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学期比上学期紧张多了，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早操、练声、上课、晚自习，每天都是夜里十二点左右才睡。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我从没休息过。我的基础差，时间就比别人宝贵多少倍……尽管这样，我业务上还是不行，我心里整天都是焦灼的。”

“第二学期比上学期紧张多了，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早操、练声、上课、晚自习，每天都是夜里十二点左右才睡。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我从没休息过。我的基础差，时间就比别人宝贵多少倍……尽管这样，我业务上还是不行，我心里整天都是焦灼的。”

这是1977年3月19日，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学习的敬一丹写给家人的信件。除了汇报学习，信里还谈到考试时突然发生地震、靠男生“作弊”帮忙获得妇女节拔河比赛冠军、观看电影《木兰花》……

信纸用的是“清河林业局革命委员会稿纸”。之前4年，敬一丹在黑龙江通河县清河林业局当知青，1976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得以进入大学读书。“走进校园，告别书荒，听到上课铃，眼泪都要下来了，很想把学校的一切见闻感受与家人分享。”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说。

敬一丹在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纪念大会上现场捐赠家书。受访者供图

5月13日，在“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纪念大会暨2025中国家书文化论坛”上，已是知名播音主持人的敬一丹，将这封信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下称“家书博物馆”）。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是家书博物馆的前身，于2005年4月10日启动，2009年落户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成立博物馆。如今，家书博物馆已征集收藏家书8万多封，九成是普通人家书，以及大量照片、日记、证件等延伸物件。

“家藏资料是第一手资料，抢救家书对存史的意义重大。”学者徐庆全说。在家书博物馆常设展览“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上，有一封1985年北京延庆县农民李仲坤写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弟弟的信，“昨天我到镇上买了一个30瓦的吹风机（按，此处指鼓风机），单价29元，现在做饭不用拉风箱了，吃水也不用去担了。”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生活变化的直观记录。

展馆角落处墙上的一封信，每每引来围观。那是1991年，一位去外地出差的父亲，用图画、符号、数字的组合方式给读幼儿园的女儿写的信，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参观者无不拿起手机拍照，并饶有兴致地翻译这封密码式的信。

展馆墙上1991年父亲庄严给女儿写的信。阿尘 摄

家书博物馆实际工作人员只有两人——副馆长张丁和助手张颖杰。20年前，在通讯方式从手写信向电子化过渡的阶段，张丁发起“抢救民间家书”行动，被称为“一场撼动中国人心灵的文化120”。项目经历重重波折，从民间走向官方，规模越来越大，但比起存量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有很多家书流向废品收购站。”张丁对南方周末说。有的珍贵家书被书商发现，进入拍卖市场，成为牟利的工具。今年58岁的张丁为此痛心疾首，又感到力不从心，“我们抢救的速度跟不上家书消亡的速度。”

“人家留了一辈子，为什么给你”

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体育场东侧，从艺术学院大门进去，乘电梯上三楼，就是家书博物馆。展馆旁边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屋子，是张丁的办公室。工作日的早上，他坐一个多小时地铁来上班。助理张颖杰住在河北燕郊，通勤更为辛苦，五点就要起床，先坐火车到北京站，再倒两趟地铁到学校，单程需要两小时。

这是一份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接电话是基本日常，家书捐赠者往往会提前联系，介绍自己的家书，询问有没有价值，担心寄来给扔了。山东一位老人，断断续续“磨了近10年”，才将2000封家书捐赠。“人家留了一辈子的东西，为什么轻易给你呢？这是正常的。”张颖杰说。

几乎每天都有信件来，各公司快递员都是熟脸，对外公布的通信地址直接写家书博物馆，不用标明几楼几号。还有老人会直接上门送信，接待也是重要工作。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位老人，曾在外贸部工作，家里珍藏有数千封信件，他曾拖着买菜的小车，突然出现在办公室，捐上几包。

信件收到后，需要一一拆封、清点、登记，再和捐赠者确认，签订捐赠协议，重要的一条是“是否同意公开”，然后颁发收藏证书。“20年来，我们没有出现过一次法律问题。”张丁说。

