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汉语比较文学系的教授李海燕女士，这本书获得了2009年的列文森奖，列文森奖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最高奖项之一。

中国人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时候用外部视角观察自身，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思路。

前两年，作家蒋方舟看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叫《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

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汉语比较文学系的教授李海燕女士，这本书获得了2009年的列文森奖，列文森奖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最高奖项之一。

《心灵革命》写得很学术，但是探讨的问题很有趣，就是以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来看，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情爱观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具体一点，中国文化——或者说狭义的文学里，对于婚姻、女性权益、出轨、三角恋等等观念，究竟经历了哪些变化？

《第一炉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今天无论是面对大众舆论，还是文化作品，对于两性、情爱的道德标准好像格外狭隘和严苛。

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难道我们天生是一个保守、或者说价值观很单一的民族吗？大家是否只在经济上行期心态比较开放？

看完这部书之后，蒋方舟的结论是：对于情爱，我们也就比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保守了一百多倍吧。

1.

《牡丹亭》到《红楼梦》：

“情教”的兴起

在说中国人的“情爱观”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时候出现爱情的？

一方面，我们小时候就在《诗经》里学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作为一个儒教传统的国家，“爱情”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不是什么登堂入室的情感，甚至“情感”和“情绪”本身也是被礼教和三纲五常所压制的。

古人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去维系，或者说捆绑一个世俗社会。但是人性是压抑不住的，所以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地区货币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兴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有一种文化运动悄然兴起，那就是“情教”运动。它所对应的，当然就是“礼教”。

明朝著名文人冯梦龙，他写过很有名的《三言二拍》，还编选过一本《情史》，里面收录了850则爱情故事，里面有耽美、恋物癖、人仙恋、人鬼恋、人妖恋、人兽恋、兽兽恋等等不同的情爱类型。

但是冯梦龙不仅没有因此被抓捕，反而以此作为自己的思考，乃至于一种学派的发端，他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

大概意思是说，有了情，才生了万物；有了情，万物之间才相互关联；所以万事万物生生不息，是因为情是不灭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情才是万物之本，由此创立了“情教。

《画皮》

在“情教”这个大框架下，明朝代表性的巅峰之作，是汤显祖所创作的剧本《牡丹亭》。

《牡丹亭》的故事简单来讲，是大家闺秀杜丽娘动了怀春之心，梦中和情郎柳梦梅幽会，后来相思成疾去世，变成鬼魂之后又经历了一番曲折，最后死而复生，有情人终成眷属。

看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部分，害臊地说，就是其中的性张力，男女主角一对视，一拉手，我在台下就“姨母笑”。

我看过一个说法，说“《牡丹亭》的奇，在女主角杜丽娘而不是男主角柳梦梅”。

柳梦梅是一个中国传统故事里常见的书生，他们的情感关系是杜丽娘主导的，甚至更直白一点说，是杜丽娘的情欲所推动的，她在梦中单方面对柳梦梅一见钟情，梦中云雨。后来变成鬼，就像在梦中一样，完全挣脱了礼教的束缚和羞耻，完全撒开了花。

梦和鬼魂，都是道德和理性的法外之地，所以杜丽娘以鬼魂的形态出现在情郎面前的时候，她毫不掩饰自己身体的欲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柳梦梅的“生理性喜欢”。

有一个对杜丽娘的形容很精确，说她是“性早熟的睡美人”，她对自己的身体感受，两性意识，是随着剧情发展一步步解锁。

我甚至有一种很私人，很不正确的感受：杜丽娘是独自在一条女性身体意识萌芽、禁欲、觉醒、苦闷、追求、放纵、痛苦、挣扎、自洽的路上探索，只是因为她是女性，大部分时间还是鬼，做不了什么，需要阳间的一个人在现实中，去替她当对抗礼教压抑的执行者。所以她找到柳梦梅，柳梦梅只是协助她走完这趟旅程的工具人而已。

而杜丽娘的奇，还在于她在柳梦梅的帮助下最后起死回生。

我们读聊斋，或者其他志怪小说，也有奔放的女鬼在荒郊野外三更半夜诱惑书生，但是终究只是女鬼，或是南柯一梦，但是杜丽娘最后又回到了现实生活，回到了现实秩序。

所以杜丽娘关于女性意识的旅程格外完整，到了最后，她看似回到了原点，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活人，一个完整的女人。

