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诞生于印度，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于阗或疏勒传入。文献记载，西去求法的高僧，无论是法显、还是玄奘，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残存于游记、史书中的只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2019年7月，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手部残片。

2022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左二）带领考古工作队员讨论出土文物情况。

佛教诞生于印度，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于阗或疏勒传入。文献记载，西去求法的高僧，无论是法显、还是玄奘，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残存于游记、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
因此，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这座地处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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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实证

一百多年前，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此后，在我国第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但遗址范围、布局、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
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来，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课题，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黄牛和马骨，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
“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提供了考古证据：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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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刹探源续写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以海量文物为线索，完成历史拼图，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结合古籍记载，以及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泥瓦、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
文献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州人士”。李文瑛介绍，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认为，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专家有了更多发现。
肖小勇认为，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此外，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024年10月,《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复，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
成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军说，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全面、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价值，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研究、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图均据新华社

来源：树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