林。由于细雨连绵，陪伴在她身边的几十个人都头戴帽子，身穿雨衣，或手拿雨伞。当这些五彩缤纷的斑点

《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

作者：[美国]马丁·普克纳

译者：黄峪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5年4月

为未来写作是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

201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登上了一辆安静的有轨电车。这辆电车在奥斯陆周围飞驰，将她带往城市上方的山丘。从车站出来后，她沿着白色箭头标记，从一条保存完好的山路直奔树林。由于细雨连绵，陪伴在她身边的几十个人都头戴帽子，身穿雨衣，或手拿雨伞。当这些五彩缤纷的斑点穿过树林时，这条路变成了一条远足小径，用随手拾来的木板加固，引导徒步登山者安全地抵达目的地——树林中的圆形空地。树木最近被砍伐了一批，但新的树苗已被种下，6到8英寸高的小树苗上面有一层白色涂层，精心保护它们免受害虫滋扰。身处树苗之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她的同伴们收到了明火上的铸铁锅里煮出来的咖啡和热巧克力。人们成群结队地站着或坐在地上，拍照、聊天，等待仪式开始。

第一个发言的是凯蒂·帕特森，此次活动的创意来源。这位来自苏格兰的艺术家致力于把那些由于规模太小或太大而无法被人类轻易感知的过程带入人们可感知的领域，并以此成名。她在演讲中简要介绍了此时他们为何聚集在奥斯陆山上的树林里。然后阿特伍德说了几句话，由此开启了仪式的主要部分。

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小说描绘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恐怖控制、企业寡头的危险以及基因工程的潜在后果，她带来了一个用紫色丝带系着的盒子，里面装着一份名为《涂鸦者月亮》的文本。阿特伍德稍作解释，表达了标题背后的思想，但根据帕特森制定的规则，她只能说这么多。她说这个文本试图将她对写作的思考与对时间的思考相结合。帕特森走过来，在阿特伍德的脸颊上快速亲了一下，然后拿起盒子，把它交给奥斯陆公共图书馆的代表。“小心盒子。”她开玩笑地说，或许只是半开玩笑，又或许她的确很担心。这些手势和行为没有宗教仪式那种经过铺演排练的严肃性质，也不仅仅是戏剧：它们介于两者之间（正如索因卡的读者可能会欣赏的那样）。该代表随后也做了简短发言，承诺会照顾好装有《涂鸦者月亮》的盒子，并在时机成熟时将其交给它的下一任守护者。仪式结束后，阿特伍德接受了一场简短采访，敦促听众停止破坏海洋生态。然后大家慢慢地回家了。

《图书馆员》第一季（2014）剧照。

阿特伍德是帕特森为推广一个艺术项目而邀请的第一位作家。该项目结合了长期储存文化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理念。奥斯陆山上树林中的空地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并用螺丝固定在树上的木制标志来标记。它用红色字母告诉任何路过的人，这块空地是Framtidsbiblioteket的一部分，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就是Future Library（也就是“未来图书馆”）。这个词旁边是看似年轮的众多同心圆。

帕特森的想法是，在接下来的99年里，每一年，都会有一位作家写一篇文章，除了标题之外，其他一切都承诺保密，并且参加交接仪式。装有手稿的箱子将被运送到奥斯陆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特殊房间，参观者可以进入并查看标题，但不能阅读或借出。这些文本将被锁起来，直到2114年。届时，它们将被印在2014年种下的树木制成的纸上。正如该项目的标题“未来图书馆”所表明的那样，它就像阿特伍德的许多小说一样，是关于未来的。

在为此场合写成的一篇简短文字中，阿特伍德做出反思：

会有人在那里等着接收它吗？届时还会有“挪威”吗，会有“森林”吗，会有“图书馆”吗？想到我自己的声音——那时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在100年后突然被唤醒，这多么奇怪。当一只尚未成形的手将它从容器中抽出并打开到第一页时，我说出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正如阿特伍德在颁奖典礼后接受采访时所说，为未来写作是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写作是一种让言语在时光流逝的过程中仍得以持久的技术。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未来图书馆制造了一个有意为之的断层，以阿特伍德为例，她将被迫等上99年，并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减少，因此最后一位参与者几乎可以立即看到这些文字的发表，就像在正常的出版周期中一样。