《画皮》

与最大女情种杜丽娘，能在爱情观对应上的、明清时期最有名的男情种，就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贾宝玉哄林黛玉时说过一句看似无比简单的话：“你放心。”黛玉说：“我不明白什么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叹了口气，“你要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孤负了。”

“你放心”这句话比“我爱你”要动人多了。“我爱你”的重心在我，我发出爱的表示，做出爱的表示，你只是接受爱的对象，爱的主动权在我，我随时可以收回。

“你放心”的重点却是在你，“我”不重要，甚至是可以隐身，可是也因此，我无所不在。在偌大的贾府也好，在偌大的世界也好，我知道你是个无依靠的孤女，你作也好，闹也罢，我都明白，我都能接住，所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都要放心。

看到这儿，不免觉得贾宝玉真是天下第一大情种，曹雪芹怎么这么会写？这个问题我心中当然有答案，因为曹雪芹在写自己。

文学史上有个说法，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使用自传式经验的小说。

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大量使用个人经验，所以我在读《红楼梦》的时候，觉得它是四大名著里最接近如今阅读现代小说体验的作品。大到个人经历、情感，小到吃穿用度，都让我们觉得亲近，觉得“逼真”。

为什么自传式小说如此重要？就像艺术家不再只画想象中的上帝、国王和皇后，而开始凝视镜中的自我，不放过内心的一丝一毫，把自己当成剖析人性的工具，ta画出了自画像。于是，一个现代性的自我诞生了。

一个“现代性的自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之所以受到ta人的关注，并不是因为ta们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而仅仅是ta作为个体，有着自我的价值。

贾宝玉相较于四大名著里的其他角色，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自我”。比起刘备宋江孙悟空，贾宝玉没有什么历史功绩，没有什么厉害的才干，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有时候甚至因为和女孩过于腻腻歪歪，还让人有点嫌弃。

但就是因为他身上被曹雪芹注入了足够多的自我灵魂，所以贾宝玉足够“真”。这种“真”不止是文学意义上，这个人物写得像真人，而且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本真性”。

贾宝玉对心灵和情感的真实性要求如此之高，乃至于对科举、官僚、忠孝这些事物不屑一顾，有时觉得好笑，有时感到愤怒。

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一样，发现构成所谓文化肌理的事物，比如社会规范、公序良俗、温良恭俭让，这些东西不仅虚假，且没有任何价值，并且大声地说了出来，其他人也就没法假装下去了。

《局外人》里默尔索意识到世界只是个剧场，贾宝玉更是早早意识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他们都意识到人和世界本质上是割裂的，这是认识的起点而非终点，当人脱离了世界，世界变得陌生，人才能够开始探索自我。

所以，在晚明和清初，了不起的作家从“情”字出发，开始了对人性真实的探索。

2.

《海上花列传》：青楼里的浪漫爱

现在，时间线继续往前，让我们看看到了晚清，文学中的情爱观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这里，我想聊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就是《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后来还被侯孝贤改编成《海上花》电影。

《海上花列传》是清末一个叫韩邦庆的作者写的，写的是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

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发展非常迅猛，乃至魔幻的地方，根据保守统计，19世纪70年代初，在上海登记注册的妓院就有1500家之多，到了十年之后，外国租界的妓女，占所有妇女人口的八分之一。

《海上花列传》以此为蓝本，写了上海英租界一所名叫“长三公寓”的妓院里，男男女女的生活。“长三公寓”又叫“长三堂子”，是高级妓院，“长三”的意思是喝茶三元（银洋），侑酒三元，留宿也是三元，里面的活动是很丰富的。当时韩邦庆用吴语写成，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后来张爱玲翻译成国语，还翻译成英文。

《海上花》

为什么青楼这个场域对于中国文化里的爱情故事如此特别，如此重要？

一部分原因，在儒家系统里，几乎没有给女性留出一个逃离规训的空间，基本都是从不能离开闺房的小姐，到不能离开夫家的妻子和母亲，生生死死都在规则和庭院之内。

在志怪小说里，女性得靠做梦，或者变成鬼，才能谈恋爱，向心仪的男性大胆示爱。在以现实为基础的文艺创作中，女性只有成为《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那样的侠女，或者南北朝时期苏小小那样的妓女，才能离开房间，进入公共空间，结识陌生男性，挑战道德秩序。

