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学史上最憋屈的“背锅侠”——武大郎。一提这名儿，您脑子里准蹦出几个画面：三寸丁、谷树皮、卖炊饼、戴绿帽、被毒杀，最后还成了“矮矬穷娶美妻”的悲惨代名词。可您要是真信了《水浒传》里那一套，那您可就把河北清河县那位真实的武大郎县令，和他那贤惠的潘夫人，给冤屈
《水浒传》里的武大郎，形象之惨，堪称古典文学“矮矬穷”的巅峰：外形极致丑化： “身不满五尺”（不到1米5）， “面目狰狞，头脑可笑”，浑号“三寸丁谷树皮”（形容又矮又丑像枯树皮）。这描写，搁谁身上都是暴击。职业卑微： 走街串巷卖炊饼（馒头或烧饼），小本生意，勉强糊口。婚姻“不配”： 偏偏娶了个如花似玉、颇有姿色的老婆——潘金莲。这组合本身就成了市井笑谈，也为悲剧埋下祸根。性格懦弱： 面对老婆的嫌弃和街坊的闲话，唯唯诺诺，敢怒不敢言。发现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奸情，想捉奸却反被西门庆一脚踹伤。结局凄惨： 被奸夫淫妇下毒（砒霜），灌入他口，再用被子活活闷死。死后还被火化，毁尸灭迹。亲兄弟武松回来报仇，才得以沉冤昭雪（虽然手段也极其惨烈）。施耐庵妙笔生花，把一个底层小人物的卑微、不幸与悲惨死亡写得入木三分。武大郎成了“窝囊”、“不配”、“倒霉”的绝对象征，潘金莲成了“淫妇”、“毒妇”的代名词，西门庆则是“奸夫”、“恶霸”的典型。这“铁三角”的故事，成了市井坊间最津津乐道的“丑闻”与“警世恒言”。
晴天霹雳：河北挖出的七尺棺木与墓志铭。时间跳到1946年。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武家那村（古称孔宋庄），发生了一件震动当地的大事。村民们要挖开一座相传是“武大郎”的古墓（当地一直有传说，但真假难辨）。当棺木出土时，所有人都傻眼了！棺材里躺着的遗骨，身高竟在1米8以上！ 这哪是什么“三寸丁谷树皮”？分明是个高大魁梧的汉子！更关键的是，墓里还挖出了一块墓志铭。上面清清楚楚刻着墓主人的身份和生平：名讳：武植，字田岭。 这才是武大郎的本名，“大郎”是排行。身份：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的进士！ 货真价实的读书人，国家精英。官职：曾任山东阳谷县县令！ 正七品的“百里侯”，掌管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评价：为官清廉，兴利除弊，深得民心。 墓志铭记载他体恤民情，做了不少好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贤良淑德。 并非什么丫鬟出身，更非淫妇。夫妻二人感情甚笃，育有四子。这信息量，不亚于在清河县扔了颗炸弹！ 传说中的“三寸丁、卖炊饼的”武大郎，真实身份竟然是身高八尺、进士出身、堂堂县令！他的夫人潘氏，也是知书达理、品行端正的贤内助！这跟《水浒传》里的描写，简直是云泥之别，完全颠倒黑白！
千古奇冤：一场因“拒助好友”引发的“文字狱”。那么问题来了：施耐庵是明朝初年的人（约生活在元末明初，早于武植生活的永乐年间），他写《水浒传》时，武植可能还没出生或者刚出生不久。他怎么可能未卜先知，把一个清官写成那副惨样？而且时间、地点（阳谷县）、人物关系（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又高度重合？这绝不是巧合！根据武家那村世代相传的说法以及学者考证，一个令人啼笑皆非又无比心酸的“冤案”脉络逐渐清晰：落魄书生求资助： 武植（武大郎原型）少年时家境贫寒，但聪慧好学。在赶考途中或早年落魄时，曾得到一位同乡好友（一说姓黄，一说姓王）的慷慨资助。这位好友对武植有恩。金榜题名任县令： 武植发奋苦读，终于考中进士，被朝廷派到山东阳谷县当县令。这消息传回老家清河，乡亲们都替他高兴。那位曾经资助过他的好友，听说昔日穷兄弟当了县太爷，心中大喜。他当时可能家道中落，或者惹上了什么麻烦，日子过得非常不如意。于是，他千里迢迢从清河跑到阳谷县，想找武植“叙旧”，实则是希望武植利用职权：给他安排个肥差（做官）。或者给他一大笔钱，接济生活。或者帮他摆平麻烦。
武县令的“不近人情”： 武植是个清官，也是个讲原则的人。他热情接待了这位故友，好酒好菜款待，留他在府上住了好些日子，叙旧情，谈往事。但是，当好友提出那些“非分要求”时，武植婉言拒绝了。他的理由很正当：官职乃朝廷公器，岂能私相授受？（不能随便安排你做官）公款是百姓脂膏，岂能挪作私用？（不能拿公家的钱给你）违法之事，本官更不能徇私枉法！（不能帮你摆平非法之事）武植可能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一些钱送他做盘缠，劝他回家安心过日子。
