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从2010年9月创立至今，尼山论坛汇集全球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正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倾听尼山2025
编者按：
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从2010年9月创立至今，尼山论坛汇集全球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正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当下，全球政治冲突频发、各国之间经贸壁垒陡增，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迫切。本届尼山论坛的主题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并设置了“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发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齐鲁文化与世界文明”“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视野下的家庭意义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文明走向”等多项分议题。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和互鉴，人类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和各项分议题，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专家，以下是来自他（她）们的观察、思考和期望。
访并文/王惠灵 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终身致力于比较哲学与儒学研究。在中西百年思想流变的激荡中，他深刻体会到“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实践智慧。他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试图寻找人类困境的解决方案，将人类经验优化至犹如乐感的极致状态，让人类生活本身成为一种相互欣赏的创造活动。
围绕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的主题，安乐哲首先追溯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包容性多元主义”，明确了其与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一多不分”的思想渊源。此外，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识，强调应该在保持智性对话的前提下，追求优化共生，并在相互欣赏的审美秩序中，实现人际和国际关系“日久弥新、蒸蒸日上”的双赢局面。
安乐哲尊重差异，也看重合作。透过一个“仁”字，他表达了自己对儒学精神的解读：与志同道合的人在默契中，成就彼此；与不相为谋的人保持距离，相互“欣赏”。他将合作理解为一种深刻的学习过程，并强调直接经验是思考的出发点。他指出，“礼之用，和为贵”这句儒家古训，至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作为中西哲学对话的先行者，安乐哲长期致力于比较哲学、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创新。在学术观点方面，安乐哲秉持“一多不分”的基本立场，认为万物并生、相辅相成；同时他着眼于“整体性”的美学秩序，主张民胞物与、和谐共生。在观点创新方面，他给出了对“人”字不同于以往的译法，即在关系生成的“人”（human becoming）不同于概念界定的“人”（human being）；强调“成（为）”有别于“是（者）”，这是理解当代西方哲学和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一把钥匙。儒学自古着眼于“学以成人”的历练过程，世代沿袭“知行合一”的实践取向。在“语境”和“域境”的双向视角下，安乐哲致力于将中国哲学融入世界语境，用实践智慧回应当代难题。他凭借融会贯通的学识和知行合一的阅历，搭建起中西思想沟通的桥梁。安乐哲的这些学术贡献，不仅拓展了儒学的现代诠释空间，也为推动世界哲学从“相互理解”走向“相互欣赏”的新兴秩序提供了更加清晰的画面。
年近78岁的安乐哲依旧口齿伶俐、思维敏捷。在追忆往事的交谈中，他呈现给我们一幅更加完整的思想地图。在当今国际局势紧张和人际交往危机的背景下，安乐哲敏锐的观点背后，体现出一位负责任的哲学家对当代问题的积极回应，彰显出儒学大家的风范。
以下是《经济观察报》与安乐哲的对话：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经济观察报》：请问您会如何理解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
安乐哲： 众所周知，这个命题出自费孝通，全句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中倡导了一种包容性的多元主义。这个“多元主义”的命题是“和而不同”“一多不分”的另一种表达，在强调文化差异，倡导百家争鸣意识的同时，也让人清醒地意识到：礼之用，和为贵。公平（equity）是我们优化“和”（谐）（optimizing harmony）的条件，而平等（equality）表达的则是我们纯粹的“同”（sameness）。如果我们不仅能够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且事实上能够兼容并蓄文化的多样性，那么，所有文化都将以自身方式相容于一种新兴的世界文化秩序中，实现多元变通性的共荣。只有在秉承尊重文化差异与相互欣赏的态度中保持交流，我们的关系才能出现日久弥新、蒸蒸日上的双赢持存状态。