另一方面，儒教礼数下的婚姻，也没有给谈恋爱留出空间。开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了婚，就进入夫妻纲常之中，哪能还像林黛玉一样天天吃醋发小脾气？所以青楼成为伊甸园，提供了自由恋爱的禁果。

蒋勋评价《海上花》的电影说，“中国男人从来不缺女人，有妻有妾，那么去妓院做什么呢？是去寻找男女平等去了，在长三堂子里就有。电影一上来就是那个王老爷在怄气，谁能给他气怄？他还要哄着这个女人，这样的男女关系，在合法社会是不存在的。”

所以，当我们看《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时，会觉得里面的男女关系极其真实，这些男男女女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吃醋、嗔怪、吵架、打情骂俏、假戏真做，在昏昏沉沉的灯光下，吵闹疲惫的一生很快就过去了。

小说里最动人的一段感情，是妓女李漱芳和书生陶玉甫的感情。两人两情相悦，陶玉甫要娶李漱芳当正室，家里肯定百般阻挠，最后李漱芳染上肺病，悲惨死去。

这个剧情是特别像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讲的也是女主角出身贫寒，到巴黎当上交际花，人称“茶花女”，被富家子弟爱上，家里人反对，最后茶花女悲惨死去。

《茶花女》

《茶花女》是第一部在中国被翻译的外国小说，在中国出版时还是光绪年间。出版后对中国当时的写作风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影响了一大批“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清末出现的一种文学流派，主要是写才子佳人的故事，大家可能唯一有点印象的，是张恨水的《金粉世家》。

这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受《茶花女》的影响，结局基本都是一样的：女主或突发恶疾，或自杀身亡，死得非常凄凉，男主角斩断情丝，孤老终身。这些作家好像有一种“呈现女性创伤”的癖好，必须让女性成为牺牲品，去成就男性的某种孤傲的英雄主义形象。

这种创作怪癖延续到了现在，男性作家好像对“死了的白月光”有什么执念：女的不死，男的怎么深情？

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大众媒体常用的故事：用女性的创伤，甚至是牺牲，去成就男性的深情，去成就一部伟大作品，有很多人依然会为之感动。但是我个人对这种把女性当药引子的老旧叙事，厌烦透顶。

这里并不是说女性不能死，不能有创伤，而是可以有更细腻，或是赋予女性更多话语权和叛逆的表达方式。

比如同样的女性死亡，《海上花列传》处理得要比“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要细腻和高级很多。

李漱芳并不是牺牲品，她反而对自己的命运有很大的主宰权。当被男方家拒绝时，她非常坚强，觉得如果不能成为一个书香门第家的媳妇，那她宁愿当一个以自己职业为荣的妓女，而不是委曲求全的外室。

在去世之前，她多次劝男朋友搬出妓院，自己也不搬出去养病，宁愿在嘈杂的妓院呆着，她说自己不愿意以外室的身份去死。所以，她最后是以一种高度的主体性，战胜了社会强加于她的虚荣和自卑，她觉得以妓女的身份，不依附任何人，孑然一身地死去，没什么丢脸的。

《海上花列传》厉害之处，还就在于它处理的男女感情非常幽微和复杂，甚至我们很难用单纯的“爱情”去形容。

比如《海上花》电影里梁朝伟演的王莲生（就是电影一开始出现的王老爷），在书中，一开始和一个叫沈小红的妓女相好，后来沈小红和一个唱戏的偷情，王莲生就又在堂子里找了新欢。

沈小红发现之后蓬头垢面大吵大闹了一场。闹完后，两人不仅没有掰，王莲生反而大赔不是，尽力赎罪，简直到了花钱买罪受的程度。

他们的关系很奇怪，沈小红既是情妇又是妒妇，王莲生是出轨的丈夫，又被戴了绿帽。同时，两个人还有一种消费者和服务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情感，究竟是入戏太深弄假成真，还是干脆是play的一环？

其中的弯弯绕绕，半真半假，委曲求全，绝不是西方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能够企及的程度。

《海上花》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评价《海上花列传》说得特别好，他说：“这些人物上演的悲喜剧之所以具有惊人的感染力，是因为这些红尘男女都是孤寂的魂灵，在生命最不可能的时刻寻求慰藉，在自身的堕落中找到寄托。”