这种人为的断层再现了文化史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对本书至关重要：一件文化器物在失而复得时会发生什么？通常，断层不是人们故意造成的，而是偶然发生的，例如覆盖肖维洞穴入口的山泥、战争、环境变化，或者是被认为值得保护的文化变化。对未来图书馆而言，这个断层被设计为在启动的那一刻发生。

《图书馆员》第四季（2017）剧照。

这个实验揭示了什么？通过交接仪式、庄严默誓，以及图书馆的监护，“未来图书馆”呼吁人们关注那些使文化器物得以被储存和运送到未来的机构。“还会有‘图书馆’吗？”阿特伍德在采访中问道，她还给这个词加上了谨慎的引号，也许是担心图书馆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者压根就不存在了。挪威或奥斯陆可能会认为图书馆是无用的支出，并将其馆藏出售。对于阿特伍德来说，图书馆的命运与更为宏大的命运息息相关：挪威以后会怎么样？如果这个国家不再存在，图书馆将落入其他统治者之手，或者根本不属于任何个体。

“还会有‘森林’吗？”阿特伍德的这个问题将讨论重点从国家和机构转移到了环境。在该项目的三个部分中，森林是最不寻常的，它说明了我们对环境危机的日益警觉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它也是最为脆弱的。气候变化可能意味着2014年种植的树苗将无法生存，受到新的虫害、剧烈风暴、森林火灾或某些疯狂地球工程项目出错而带来的副作用的威胁。但挪威森林巨大广阔，而挪威在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名单上排名并不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帕特森的选择十分恰当。也许启发她的还有这几个实际情况——挪威特别致力于环保主义工作，这个国家拥有最高的电动汽车比例，还取得了环保方面的其他成就。

然而，当我们想到这些成就至少间接地由挪威的大量石油储备来买单时，事情就变得稍微复杂了。这些石油储备也为其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提供了“燃料”，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这个基金，加上挪威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幸运地理位置，也许正是挪威得以存在，并且这座图书馆也还得以存在的最好保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挪威石油经费最有可能确保挪威能够生存到2114年，即使这里的森林即将消亡。

当然，未来的图书馆员可能会决定抛弃该计划中关于规定这些作品印在由这些树木制成的纸上的部分，而将它们放到互联网上，这可能对环境更为有利（前提是为其供电的能量来源是以可持续方式产生的）。尽管鉴于格式发展而导致文件无法读取的速度也很快，有些人担心电子存储的寿命，但云存储可能才是生存的最佳机会。本书中介绍的悠久文化历史为所有长期保护项目增添了警示。大量的书面文献已经丢失，被挖出的稀有碎片在被发现时已经变得难以辨认，要么是因为语言或书写系统被人遗忘，要么是因为书写的介质表面已经腐烂。

像阿育王一样，未来图书馆也信任书面文字。自五千年前文字兴起以来，书面文字被赋予特权，部分原因是它相对长寿，与口语的转瞬即逝形成鲜明对比。口语往往被贬低为转瞬即逝的、短暂的存在（这条规则也有例外：秘密知识的传统被认为太过珍贵，不能交托给书面文字）。事实上，口述传统可以具有惊人的韧性，分散式的存储方式主要靠尽心尽力的人类，而不是依赖于容易被摧毁的外部储存设备和符号记录系统。口头传统也可能比书面传统更加灵活，更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书面文字则依赖于特定的记录系统和代码。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跨时空发送信息——尽管我们经常忘记如何阅读它们。