《经济观察报》：从“美”的概念出发，可否请您继续谈一下“一”“多”的关系问题？
安乐哲： 可以这样看，在“整体性审美”秩序与“还原论理性或逻辑”秩序之间，怀特海（A.N. Whitehead）为我们做了一个恰当有效的区分。在“整体性审美”秩序中，一切细节往往都含存于总体的效果中。拿绘画来说，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或者郭熙的《早春图》，我们首先欣赏的是整幅画，继而注意到画中的细节，直到领略到每个细节对整件艺术品的重要性。再拿中医来说，当我们说传统中医重在它的整体性时，其中已然涵盖了人生经历的所有细节（不仅是身体，还有情感、亲朋好友、工作压力，甚至还包括了一个人对富足生活的渴望），这些与人的健康和福祉（well-being）都有关。同样，当我们说到儒家的“正义”观也是整体性的时候，它意味着的是将所有人的不同所偏（partiality）以及每个人的利益都加以考虑的公正（impartiality）；二者皆与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分不开。儒家角色伦理学（Confucian role ethics）不仅只关乎对错，或者遵守既定规则，而且更分不开的是我们在家庭和共同体关系中所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实现的那些得体和优雅的行为举止。当人类经验优化到一种极致状态，一种乐感（musicality）则会油然而生。
这种整体性审美倾向于求同存异、异曲同工，之于儒家思想的意义在于：“一”和“多”彼此兼容，一多不分。中国历史可谓“一、多”兼容并蓄、生生演进的过程历史，它吸纳不同西方思想（佛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性）的过程本身，即是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化吸收，以为我所用，从而不断扩大和丰富自身的文化资源（软实力）。绝妙之处在于，论及朱熹、王阳明的宋明理学离不开佛学，而且与《易经》的语义密切不分，比如变通、体用、一多不分等，是中国再创造了自身的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其实，东亚——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儒学，乃至散居海外的华人——都为儒家思想的繁衍，展现了不同的视角。如果从一种特殊贡献的意义来看，儒家哲学对于不断变化的世界文化而言，意味着世界文化与儒家思想皆将在交流中增长、浑厚其本身的意义。其实在不同思想之间，亦是如此。比如言及儒家和道家之间，陈鼓应一直到85岁，还是对二者好恶分明；不过到了90岁，他开始说自己要多看儒学。这其实也是源自他父母传统的影响。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中国人的亲情非常不同于西方人对爱的理解。
比较文化解释学·中西哲学融汇通
《经济观察报》：您的求学之路遍布世界各地，这种跨文化的人生经历是否塑造了您独特的哲学观和交往圈？
安乐哲： 我自己的兴趣与其说是儒家哲学，不如说是世界哲学。我的第一位中国哲学老师劳思光，一直对我说：我们必须在世界哲学语境下来理解中国哲学。在我心目中，没有东西之分，也没有门户之见。唐君毅、方东美、李泽厚，以及其他一些当代中国哲学家都是我所敬仰的。我对葛兰言（Marcel Granet）、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葛瑞汉（Angus Graham）等西方学者亦是如此。我努力想自己找到一种语言，尽可能清楚地表达出他们在说什么。比如拿“角色伦理学”这样的提议来说，我认为自己受到的是费孝通的启发，也详细地解读阐述他的思想。显然，这一“角色伦理学”的说法与王庆节的“儒家示范伦理学”（Confucian exemplary ethics）是一种异曲同工，是所见略同。
我得承认，我当然更关心我的中国同事如何理解和看待我的见解，应该说我不是个当代西方汉学家。事实上，我的想法与中国当代许多最优秀的思想家对中国哲学的解释是一致的，这让我深受安慰与鼓舞。我认为西方汉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延续一种经由西方价值观和理论假设加工改写过的对中国哲学的“误会”。基督教语汇已经把中国哲学变成了它所“不是”的样子。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使用比较文化解释学（comparative cultural hermeneutics）作为我的方法。我发现我的中国同事会听我说的话，有时心有灵犀，有时也不以为然。我认为，在学术的百花苑，“批判”是一剂维持健康的“良药”。总而言之，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参与和持续对话；而且我发现，这种对话一直充满尊重和包容。
《经济观察报》：在中西哲学比较和跨文化交流方面，您有过哪些合作者？他们给了您怎样的启发？
安乐哲： 我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有机会与许多不同的学者合作，共同解释中国的哲学传统。我的第一个合作者也是我极为尊敬的老师，刘殿爵教授（Professor D.C. Lau）。从他那里，我学会了要始终依据文本本身说话，而不是基于对这些文本的当代评论说话。在我完成博士论文后的几年里，每年夏天我们依然会一起读《淮南子》，并在此后出版了我们的译本。我们还合作出版了考古复原本的《孙膑兵法》（Sun Bin: Art of Warfare）。我很为我与郝大维一起翻译的《道德经》而自豪，这一译本已售出约5万册。当然，这远低于刘殿爵在企鹅出版社的《道德经》译本发行量，它已达到200万—300万册。《道德经》的思想意义难以估量，它已被翻译成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跻身世界文学之巅。
