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植物不但是自然的，也同时是文化的和社会的。植物图谱与植物图像正如植物本身一样，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深土中，不仅拥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本土特色，也发挥着跨文化交流互鉴的作用。让我们跟随文字，追溯植物绘画的起源与发展，感受多彩斑斓的植物世界。
今日导读
植物不但是自然的，也同时是文化的和社会的。植物图谱与植物图像正如植物本身一样，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深土中，不仅拥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本土特色，也发挥着跨文化交流互鉴的作用。让我们跟随文字，追溯植物绘画的起源与发展，感受多彩斑斓的植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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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绘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期。早在3000多年前的希腊米诺斯文明时期，就有一幅壁画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可识别植物图。在崎岖的火山岩中，燕子翻飞，加尔亚顿百合花绽放。而建于公元前1400多年的埃及卡纳克神庙，也展现着法老们对收集植物超乎寻常的热情。图特摩斯三世在征战中将众多珍稀植物带回埃及的壮举，成为流传至今的“植物园浮雕”。这些早期的植物形象更多的是出于装饰目的或者宗教意义。
在公元前1世纪，本都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御医克拉泰夫阿斯创作了第一部药用植物图谱。尽管这套图谱没有保留下来，但它开启了药用植物图谱的先河。同时期的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对植物插图用于植物辨认这种方式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绘画难以准确反映植物的真实外观，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实地观察和文字描述来了解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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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画师们对植物绘画的兴趣并没有因此而湮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植物绘画也日趋科学严谨，并在17至19世纪在欧洲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1735年，卡尔·林奈发表著作《自然系统》，首次提出依据植物生殖器官——花的形态结构来分类植物并采用二名法命名的分类系统。
这对植物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精湛的植物绘画技艺闻名的英国画家乔治·艾恩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时，植物学研究在林奈的理论框架下蓬勃发展，对花朵结构的精确剖析成为植物学研究的关键部分。以艾恩斯对百合科植物的绘画为例，他精准地描绘出百合花的6片结构，细致地展现出两轮排列的特征。在他的作品中，6枚雄蕊的形态、长短比例以及与花瓣的相对位置关系，都被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而在法国，画家皮埃尔·约瑟夫·雷杜特尤其擅长描绘玫瑰这种复杂而迷人的植物，被誉为“花之拉斐尔”。在林奈分类体系下，玫瑰因其花朵结构特征在植物分类中有独特之处。在雷杜特的画笔下，每一片花瓣的卷曲程度、颜色渐变都清晰可见。同时，他还在层层叠叠的花瓣中，细致地描绘出隐藏其间的雄蕊和雌蕊的微小结构。这种对花结构细致入微的表现，也是林奈分类系统影响的结果。
这种对花朵结构的精确要求使得植物绘画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画家如同植物学家的助手，他们不再仅仅描绘植物的外观，更要传达植物的科学特征。像艾恩斯和雷杜特这样的画家，需要像科学家一样深入了解植物的结构知识。他们通常与植物学家密切合作，植物学家通过显微镜等工具对花朵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并讲解给画家，画家则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生动准确的绘画作品。植物绘画不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传递植物学知识的重要媒介，在植物学研究的传播和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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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至20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摄影技术的逐渐兴起，植物科学绘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一时期，植物科学绘画在继承以往对植物形态细致描绘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科学性的表达。科学家们试图通过绘画来揭示植物的结构、分类以及进化关系等更多的科学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恩斯特·海克尔脱颖而出。
