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本由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研究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集刊（季刊：每年的1、4、7、10月出刊，特殊情况除外）。自2021年4月起，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两度入选为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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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和区域研究集刊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本由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研究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集刊（季刊：每年的1、4、7、10月出刊，特殊情况除外）。自2021年4月起，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两度入选为CSSCI（2021-2022）（2023-2024）收录集刊；2023年3月，《国别和区域研究》被评定为“2022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核心集刊。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以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为牵引，研究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集刊；贯彻“理论性、思想性、战略性、综合性和现实性”的办刊方针。我们竭诚欢迎各学科、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并对这八年来的无私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
【内容提要】库切近年创作的作品“耶稣三部曲”以主人公大卫的成长经历为轴线，建构了一个处处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法律体系的、超越国别与区域的乌托邦社会。本文尝试从“文学法律批评”的视角，对“耶稣三部曲”中涉及“教育”“婚姻”“犯罪”的法律现象进行解读，探讨作者建构这般乌托邦法治社会的缘由。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当今西方社会治理下对现代人的扭曲与异化，从而鼓励人们超越现存世界的种种桎梏，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
【关键词】库切 乌托邦 跨国别书写 文学法律批评“耶稣三部曲”
【作者简介】
蔡圣勤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南非研究、后殖民批评研究等；
罗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学硕士，武汉商贸职业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为南非研究。
J.M.库切（J.M.Coetzee）于1940年出生在南非开普敦，是著名的南非白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库切的小说自出版以来获奖众多。库切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历史上仅有两位作家两度获得该奖），他还获得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耶路撒冷奖并于2003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其新作《耶稣的学生时代》再次入围了2016年度布克奖决选名单。迄今为止，库切已经出版了17部小说和多部学术著作。他的小说在创作手法上、体裁形式上、书写内容上皆有所创新。在内容表现上日趋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文学批评研究的热点。从笔者与库切本人的交流来看，他对于某些研究者称他为“后殖民作家”不太赞同。库切的最新作品“耶稣三部曲”，即《耶稣的童年》（2013）、《耶稣的学生时代》（2016）和《耶稣之死》（2019）均有浓重的先锋色彩，是作者对自己和读者发出的又一次挑战。跨国别与区域描写自《等待野蛮人》以来，经常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三部曲”更是如此。三部小说虽冠名以“耶稣”，但绝不是一套宗教小说，甚至未涉及宗教问题。“耶稣”也仅仅是一个象征性名称。小说以主人公大卫的成长经历为轴线，建构出一个有悖于西方现代社会法律的乌托邦社会。库切曾在英国生活3年，在美国高校求学任教生活6年。之后他返回南非执教直到黑人取得政权。在南非期间他成为第一个两度获得英语小说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2002年，他移居到澳大利亚，2003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丰富且复杂的经历为其小说创作增添了不少跨国别与区域的素材。库切在《双重视角》中有过“所有写作都是自传”和“所有自传都是写作”的言论。