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评判一位贤才的功绩与学识向来是多维度且复杂的。对于某些杰出人物而言，其相业与学术成就往往能在历史的坐标中留下深刻印记。就如我们所探讨的这位人物，他的相业之辉煌，实可迈过张九龄与裴度，达到一个更为卓越的高度。

相业迈曲江江陵而上。

学术在新安安定之间。

——吴珍挽张之洞

在历史的长河中，评判一位贤才的功绩与学识向来是多维度且复杂的。对于某些杰出人物而言，其相业与学术成就往往能在历史的坐标中留下深刻印记。就如我们所探讨的这位人物，他的相业之辉煌，实可迈过张九龄与裴度，达到一个更为卓越的高度。

张九龄，世称曲江公，在唐玄宗时期曾官至宰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洞察世事，曾预言安禄山必反，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在他为相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政策，如注重人才选拔，提拔了不少贤能之士，使得朝廷人才济济。然而，即便如此，我们所论及的这位人物，其相业却能超越张九龄。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有着更为独到的见解和举措，或许是在经济改革上大刀阔斧，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商业繁荣、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国家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又或许是在外交事务上纵横捭阖，以高超的智慧和谋略化解了诸多边境危机，为国家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裴度，即江陵公，他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为将相二十余年。他在政治上力主削藩，坚决打击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在平定淮西之乱中，他亲自督战，运筹帷幄，最终取得了胜利，使唐朝一度出现“元和中兴”的局面。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为朝廷举荐了许多贤才。但相比之下，我们所说的这位人物，其相业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他可能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完善了国家的行政体系，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也可能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力扶持，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文化的传承，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再看其学术成就，处于朱熹与胡瑗之间。朱熹，世称新安先生，他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他的理学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著有《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了儒家经典的重要注释本，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学术体系庞大而精深，涵盖了哲学、伦理、教育等多个领域，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为后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胡瑗，世称安定先生，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在教育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创立了“苏湖教法”，主张“明体达用”，即培养学生不仅要掌握儒家经典的理论知识，还要具备实际的应用能力。他分经义、治事两斋，因材施教，培养了大量的实用型人才。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对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我们所讨论的这位人物，其学术成就处于朱熹与胡瑗之间。他可能在学术研究上融合了两家之长，既注重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又强调知识的实际应用。他或许在哲学思想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也可能在教育实践中，借鉴了胡瑗的教学方法，结合时代的需求，培养出了一批适应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

综上所述，这位人物无论是相业还是学术成就，都有着非凡的表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这是吴珍为张之洞所写的挽联，短短两句话，却高度凝练且深刻地概括了张之洞的一生成就与学术地位。

上联“相业迈曲江江陵而上”，这里的“曲江”指唐朝名相张九龄，他是曲江人，以正直敢言、富有才略著称，在开元盛世辅佐唐玄宗，功绩斐然；“江陵”一般认为指唐朝名相张居正，他是江陵人，推行万历新政，使明朝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 。此联将张之洞的“相业”（这里可宽泛理解为其在政治领域的作为和成就）与张九龄、张居正相比，且认为张之洞的成就超越了他们。这体现出张之洞在晚清复杂动荡的局势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发展近代工业、编练新军等诸多举措，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其政治上的作为和贡献得到了高度评价。

下联“学术在新安安定之间”，“新安”通常代指宋代理学家朱熹，因其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古属新安郡；“安定”指北宋学者胡瑗，世称安定先生。朱熹和胡瑗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学术思想、教育理念等方面有卓越建树。此句说张之洞的学术处于朱熹和胡瑗所代表的学术范畴之间，意味着张之洞在学术领域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和地位，既有着传统学术的深厚根基，又在时代变革中积极吸收新思想、新知识，试图融合古今、中西学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培养新式人才，推动教育和学术的革新 。

整体这副挽联，从政治和学术两个重要维度对张之洞的一生进行了全面且极具高度的总结与赞誉，表达了撰写者对张之洞的深切缅怀和对其一生成就的充分肯定 。

来源：泊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