张颖杰在展厅整理家书。受访者供图

电子邮件也是捐赠者和工作人员联系的方式，并常有意外收获。2024年，家书博物馆偶然收到一批重要家书——去台老兵王德耀与大陆妻子刘谷香的300封情书以及142张老照片。这批家书写于1948年至1984年，多达200万字，是两岸亲缘的珍贵档案。

早在2010年，这批家书就被媒体曝光，引起张丁关注。他曾给家书作者所在地的有关部门发函，商谈捐赠事宜，没有得到回应。2023年，东南卫视筹备一部关于两岸家书的纪录片，来家书博物馆调研，张丁推荐了王德耀家书，后来拍成1集。因为名气很大，张丁以为家书早被哪家单位收藏了，没想到一直在家属手里。

到了2024年，家属想捐赠家书，一开始给福建的一家博物馆发邮件咨询，等了几天没见回复，又联系了家书博物馆。第二天早上，张颖杰按照习惯打开电脑，看到新邮件，惊奇不已。张丁立刻联系家属，敲定了捐赠细节。

这时，前一家博物馆才发现邮件，已经迟了。张丁答应对方，以后可以共享电子版。

2016年，以黑龙江卫视《见字如面》的热播为标志，中国电视界掀起一股读信节目热潮。《见字如面》在策划阶段，导演关正文就带团队到家书博物馆参观，和张丁一起讨论方案，第一季有6封信是张丁推荐的。演员张涵予朗读的志愿军团长宋云亮写给妻子的信，“朝鲜停战签字了，也停火了”，就是其中之一。

央视一套的《信·中国》，福建卫视的《中国情书》，也都请张丁做顾问。参与这些项目是免费的，只是出现在片尾鸣谢名单里，张丁不以为意，“通过节目让大家知道家书的重要性，家书文化重要了，我们家书博物馆不就重要了嘛，这不是钱的事。”

已故翻译家杨苡是读信节目的观众，由此知道有个家书博物馆，曾让女儿赵蘅有空去看看。赵蘅是画家、作家，2024年5月到人大艺术学院参加一个画展活动，家书博物馆就在楼上，她突然记起了母亲的话，顺便上去看了。听了张丁的介绍后，对他的坚持很感动，“互相很谈得来”。

人大馆长李贞实，之前是人大孔子学院工作办公室主任，上任后积极推动中国家书“走出去”，正筹备在德国莱比锡孔子学院举办展览。而赵蘅的父亲、翻译家赵瑞蕻，曾在1953年被派往莱比锡大学（当时叫卡尔·马克思大学，属民主德国）任教，和家人之间有很多通信，被邀请参展。

2024年10月25日，“亲爱的，你好——中国传统家书展”在德国莱比锡开幕，共展出15组36封家书，其中8封是赵蘅和父亲的通信。父亲出国那年，赵蘅8岁，刚学会书写，“那是我的第一篇作品”。1956年，赵蘅和母亲、弟弟也前往民主德国和父亲团聚，1957年一起回国。

作为家书当事人，赵蘅随李贞实、张丁一起来到莱比锡，故地重游，还见到了儿时的德国朋友玛丽。两人都已至耄耋，她发现玛丽竟然保存着自己回国后给她家写的信，“这是我到德国的大收获，一切都觉得非常妙。”

赵蘅有珍藏旧物的习惯，“家里的信一包一包的，抽屉都装满了”，很多是父母和现当代文化名人的通信，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珍贵史料。“手写的东西牵着人的呼吸，人的热度，人的情感的流淌，当时情绪的好坏，这是不可复制的。”赵蘅对南方周末说，“家书是另一种历史。”

德国莱比锡中国传统家书展，赵蘅（左一）向来宾介绍自己的家书故事。受访者供图

家书有了“家”

在张丁办公室的书柜里放着一本书——安德鲁·卡洛尔所编《美军战争家书》（War Letters），他称之为“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导火索”。

2004年12月10日，上班途中的张丁，听到北京新闻广播播报了一条消息：一位美国年轻人在三年时间里征集到5万多封军人家书，从中精选了约200封编成书出版，连续17周位居纽约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这本书由昆仑出版社引进出版，是首次被译成其他语言，安德鲁·卡洛尔还到北京亲笔签字授权。