而《海上花列传》里的女性格外可怜又可爱，是因为她们不像是我们所熟悉的模版：开始很纯情，受尽了爱情的伤之后开始变得什么也不相信，游戏人间。

《海上花列传》里，长三堂子的女性生长过程是反着的，一开始就接受职业训练，了解爱情的无常，男人的不可信，开局就是百毒不侵。

可在和男性的相处中，在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中，她们竟然也生出几分真心来，在职业训练和步步为营的算计里，也有了把自己交付出去的渴望。

“浪漫爱”的这场游戏变得有几分真挚，而她们从游戏的主导、诱惑者，慢慢忘乎所以地丧失了主动权，变得脆弱不堪。这一趟返璞归真的跋涉，反而让她们受尽了伤害。

3.

从鲁迅聊起：

能不能不当“女结婚员”？

说完晚清，来到五四时期。

王德威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很不客气地说，“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远比晚清的前辈窄。

晚清除了出现《海上花列传》这种展示人性灰度的情爱小说，甚至还出现了带有侦探和科幻色彩的小说，但是这些小说都不符合五四文化精英的口味。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谈论文学上观念的“百花齐放”，五四时期比起晚清，不仅没有前进，甚至有所后退。在爱情观念上也是如此。

五四文化精英所推崇的爱情，有一种战斗性，天性对抗虚伪，人性对抗野蛮，善对抗恶，对抗的双方往往是青年恋人和他们封建专制的父母。

恋爱本身具有一种道德的正当性，任何阻碍人的天性的事物都值得批驳。

现在回看五四时期的一些关于婚姻家庭恋爱的观点，当然有进步的地方，比如恋爱自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等，值得褒奖。但这种进步，就像是任何观念先行的作品一样，牺牲了一些人性的灰度，以及对真实性的追问。

《色，戒》

五四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就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本是娇妻，后来觉醒，离开家庭。当时五四青年看了都很振奋，觉得追求自由，就应该毅然与家庭决裂。

只有鲁迅追问了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娜拉又没钱，有没有谋生能力，一个女人怎么活下去？最后只能要么回家，要么堕落。

这个情况放在今天改善了很多，但是放在当时是非常真实、难解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虽然鼓吹自由，却没有提供自由所需要的条件。

鲁迅以这个主题又写过一篇非常精彩的小说，叫《伤逝》。小说主角是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涓生，女的叫子君，ta们冲破世俗偏见，反抗家庭，追求婚姻自主，组成家庭。但是ta们很快发现生活是具体的，爱情是会被磨损的，激情是不可靠的，两人命运走向悲剧，最后一伤一逝。

Ta们的爱情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反面案例，或者说，恰恰是因为真信了这句话而导致的悲剧。

涓生认为爱情通向自由，但是当他在婚姻中，发现最后失去自由之后，爱情也变成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更现实的是，涓生后来还失业了，从为情所困，变成了为钱所困。

子君则是从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新女性沦为一个平庸的家庭妇女，成为婚姻里的附属品。她越是依靠，涓生就越要逃，最后很残忍地说：“老实说吧，我已经不爱你了。”

子君去世时，涓生也承认自己对于子君的死负有全部的责任。

所以，五四时期所鼓吹的观点，因为和现实条件差距太大，所以呈现出一种不能细想的矛盾性：

Ta们鼓励女性离开专制家庭，但是提供的出路仍然只有“女结婚员”一条路；鼓励真爱无敌婚姻自主，但是在婚姻的框架内，束缚在女性身上的道德枷锁并没有解绑；鼓个体追求自由，但是却没有接着思考，个体为了自由能够支付的成本到底有多少？

《第一炉香》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思考迈出了第一步，而一些同时期的女性作家，做出了更深的思考和叩问。

民国女作家凌叔华，写过一部非常有趣的短篇小说，叫《酒后》。

《酒后》讲的也是一对夫妻的故事。小说开始的时候，这对夫妻在家里办完新年聚会，坐在一起休息，丈夫问妻子：你想要什么新年礼物？

妻子看着醉倒在沙发上的一个男客人，脸颊红红的，眼睛微闭，很可爱。妻子“女性凝视”一番后说，我想亲一下他的脸，当做新年礼物，行不行？

丈夫犹豫了一下，说行吧。妻子说，你跟我一起到沙发，监督我亲。但最后，妻子忽然宣布她不想亲这个男人了。故事结束。

这个故事的写作时间是1925年，恰恰是一百年前，但是有没有觉得放在今天一点不过时，是一篇挺先锋的小说？

小说戛然而止，没有继续写下去，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令人困惑的结尾：为什么妻子不去亲男客人呢？