他在乌托邦小说中所描绘的法律现象与其在英美澳三国的生活经历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基于此，本文主要以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澳三国中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对该系列乌托邦小说中的特定法律现象进行剖析。“既然文学作品是通过作家的视野来表述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那么，其中必然会涉及许多法律问题。”我们只有对这类作品中的相关事件进行法律审视，才能更好地领悟作品的实质。本文尝试从“文学法律批评”的视角，跨越不同学科边界，对乌托邦小说“耶稣三部曲”中涉及“教育”“婚姻”“犯罪”的法律现象进行解读。库切借乌托邦小说之名,批判了当前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从而引起读者对现代社会治理机制的深刻反思，鼓励人们超越现存世界的种种桎梏，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
一 乌托邦社会中涉及“教育”的法律现象
在小说中，大卫来到虚构的城市诺维拉时，被当地相关机构认定为5岁。经过一年的生活后，他已经到了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然而，诺维拉公立学校过于功利的教育使大卫难以适应。伊内斯不满诺维拉教育局将孩子送往名为特殊教育学校实为“少管所”的裁决，决定逃往新城市埃斯特雷拉定居生活:在那里大卫进入了一所适合自己的舞蹈专校。在逃亡期间，三口之家始终不见诺维拉当局的搜寻，而这与当今以美国为首的有关“教育”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相比于其他富有压抑色彩的学校而言，舞蹈专校及业余学校实则更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
（一）对西方义务教育制度的挑战
在库切笔下的乌托邦社会中，大卫5岁时与西蒙乘难民船来到诺维拉，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大卫即将6岁时，西蒙与伊内斯开始担忧孩子的教育问题。“父亲”西蒙认为家里的天地对他来说越来越小了，他需要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大卫却不愿意去上学，他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堂吉诃德》学习阅读和写作。在大卫6岁生日那天，一封来信写道:“鉴于大卫的6岁生日就到了，他应该进入公立学校去念书了这是他的父母或监护人的职责。”最终，西蒙与伊内斯将大卫送到了市里的一所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然而，这样的状况仅持续了三四个星期，西蒙便收到了一封有关“特别沟通”及“问题学生”字样的信件。教师里奥先生认为“他显得焦躁不安”，“不经许可就离开了教室”，而且在阅读和算术方面似乎有某种问题。大卫出格的言行不经意间对学校既有的规则、教师的权威以及有序的教学环境发出了挑战，甚至被特殊教育治疗专家奥特莎太太诊断为“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缺失”。
大卫因无法适应阿雷纳斯特殊教育中心的教育，便计划偷跑回家。一位路人在大街上发现了赤身裸体的大卫，并及时联系了伊内斯。教育中心的教育官员曾试图通过“法律就是法律”的说辞将大卫带回阿雷纳斯，不料却遭到了伊内斯与西蒙的坚决反对。为了逃避诺维拉当局可能的法律追究、一家人决定过上“吉普赛”式的生活，逃往另一个城市埃斯特雷拉。在农场的生活中，西蒙“从未见过这孩子这么活跃、这么精力充沛他老早就起来，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然后整天跟朋友们四处奔跑”。比起诺维拉当局强制的义务教育，大卫在农场的生活似乎更为自由与快乐面对诺维拉当局可能的搜寻，西蒙不禁思考：“只要小孩能按部就班成长那么他去不去上学，真值得诺维拉当局这样当回事来对待吗？”西方强制型的义务教育制度是不是对孩子个性的过早规训？在埃斯特雷拉，大卫上了一所舞蹈专校，该校平时除了舞蹈训练外，还提供特色的一般教育课程。在这里，大卫的身心最终得到了全面发展。
库切在小说中描绘的强制型义务教育制度，实则是对西方现实世界教育现象的写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19世纪后期，大部分州通过了第一部强制执行的义务教育法……尽管强制入学的法律在州与州之间不尽相同，但多数法律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在美国，通常“要求儿童接受某种形式的教育学习，年龄通常是7~16岁，一些州要求6岁入学，一些州将年限延长到18岁，在此之前已经高中毕业的儿童除外”。小说中，6岁的大卫对强制人读公立学校的制度反应强烈，他不喜欢学校每月一次的测验，对里奥先生的“权威”感到不安。在美国，“拒绝入学的儿童可能被看作违法者或被宣布为需要监督的人，他们可能被要求试读，进入寄养家庭，被禁闭到一个特殊的青少年机构，或者也可能被法院照看和监护”。面对不服从“管教”的孩子，诺维拉教育局裁决将大卫送到“特殊教育学校”，这种粗暴的分类机制使大卫受到了新一轮的天性压抑一面对法律的“暴力”，大卫一家不得不逃往新城市埃斯特雷拉生活。但是，直到他们定居下来，诺维拉教育局也没有搜到他们。而在美国，“关于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刑事和非刑事司法程序及处罚的规定是：未送其子女入学的父母可能面临罚款、监禁或以监护失职被起诉，进而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权"。这一法律条款的规定无疑使大多数的孩子不得不从小进入公立学校就读。有些人不再有健全的人格，而是按社会发展需要批量生产的商品。