恩变仇，好友的怨毒： 满怀希望而来，却“两手空空”而归（他认为武植给的盘缠远远不够“报恩”），这位好友心态彻底崩了！他觉得武植是“忘恩负义”、“一阔脸就变”、“瞧不起穷哥们儿”。巨大的失望和怨恨吞噬了他。泄愤造谣，极尽污蔑： 在返回清河的路上（以及之后），这位被怨恨冲昏头脑的好友，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文采”（能资助武植读书，自己应该也读过些书）：把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武植县令，编排成又矮又丑的“三寸丁谷树皮”。把武植勤政为民的工作，贬低成走街串巷“卖炊饼”。把武植贤惠端庄的妻子潘氏，污蔑成风流成性、谋杀亲夫的“淫妇潘金莲”。凭空捏造出一个勾结潘金莲、毒杀武大郎的恶霸“西门庆”（西门庆可能影射当地某个与武植有过节的大户，或是纯粹虚构）。
把武植的死亡（正常病故），编排成被毒杀、被火化的凄惨结局。他编造了极其不堪的细节，把这些谣言编成段子、快板、顺口溜，沿途四处散播，极尽污蔑诋毁之能事。目的只有一个：搞臭武植的名声，让他遗臭万年！“巧遇”施耐庵，谣言成“经典”： 无巧不成书。当时，施耐庵可能正在山东、河北一带游历、收集创作《水浒传》的素材。他听到了这些在民间流传甚广、情节离奇、极具戏剧冲突的“八卦”。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敏锐地觉得这些素材太“精彩”了：矮丑夫、美艳妻、奸夫淫妇、谋杀亲夫……这简直就是天然的小说桥段！为了增加故事的真实感和地域特色，他直接采用了“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的名字和“阳谷县”的地名，将这些道听途说的谣言，经过艺术加工，写进了《水浒传》中关于武松故事的核心情节里（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的起因就是为兄报仇）。
《水浒》成书，谣言“坐实”： 《水浒传》是什么书？四大名著之一！影响力太大了！它一经流传，立刻风靡全国。施耐庵的生花妙笔，把武植、潘氏彻底钉在了文学的耻辱柱上。“武大郎”、“潘金莲”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了无法撼动的“文化符号”。而武植夫妇真实的历史和清名，则被彻底掩盖、遗忘。一场因个人私怨而生的恶意造谣，借助文学巨著的传播力，演变成了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文化谋杀”！
迟来的昭雪：石碑无言，人心有秤。武家后人对此冤屈，数百年来一直口耳相传，悲愤不已，但人微言轻，无力对抗《水浒传》的巨大影响力。直到1946年，武植墓和墓志铭的出土，才以最有力的实物证据，为这对蒙冤数百年的夫妻正了名！武植祠堂与壁画： 如今在河北清河县武家那村，建有武植祠（武大郎祠）。祠堂里供奉着武植和夫人潘氏的塑像。更珍贵的是祠堂墙壁上的一幅古壁画。据说是武植后人根据记忆所绘，生动描绘了武植真实的一生：少年苦读、金榜题名、高中进士、荣任县令、夫妻恩爱、勤政爱民的场景。画中的武植，高大英俊，气宇轩昂；潘氏端庄秀丽，温婉贤淑。与《水浒传》中的形象判若云泥。施耐庵后人的歉意： 据说，武植墓志铭出土的消息传出后，施耐庵的直系后人（生活在江苏）曾专程赶到河北清河县武家那村，在武植墓前长跪不起，表达深深的歉意。他们为祖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轻信谣言，对武植夫妇造成的巨大名誉伤害感到痛心。这迟来的歉意，令人唏嘘。
一口炊饼噎了六百年。武大郎的故事，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令人心酸又极具讽刺意味的“冤案”：一个真实的清官、进士、高大丈夫（武植）。一个真实的贤妻、淑女、县令夫人（潘氏）。因为一场忘恩负义者的恶毒造谣。碰上一个寻找素材的文学巨匠（施耐庵）。被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水浒传》）所采用并放大。最终被塑造成“矮矬丑、卖炊饼、戴绿帽、惨死”的窝囊废武大郎，和“淫荡、狠毒、谋杀亲夫”的潘金莲。这口文学与谣言共同铸就的“黑锅”，沉重地压了武植夫妇六百年，也扭曲了无数人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
当我们再调侃“武大郎卖炊饼”或“潘金莲”时，不妨在心底多一分清醒：历史与文学之间，往往横亘着巨大的沟壑。真实的人生，可能远比小说更曲折，也更无奈。那河北清河县出土的七尺棺木和斑驳的墓志铭，无声地诉说着一个被篡改的清白。而那位因一时泄愤而造谣生事的好友，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恶毒谎言，竟能借文学巨著之力，穿越数百年时光，将恩人钉在如此不堪的耻辱柱上。武大郎的冤屈，是历史开的一个残酷玩笑，也是对“人言可畏”、“众口铄金”最深刻的警示。下次吃炊饼的时候，别光顾着笑，想想河北那位身高一米八的武县令，和他那贤惠的潘夫人——他们的清白，不该被一口文学化的“炊饼”，噎了整整六百年。
来源：古韵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