张丁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活动能力强，在校时曾担任班长、研究生团总支书记等。毕业后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后来又考入中央电视台。当时他正在央视二套《艺术品投资》做编导，该节目在2003年推出的周末版《鉴宝》，火爆全国。张丁在工作中发现“民间藏龙卧虎，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书信。

当天下班回家后，他很不平静，“直观地感觉到，这事可以移植到中国来”，便连夜写了一份策划书。当时通信方式正从手写信向手机、互联网过渡，很多书信被作为废品扔掉，所以项目叫做“抢救民间家书”。

张丁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启动资金15万元，由他和另外两个有兴趣的朋友各出5万元，计划是先征集，再编书出版，良性循环。

权威性是获得捐赠者信任的基础，规格要高，“做不到极致，就没有号召力”。首先是找合作的主办单位，张丁多年来在工作中积累的人脉开始发挥作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位副馆长，是他的前同事，非常支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目标相同，听了介绍后，第一个在协议上盖了章。再加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这就有三个“中字头”合作单位了。

同时还要有新闻性，只有把消息扩散出去，才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张丁联系了一报一刊——《中国文物报》可以让人觉得家书有文物性质，《炎黄春秋》杂志主要受众为中老年群体，是家书的主要保存者。

为壮大声势，张丁还邀请文化名人一起倡议。这个过程很顺利，去301医院找季羡林，马上同意了；去家里找任继愈，也同意了；给王世襄打电话，也可以……恰逢中国文联在京西宾馆开会，张丁来到会场，等在门外，趁与会者出来休息时，递上倡议书，又拿到了刘兰芳、姜昆、吴雁泽、殷秀梅等大众名人的签字。最后共收集到46位倡议人的签名。

2005年4月10日，项目启动仪式在政协礼堂举办。任继愈在现场发言说：“这个事情非常地及时，也非常必要，我愿意积极参加。”

事件很快成为新闻热点。当时发行量高达910万册的《读者》杂志刊登了两期征集启事。带动家书项目广泛传播，不少捐赠者后来表示，正是看到《读者》，才知道自己家里那些尘封的信件是有价值的。

4月12日，组委会收到了第一封家书。山西一位农民1980年代末到北京探望儿子后，坚持要体验坐飞机，回家后写信给儿子描述感受，“我认为太幸福（了）。飘飘当当〔荡荡〕一个多小时空中生活，这是一生经过了一件事。”仅第一个月，组委会就征集到4150封信件，那些散落的家书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家书藏品保存在一个个档案盒中。受访者供图

盛大的“喧嚣”过后，具体的事务需要人来做。初期和张丁一起工作的三个朋友，各自有工作和生活，逐渐退出，张丁不得不招聘员工帮忙。

面试的第一个人就是张颖杰。当时她23岁，从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饲料公司工作，很清闲，“我一点不怕忙，怕没事干”，想换一份工作。张丁觉得她“热情，朴实”，她觉得这件事自己能干，也没想太多，很快就入职了。没想到，一干就是20年。

征集家书随时要有人接电话，接待捐赠者，起码需要两人换班。2005年8月，张丁决定从央视辞职，全力投入抢救家书项目。

15万元“天使投资”快花完了，又没有了稳定的收入，压力很快到来。张丁想抓紧把第一本书编出来，为项目回血。他仿照《美军战争家书》，精选出一批书信，采访当事人或家属，挖掘背后的故事，而不是单纯展示信件。

想要合作的出版社有二十多家，张丁选择了唯一能提前预付稿酬的一家出版社。书名定为《家书抵万金》，并请季羡林题签。张丁满怀信心，“如果第一本成功了，马上就有第二本。”

2006年1月，新书上市，并没有迎来期待的畅销。出版过程中也出现技术问题：封面印刷偏色，校对不专业，出现错别字，甚至把人物的出生年月写错了。捐赠者找到张丁，很生气。张丁借了2万块钱，重印了1000册，送给捐赠者，“2万块稿酬又搭进去了，一分钱没赚到。”