（二）艺术陶冶下个体灵魂的滋养
在诺维拉，6岁或7岁的孩子必须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学习数学等自然科学，而忽视了通过人文学科给予孩子个体灵魂的滋养以及艺术情操的陶冶。促进全民学习的业余学校以及以艺术教育为主的埃斯特雷拉私立的舞蹈专校则与其相反。该类学校更注重教育的本质问题，着重于个体灵魂及人格的塑造。
诺维拉的业余学校以促进全民学习为宗旨，免费提供哲学、书法及绘画等课程，还伴有讲座、电影、讨论小组，学习围十分浓厚。“来学习的并不都是年轻人，也有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西蒙在一次试听中不禁感叹：“怪不得这个城市天黑后就像一座停尸房!每个人都到业余学校来提高自己了。”这样的教育体制营造了一种全民热爱学习的浓郁氛围鼓励市民提升自我修养。精神的富足自然会带来思想的辩论。在码头，时常可见西蒙与工人伙伴利用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对“人力与机器”及“清心与欲望”等话题进行哲理性辩论。对被科学化、技术化所压迫的21世纪人类而言，人们很难认识到“艺术”价值。艺术是人类独特生命体验的结晶，激发了人类对生命意义无止境的探索，这也是诺维拉市民功利心淡薄的原因。因此，在诺维拉，西蒙的邻居埃琳娜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义务教大卫学习小提琴，埃斯特雷拉的工程师罗贝尔斯先生因喜爱与“年轻聪明的头脑接触” ，免费每星期来两次农场给男孩上课。
埃斯特雷拉私立的舞蹈专校位于当地艺术博物馆的二楼，“这不是一所常规的学校，或者常规学校的替代，这是一所专注于通过音乐和舞蹈培养灵魂的专校”。在这里除了舞蹈训练外，老师们还会提供出色的一般教育课程，但并非枯燥的加减运算、阅读生硬的课文或者所谓的有关星星的科学知识。如安娜的蚂蚁数字哲学所言，蚂蚁生来就是遵守法则的动物，它们遵守的法则就是增加和减少的法则。在舞蹈专校，阿罗约夫妇则不会去教这种蚂蚁法则，即并不教孩子去玩蚂蚁游戏，数字相加的游戏等，因为他们不想把孩子变成蚂蚁。孩子并非模仿老师舞步的牵线木偶，因为后者没有灵魂。“是灵魂给舞蹈带来优美，是灵魂跟随旋律，每一步都出自本能，下一步乃至再下一步。”在三本小说中，主人公各自有着不同的教育理念，例如西蒙所提供的明智理性教育;伊内斯则认为一个幸福的童年是日后幸福生活的基础：孤儿院院长法布里坎特博士的实用教育理论“强调纪律，性格塑造和团队精神”等。在这些各形各色的教育理念中，并未有对孩子个体灵魂滋养的重视。阿罗约夫妇创办的舞蹈专校，以其神秘而超越的特性彰显乌托邦的耀眼光芒，老师与学生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被打破，在音乐与舞蹈的交融中传递老师的谆谆教导。
二 乌托邦社会中涉及“婚姻”的法律现象
小说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类婚姻模式——阿罗约夫妇的传统契约式婚姻与西蒙和伊内斯的事实婚姻。阿罗约夫妇的传统契约式婚姻并非因爱而结合，与此相比，似乎“大卫之家”这一婚姻模式更具有婚姻中爱的本质。然而，在西方现实世界的法律层面，事实婚姻却并未拥有或远不及传统契约式婚姻所受到的法律保护。
（一）传统契约式婚姻的解构
埃斯特雷拉舞蹈专校校长夫妇的婚姻是传统的契约式婚姻的代表，两人看似郎才女貌、十分登对，彼此却因爱的乏而产生嫌隙。虽然“在他们的观察者心目中，两人的结合成了最美满的婚姻图像”但在美好的假象下却暗流涌动，婚姻的裂痕早已存在。
安娜与阿罗约的婚姻并非因为爱，而是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她贪恋阿罗约在音乐上的极高造诣，将其视为自身舞蹈事业的垫脚石。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娜“想保持自己线条的纯洁性，在我们不成熟的时候来得很容易的那种纯洁，但她失败了，她身体中新生长的成熟气质不断地往外流露不断地自动表现出来。所以，最后，她终于放弃，找别的事情去做了”。当得知阿罗约的妻子去世之后，她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把胡安·塞巴斯蒂安从钟表修理行业给拉回来，在这个行业他没有什么前途，然后鼓动他开了专校”。安娜将丈夫的音乐理论全部应用到自身的舞蹈教学上从而使舞蹈专校成为埃斯特雷拉颇有名气的学校之一。和谐的婚姻应建立在双方相爱的基础上，否则难以彼此扶持度过漫长岁月。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安娜因无法怀上孩子，早已对阿罗约感到倦怠。然而舞蹈专校的运营必须依赖于安娜的辛勤管理与阿罗约的音乐，两人也只好维持“琴瑟和鸣”的假象。“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下的婚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是以财产关系为基础”，并非以爱为基础的传统契约式婚姻。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传统契约式婚姻掺杂了过多经济考量，过于利益化的婚姻势必会走向悲剧，小说中安娜的结局也证实了这点。
当外表高贵的安娜遭遇极度热情且迷恋她的博物馆看管员德米特里时，她心中禁欲的干柴被点燃。尽管表面上仍是装作对德米特里不屑一顾的样子，但她写给德米特里的情书中却透露出其违背伦理道德的爱恋“我的德米特里，我多么思念你，想到你我就战栗。”两人在外貌与社会地位上均千差万别，安娜的“美就像是博物馆里的雕塑有了生命并行走起来”，并且还是埃斯特雷拉受人尊敬的教书育人的教师，而德米特里“穿着难闻的衣服，头发油乎乎的”，不过是艺术博物馆的看管员罢了这场让人大跌眼镜的出轨之恋，让西蒙惊呼不已。面对妻子的出轨，阿罗约内心越发心灰意冷。在得知妻子死亡的消息后，作为丈夫的他并未伤心欲绝：“他的睡衣外面穿了件杏色吸烟外套，脚踏一双拖鞋，似乎跟往日一样坚强和快乐。”面对妻子的离奇死亡，阿罗约似乎显得无动于衷两人之间早已是形同陌路。是资本主义生产“把一切变成了商品，……它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传的习俗”。安娜早先与阿罗约结婚的目的并不单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她与阿罗约的结合似乎更像是一场商品交换的经济行为，而这也为二人不幸的婚姻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二）主人公“事实婚姻”的表征
