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标题说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目前这部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2，比今年绝大部分华语剧都要高，是前三的程度，而且这个分数也没有虚高，剧确实有无可替代的优点，做了一些第一季里都看不到的表达，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一主题上又延伸了新的视角、新的观察和思考，是绝对值得一看的好

今晚聊最近新上的台剧：

《我们与恶的距离2》

标题说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目前这部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2，比今年绝大部分华语剧都要高，是前三的程度，而且这个分数也没有虚高，剧确实有无可替代的优点，做了一些第一季里都看不到的表达，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一主题上又延伸了新的视角、新的观察和思考，是绝对值得一看的好剧。

但我们看的时候还是下意识会去和9分+的第一季对比，感觉还是欠缺了好多地方，表演，节奏，内容，哪哪都差了一点。

所以开播到今天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我们一直没写，我们很犹豫，同类质量的剧我们都是夸奖和鼓励，这部就因为前作实在太好了，我们下意识挑刺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也想等它再播几集，看后面有无改观可能，结果还是没等到，目前豆瓣维持在 8.2，后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

最后我们决定还是按照我们实际观感去写，不足会聊聊，优点也会展开讲讲，出于惋惜，重点会更多放在优点这里。

一、

已经提到了不足，我们就先聊聊不够满意的地方。

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演员演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剧集基调。

两季的故事结构、人物设定是相似的，都是从一桩惨案开始，延伸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等多个家庭、个体的命运，从不同角度讨论人与恶，与恶人的相关性和因果。

正因为跟人密切相关，人物表演必然吃重，因为人物和台词牵引着观众思考的方向，表演必须支撑起观众对他的认同，支撑起他行事的动机。

就比如第一季里，律师王赦这个角色需要引导观众对罪恶土壤的思考，演员吴慷仁的表演把这一点完成得很到位。

在跟受害者家属协商的一段戏里，他的台词虽然是正义凛然的，包含“难道说真的把他给杀了，这一切就会没事吗？你内心的伤痛就会抚平吗？”这样的宏大说辞，但无论是语气还是肢体都没有站在任何高位，是以彼此皆为人类一员的平视姿态去真诚劝说。

被对方拒绝也坚持保持眼神交流，尝试建立情感连接，让这个角色呈现出赤诚的一面，足以让观众信服。

别的角色也是，能够让剧集保持在同一种稳当的叙事节奏里，基调也保持写实，每个人都相当鲜活，只有立场分别。

反观第二季，周渝民饰演的同样关注人权的医生马亦森，身份更复杂，人物层次也更多，是对病人（乃至犯人）有耐心的医生，还是受害者家属，跟身处政治漩涡的公正党立委高政光是好兄弟，但他在诠释角色上明显层次过少，表达力不足。

就拿跟第一集他跟病人家属的吵架戏来说好了，家属无法接受孩子吸毒的事实，而马亦森刚失去妻儿，处于低谷，加上一直关注人权，选择在嘲讽中继续直白陈述，出发点是希望病人家属能承认事实而不是逃避。

人物逻辑是合理的，但周渝民的表演欠缺层次，他似乎只能被设定和台词带着走，在这一段只是不断把情绪往上拉，去制造表面的冲突感。

再配上大段类似“万一他把你或邻居全都杀了，你就真的欲哭无泪了”这样的激烈台词，等于仅仅是完成了段落任务，但无法让我们对人物有更多的了解和信任，看上去更多是在强调人与人的对立，而非立场不同。

加上剧里基于恶发生的悲剧本就很多，这个角色也一直穿插其中，自然让剧的写实感有所减损。

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情节的陈旧处理，例如高政茗，身为不被认可的高家私生女，她被身处政坛的高张玉敏所利用，意外遭遇了性侵，这件事本身还被高张玉敏拿来当成了政治筹码，这当然可以聊，它是一个切口，一种关于恶的讨论方向，但目前针对这件事的讨论都较为落后和简单。

因为剧里只有针对受害者的讨论，比如谈及高政茗为何选择不上诉，关于上诉胜率低，关于律师告诉了她上诉会遇到许多令她羞耻的问题，然后女孩就选择了离开，找了酒店服务员的工作。

对加害者则只有零星两句，强奸犯推诿责任，然后没了。

伤痛落到女性这里被内化了，而且被内化似乎是唯一的结局，不存在更多的可能性。讨论因此戛然而止，实在可惜。

二、

也正如开头说的，好的部分在于，在与恶的距离这一主题上，它不止步于第一季，去平视地聊人与恶的关系，而是继续延伸开去，讨论恶与政治，恶与无辜受害的人。

更具体点说，第一季更像是通过追溯媒介、家庭、舆论等多方面与恶的相关性，叩问恶与善的边界，而第二季是从一个更远的视角，涵盖更多不同身份的群体，进一步叩问在善恶边界模糊之中，我们与罪恶，和恶人究竟要如何共存。