首先，妻子有了自己的欲望，对欲望非常诚实，接下来，她要求丈夫去体谅自己的欲望，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阻力大。但是最后，她没有迈出那一步，并不是因为对丈夫的爱，或者说道德枷锁，而是因为她依然在婚姻的框架内。

虽然丈夫答应了她亲一下男人的要求，但是有一个前提，这是丈夫给她的“新年礼物”，是丈夫的馈赠，或者说是来自父权制婚姻的礼物。

如果她接受这个礼物，就会在婚姻中欠下一笔债。我们都知道“命运的馈赠暗中标好了价码”，总有一天，她需要还上这笔账，而这笔账最后连本带利有多少，是她无法估计的。

所以整个故事的结局，依然是女性在一种框架下遵守契约，压抑自我，选择发乎情止乎礼。

用鲁迅当年评价凌叔华的话来说：“她大抵是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即使有出轨的举止，那也因为偶受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回复了她的故道。”

4.

张爱玲：偷情与谈恋爱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商业的发展，社会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谈恋爱有地儿了！

前面讲到谈恋爱只能去青楼，但是到了三四十年代，有了交通工具，有了电影院、舞厅、公园、咖啡厅、旅馆，谈恋爱的场域一下子变多，都市生活开始呈现出一种迷人的感官刺激。所以这个时期的爱情变得私密、刺激、充满了冒险，甚至开始背德。

在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张爱玲在1943年发表的小说《倾城之恋》。

女主角白流苏是个风韵犹存的离异女性，遇见了超级会谈恋爱的归国华侨范柳原，两个人开始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游戏。

准确来说，这种恋爱并不算背德，都是单身男女，但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白流苏很希望以婚姻拴住范柳原，一方面获得生活保障，一方面也能在看低自己的亲戚面前争一口气。

可范柳原坚决不结婚，他在英国长大，家境殷实，被白流苏身上神秘的东方女子气质所吸引，他把白流苏当作一个需要解的谜题，一个需要攻破的堡垒，但在斗智斗勇中，也有几分真心。后来战争爆发，爱情的游戏在巨大的人类危机面前显得可笑又渺小，最终，两人结婚了。

《倾城之恋》

小说是这样结尾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这个结尾当时引起很大争议。战争爆发，那么多人死了，结果就是为了成就一个女人的婚姻？

甚至到了今天，这也很容易成为左翼攻击的点，我也看到有左翼学者说：“张爱玲作品的视野、角度和立意使得它不可能是伟大的作品。”

这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是：在宏大叙事面前，在历史洪流前面，在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痛苦面前，你只去关心个人那点情爱，算什么呢？

作为张爱玲的死忠粉，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宏大叙事是一种角度，却不必是唯一角度；所谓历史，也是无数人的个人史所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声音。

米兰·昆德拉有个很精彩的表述。捷克人总是说“失去的十年”来形容一段时光，昆德拉就问，这十年你没有恋爱吗？你没有看过电影吗？你没有和朋友进行精彩的聊天吗？你没有看过精彩绝伦的小说吗？在这十年里，你的个人生活并没有停滞，并不是空白，为什么要用一个简单的语汇去抹杀自己的个人生活呢？

对白流苏来说也是如此，战争是事实，她的那场爱情游戏同样也是无比真实的事实。

在这方面，我反而觉得张爱玲做了了不起的颠覆：个人的、幽微的叙事战胜了公开的、政治的叙事。个人的幸福与成败——尤其涉及到女性，并不一定和集体的国族叙事捆绑在一起。

去年听影评人波米聊电影《酱园弄·悬案》，他当时刚在戛纳看完首映。“酱园弄”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年间，章子怡的角色，因为被家暴反杀了丈夫，而被审判。但是随着历史变迁，审判的结果和章子怡的命运不断发生变化。

《酱园弄·悬案》

波米当时有个观点，章子怡的个人命运完全是和国族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因为改朝换代了，三座大山被推倒了，所以章子怡的角色也被翻案。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完全是被国族命运所决定的，是由历史的偶然决定的，那么个人的主动性在哪里？宣传里鼓吹的“女性主义”又体现在哪里？

个人权利，一定是需要争取，或者至少是对抗所获得的。如果权利是被赐予的，就不是真正的权利。

关于《倾城之恋》我还想说一点，前面讲《红楼梦》的贾宝玉时提到的“本真性”。

所谓本真性，就是当一个人开始关注内心的时候，ta会发现那些外部的建构都很可笑。

当白流苏开始关注到内心，她发现自己对于范柳原，对于婚姻的渴望，虽然是卑微而渺小的，却无比真实，因此，她的渺小可以颠覆整座城市。

尾声.