不同于像阿罗约夫妇这类遵行契约式婚姻的传统家庭，说中还有另一类“事实婚姻”模式的家庭，即伊内斯和西蒙组合的“偶合家庭”，主人公“事实婚姻”的表征实则更具有婚姻中爱的本质。事实婚姻是指无配偶的异性缺乏登记要件，就对外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并且周边群众也认为二人是夫妻的婚姻形式。”大卫、伊内斯和西蒙均从难民船来到这个说着西班牙语的新国度，他们对自己的过去仅有些缥缈的印象。在西蒙看来，忘却过去也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摆脱创伤，重新找寻共同体记忆，开始理想中的新生活。为了大卫的健康成长，西蒙不断地寻找着大卫的母亲，他知道只要他见到大卫的母亲，便能立刻认出她来。偶然的巧合让他俩闯进了伊内斯所在的居留点并认定她就是孩子母亲，伊内斯也欣然接受这一“认定”。在外人看来，大卫、西蒙与伊内斯就是普通的一家人，西蒙对外也称呼伊内斯为妻子，大卫为自己的孩子。但事实上，伊内斯与西蒙并非情侣或夫妻关系大卫也与两人并无血缘关系，唯一维持两人关系的纽带均在二者对“儿子”大卫的呵护与关心上。为了大卫的未来，两人甚至放弃了在诺维拉的生活，前往新城市埃斯特雷拉定居。伊内斯曾说：“我不想让他成为一个职员或是学校老师，像里奥先生那样，我要他开辟自己的生活。”正是因为有着西蒙、伊内斯这般无私的父母，大卫才能在成长的路途中保留天真与善良，成为“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对于孤儿院的孩子而言：“这些孩子一生都住在一个机构中，遵循制度管理……突然间，他们中间来了一个有着奇思妙想的孩子，一个从未上过学、从未被驯化的孩子他谁都不害怕，当然也不害怕他的老师，他长得像女孩一样美丽但却有着踢足球的天赋。” 可以说，大卫的到来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某种“信息”。
西蒙与伊内斯的事实婚姻在库切所创造的乌托邦社会中与传统契约式婚姻享有同等权利，甚至更具有婚姻的某些本质。在这个三口之家中，两人都默默履行着各自作为“父亲”与“母亲”的职责。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形式的两性结合关系需要给予不同程度但有效的保护，而在现今英美澳三国中，仅有澳大利亚承认事实婚姻，英国则相对性承认事实婚姻，美国各州对其认可程度不同。以美国为例，各个州都制定有在本州范围内有效的法律，因此不同州对不同两性结合方式进行具体规制的法律条文以及认可程度存在差异。在美国，以哥伦比亚特区为代表的14个州已经出台正式的法律文件赋予事实婚姻和婚姻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不认可事实婚姻效力的大州，通常将事实婚姻当作同居对待，当满足特定条件时事实婚姻也具有法律上承认的效力。然而，就非婚同居而言，美国各大州对非婚同居的接受程度体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比如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等8个州的法律规定非婚同居是违法行为，绝对否定同居者在同居关系中享有的任何权利。”库切在小说中对阿罗约夫妇传统契约式婚姻的解构和对西蒙事实婚姻的极力刻画正是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正视“事实婚姻”中个人权利保护的问题。此外，小说情节还映射了另一种婚姻模式——同性婚姻。在西蒙看来，伊内斯一直以来都想要有个孩子，但是似乎不喜欢男人。当大卫最终因身患奇怪疾病不幸死去后，伊内斯决定与服装店店主宝拉一同回到诺维拉开启新生活。这时的西蒙才意识到“伊内斯和宝拉不仅仅是商业伙伴”的关系。或许这就是伊内斯一直不愿意接受西蒙的原因。目前，国际上约有16个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其中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部分州。在这些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中也仅有部分将同性婚姻完全等同于传统异性婚姻。“事实婚姻”和“同性婚姻”的出现给当今世界传统契约式异性婚姻带来了冲击，同时也促进了婚姻形式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对有关婚姻法律条款的完善。
三 乌托邦社会中涉及“犯罪”的法律现象
德米特里因“激情”犯罪而杀害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安娜，却仅仅被埃斯特雷拉法庭裁决移送到医治精神错乱罪犯的医院。在西方现实生活中，这类犯罪行为最轻会被判处监狱监禁。然而，监狱真的是犯人“改邪归正”的最佳悔过场所吗?在医治精神错乱罪犯的医院工作4年之久的德米特里却似乎成功改过自新。小说中的这一涉法现象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一）对犯罪行为的“宽松”判决