那是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最困难的一段日子，房租拖欠了8个月。“吃饭时不敢去食堂，害怕被物业看到了催缴房租。”张颖杰回忆说。当时媒体对此的报道标题是《抢救中国民间家书工程面临夭折》。

“比盖两栋大楼都有价值”

早在项目启动之初，张丁就认为民间家书最好的归宿是建一个“家书博物馆”。这件事靠个人力量难以实现，出路是找一个平台合作。这时候，张丁注意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新世纪初的人大是推动传统文化研究的排头兵，校园里竖起高校第一座孔子像，创办国学院，推动传统节日设为法定节假日……张丁托熟人向学校递交了《中国家书博物馆建馆方案》。

2006年11月，时任人大副校长兼档案馆馆长冯惠玲带队到家书组委会办公室考察，“看到密密匝匝的几排柜架中放满了不同时期的家书，听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藏品”，当时就很感兴趣，初步交流了合作设想。

一个民间机构要加入高校，牵扯到方式、身份、资金等诸多问题，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项目依然面临生存压力。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给张丁介绍了一个拍片子的活，劝他别干家书了，“领导不重视，因为政绩不考核；企业家不重视，因为没有效益，你搞它有啥意思。”张丁思考了很长时间，决定还是得继续做，征集来的这些家书，不能扔了。

《收藏界》杂志创始人高玉涛伸出了援手。高玉涛是张丁在《艺术品投资》工作时认识的朋友，邀请张丁和张颖杰去自己那里工作，帮杂志策划活动，他来发工资，同时允许他们继续做家书项目。

转机发生在2008年9月，人大成立了校博物馆，意识到藏品的重要性，再次约见张丁，合作开始实质性推进。张丁以正式员工身份调入，继续负责家书征集和研究，张颖杰也受聘进校工作。但家书博物馆暂缓，先成立“家书研究中心”，张丁任主任。

2009年5月7日，随着一辆“好运来”货车驶进校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正式落户人大，已征集到的数万封家书，全部由人大博物馆收藏。“在我看来，他到人民大学不是来‘上班’，是为保护和弘扬家书文化而来。”冯惠玲说。

刚到人大没几天，张丁就办了件大事。5月22日，他从报纸上看到“陈独秀等致胡适”13通信札将公开拍卖。研究家书多年的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史料。校博物馆初成立，缺少重量级文物，他想争取过来。

1920年5月7日，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的信。受访者供图

为了向校领导说明信札的价值，他特意请人大文学院院长、鲁迅研究专家孙郁一起汇报。到了最后拍板时，张丁记得，电话那头，校长问孙郁，这个到底价值有多高？孙郁说，这比您盖两栋大楼都有价值。

恰好人大党史系两位从事房地产的校友，想为学校捐一笔钱，愿意参与竞拍。开拍前，大家预估标的价格在300万元左右。到了现场，从25万元起拍，很快就到了300万元。参加的校领导有些犹豫，校友举到490万元时停了。最后落锤在495万元，由北京一位民间收藏家竞得，加上佣金共554.4万元。

从拍场出来后，张丁和校友一起吃饭，详细聊起信札的情况。校友遗憾说，早知道这么重要，再贵都要拍下。张丁熟悉拍卖行业，说还有机会：文物保护法里有一条“国家优先购买权”，即珍贵文物可以由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离拍品交接还有一周，有时间挽救。

大家赶快行动，向国家文物局打报告，文物局给嘉德公司发函，终于在最后一天以原拍价格获得这批信札。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参加了交付仪式。这也是文物保护法自2002年修订后第一次使用“国家优先权”。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堪称人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张丁看来，“它的示范作用很大，提升了民间家书的价值。”而出钱的校友便是“家书捐赠人”。

多年来，张丁心心念念的是建立家书博物馆，多次向学校打报告，甚至发动捐赠者给校领导写信。到了2015年，条件终于成熟，国务院发布《博物馆条例》，“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设立博物馆”。2016年4月1日，家书博物馆经人大校长办公会批准设立，和校博物馆“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2025年6月初，家书博物馆展厅。阿尘 摄

现在，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仿真件）是家书博物馆“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的重要展品。如果没有讲解，普通参观者可能意识不到它们的价值，但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其中一封钱玄同致胡适的信件，采用的是横排写法，还有标点符号，迥异于此前书信的竖版格式。

