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汉学家，美因茨大学翻译学、语言学与文化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化系教授，长期从事汉语教学、科研和文化研究，曾任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德国汉诺威中国中心董事等职，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国内高校的客座教授。
作者｜柯彼德（Peter Kupfer）
德国汉学家，美因茨大学翻译学、语言学与文化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化系教授，长期从事汉语教学、科研和文化研究，曾任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德国汉诺威中国中心董事等职，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国内高校的客座教授。
当葡萄酒文化在明清两代的中国逐渐式微之际，在欧洲却经历了历史性的蓬勃发展。中世纪晚期，修道院是推动葡萄酒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源于法国的熙笃会修道院尤其擅长酿造葡萄酒。僧侣们大规模种植葡萄，并通过技术革新从根本上改进了酿造工艺，使葡萄酒的质量显著提升。于是，从12世纪开始，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环地中海地区逐渐发展成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的葡萄酒产区。15—16世纪时，葡萄酒贸易也蓬勃发展起来，英国、葡萄牙和荷兰的船只甚至将葡萄酒和葡萄苗运到新大陆和海外殖民地。在这一时期，中国人逐渐形成了葡萄酒是来自遥远欧洲的昂贵舶来品并且专供外国人和中国上层人士享用的印象。直到今天，大部分中国人仍然保持着这种观念。
[德] 柯彼得 著
王南南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6月
瑞典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佩尔 · 奥斯贝克（Pehr Osbeck，1723— 1805）在其1765年出版的《中国与东印度群岛之旅》（A 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中提到，东印度群岛的海上贸易利润丰厚，来自“Xeres”的葡萄酒，即雪利酒，在中国港口的售价几乎是原价的三倍。尽管在漫长的航运途中有酒桶破裂的风险，但由于雪利酒在热带地区的保质期长，且质量不会下降，因此成为一种非常适合中国贸易的商品。雪利酒的甜度和酒精含量较高，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口味。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不仅向海外（如澳门和马尼拉）供应葡萄酒，也重点出售给清朝宫廷。
18 世纪末，乾隆皇帝统治后期的大清帝国虽然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帝国，但它已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下降通道。正如它之前的历朝历代一样，清朝的衰落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逐步恶化。宫廷和官员骄奢淫逸、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军费开支激增，朝廷不断提高税负，财政管理失控。多地堤防年久失修，严重的洪水灾害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事实证明，皇权高度集中的专制体制和帝国管理越来越缺乏效率，官僚体系僵化迟缓运转不灵。于是，一些地区的穷苦农民和走投无路的底层民众揭竿而起，也与“白莲教”等秘密组织结盟。此外，边境冲突如首次与沙俄的大规模领土争端、回民起义、西南少数民族的反抗以及欧洲殖民势力的日益增长都使得清廷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在与其他全球大国和利益集团的对抗中，天朝上国的荣耀和天子的威仪及其统治合法性被严重动摇。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以及随后的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俄国、德国和美国不断在中国攫取利益，扩大势力范围。清政府在与列强的冲突中节节败退，不得不一次次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遭遇惨败的清政府最终也向日本人开放了港口和市场。欧美和日本殖民者在具有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城市圈获得了势力范围和特权。鸦片走私贸易也使得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出，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自此，中国及东亚长期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清朝统治者如何腐败无能，起初在城市居民和知识界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农村人口中。人们的怒火越来越多地指向清朝统治者，并发展为无数的抗议和反抗运动，要求社会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乃至彻底推翻清朝的统治和封建帝制。
1850—1864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和 1900—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社会运动。这两场运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宗教乌托邦思想的因素，在穷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中动员了数百万大军，并永久性地削弱了清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