在艺术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德米特里因“激情”犯罪，杀害了舞蹈老师安娜。事情发生后，德米特里及时主动自首，希望法庭给予他最沉重的惩罚。然而法庭却认为“这是你首次犯法。你曾是一个称职的员工。你对死者一直都很尊重，直到你强迫她那天。是什么邪恶的力量在那天掌控了你，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你抵抗我们试图理解的任何努力”。最终，法官决定将德米特里移送到医治精神错乱罪犯的医院禁闭希望他能深刻自省，重新做人。
德米特里对安娜的爱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他几乎见人便诉说自己对安娜的崇拜：“安娜·玛格达莱娜，我崇拜的人。我想毫不羞愧地坦白这一点。”正是这样偏激的爱，使他残忍掐死了安娜。犯罪事实发生后，德米特里来到警察局承认所有罪行，希望法庭能给予自己最严重的惩罚。“埃斯特雷拉的正义法庭对犯人执行几种判决：改正、康复、拯救…有两种法律审判：长的，被告可以为指控辩护，法庭必须决定他有罪还是无辜；短的，被告承认自己有罪，法庭的任务是决定相应的补救处罚。”德米特里杀人事件属于后者，法庭对整个犯罪经过感到难以理解。
德米特里无法提供自己杀害安娜的动机，“激情”犯罪这一理由令法庭迷惑不已，难以判决。鉴于此，法官耐心劝导不耐烦的民众：“我要衷心地提醒大家，正义不能匆促予以伸张，也不能通过喝彩伸张，显然更不能通过置法律的程序于不顾去伸张。”为了正义最大限度地体现，法庭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给予德米特里向法庭陈述以及请求减刑的机会，但德米特里不予理会，坚持放弃自我救赎，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最严厉的刑罚。法官认为：“我们肩负某种社会责任，有一份伟大又沉重的责任，保护它免受强奸犯和杀人犯的侵袭。但我们同样负有责任把作为被告的你从你本人那里挽救出来，以防你现在或当时不是你自己，按照法律对什么是某个人自我的理解。”最终，法官的宜判如下：“你将从这里被移送到医治精神错乱罪犯的医院，并押在那里。医疗权威们将每年会诊一次你的情况，然后向本法庭报告。根据那些报告，你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或许被传唤到法庭，来重新评估对你的判决。”与此同时，“一声类似叹息的声音从市民中集体升起”。这并不是替德米特里感到难过的叹息声，民众认为杀人者应处以极刑，而不是将人送到所谓的医治精神错乱罪犯的医院进行改良，他们对法庭的判决深感气愤。“库切所关注的不是人物是否有罪，而是如何摆脱'监狱’窘境”，获得真正的重生。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美国和日本还有死刑”。遭受这种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的有关犯人通常都犯了严重罪行，尽管这“严重罪行”的定义时常有争议，但在现时保有死刑的国家中，一般来说，“谋杀”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
美国刑法中的杀人罪分为两种类型:谋杀罪和非预谋杀人罪。在加利福尼亚州，将谋杀罪分为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罪。这两种类型的谋杀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刑罚处罚上。一级谋杀罪可以判处25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假如案件存在一些其他情况，比如为了实施其他重罪而杀人或者为了经济利益而杀人，有可能判处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级谋杀罪通常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当被告人实施了没有恶意的杀人行为时，仅仅构成非预谋杀人罪。非预谋杀人罪有三种情况：非预谋的故意杀人;过失杀人；在交通事故中（祸中）致人死亡。
根据美国刑法，德米特里杀人事件属于杀人罪。他因“激情”犯罪在自身也无法讲述谋杀动机的情况下杀害了自己的女友安娜。无论怎样故意杀人的事实已然形成，最轻的判决也应当是二级谋杀罪——在监狱中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法则之下，仁慈果真就没有空间了吗?我们的法则制定者已经给出的回答是，没错，的确应该给仁慈留有余地——用更具体的话说——应该给判决减刑留下余地，但只有在理应如此的时候。”在库切所创造的乌托邦社会中，作者却并未按照现实世界中的法则进行判决，而是将德米特里送进医治精神错乱罪犯的医院，身边也鲜有人知其真实的身份，从而给予了个人充分悔改的环境。
（二）罪罚之下“人”的重构
其貌不扬的艺术博物馆看管员德米特里杀害了高贵的舞蹈教师安娜这一事件在整个埃斯特雷拉引起哗然。民众都希望法庭可以对罪犯处以最为严厉的判决，然而法官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决定将其送往医治精神错乱罪犯的医院。根据美国刑法，此类杀人罪最低判决也应移送至监狱，进行肉体及灵魂的惩罚。福柯把监狱称作“犯罪兵营”，被送入监狱的罪犯往往变得更加恶。小说中，看似被“宽松”判决的德米特里却洗心革面，重而为人。德米特里自知杀人罪大恶极，内心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他曾祈求理性的西蒙“别当着孩子的面侮辱我，拜托了。不要管我叫犯过罪的精神病人”。然而，西蒙以及普通民众对杀人犯的厌恶跃然纸上。“‘我应该转向哪里寻求解脱呢？’德米特里问，‘向法律？你听了这个人说的关于法律的话了。法律不会评估人的灵魂的状态。它所做的一切就是制定出一个方程等式，把某个合适的判决配给某个罪行’。”面对身边人的冷酷，纯真善良的大卫所给予的一次次帮助令德米特里感动不已，他知道大卫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农场三姐妹却因大卫与德米特里交好，而对大卫的品行心生怀疑，决定撤销对孩子学业的资助。随着博物馆看管员杀人事件热度的逐渐褪去，德米特里也渐渐淡出西蒙一家人的生活。当大卫因身患某种神经病变而入住埃斯特雷拉城市医院时，德米特里却以医院工友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大卫面前。经过医院近4年的“感化”，德米特里早已不是当初让人心生嫌隙的模样。
