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七九年初春，国家统计局报表摞成厚砖，最新普查显示，人口年净增一千五百万，相当于一年增出一个河北。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79年，陈云拍板“一胎化”，当场放话：“准备挨骂，甚至骂我断子绝孙。”

这个决定改变了十几亿人的命运，也拉开了中国最有争议的国家行动之一。

一九七九年初春，国家统计局报表摞成厚砖，最新普查显示，人口年净增一千五百万，相当于一年增出一个河北。

更直观的数字是九亿：人均耕地不到一点六亩，粮食自给率连年压线。

陈云把报表摊开，先看增速，再看城市购粮票缺口，最后停在就业栏，国营厂每年可吸纳的新工段远跟不上高中毕业人数，会议室里没人说话，空气里全是钢笔划纸的细碎声。

陈云的思路很快，二十多年前，他曾支持马寅初《新人口论》，马老主张提前控生，后来因政治环境搁浅。

陈云记住这一幕，也记住多生带来的张力，此刻，他提议把“人口问题”写进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地位与“钢铁、粮棉”并列。

很多人觉得突兀：经济刚迈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何必急着动生育这根敏感神经？

陈云回答：“粮票一张张印得出，地种不出。”句子短，落点重。

数字压力之外，还有国际镜像，联合国一九七八年人口会议公布预测：若无约束，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突破二十八亿。

有人质疑算法，陈云却借势强调风险：“即便减半，也超资源承载。”他同时关注城镇化，城市需要道路、供水、电网，这些都要钢筋水泥。

人口过快聚集，基础设施会被拖垮，工业布局会被挤压，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说：“解决人口才能腾出手脚搞现代化。”

警醒之后是方案雏形，他列出三条底线：粮食自给率不得滑出安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必须低于五，教育经费要跟上学龄儿童数量。

要守住底线，最直接办法是让出生曲线降速，陈云私下给秘书算过账：每年新生儿少一百万，十五年后劳动力增量压低一百万，公共投资就能转去技术改造。

这个推演触发他心里最后的按钮，必须行动，而且要快。

六月，北京入伏，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搬到宽敞的人民大会堂海南厅，李先念先发言，端出折中版本：“最好生一个，条件允许可生两个。”

不少省代表点头，这方案看似温和，便于基层做工作，陈云摇头：“怕骂就别干事，人口不是建议书，得是纪律。”台下安静，纸杯里茶叶浮沉。

争论焦点并非口号，而是力度，陈云提出“五点措施”。

一，大造舆论，三到五年让“生一个光荣”深入人心；

二，立法，把“只准一个”写进条例；

三，完善避孕服务，药具送到村卫生室；

四，给独生子女家庭“看得见的好处”，子女入园、升学、就业优先；

五，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用制度替代传统“养儿防老”观念。

李先念担心过急，“农村老人生计怎么办？”陈云回答干脆：“社保迟早要推，这正是契机。”两人都举数据对冲。

李先念拿出农业部测算：若生育率猛降，十年后劳力总量或低于耕地需要，陈云递上另一组数字：维持五口之家，粮食缺口会线性扩大，双方寸土必争，氛围紧绷。

七月，文件文本初稿完成，标题《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通知》，草稿还留着“最好一个”的表述。

陈云批示：“改，去掉‘最好’二字。”他在旁边加一句手写批注：“政策无需模糊。”手迹被档案人员收进红头文件盒。

八月，国务院常务会最后一次讨论，多数同意一胎，但仍对执行步骤犹豫。陈云索性把话挑明：“准备挨骂，骂几年，总比子孙没饭吃。”没人再吭声，会议记录员把这句原话敲进纪要。

决策通过只是起点，落地更难，传统观念厚重，“多子多福”“人多势众”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国家计生委尚在筹建，基层夯实靠公社、乡镇干部。

许多地方干部心里犯嘀咕：家家户户都熟，一张结扎通知单下去，人情还怎么处？陈云预判到阻力，他提出“干部带头”。

中央直属机关率先签承诺书，省部级领导配偶主动做手术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登出，占据要闻版。