不仅向北倾斜，而且向英语倾斜

到目前为止，为该项目做出贡献的大多数作者都来自全球北方：加拿大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英国人大卫·米切尔，紧随其后的是冰岛诗人西古永·比尔吉尔·西古德松和挪威人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主要居住在全球北方的作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例如来自土耳其的小说家埃利夫·沙法克，他有时住在伦敦，以及越南出生的诗人和小说家王鸥行，他主要在美国长大，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来自韩国的诗人和小说家韩江生活在英语圈之外，但自从2016年凭借小说《素食者》获得国际布克文学奖以来，她在英语世界广受赞誉。津巴布韦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齐齐·丹格仁布格是第八位，也是迄今为止最近的撰稿人，她来自全球南方，也将继续居住在该地。她在1988年凭借用英语写成的小说《神经病》而获得了另一个国际奖项——英联邦作家奖，因而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总的来说，这八位作家代表了世界文学的一个特点：它不仅向北倾斜，而且向英语倾斜（在未来图书馆的网站上，他们的作品标题只以英语列出，无论作品本身以什么语言写成）。在这方面，未来图书馆其实是世界文学及其出版集团和奖项系统的一个镜像写照，这些集团和奖项往往位于北欧和北美。毕竟，诺贝尔文学奖是在瑞典设立的，由瑞典学院及其院士主持。可以肯定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直在努力表彰来自全球南方的作家，从1913年授奖给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开始，到1986年授奖给沃莱·索因卡，再到2021年授奖给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用学院的话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古尔纳是因为“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缝间难民的命运”。

观察未来图书馆——以及更普遍的出版市场——在直到2114年这未来90多年的时间里将如何发展，这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会有更多来自全球南方的作家加入其中吗？英语的重要性会减弱还是增加？在最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全球南方，是否会出现新的机构和奖项？

希望为未来保存文化——这是未来图书馆与时间胶囊之间的共通之处，它们都试图密封文化物品，并将它们不受干扰地发送到未来。时间胶囊的产生似乎与绝望和厄运的时代相重合。在20世纪，一个密封的容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被放置到纽约皇后区的地下，以此作为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这便是一个早期例子。这个容器里装了一些日常用品，还有印着文学作品与图像的微缩胶卷、微缩胶卷阅读器、字典和翻译成多种语言的文本，以及托马斯·曼（译为英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德语）和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利坎（英语）的问候。其中只有两本印刷书籍：《圣经》和一本介绍胶囊内容清单的小册子——《记录之书》（Book of Record）。这本小册子的副本也被分发给各所图书馆，以便保存时间胶囊的内容，也记录其存在及位置的信息。（在这一点上，《记录之书》体现了第二种保存模式，这种模式信任的不是密封的容器，而是多份副本的广泛分布。我就是在互联网上读到这本书的）

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时间胶囊旨在原封不动地保存5000年。不幸的是，法拉盛米德的科罗纳公园海拔只有7英尺，这意味着早在6939年之前，时间胶囊就很可能已经躺在大西洋的底部。由于预料到地球上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从第一批星际飞船“先驱者10号”和“11号”开始，其他的时间胶囊已经被送入太空，而黄金唱片也被固定在“旅行者1号”和“2号”星际探测器上。这些光盘可以免受洪水和战争影响，但它们也很难被取回；它们不受人为干扰，但又是为谁准备的呢？要么是外星智慧，要么是掌握了星际旅行技术的未来人类，但两者拿到光盘的几率都很渺茫。

1969年，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出现了，当时“阿波罗11号”将一张录制了包含世界各地善意信息的光盘带入太空，并将其与一面美国国旗一起存放在月球上。（巴兹·奥尔德林差点忘记留下它；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最后一刻提醒奥尔德林，在登上登月舱返回地球前将国旗扔到月球表面）在以上所有情况之中，文化表达方式的选择——被录下来的口头问候、书面符号——都是随意无序的，是时间胶囊及其记录设备构建之后的想法。这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理工学科和人文学科之间分歧的另一个例子。

《图书馆员》第二季（2015）剧照。

这些时间胶囊的命运表明，要应对未来的威胁和破坏是多么困难，这不仅仅体现在数以千年计的时间跨度上。未来图书馆启动仅仅6年之后，便于2020年因新型冠状病毒而中断。当时该项目一直顺利开展，在一座崭新的图书馆大楼里拥有一个崭新的房间，树苗在森林里长势良好，一年一度的交接仪式吸引着游客，不少相关的视频被制作、编辑并发布在这个项目简单、优雅的网站上，也得到了一套运作良好的宣传设备的帮助——所有这些都戛然而止。