印象里的老德米特里大个头，超重，头发很长，衣服闻起来有股烟味。这个新德米特里更苗条，挺直，闻起来有医院惯有的消毒剂味。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卷曲在头皮上。他的眼白过去曾经是灰黄色的，现在闪烁着健康的光泽。
除了外形的变化外，更让西蒙惊讶的是，医院的医生与护士竟不知德米特里杀人犯的身份。但正是法庭对德米特里的“保护”促使他在医院做那些体面人最鄙视的工作，而使其改过自新，从而向社会还债。面对西蒙不信任的诘问，德米特里申诉道：“你觉得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摆脱那个坐在自己肩膀上、常年在耳边蛊惑自己的小鬼？通过日日夜夜坐在一个孤零零的牢房里，自怨自艾吗？”小说认为，将犯罪者投入监狱的判决，实则是对其人性的再一次扼杀，监狱里均是不同程度犯罪类型的罪犯，在这种严格控制身体与精神的制度中，人的灵魂难以得到拯救。
经医院治疗过的德米特里不仅外形气质得到了巨大变化，其行径也让人心生温暖。当他得知大卫身患怪异的疾病，难以进食时，他通过自己在医院的影响力，“确保大卫在早上能吃到奶油粥，晚上有豌豆加土豆泥”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大卫，甚至称呼其为“年轻的主人”。在医院，每天都有许多来自公寓和孤儿院的孩子前来探望。每当大卫感到疲惫时，德米特里便会说：“时间到了，该离开了，年轻朋友们……他需要休息。”为了避免专心听故事的孩子心生不悦，他还事先准备好糖果，哄他们开心。与当初因“激情”犯罪而杀人的德米特里相比，此时的他早已由内而外产生了变化。在库切描绘的乌托邦社会中，法庭与医治精神错乱罪犯的医院通过更为人道主义的判决而使德米特里重新为人。
四 启示：南非复杂的社会治理背景与区域研究
自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南非一直是武装暴力与意识暴力相交织的历史产物，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同一地方上共同生活。早年的欧洲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就了南非及许多周边其他国家的后殖民性。这些民族各异的人们之间虽有短期和谐，却在更多的时段里冲突不断。甚至至今，他们始终没有融合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对这一地区具有现实意义。
南非根深蒂固而又持续存在的差异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这个国家的多语制。1996年的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宪法承认，至少有11种“官方”语言（并且提到有必要“提倡与尊重”其他14种语言）。每种官方认可语言——连同那些诸如科伊族人（Khoi）、那马部族人（Nama）以及桑人（San）所讲的土语——都包含了不同的文化，而每种文化又有一个口头的或者书面的抑或两者兼有的文学传统。这种语言上的多样性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南非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一种单一的民族文学。从文学连贯性的意义上来说，让所有的公民能够理解这种民族文学并且能通过它所体现出来的内容进行身份认同的文字难以存在。
南非历史编纂学与文学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开始掀起学术“修正主义”的浪潮。最近几十年来，对文学缺乏连贯性的事实进行谴责的论述逐渐增多。人们通常把这种结果归因于政府实行种族政治从而导致种族对立与斗争。比如，史蒂芬·格雷在他那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南部非洲文学：导读》中，将“南部非洲”比作“群岛”（在该书中，即使是领土边界也不能表明边界两边是不同的国家），言下之意就是“即使人们尚不能看到这些岛屿背后的联系，在特定地区，它们的顶峰还是十分突出的”。格雷说，文学学术的任务就是要揭开那些“内在的相互联系”以修复被变幻莫测的政治所粉碎的整体性。尽管格雷在他后来的两本选集《企鹅图书之南部非洲故事》（The Penguin Book of Southern African Stories，1985）与《企鹅图书之南部非洲诗歌》（The Penguin Book of Southern Afirica Verse，1989）中继续研究子这一课题，但是他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在于，他成功地证实了，无论是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创作，还是由不同种族的作者来创作，文学在主题上都存在着广泛的相似性。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南非进入了一个新10年--曼德拉被释放，南非实现了政治和解，如同共同的民族文化观念一样，单一民族文学的观念展示出了更强的吸引力。1994年，新成立的南非文学与语言研究中心（CSSALLS）致力于含有大量的、多语言的、跨学科的资料库的汇编工作，而这种汇编有可能产生一个单一性的、百科全书式的南非文学史叙事。1996年，迈克尔·查普曼（Michael Chapman）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南部非洲文学》（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s）。这是一本具有历史考察意义的书，也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书，它对“在南部非洲国家，政治文本想要压倒艺术文本”这一事实进行了修正。这些著作都成为跨国别、跨种族、跨文化研究区域治理体系最好的蓝本。