一条新闻标题写得直接：“副部长夫妇响应计划生育，决心生育一胎”。细节简单，冲击够强。

执行还需配套，卫生部紧急向国外采购最新型号的输卵管钳和无创麻醉机，同时加速国产避孕药研发，财政开绿灯，保证药具免费。

陈云坚持“把钱花在刀刃”，预算表注明：宣传与服务经费六四开，不搞花架子，此后三年，全国药具发放量翻四倍，乡村卫生室挂起统一蓝底白字招牌“计划生育服务站”。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刊发。

话很直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次政治动员，也是一道全国政策信号。

之后两个月，27个省区市迅速出台地方性条例，形成统一口径，各地发出同一句话：“从娃娃抓起，从根子断起。”

政府部门开始动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乡村设办事机构，干部配上红袖章，贴着印有“独生优待”字样的海报走村串户，广播、墙报、课堂一齐上阵。

小学教室的黑板报，手工画着“超生可耻”的红叉图案，中学作文题变成“我的独生小弟”，宣传笼罩每一条胡同，每一间办公室。

手段也快，动作也硬，“节育器送下乡，结扎车开到村”成为各地基层干部的工作节奏。

为保证完成任务，有地方实行“包干到户”，干部与村民签“计划生育责任书”，对超生家庭，开始征收“社会抚养费”。

有单位将超生职工开除，取消福利，执行越走越急，民间反应分化，一些家庭送养多孩女儿，有的上户口难，有的遭村干部上门“做工作”。

结果很快显现，198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2.6，1984年降到2.1，城市降得更快，农村也步入下降通道。

政策的威力前所未有，粮票不再紧张，小学入学潮减缓，托儿所一床难求的现象缓解，当年流行语从“养儿防老”变成“独生子有前途”。

国家开始推“独生子女证”，凭证享有优待：入托、升学、就业优先安排，父母可加分评先进。

有的省还规定，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可获一次性补助。“少生快富”的口号，在城乡之间迅速流行。

但副作用也开始出现，男多女少的性别比失衡，在中西部省份尤为明显。

1982年人口普查，男女性别比达到108，国家开始出台“女儿也是传后人”等宣传口号，希望纠正民风，但收效有限。

另一头，老龄人口增长压力悄然露头，六十岁以上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社保制度尚未完备，家庭养老压力仍重。

一胎化带来家庭结构变化：“421”结构（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初现。

中央内部多次开会调整执行尺度，强调“不能搞一刀切”，要“依法管理”，陈云批示：“不能把好政策办坏，方法不对，群众会反感。”

政策短期确实稳住了出生曲线，也腾出了粮食、电力、学位、住房，计划生育，被写进经济发展指标，成为中央治理体系的一环。

时间往后推，1980到2010年，国家享受了30年“人口红利”，也就是：年轻劳动力多，孩子和老人少，社会负担轻。

这30年里，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超过9%，外贸出口、制造业、城镇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储蓄率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快速扩张。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人口政策是背后关键一环。

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报告里写道：“劳动力红利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底层变量。”

国际上，联合国、世界银行都认可中国“控制人口、快速发展”的路径。

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研究中国经验，陈云的那句“限制人口和搞计划经济一样重要”，成了很多人口教材里的引语。

但进入2010年代，情况变了。

老龄化来得比预期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65岁以上人口已达8.9%，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变成13.5%，每7人里就有1个是老年人，劳动人口开始减少，年轻人少、老人多，“未富先老”成为事实。

2015年，国家放开“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同时推出托育补贴、教育费用抵扣、职场保护等支持政策。

但生育率没有起色，2023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仅约1.0，处于极低水平，大城市白领普遍推迟结婚、推迟生育，“不生”不再是个别选择。

面对这一局面，有人翻出40年前的政策起点，提出反思：是不是控制得太死？是不是一刀切留下结构问题？是不是“只生一个”变成了“只能一个”？社会开始重新审视那场政策的源头与代价。

陈云的评价，也变得复杂。一方面，他是那场国家级调控的推手，用强力手段稳住人口压力，为工业化扫清了路径；另一方面，他推动的极限式控制，也被批评为缺乏后路、应对不足。

但陈云晚年曾说过一句话：“有的事，不做会挨大骂，做了也得挨骂，那就选后者。”他的语气沉稳，并不辩解，文件里记录得清清楚楚。

这场政策转折的遗产还在延续，今天，国家试图鼓励年轻人多生，提供经济支持与制度保障；同时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国家战略。

来源：百年战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