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植物学和地层古生物学家。长期从事古植物学和相关地层学研究,以中生代裸子植物和蕨类化石的研究见长。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61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文 | 许金艳 魏其濛
周志炎,1933年1月1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
古植物学和地层古生物学家。长期从事古植物学和相关地层学研究,以中生代裸子植物和蕨类化石的研究见长。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61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5年6月2日,南京瓢泼大雨。从北京东路右转上鸡鸣寺路,路口边便是亚洲最大的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下简称为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这里是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的重镇。
雨水冲刷过的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内,草木分外葳蕤。其近邻是鸡鸣寺-在鼓楼鸡笼山上的鸡鸣寺,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之一。这古朴、幽静之地,真是一个读书和做研究的理想去处。
成立于1951年5月7日的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其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及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构的古生物室。1948年中央研究院(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首届院士就有6位出自地质学界。所内主道两边竖立着巨大的历经亿万年沧桑的化石标本,每踏一步,仿佛都有“学术”在咚咚回响。
古植物科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一幢浓荫围绕的红墙碧瓦小楼里,我们见到了古植物学院士周志炎先生。
这幢小楼也曾是新中国首任地质部部长、“中国地质之光”李四光先生的办公所在地。面前的周志炎院士头发花白,面容清瘦。
“这个房子是(李四光先生)他们30年代建造的,质量好得不得了,到现在都没有变形。”
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的周志炎和同学坐着三轮车来此报到,一进门就被吸引住了。
“一进门就觉得气氛和环境很好,很自然,很安静,那时所里只有20几个人,绿化率比现在更高,也更安静。”
周志炎师从斯行健先生-中国古植物学之父。当年,斯行健学成回国,正是时任所长的李四光聘他到地质研究所,投入古植物研究。
周志炎是在一摞摞的资料和一箱箱的标本里研究地层深处神秘的古植物世界。作为中国古生物学的一位长者,即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即使在国际上获了奖,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极普通的人,是科学海洋里的一滴水。
80岁之前,周志炎上班都坐公交车,只在下雨天,才让所里派车接他一下。而他在古银杏领域卓有成效的工作,被学术界相关专家誉为“古植物科学发展漫长而艰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在古生物学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取得的一点成绩,包含着许多野外现场工作的同行和合作者的劳动。”
像许多基础性研究一样,古生物研究需要大量阅读和野外调查,周志炎曾从东北到云南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这样的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这样的工作造就了他沉静、淡泊的性情。
20世纪初的教育变革,清末、民初持续的留学大潮,为中国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他们带回了现代科学的种子。而在诸多领域的科学家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有地质学家。
20世纪50年代,青年周志炎来到成立不久的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和新中国一样,满怀热情却也经历着“改朝换代”的阵痛。
周志炎这一代新中国培养的学者,在前人拓荒的基础上,在国家几经磨难,在科技再次出发的漫漫历程中,“用我们自己的材料,自信、自强不息地推动学科发展”,继续为现代科学播种。
周志炎的故乡在海宁盐官,周家是当地的世家望族。周志炎的父亲周季无从杭州商专毕业后,来到当年的上海滩谋事,在一家证券交易所工作。
1953年,周志炎(第三排右一)和浙大同班同学合影
1933年1月11日,周志炎出生在上海,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男孩。
“我小时候就比较懂事。我们家不是很苦的家庭,我父亲那个时候条件还好,买了一套书叫《儿童文库》,我印象比较深,先听他们讲,后来自己看。”
少年时他喜欢亲近大自然,在他弟弟的记忆里,周志炎少年时就喜欢采集和制作标本,“我们家靠近一个公园,叫复兴公园,我几乎天天都去。”
他自小认为自然之美远远胜过都市的灯红酒绿。
战乱让周家逐渐没落。周志炎早期学业是在一个“弄堂小学”开始的。“我从小眼睛不怎么好,成绩很差。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考上了上海敬业中学。”
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到敬业中学担任地理老师。地理老师和另一位生物学老师的学识和精彩课程,吸引了这个成绩并不出色的少年,他开始喜欢上生动活泼的生物和自然地理。直至近70年后,他依然能记起当年到震旦博物馆参观的新奇感。
“大概是初二,读敬业中学,生物老师带我们去了震旦博物馆,那些陈列品、生物标本、医学标本,让我很感兴趣,那个生物老师对我影响也比较深。”
这一切对他后来的专业选择都产生了影响。
“当年报考地理专业,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自己的学习成绩很一般,担心考不上钢铁、化工、机械等热门专业。”
1950年,他考上浙江大学地理系。在浙大学了两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被转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南大岁月里,他在师长那汲取地质专业知识,而学识渊博、淡泊名利的老教师们,也成为他几十年来为人和治学的楷模。