在剧里，这个问题被分为了两个视角来聊，第一重“我们”，指向与政治相近的人，比如剧里竞选县长的高张玉敏，公正党立委高政光。

这些人与恶的距离也是最近的，因为人与权力、欲望的关系本身就很难调和，政治斗争又提供了他们牺牲少数的正当性，给人性的变化提供了空间。

所以哪怕不提被权力包庇、有心作恶的人（性侵高政茗的简佳鑫），只提一心改变现况的人，他们的初衷也很容易走向失落。

他们基于各自理念、争取民众认可的过程，也同时是被政治异化、颠覆原本目的的过程。

高张玉敏就是被政治异化的典例，她原本需要依靠儿子来立住家里的地位，后来开始竞选县长，也想为民谋利，但会为了拉选票而不择手段，会带高政茗（丈夫的私生女）去笼络同党，在得知她被意外性侵后也想要利用这一点。

但她又并非是全然冷血无情，会提出给被家暴的女人申请保护令，在得知高政茗下落不明会暗暗打电话找人，可见编剧在她身上反映的不是纯粹的恶，更多是政治的两面性。

人对系统和权力全然信服的另一面，也意味着可能会为了争权和上位而牺牲个体。

与高张玉敏的选择相对应的，就是公正党立委高政光，由于更在意民众利益，在意自己家人在铁路遭遇意外所关联的铁路建设，会提出反对意见，结果面临被罢免，还被帮扶自己的老师警告：“我们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显然，这种描述强调的是政治的有限性，指向执政者与政治共谋的某种必然。

除了改革的困难，制度的积弊和漏洞也在剧里不断被强调，通过倒叙，我们可以看到纵火案凶手胡冠骏从小恶发展到大恶的整个过程，关乎他自幼患上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更关乎家庭教育的缺失、照护制度的不完善、辅育院的监管效果有限等。

这其中每个人都曾尽其所能，但每个环节又都存在漏洞，无法彼此支持和接力，因此胡冠骏总是处于被放逐的状态，似乎没有任何人知道能拿他怎么办，怎样才是最好方案。

在四面漏风的社会里，恶自然循环往复，反复生成，难以避免。

关于“我们”的另一重视角，则是与政治不沾边的无辜的人，也就是更贴近你我的视角。

高政茗和牛祐荷，前者无辜为政治献祭，后者是胡冠骏的少年调查官，有心改善不够理想的少年犯现状，结果因胡冠骏纵火而意外死亡。

从这个视角去聊与恶的距离，并不是在质问受害者“为何受害”，也不是在求全责备，而是以此为警示，去聊无辜的人与恶的距离为何会如此之近。

剧集也给了答案，我们与恶的距离，跟人在视角上的局限有关。

这有时无关于我们是不是好人，甚至无关我们是怎样的人，只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界定他者。

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局限，我们可能在无意中推动恶的发生。

高政茗会答应跟高张玉敏赴宴，有两个很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她自觉亏欠，认为自己作为私生女的存在，被骂是可以接受的，另一个是马亦森也出于自身经验，认为高张玉敏嘴狠心不坏，没有过多在意赴宴的危险性。

存在既定看法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容易陷入视角的盲区，忽略人往往拥有不同身份的复杂性，人性和善恶也并非恒定不变。

牛祐荷也是如此，她和马亦森秉承的信念都是病人会因为得到合适的治疗、管理和教化，拥有回到人群中的资格，而他们也同样没办法做太多的预防和准备，料不到疾病会如何影响人，也料不到缺失防治和监管、缺失家庭的长久支持，会给恶的酝酿提供多大空间。

我们会发现，无论我们身处政治还是身处普遍大多数，都会难免被这样的有限性所束缚，区别只是悲剧发生时，“暂时的幸存者”这个位置轮到谁。

而编剧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也是为了引出我们与恶如何共存的答案：看见二者的有限并正视，在这一基础上尽其所能，拉开与恶的距离。

回到剧的最开头，案件发生后的“现在”，高政光作为委员虽然面临被罢免，但依旧反抗政治的异化，坚持站在民众这边发声，对身边的侄子侄女也保持关照（孩子父亲是人格分裂患者并杀了法警）。

马亦森选择辞职，正视自己的悲伤，帮高政光照顾他的侄子侄女，没有让愤怒、仇恨持续转化向恶。

他们刚好一个处于政治之中，一个无关政治，但都以自己的个体行为与恶相互抵抗，阻止更多的负面循环。

由此，第二季再一次完成了对“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深度审视，也试图推动我们审视自己。

就目前而言，保持审视依然必要，从这一意义上，这样的剧也自然是越多越好。

来源：老夏看商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