就从文学文本中探索法律现象而言，这种想要摆脱文化隔离，摆脱种族与语言分离主义的愿望毫无疑问是值得赞扬的。通过像格雷、查普曼以及克里斯托弗·海伍德（Christopher Heywood）这些学者的努力，事实上证明了这种愿望，这种带有祈愿式的乐观姿态，不过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事情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这时不时地体现在文学中，库切的“耶稣三部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样本。
“乌托邦”社会的法治体系，是一种编制出来的意识形态或法律体系构想，原则性地用来反对过去40年南非政府所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连带也批评了现代西方社会。因此、尤其是当这些差异与种族界限、文化界限以及语言界限相重合时，对差异与分化产生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然这种模式会陷入某种二元对立，但我们仍需要保持一种积极的思考模式。本文也要提醒读者不要将“种族隔离”与“反种族隔离”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南非社会既属于“后种族隔离时代”，又同时属于“后反种族隔离时代”。因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尽管在制度上“种族隔离”结束了，它在思想意识上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南非批评家马尔文·范·威克·史密斯（Malvern van Wyk Smith）是在此方向上迈出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的人。他指出，那种推定的“南非文学潜在的完整”仅仅是文本的一种功能，意在“探究相同主题事件，因为他们碰巧反映的是世界上的同一个地方”。他特别指出不同种类的文学传统在各自的语言界限与种族界限(就英语写作而言)内独立地发展直到最近，依然没有迹象表明南非荷兰语（阿非利卡语）写作与英语写作之间有文化的交汇或相互的影响，不同的非洲语言文学中没有，甚至在用英语创作的“白人作品”与“黑人作品”中也没有。史密斯的论文《无影响力的焦虑》（The Anxiety of Non-influence）的副标题参考了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关于文学继承的理论，尽管如此，他毫无保留地呼吁要有图里·迪尼亚诺夫（Turi Tynianov）所说的“文学演变”的形式主义观念，该观念主张文学的历史会根据形式属性与形式可能性的内在逻辑而呈现。换言之，无论南非文学共享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这不是关于形式穷尽与形式再生的“自发性”体系，而是关于社会与政治事件及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异化性”历史。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他具有辩证性，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另一位批评家莱昂·德科克曾完整地将这些“事件和环境”描述成“对现代世界大裂缝进行写作的危机”的一部分。就他的这种隐喻而言南非作家用一些细碎的现实，试图将国家法律、政体结构写进生活：“锋利的笔尖是个缝纫工具，它试图将一些不相称的东西缝合在一起”，促使“相异与相同的东西在裂缝处结合在一起。”然而，德科克认为此隐喻不再适用了，“南非文学”裂缝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已经被废除了，它应该服从于他所说的“南部非洲文学”（literature in South Africa）。
“南部非洲文学”的法律现象，这种表述也提醒着我们，南非作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肯定会受限于南非的写作，对于法律的描述也是如此。英语教学大纲中所体现出来的殖民地的文化来源，意味着几代不同肤色的南非人受到相同形式的文学的影响，如莎士比亚戏剧，浪漫主义诗歌，维多利亚式时代的小说，等等。从这个方面而言，南非文学中的法律，仅仅是更为巨大的文化现象与历史现象的一个局部体现，而且我们在原发性的影响与异化性影响中所寻找到的差别似乎太严肃，甚至是没有什么用的。然而，差别还是存在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用两个作家——盖伊·巴特勒（Guy Butler）和坎·塞姆巴（Can Themba），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盖伊·巴特勒和坎·塞姆巴不仅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他们都精通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是巴特勒是大学里的教授，是白人，而塞姆巴则是南非索菲亚镇的黑人记者。一方面，在他们两人的作品中可能会找到莎士比亚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比如《威尼斯商人》中对法律问题的表述，甚至是对《合同法》契约问题的描写。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对他们的影响不一样，而且他们二人的作品本身几乎没有共性，从而使区域研究更为复杂。