据学者研究，它很可能是现存书信中使用现代横排并标点书写最早的文物，见证了“新文化运动”带给书写的重大变革。

“我们需要一支队伍”

家书博物馆是北京市31个“廉政教育基地”之一，也是重要的“文化地标”，2024年共接待参观团体418批、12105人次，最多的一天接待了12家单位。参观团体需要提前预约，有的约不上，甚至去找校领导打招呼。

人多了，忙碌的张颖杰倒是颇感骄傲，无论什么团体，“来了得听我安排”。博物馆从学生中招聘培养了一批志愿讲解员。历史学院考古系研究生刘子劼，从大一时就报名志愿者，如今已讲解了5年。作为一名00后，他在生活中并没有写过信，但喜欢研究书信背后的历史，主动查资料丰富讲解内容，“书信是以小见大，只有和背景联系在一起，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有些重要的团体，张丁要亲自接待讲解，便会占据研究家书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博物馆首先要开放，第二要有人来，开着没有人来，既浪费也失落。”

办公室只要有人，门就敞开着，随时欢迎捐赠者到来。即使下班回家，张丁还是忙家书的事。别的博物馆主要工作可能是研究文物，张丁每天要花大量精力和捐赠者沟通，“人家发一长段话，你不能就回复几句”，有的还要上门拜访。

八十多岁的老人朱甫晓是作家朱企霞的女儿，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书，和父亲约定每周写一封信，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84年朱企霞去世。2023年，朱甫晓将1670封家书捐给家书博物馆。她还想把父女之间的五百多封通信印刷成书，留给亲友，但个人无法完成，求助于博物馆。博物馆人手紧缺，还是答应了老人，请志愿者帮忙，把一封封信件录入word文档，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

86岁的朱甫晓在儿子陪同下来到家书博物馆捐赠家书，张丁（右一）接待。受访者供图

2011年，张丁获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奖”，颁奖礼在无锡举行，住在苏州的老人姚美家带着礼物，坐了两小时车来看他。姚美家在2005年就捐赠了近千封家书，支持抢救家书项目。那天下着雨，老人家告辞回去，张丁目送她离开，内心一阵酸楚。“其实，站在这里领奖的应该是她。”张丁在感想文章中写道：“将来有条件，我们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表彰对抢救民间家书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

这个心愿在2025年的20周年纪念大会上得以实现，家书博物馆为100位重要捐赠者颁发了“亲情文化使者”荣誉证书和纪念章。“捐赠者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捐赠者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张丁对南方周末说。

张颖杰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选择加入家书项目，是她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接下来还要干。“我把我最年轻的时光都给了家书，再不干下去就太亏了。”

“我们更需要一支队伍。”张丁说。20年里，房地产兴起带来了搬家潮，很多家庭在处理物品时丢弃了家书，那些习惯留藏家书的人也在变老，家书无所依从。因为力量单薄，缺少专门的征集人员，家书博物馆日常事务都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张丁没法去全国各地出差，拜访家书保存者。“我们手上的线索挺多的，有些线索就随着老人的故去断了。”

但要把人力、物力的解决寄托在一个学校身上，也是不现实的。“家书的抢救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靠一个家书博物馆，承担不了这么大的历史责任。”张丁一直在呼吁和推动将抢救家书纳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像民族音乐、民间文学那样上升到国家高度，“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民间家书也在等待自己最好的归宿。敬一丹的家里收藏着一千七百多封家书，时间跨度68年，“被全家人视为精神财富”。捐出家书，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想法。2018年，她来人大新闻学院做讲座，结束后到家书博物馆参观，当场表示将来要给博物馆捐信。

在2025年5月13日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受邀担任主持人的她，履行了承诺，现场捐了4封家书，分别是她小学、知青、大学、研究生时写给家人的信，字迹从稚拙到成熟，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一位女生如何穿越她的青春成长期。

这些信已被母亲装订起来，要剪开装订棉线才能取出。“剪子下去了，泪也下来了，舍不得，但值得，家书放在博物馆，留给后人，留给社会，这是有价值的事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阿尘

责编 刘悠翔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