2000年,周志炎在河南义马煤矿采集植物化石
研究古植物的周志炎把人看成一颗种子。“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就像一颗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里就容易茁壮成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就不易生长,如若落在水里,也许就烂掉了。”
中国科学院从1951年11月起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后一直”运动'不断。”我们不难想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先进学科的脱节,那时候他还只是个走进科学殿堂不久的青年。
1980年9月底,周志炎47岁,飞向大洋彼岸,赴英国访问。
“那时(国内)和国际先进学科是脱节的,像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跟国际先进学科学习接轨,这里面我做了些引进、消化,并用我们自己的材料,独立自主来做。”
对于古生物学研究,很多人不了解它的意义。古生物学是地球科学一个分支,正是古生物学家的辛勤努力,才使我们对生命、对地球历史有了越来越清晰而深刻的了解。
为探索远古时代的秘密,古生物学家需要在偏远和环境恶劣的地区游走,来寻找地球历史的蛛丝马迹。
“我到东北时正处国家困难时期,我人一直是很瘦的,那个时候才100斤。有时睡觉是大车店,盖的东西也没有,铺的也没有,炕上就待着吧。晚上的蚊子,我们叫轰炸机。有时候跑路没有水喝,河沟里的水都去喝;吃点大蒜,保险,不拉肚子。还要自己背(化石)标本。”
研究远古时期地球上的生物,化石是最直接的证据。他们每天要背着沉重的行李包,在没有人烟的野外,靠罗盘、锤子和放大镜在岩石中寻找化石。
“不同的化石,就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各个地质年代各有独特的化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志炎着重于古植物的生物学研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有关古银杏的研究。
银杏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据化石发现证实,早在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中侏罗世,银杏类植物已经大量出现在地球上。然而只有在深深的地层中才能找到恐龙的骨骼化石时,与恐龙同时代繁荣的银杏仍然生活在我们今日的大地上,与其同时代的其他许多植物皆已灭绝。古银杏携带有当时地球气候环境的珍贵信息,如果我们能把银杏的历史搞清楚了,就能了解和掌握古代的气候环境演变。
但因为一直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化石,当时在世界古植物学界,有关银杏的研究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
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义马地区传来发现了许多银杏“果实”化石的信息。周志炎兴奋不已。
“我是在1986年去的河南义马。”那是个比较暖和的季节,在当地工作的地质工程师章伯乐带同下,他和学生们采了很多化石。在此之前,银杏“果实”化石在全球还没有被发现过。
河南义马地区发现的化石不仅弥补了银杏类化石的空白,也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希望。
周志炎对这些挖掘出来的银杏化石开始了深入合作研究。
周志炎(左一)和斯行健老师(中)在一起
周志炎很擅长将现代科学的手段引入古生物学的研究,他在我国古植物学界率先应用和提倡支序学说、异时发育和整体重建等方法论,并在我国古植物学研究中率先应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和超薄切片等技术。他将这些方法应用到古银杏研究中。
1989年,周志炎和他的合作伙伴在德国大型古生物图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中侏罗世银杏的论文,首次根据胚珠器官研究确定了银杏属的最早生存年代,还证实了地质历史时期银杏的营养和生殖器官以退缩为主的进化过程。
亿万年前留存下来的谜团-生物究竞是如何演化的,这一个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困扰古生物界的难题,又一次将被中国学者破解。
之后,周志炎和他的合作伙伴又用了两年的时间,结合中外银杏目其他成员的营养和生殖器官的资料、应用支序学说等对中生代银杏目的系统发育和进化趋向,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其成果多次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教科书采用引载,使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94年,这项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6-1996年,他被推荐为国际古植物学协会中国地区代表。1987-1992年,担任国际古植物学协会副主席。从1993年起,他担任国际植物分类协会植物化石委员会委员。1996年,以著名古植物学家萨尼命名的印度萨尼古植物研究基金会授予他“萨尼百年纪念奖”。
“其实院士也是普通人,不过是在某个学科某个方面做了一点工作。”在他的学生眼里,老师不务虚名,踏实做学问,视名利若浮云。
几十年来,周志炎不断开辟我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至今,他对古银杏的研究还在继续。
“我(一生)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有生之年,想把《中国银杏化石志》完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希望对年轻同事和学生们能有所帮助。”
做人关键:一个是诚信,一个是敬业
记者:什么时候回过海宁故里?故乡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
周志炎:我记得在抗战胜利以后回去过一次,看了一些亲戚,那时候十几岁了。那儿也很荒凉,有田埂,有桥,有流水,小河里面还有虾。我那时候是小孩嘛,小亲戚带我去抓虾。
我家在盐官(镇)放水桥,现在地图上能查到这个地名。我们原来是大家族,房子据说有九十九间。我父亲是大房的。后来抗战前后家里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几个人了,他们生活都很困难,房子慢慢就拆的拆了、卖的卖了。
记者:你以后再去是什么时候呢?