从南非极其多样化的写作中找出这样一个异质性而非同质性的例子并不是要去忽视或者是否认它们密切关系的可能性与它们的模式，而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去认识，去尊重作者及其作品的独特性。必须要说明的是，从总的历史中去解读作品，了解作者，并将他们归纳到更为广泛的社会与历史范畴中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库切“耶稣三部曲”对法律体系的挑战提供了一个样本。
结语
库切的新作“耶稣三部曲”为读者审视当今西方世界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法律视角。除了文章主体部分提到的有关“教育”“婚姻”及“犯罪”的法律现象外，小说中有关“难民收容”与“工伤保障”的故事情节也极具深意。
“耶稣三部曲”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发生在两座虚构的城市——诺维拉和埃斯特雷拉。两座城市均有完善的难民收容机制，例如本地的重新安置中心可免费提供住房，慈善救济站可提供免费餐食，社会救济办公室可提供一笔安置费。当大卫与西蒙第一次踏入诺维拉的土地时，他们被告知：“这都是一些必须填写的表格，你填写之后，你们的身份证上就会有钱打进来。你有四百雷埃尔的安置费。这男孩也有。你们每人四百。”就连衣服也被纳入关怀的范围：“这个中心有个仓库，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长大了穿不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都开放。你们可以自己去挑些衣服。”此外，为了解决难民后期稳定的生存来源，大家可持重新安置中心提供的凭证找到一份维持生活的工作。诺维拉不仅不拒绝难民寻求庇护的请求，还提供了一个人所需要的基本衣食住行，尽可能地维护了人权。而反观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对难民实施各种压制政策，美国的中东政策是造成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
此外，库切在小说中还详细描写了当地人道的工伤保障机制。由于欧亨尼奥驾驶吊车不慎，西蒙被货物击中坠入海中。获救后的西蒙不幸断了三根肋骨。在西蒙治疗期间，他得到了良好的医疗与照顾，且并未支付任何医疗费用，似乎一切都是免费的。“因为他是码头工人联合会成员——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会的--他被安排到医院一间单人病房。这间病房里有一组和蔼的护士照料他……”即将出院时，医生体贴地提醒他应该为出院的事做些安排。工头阿尔瓦罗帮西蒙询问了几家疗养院，他说“西村有一家，是简易型的那种，专门照料老年人的，也接受康复疗养的病人。”还未等西蒙问起疗养院的费用，阿尔瓦罗便说道：“当然，工会将支付你的费用，你的住宿费、伙食费，以及你在此期间所有的必要开支。”
就工伤康复方面，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工伤康复的国家之一、现在已经具有了较为完善的工伤康复体系。“在美国有专门的康复协会私人职业康复行业和职业康复咨询机构等为伤残者服务。”实施工伤康复的目的不仅在于帮助伤残人员适应社会环境，更在于创设相关“情景”便于受伤者更好地与周围的人及社会融为一体。库切对西蒙工伤这一情节的描写便意在使人们关注劳工的工伤保障问题。
在南非结束白人少数统治后，南非的英语小说一度“海外化”，甚至出现“疏离的文学”。许多南非英语小说家移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继续为世界文学奉献经典，如库切、博埃默等。同时，南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化，尤其是英语小说的创作传统及其文化影响力使本地文学创作继续发扬光大，精品辈出。莱辛曾生活在英国统治下的南部非洲，早年因创作《金色笔记》而闻名，移居英国后的莱辛仍笔耕不止。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以及最新的“耶稣三部曲”依托未知空间设定乌托邦世界。博埃默的《血脉》（Bloodline）和《尼罗河的孩子》（Nile Baby）既有对英国、南非历史的陈述，又有对未来的畅想。这些小说都深深地烙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从统计上看，移居海外的主要是白人作家（种族隔离时期被迫流亡海外后滞留的除外），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白人知识分子对黑人民主政治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侧面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南非左翼知识分子的信念影响力度不足。“我们认为作家与衰老和病魔作斗争，逐渐接近创作的休止符，而事实上库切是在开始一项新工程。”库切在近年所创作的乌托邦小说使人不禁感叹作者思考当前社会治理机制之深刻。当记忆和经验都已作废，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库切的本意仍是希望读者以批判的视角看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努力超越现存世界的种种桎梏，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
由于篇幅过长，故省去文章注释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