麻烦始于克瑙斯加德。由于他住在英国，由于与病毒相关的旅行限制，他无法前往挪威参加交接仪式。与此同时，王鸥行接受了投稿邀请，但由于疫情干扰，写作遇到了困难。因此，该项目至少暂时搁置了，这发生得比任何人预期得要早得多。

一个以长寿为前提的项目突然中断，凸显了保护文化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如果100年似乎是一个相当短的时间框架，那么与37000年的肖维洞穴壁画或5000年的文字（以及皇后区的时间胶囊）相比，病毒的到来表明文化机构总是容易失败。我们可以建立一座精美崭新的图书馆，由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支持，并由主权财富基金承保。但一枚微小的病毒本身就是环境变化的产物，可以使旅行和其他许多方面——哪怕不是互联网——陷入停顿状态。

从贯穿文化的破坏史中吸取一些教训

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它提醒我们，文化充其量只是一条断裂的链条，我们每一代人都在不断修复它。到了最后，让未来图书馆在这个比任何人预测得都要早得多的中断后仍然能继续存在的因素并不是树木、图书馆或挪威的寿命。其关键在于人们——凯蒂·帕特森、作家、媒体、公众——是否还会关心像未来图书馆这样的项目。

他们会吗？未来的人类可能已经失去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他们很可能会认为砍伐树木造纸是一种严重的道德过失，并且严厉地评判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因为过去的作者偏离了我们的法律、社会和道德规范而评判他们一样（在参与者中，只有韩江对砍伐树木的想法表示悲伤）。未来可能会谴责“未来图书馆”，认为它是破坏地球的一代人的典型产品，理由是该项目在旅行和建筑方面的碳排放成本很高，种植一些树木并不能弥补整个项目给环境带来的沉重足迹。

因此，未来图书馆必须希望未来的读者会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他们愿意与过去的人接触，并且几乎肯定会认为过去人们的行为存在极大不足。这是未来图书馆所需要的最大信任：信任未来对我们的批判将不会那么严厉，虽然它有理由这样做；或者它至少会欣赏和保存我们的文化创造，尽管以未来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创造仍有不足。

这种信任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文化史其实是一场破坏史，由山体滑坡和火山喷发等环境灾难，以及外国侵略者和殖民者出于无知和恶意的行为导致。但文化本身也被后来者摧毁了，他们受制于新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些抹去纳芙蒂蒂名字的编年史家们可能真的对新的阿顿崇拜感到不安，就像在中国，儒家学派的认同者真的觉得佛教僧侣在逃避对国家的责任一样。同样，中世纪的基督徒也无法想象将异教徒希腊人、罗马人放在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位置。在这些与其他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暴力的性质和程度存在重大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除了无数人丧生外，它们还导致了对文化的蓄意破坏。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从贯穿文化的破坏史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新的法律打击了公然盗窃，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在归还在殖民主义时期被拿取，在可疑的情况下获得，或者被直接盗走的文物。我们熟练地通过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和基层倡议保护文化，同时也更加关注非物质的文化习俗，如舞蹈和表演传统，以及从教师到学生，从个人到个人之间口口传授的其他形式的知识。这些都是处理文化方面的重大成就，需要不懈地促进和更广泛地实施。

然而，文化保存的更大教训却更难学习，因为过去会不断挑战我们最珍视的观点和价值观。本书中提到的每一篇文字或每一件物品都幸免于自然灾害与人为损害所造成的毁坏。尽管它们所处的社会与发现和保护它们的社会很不一致，但仍然得以幸存下来。在中国幸存下来的佛教典籍和佛像也是如此，虽然它们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和道家习俗相悖。与之相似的是，即使希腊哲学家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他们也仍然能够在巴格达幸存下来。同样，一批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其数次复兴过程中，也准备好要重新认识古典作品，即使其作者是异教徒。这种做法就像阿兹特克人忽略彼此不同的信仰，将以前文化的各种物品纳入他们自己的仪式中一样。同样，圣多明各的反抗人士也运用了启蒙思想，尽管这些思想来自奴役他们的国家。类似情况下，前欧洲殖民地的居民为了实现独立而重新利用欧洲文化的元素，比如索因卡运用的正是希腊悲剧。