周志炎:以后就没有去过,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动的。心里面有一个故乡,但也不是天天想着这件事。想起来(心里)也是很有一点味道。但是现在回去看,亲戚也没有了,都联系不上了。
记者:您当年是怎么选自己的专业,古生物又是怎么一个专业?
周志炎:我浙大考进去就是地理系。二年级有气象、地理、地质三个组,我选了地质。地理也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地理里面有人文地理也有自然地理,还可以分很多分支。实质我们学的还是自然地理,自然地理包括地貌、山川、海洋、土地、沙漠。
地球不是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其实海可以枯,石也可以烂。从长远的地质时期看,地球历史有45亿年,这个历史里面不知要经过多少变化,山变成海,海变成山,像喜马拉雅山,原来是地中海海底,印度板块冲上来,跟欧亚板块冲撞,就造成山了。我们生在地球上,要对地球有所了解吧。我们古生物学研究的地球历史,一个是生物环境变化,还有是地球本身的变化。
记者: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您觉得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周志炎:如果要说,感到有点成就感,就是我做了关于银杏方面的工作。为什么有点呢?银杏化石发现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国内外没有做到我们这种程度的,没有我们的深度、我们的高度。我们科学工作者,国家培养这么多年,起码对国家有个交代吧。我觉得花了好多钱、花了好多精力,有这么好的条件,有个交代,我自己感到比较安慰,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兴奋。
因为学问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没有底的,如果到了顶了,就没有前途了,也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做到。科学就是这样,就像在海边上去捡一个贝壳一样,但是再好也就一个,也就这么一点。从做学问来讲,或说做人来讲,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记者:您也说过自己是个幸运儿。
周志炎:那当然了,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标本,我有本事也不一定能做得出来。是机遇,或者说机缘。我有个大学女同学,是跟我一起到这研究所里来的,她(20世纪)80年代初当了我们这个所的所长,但90年代就去世了,她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机会吧。但是她的成就、她对古生物学的发展、对我们学科的发展,有很多贡献,我没有;反之我这方面的贡献,她也没有。
我的看法,做人非常重要,(要明白)自己人生的定位,把它放在哪里。
记者:一个人成功,总有他的道理。什么是您的秘诀?
周志炎:我兴趣也还广,小时候踢球啊、下棋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会的,不是像书呆子一样的。但是做事情认真,全心全力,而且也不怕反复,很有耐心。
记者:为什么能成为院士呢?
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我并没有把“当什么”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不过做了点实事,被选为院士是很偶然。
记者:那些过去的老知识分子,像您的老师斯行健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古植物学院士,在青年时期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志炎:老师是1901年出生的,他是浙江诸暨人,原来在北京大学,读的是地质系。20年代后期,有机会到德国去留学,就到了柏林学古植物学。他的老师是当时德国的权威,那时中国国际地位不高,人家看不起中国人。
他去的时候是夏天,他的老师说,我要去度假了,我这里有很多标本,你去看吧。然后老师就走了,把他晾在那了。他就认认真真每块标本都去看,他有古生物基础,看了之后名字一下子就记住了,他这个人很聪明,博闻强识。老师回来就拿一个标本问他:这是什么?他马上就讲出来。那以后老师就对他另眼相看了。为国人扬眉吐气,这个不简单。
这是老师给我们讲的,他是为了教育我们。(激动,哽咽)
记者:他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多品质,可能你们都看到了。
周志炎:可能真的有点傻气。
记者:您觉得您身上有吗?
周志炎:我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在英国进修时,那时我是带着些标本出去的,那是我们在国内建的新的属(注:周志炎在进行松柏类植物研究中,建立了一个新属-“缝鞘杉”),但是他们不承认。
当时中国刚改革开放,人家对中国,是文献也不看,对你的工作根本就看不上眼。我把标本带过去给对方看,想我们可以一起做,看看是不是一个新的植物。对方的态度非常不好,说是瞎搞,将来肯定得不到认可,也不能发表。
我们也承认我们当时落后,但是我也不服这个气,好吧,那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工作,做完了以后,把文章投在英国的专业杂志《古生物学》,发表了。人家到现在也没人说我这个属不对啊。我就争口气。所以我对国外“权威”,不像有些人把他们当做什么一样,我就是有这点骨气。
记者:所以做科研不仅要有点傻气,也要有点不服气。
周志炎:一方面是有点傻气,一方面做人也要有骨气。
记者:如果给您一生找关键词,觉得是什么?
周志炎:做人很关键,一个是诚信,一个是敬业。
记者: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年轻人分享?
周志炎: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不要低声下气,在科学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应该迷信人家。
记者:能不能给故乡的青年学子说一段话,鼓励鼓励他们。
周志炎:浙江、海宁从来是出人物、出英才的地方。我们要多想怎么真正把精力用在工作上,让我们国家富强,圆中国梦。人难免有些弱点,比如年轻人喜欢玩,这也是正常的,但是要有一个分寸,太死读书也不好。
来源:正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