恩斯特·海克尔自幼对自然充满热爱，中学时就沉迷于收集植物样本并绘制图像，甚至创办了植物标本室。受家庭影响，海克尔先后在维尔茨堡大学、柏林大学和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并获得了行医执照。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着整个科学界。海克尔的心一下子被击中了，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放弃了医学，转而专注于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同时也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忠实捍卫者和传播者。当时，植物学正逐渐从传统的描述性走向对植物结构、功能以及进化关系的深入探究。海克尔以生物学家的身份深入高山和大海，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开启了他独特的绘画创作之旅。
在西西里岛墨西拿研究放射虫期间，海克尔开始用素描和色彩记录下它们的形态，包括其放射排列的线状伪足和复杂的内部结构。1860年—1862年，他就发表了59幅科学插图以及一些显微镜幻灯片。这些早期的插图已经初现其对生物形态细致入微的描绘能力。在向达尔文寄去两本关于放射虫的书籍后，海克尔得到了回信。在回信中，达尔文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极高赞赏，称之为“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作品”。
1904年，《自然界的艺术形态》问世，被认为是海克尔科学插图发展的一个高峰。这部巨著收录了450幅他研究过程中创作的素描、水彩画以及100幅不同生物体的版画。从蝙蝠到箱形水母，从蜥蜴到苔藓，从蜘蛛腿到海葵，海克尔尤其善于捕捉生物的对称性和秩序感，将生命的瞬间精确定格。他的创作让人们认识到，即使是微小的生物也具有令人惊叹的结构和美感，也促使更多的人重新审视自然界中的生命价值。
克罗齐说，“艺术与科学既不同而又互相关联；它们在审美的方面交汇。”海克尔的科学插图不仅贡献于科学研究，也对艺术史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他的时代，新艺术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新艺术运动强调自然元素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追求流畅的线条和优美的形态。海克尔的插图中对植物、海洋生物等自然形态的描绘，为新艺术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例如摩纳哥海洋学博物馆中的玻璃枝形吊灯，其设计灵感正是来源于海克尔绘制的圆盘水母。还有巴黎建筑师雷内·比奈设计的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入口大门，其形态的源头也是海克尔绘制的放射虫。时至今日，海克尔作品中的自然元素仍被广泛运用于建筑、装饰艺术等多个领域，为现代设计的风格带来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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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克尔对植物学的坚持是对家庭期待的叛逆，那么玛丽安娜·诺斯为了践行自己的热爱，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传统生活方式的叛逆。相比温柔、善良、忍耐的“家中天使”，出身名门的诺斯坚持要过另一种人生。1856年，26岁的诺斯与父亲游览邱园。园长威廉·胡克爵士赠予她一束璎珞木。诺斯被璎珞木深深打动了。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她带着画笔毅然踏上环游世界的旅程，尽情享用自己的一生。
1871年—1885年间，诺斯孤身一人游历了六大洲的16个国家，“每次探险都有新的奇妙发现”。在北美洲，捕虫植物瓶子草的奇特外形吸引着她，她用画笔细致地描绘出捕虫器的精巧结构和叶片的独特形态；在巴西，王棕大道上高耸入云的王棕打动了她，她将大自然的力与美融入作品中。
当时，博物画多采用水彩，而她创新地使用油画颜料创作。这使得她的画作在色彩和质感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色彩更加纯净绚丽，而且更能体现细节。不仅如此，她还挑战维多利亚时代花卉绘画的传统，选择直接在自然环境中绘制植物。无论是加拿大的古老红色雪松那饱经岁月沧桑的树干与枝叶，还是爪哇岛莲花池中田田的莲叶和娇艳的莲花，都远比瓶中静物呈现出更开阔的世界和更盎然的生机。正如诺斯不是宫廷画师，而是名副其实的探险家！
与此同时，诺斯的画作科学准确性极高，帮助科学家们识别和分类了众多新物种。据统计，她的画作涵盖727属、1000多种动植物。植物学上有1个属、3个种都是以她的姓氏“诺斯”命名的。1879年，玛丽安娜·诺斯将自己创作的800余幅植物绘画作品捐赠给邱园，并出资建造画廊以收藏和展示这些作品。她希望画廊能够成为“植物园的僻静之处，远离喧嚣，只有那些真正关心植物、并愿意为此穿过所有温室的人才能找到”。
现如今，人工智能日新月异，一键生成一朵花、一幅画、一段科普影片都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我们仍旧感动于大自然中那些从未被知晓的角落，那些大模型无从学习的生命密码。相比长生不老的科学奇迹，等辐骨虫死后几个小时就会在海水中完全溶解，它们永远无法形成化石。
作者：梁爽，媒体从业者，写作者，电影学硕士，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电影》《草堂》《延河》《新民周刊》《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报刊。
图源：神笔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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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莫愁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