我的第二位重要合作者是郝大维（David Hall）。他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哲学家，也是实用主义者。如果说刘殿爵教会我如何翻译中国经典，那么郝大维则教会了我如何用西方哲学传统进行解释，并在中西哲学的理论假设之间形成对比。他本人并不懂中国语言。所以这样的合作可谓相互成就——因为你不仅要做出自己的贡献，还必须透彻理解以至于可以与合作者的贡献共享共鸣。因此，合作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学习体验。
我的第三位合作者是罗思文（Henry Rosemont）。他是一位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重要学生。罗思文有一些中文背景，能够分享他在比较语言学方面的见解。而且，他对资本主义和教旨个人主义（foundational individualism）的局限性有着强烈的政治观点。
优化共生·体用变通
《经济观察报》：您多次谈到当代世界面临的危机需要超越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来寻求解决之道，那么，儒家的伦理智慧在应对全球挑战中，有何现实意义？
安乐哲： 离散和自给自足的个体是一个虚构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为私利辩护的个人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恶性虚构，造成了“8个人”拥有世界一半财富的局面。在我看来，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价值观——包容性（inclusiveness）、依存性（interdependence）、整体主义（holism），以及我们深受其益并亲历其中的优化共生关系（optimizing symbiosis）——对于解决现代世界的紧迫问题非常重要。疫情只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众多挑战中的第一个，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大规模人口迁徙、粮食和水资源短缺、代理人战争（proxy wars）等问题共同构成了人类困境，而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仅凭单枪匹马就能解决。自由个人主义就如同一场势不两立的博弈，个人、企业、主权国家无一例外，这种情况导致每个人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出现。儒家思想教导人们认清联合和依存的事实，以及如果你的邻居做得更好，你也会做得更好的智慧。为了解决当前的人类困境，在价值观、意图和实践方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将个人主义扭转为齐心协力的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的自觉意识。儒家公平、包容、变通（diversity）和优化共生的价值观将为我们走出困境指明方向。
《经济观察报》：您经常提到中国了解西方，而西方不够了解中国，这种情况是否在近些年得到了改观？
安乐哲： 尽管有一些西方专家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有一定的真知灼见，但总的来说，我们必须得承认存在一种不对称性：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中国的书店和图书馆里到处都有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译本，而反过来对于中国的伟大思想家来说，其思想在西方的翻译情况却不是这样。我认为，要想知己知彼，比较文化解释学是一个框架，在互鉴的“域境”中，首先尝试透过它们自己的语汇来理解这两种传统，再促成它们之间的对话。而且同时，这也是克服经由基督教视角，或克服以西方现代性范畴来解读中国哲学时对其造成误读的一种有效方式。一个对中国哲学有严肃态度的人必须要学习中国的语汇。我的任务是为下一代中国哲学家提供一套框架和词汇，从而将中国的儒家思想推向世界。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他强调语境和语用。我一直觉得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礼”可以进行比较。同样，钱穆也认为，“礼”联系着家庭和民族。另外，我也比较认同杜威和伯恩斯坦的实用主义思想，尤其是“智性实践”（intelligent practice）和“智性对话”（social intelligence）。其实，实用主义思想早已不再限于美国，欧洲也产生并形成了自己的实用主义思想。儒学亦是同样情况。在研究方面，我所努力的方向既不是冯友兰的“西方”框架，也不是胡适的“中国”逻辑，更不是牟宗三和晚期唐君毅的抽象系统。中国哲学始终离不开“知行合一”，这种实践态度远超王阳明的思想；它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中国人的实践智慧。这种智慧不仅包含着理性，而且还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两三年前我曾开设一门课，讨论“儒学是不是中国特有的实用主义思想”，我们的结论是：是。实用主义的起点是我们的经验，而实践经验并不从知识中来。
社会智慧·从实求知
《经济观察报》：您提出的“生生论”是否也是一种实践智慧？