《图书馆员》第一季（2014）剧照。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文物和习俗仍然得以幸存，尽管对那些确保其生存的人来说，它们可被视为威胁。这些物品无疑是对任何关于文化纯粹性的想法的挑战。文化史再三表明，纯粹主义者和清教主义者，无论其理念如何追求无垢美德，才是最有可能从事文化破坏行为的人。

纯粹主义者还通过限制从过去和其他社会中获取意义的机会，剥夺了他们自身文化的宝贵资源。文化繁荣发展取决于各种表达形式和意义建构是否随手可及，也取决于其可能性与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文化的接触增加了这些选择，也刺激了文化的生产和发展。相比之下，那些致力于保存文化纯粹性的人往往会拒绝替代方案，限制文化可能性，并在文化融合实验过程中扮演监察角色。过去的某些方面因不符合他们的狭隘标准而遭到忽视和贬低，他们对此采取了纵容和鼓励的态度，这样一来，他们也使自己的文化变得贫乏。

一直寻求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交流

今天对文化借用和所有权的疑虑不仅源自贯穿人类文化的暴力历史，还受到对社交媒体怎样使文化传播看来毫无障碍的焦虑影响。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最近的一波“浪潮”——不是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而是英文称为“the Korean Wave”或“Hallyu”的“韩流”。它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互联网一起出现，并在2012年达到顶峰，标志事件是韩国说唱歌手、制作人PSY发行了名为《江南Style》的音乐视频。《江南Style》以首尔最富裕的江南区命名，拍摄了赛马马厩和摩托艇，但这些奢华场景之间也交织插入了破旧的高速公路、一辆随意装点着迪斯科球的普通巴士，还有坐在马桶上的PSY等镜头。该视频是第一个在YouTube上吸引超过10亿次观看的视频，这要归功于它的轻佻世故、对“坎普”（camp）文化的欣然接纳，以及有趣的拍摄场景：PSY在高档环境里喝咖啡，在地板上或电梯里身处一个男人的双腿之间做出贴身磨人的舞蹈动作。

“韩流”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观众，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基于对摇滚、爵士、雷鬼和非洲节拍等多种风格的混合。它的音乐特色依赖于带有沉重节拍的节奏蓝调（R&B）舞曲，旋律桥段和“柔和”的说唱插曲，主要用韩语演唱，偶尔有英语短语（如“Gangnam style”）。这些视频通常以同步的舞蹈动作为特色，这在美国制作的流行文化中不太常见，但在包括宝莱坞在内的其他文化中广为人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存在的东西：英美流行和说唱文化中经常出现的暴力和淫秽。（K-pop作为“洁版乐趣”的形象也解释了K-pop歌手在违反粉丝对道德诚信的高度期望时必须忍受的激烈反应）

K-pop的崛起伴随着对韩国文化的强烈反对，还有很多人说它根本不是韩国文化。虽然K-pop确实不代表传统的或典型的韩国艺术（就像《神奈川冲浪里》不代表传统或典型的日本艺术一样），但K-pop在韩国女子团体中的确具有深厚根基，其中还包括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军事基地表演的团体。这些充满活力的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他们在韩国军事独裁统治期间设法逃避审查制度，尽管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种文化形式似乎已经衰落。

韩国流行音乐的浪潮实际上是从复兴开始的。韩国于1987年恢复文官统治，政府开始支持其新兴的文化产业。首个获得巨大成功的组合是“徐太志和孩子们”，紧随其后的是其他的男子乐队和女子团体。1997年金融危机后，K-pop再次重塑自我，也有了更多的英文名称和英文作品标题——就在那时，“K-pop”取代了“Hallyu”（根据中文“韩流”发音而来）成为新现象的标签——在日本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观众，在澳大利亚、拉丁美洲、部分非洲地区、北美和欧洲也迅速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观众。（我记得有一次在奥斯陆，我和挪威朋友坐在早餐桌旁，发现他们最小的孩子正在仔细阅读一本韩语教科书，这个12岁的孩子在早餐前独自学习韩语，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偶像）