太平天国能够在广西和东南的江浙鄂赣四省维持割据政权数年之久，它的理想是基督教救世主观念与中国民间秘密社团信仰的混合体，宣传反清、反儒教的政治理念，并在其统治区域内实施激进的社会革命，如禁止缠足、卖淫、赌博、烟草和鸦片，甚至包括饮酒，违者一律处死。抛开其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谈，这些方案的部分内容让人联想起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 1864）极富感召力和煽动力，他自封为“天王”，并将其政权所在地南京改为“天京”。他相信上帝召唤他在人间使用严酷无情的手段降魔除鬼——这其实就是从前在中国流行过的摩尼教教义。洪秀全所要祛除的各种鬼魔中也包括所有的酒精饮料。
半个世纪后，脱胎于“白莲教”和一些松散地方团体的义和团兴起，它和太平天国一样带有宗教色彩，起初反对清朝统治，但后来则专门针对所有外国人和基督教传教士。义和团的拳民相信可以通过习练武功和吞符念咒等手段获得超自然神力，练成刀枪不入之身。他们在中国北方攻击外国机构和教堂，也捣毁所有现代的新生事物，如电报线和铁路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洋鬼子的玩意儿”。欧美日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消灭义和团为由攻入京津地区，劫掠民众，并在1901年9月迫使清政府签署屈辱的《辛丑条约》，支付巨额赔款和出让主权。作为白莲教的分支，义和团最初遵守佛教诫命，包括禁酒。总之，与其他秘密社团发动的起义一样，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弃绝享乐和禁欲主义为特征。
中华文明大一统的理想产生于三千多年前。这个逐渐形成中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屡屡受到外部威胁，也曾经多次解体，在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它的身份认知及生存在意识形态上通过上天赋予的统治合法性、君主绝对专制以及组织严密的官员体系和行政机构得到保证。中国在古代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规模，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国家只有借助一个正统的政权和社会体系才能实现，在这个体系中有一套针对各个社会阶层的礼节、规范和仪式机制在发挥作用，并对共同生活在这个帝国中的所有民族具有约束力。
我在前面章节的阐述力图说明，自人类文明起源以来，酒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方面中国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发酵饮料的生产和使用最初发端于欧亚大陆原始社会最早的巫术——宗教观念与习俗，酒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后，生产和使用发酵饮料的程序和仪式越来越复杂。无论是酿酒所使用的以野生和人工栽培葡萄和驯化的大麦、大米、小米为主的原料，还是从葡萄酒到啤酒生产的日益复杂的技术工艺，都在欧亚大陆东西方的文明中心之间远距离传播。越来越多较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物质交换和新知识的流通。至少在九千年前，混合型酒精饮料或“新石器时代鸡尾酒”就以类似的方式在中国、美索不达米亚、近东和埃及的巫术—宗教崇拜和社会生活中获得了核心重要性，由此看来，葡萄发酵是酒文化进一步发展和多样化的最重要的触发因素。五千多年前，啤酒酿造技术与人工驯化的大麦一起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从此，一种独立的发酵文化和酒文化开始在这里发展，历经数千年，并与新兴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天命与祖先崇拜以及哲学、宗教和文学思潮的萌芽一起，在两千多年前达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顶峰。中国酒文化令人惊叹的复杂性显然源于欧亚大陆各地酒文化的影响，但随着中原王朝进入历史舞台，这里发展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丰富多样的酒文化。尽管专家学者们已经就这一主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但在这方面的探索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广泛的共识是，酒文化始终是中国历史和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关于中国史前、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历史的讨论如果不涉及酒文化都是不够完整的。
如同在其他欧亚社会和文化中一样，中国人对酒这种麻醉品的使用一直充满矛盾心理，酒精消费常常被抑制，但有时社会风气也因道德礼仪或世界观—宗教观念而鼓励饮酒。早在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形成了一套礼仪制度，其中有详细的献祭和饮用规定，以及在各种社交场合使用不同酒类的规范，为防止滥用酒精和酒后乱性设置了严密的屏障。这种态度在奉行正统礼教的明清两朝尤为明显，在官员的圈子里，饮酒仍然受到限制甚至被唾弃，有时滴酒不沾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正如官员与学者方孝孺（1357—1402）所说：
酒之为患，俾谨者荒，俾庄者狂，俾贵者贱而存者亡。
文学家和茶道爱好者袁枚（1716—1798）在文艺批评著作《随园诗话》中提出反对诗歌与艺术创作中的一切无节制行为：
酒常有节狂言少，心不能清乱梦多。
另一方面，中国人早就发现了酒精饮料有精神拓展和提高创造力的能力，也乐于利用这种能力。因此，除了少数几次短暂的例外情况，历朝历代都没有颁布过全面的禁酒令。儒家伦理以自我责任和道德规范为中心，由个人决定饮酒的上限，他们既不认可那些倾向道教并追求自由的诗人和艺术家圈子里所崇尚的放浪形骸，也不赞同正统佛教宗派和民间秘密宗教运动追随者所奉行的严格戒酒的禁欲主义，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为如何对待酒精的问题已经提供了一个永恒普适的答案：
酒不醉人人自醉。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