安乐哲： 自19世纪后半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来，虽然西方哲学已经离开了本体论思维——海德格尔称之为“神学-本体论思维”（theo-ontological thinking），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但这些思维模式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了欧陆的语言中，以至于哲学很难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说话。在这点上，尼采有如庄子，他们都要用语言来言说“不可说”。海德格尔和怀特海都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便摆脱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说到海德格尔的思想，我觉得李晨阳对海德格尔问题的回答要胜过海德格尔本身。他改善“此在”的共时性（temporality）不足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倾向的问题，以“生于家庭”（born into family）的温存扭转了“被抛于世”（thrown into world）的痛苦，以“代际交替”（being between generations）改善了“在世”（being in the world）的概念。海德格尔没有伦理学，而李晨阳的伦理学非常浓厚。此外，张祥龙区分了“概念化思维”和“象思维”，在寻找相互关联（co-relation）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意义。事实上，近代西方的现象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过程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想都在反对本体论。“生生论”（zoetology）有别于本体论（ontology），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用以理清中西文化传统的脉络，也是在开辟有别于汤用彤、牟宗三、陈来的另一条路径。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理解“汉语哲学”？
安乐哲： 汉语语言扎根于生生之道（zoetological way）的思维，而这种思维方式也融入了汉语语法。仅举一个例子，汉语哲学始于对“生之为人”（become a human being）的关系性理解，以及“学以成人”（learn to become human）的过程性理解，因此也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市民哲学（civil philosophy）：伦理学、社会和政治哲学。同时，中国语言还带来了一种在美学上的不同理解，而语言本身就是有教养的个人气质的重要表达。关系生成的人（human becoming）不同于概念界定的人（human being），“成（为）”有别于“是（者）”，是理解当代西方哲学和儒家思想都不可或缺的一把钥匙。从华兹华斯（Wordsworth）、爱默生（Emerson）到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超验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开始，这一想法对泰勒（Charles Taylor）、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约翰逊（Mark Johnson）等当代最优秀的思想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它说出的中国人无异于中国人眼中的自己。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令其使用者更倾向于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当然，概念之间的边界总是难解难分，这也让智性对话显得极为必要。
《经济观察报》：面向未来，我们如何重塑哲学教育的“实践转向”？
安乐哲： 我从来没有对“哲学家的问题”感兴趣，而一直对“当代人的问题”感兴趣。我相信负责任的哲学家势必要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问题做出反应，而且要有助于促成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社会智慧（social intelligence）。我们的问题源于我们的实践，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只能在我们的实践中找到。因此，我们的出发点必须始终是直接经验（immediate experience）。鉴于新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人类经验，哲学家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人类需要。新技术需要与人类根本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而我们的人类价值观需要与宇宙价值观保持一致，我们需要哲学家去澄清并主张这些共通的价值观。
超越地缘文化·世界文化共享
《经济观察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即将迎来发展中的第二个十年，您如何看待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不同文明交流和中华文明推广过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
安乐哲： 多年前，我在第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筹备会议上担任许嘉璐的顾问，我也为成为其中的一员感到自豪，这种缘分激励我继续参与积极倡导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首创精神。国际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通常仅限于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地缘政治话语。但是，文明对话使我们超越了地缘文化话语中的民族国家，从文化身份、价值观、共通历史，以及祸福相依的角度来思考，并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正因为这种对话的根本是包容差异，渴望并激活文化差异，滋养多元变通、和而不同的品格，我自己也认为这些价值观应该是人性的共同基础。
（访问者系内蒙古大学教师）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