值得指出的是，早已蔓延到电视剧和电子游戏的K-pop浪潮发生在抖音兴起之前。抖音让我们现在发觉自己真正生活在一个“江南世界”里。这一点在视频所激发的无数模仿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收视率最高的模仿视频里出现了一组动画水果和蔬菜，由“烦人的橙子”（实际上也真的很烦人）主唱，以及不可避免的《枪手style》（“Gunman style”），其中出现了持枪牛仔。还有《约翰逊style》，以此纪念美国宇航局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建立的约翰逊空间站，虽然以受欢迎程度而言，这段视频与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中的逐个镜头翻拍版本相差甚远。这些模仿品说明了K-pop国际粉丝群的创造力，其中仅来自马来西亚的模仿品就有40多个。最近，K-pop歌手已经跨界进入视觉艺术领域，而来自“防弹少年团”（BTS）的V（金泰亨）还利用他们在东亚戏剧和表演传统中的深厚历史，在表演中使用了面具。

“你好啊，我来过这里”

文化“共享”是否有点过火了？我不这么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可能在“好的”和“坏的”分享之间划清界限；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在隔离或流通、纯粹或混合、占有文化或分享文化之间做出选择。流行艺术具有多种功能，其中之一便是检索在某个特定时间的文化传播方式。《江南Style》捕捉到了消费文化和全球化的重要信息，让与它一起成长的观众了解相关形象。虽然我们不需要将每一种形式的文化流动、每一次复兴行为和每一种互联网现象都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但K-pop很好地提醒我们，文化历史的轨迹会更加倾向于流通和混合。

如果我们想支持和维持文化创新，就需要用上一切可用的手段。与人类生活中与生俱来的生物进化不同，文化永远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取决于每一代有责任保护和复兴文化的人，包括考古学家、博物馆馆长、图书馆员、艺术家和教师……具体来说，这取决于他们激励未来后代（包括世界各地的《我的世界》玩家、学习韩语的K-pop粉丝）的能力。

《我的世界大电影》（2025）剧照。

时至今日，这些教师和中介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这个时代，大学作为负责保护文化的机构之一，往往专注于技术和其他“STEM”学科。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人文学科正在衰落，但将其归咎于其他人并不足够。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来自我们自己。在推广多元的文化史方面，我们这些人文主义者并非总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我们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读者、家长和学生，他们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受众（在我的大学，2021届新生中只有8%的人宣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艺术和人文学科）。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赢回广大群众，设法将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和动人之处传达给下一代，保持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宝藏的活力，艺术和人文学科就会蓬勃发展。

艺术和人文学科可以做出的贡献还有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痴迷于技术创新，还承诺说解决我们最紧迫问题的突破性方案指日可待。但是，我们无法用技术方法走出当下最为激烈的冲突，因为这些冲突基于身份冲突、利益冲突和对立信仰的古老问题。这些冲突只有在我们深刻理解文化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而这只能通过人文学科提供的工具来实现。

过去的文化是新文化生长的土壤——从“农业”（agriculture）这个词中借来的“文化”（culture）一词有其因由。文化需要被照料，其途径就是将生活在今天的人类、我们的祖先以及彼此之间联系起来，以便创造意义的工作能够得到延续。我们需要所有能找到的文化资源来面对我们并不确定的未来，其中包括战争、移民和气候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破坏，正如未来图书馆所记录的那样。

在未来图书馆的参与者中，有几位受到该项目的启发，开始思考文化的悠久历史。阿特伍德一路追溯它的遥远起源，从而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结论：

我把这种相遇——在我的文字和迄今尚未存在的读者之间——想象成我曾经在墨西哥洞穴的墙壁上看到的红色手印。它已经在洞穴中密封了300多年。现在谁能破译它的确切含义？但它的一般含义是普世的，任何人都可以读懂它。它说：“你好啊，我来过这里。”

本文选自《文化的故事》，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美国]马丁·普克纳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