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变保守了？

最后，我们来回答开篇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我们，比起一百年前，反而更保守，道德标准更狭隘了？

我与唐诺曾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伟大的作品，殿堂级的作品往往是在道德上挑战读者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文艺作品流于一种较为合理的道德平庸。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海上花列传》《石秀之恋》这样的作品放到今天，可能连被批“三观不正”或是被举报下架都是轻的。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呢？我也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答案，但是我想通过前面的分析，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纵观100年间中国文化中关于情爱的探讨，我发现一个规律：当“情爱”这个话题变得公共化，社会化，试图和某种理念，比如国族、自由、英雄主义相结合时，“情爱”就容易变得空洞，甚至变得抽象。

而只有当对“情”的讨论回归到个体，回到私密，当一个人开始诚实面对自己的欲望，对道德的怀疑，对自身软弱性的承认，对“情”的探索才有可能发生，也才能抵抗文化对人心的异化。

那么什么东西是绝对私人，绝对个体的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身体。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是在北影节上看的挪威电影《梦》，也是今年柏林金熊奖得主。

《梦》

电影的主角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她暗恋班上的女老师，把自己的少女情事写成日记，其中也包括她和女老师之间一些肌肤的触碰，身体的渴望等等。

后来，她把她的日记给妈妈和外祖母看了。她的妈妈和外祖母刚好是不同代际的女权主义者，外祖母还是一个诗人。

妈妈看了后，先是很愤怒，觉得女儿被性剥削了，老师毕竟是上位者。但很快，她发现女儿日记写得太好了，就跟女儿说：“你一定要出版，这本书对LGBTQ群体很有意义。”

女儿有点不知所措，说：“我只是暗恋女老师，怎么就成酷儿代言人了？”

相比较而言，外祖母作为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反而更能理解少女日记中那种性意识的懵懂。

外祖母面对自己衰老的身体，深深地羡慕自己的外孙女。她作为小有成就的诗人，虽然拥有了知识，拥有了语言，但是到了老年，她向往的只有身体，只有单纯的拥抱，只有肉体之爱。

这个电影讲的主题之一，就是私密书写一旦被公共化遇到的困境。当日记出版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个人记忆，而变成了公众的，变成了人人可诛之的谈资。

比如少女和老师之间朦胧的情感，究竟是老师性霸凌女学生？还是女学生诱惑了女老师？太多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给出评价。

电影的最后，书出版了，女孩不再是电影一开始那样敏感柔软脆弱的样子，而是变得成熟世故，和一个肤浅的男朋友谈起了肤浅的恋爱。生命中那部分私密的记忆，随着公开化，已经永远离开了它。

今天的大众舆论，就像是电影里的妈妈一样，熟悉各种词汇如“性剥削”“性霸凌”，可以准确识别“男性凝视”和“女性凝视”；可以敏感地意识到故事里哪段感情是背德的，哪个词汇是有道德争议的；可以轻易地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不舒服”的地方，站在公众视角去审判一部作品是否符合大众公约数。

但对我个人来说，我反而变得越来越像电影里的外祖母，单纯地把身体看作身体，欲望看作欲望，任何对肉身经验诚实的记录和探索都是可贵的，这里没有对错可言。

文学不同于影视、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地方，在于当你打开一本书，作者不是面对成千上万人，而是在和你一对一的交流。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读到一本书，读到作者讲述最私密的经验时，不要把作者当成一个陌生人，而是当作一个朋友，你就像听朋友讲秘密那样，哪怕这个秘密不符合你的道德观，你也能给ta理解，给ta宽容，给ta不公正的偏爱。

当我们翻开第一页时，就和作者建立一种拉勾的默契，接下来ta要讲的，是只有你们能知道的事情。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