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兰台读档｜天津市武清区档案馆《爱国报人刘髯公》

摘要：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自6月12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联合推出“胜利烽火映山河请听档案说——京津冀兰台读档活动”。由京津冀三地档案馆工作人员分别介绍本馆的抗战档案及背后的故事，以“视频+图片+文字”的形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自6月12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联合推出“胜利烽火映山河请听档案说——京津冀兰台读档活动”。由京津冀三地档案馆工作人员分别介绍本馆的抗战档案及背后的故事，以“视频+图片+文字”的形式推出60集系列微视频，在三地新闻媒体、各馆新媒体平台播出，大力弘扬抗战精神。今天推出第32集：天津市武清区档案馆《爱国报人刘髯公》。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报业繁盛，除四大报外，在一系列小报中，影响最大者，则非《新天津报》与《新天津晚报》莫属。

我身后这个正在修缮中的建筑，曾经是《新天津报》报社的旧址，也是创办此报的天津武清人刘髯公的故居，刘髯公故居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天津抗日民族英雄的见证。

刘髯公，字仲儒，直隶武清人，回族，曾充当清新军士兵、法国驻华使馆文书、天津法租界工部局侦探长。1924年与段松坡、薛月楼合作，创办《新天津报》。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刘髯公义愤填膺，他通过《新天津报》宣传抗日救国，积极报道抗日英雄马占山等人的故事，痛斥不抵抗主义，深得民众欢迎。

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天津武清区的红色收藏家杨建青老师，在他的藏品中有一张民国时期刘髯公创办的《新天津报》。

康晓洁：杨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刘髯公抗日的故事吗？

杨建青：好。这张就是《新天津报》，是民国二十三年。他的抗日故事很多，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宣传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各种抗日的故事。1937年7月底，天津沦陷前夕，《新天津报》就大胆地发表各种抗日主张和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坚决不在《新天津报》第一版上刊登日本的同盟社电讯稿，此后在各种压力情况下宣布停刊。刘髯公又亲自撰写《新天津报》社论，向广大读者告别，文词既慷慨又悲壮。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他们对刘髯公采取各种利诱威胁的手段，让《新天津报》复刊，以图大肆推行他的殖民主义文化，对新闻出版实施“统制”。后来，日伪政府请刘髯公参加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刘髯公拒不赴会，还把送通知的人骂了出去。

康晓洁：刘髯公真是把我们的民族气节体现得淋漓尽致。

杨建青：刘髯公是咱们天津文化战线的大英雄。

日本特务想对他实施武力，但因他住在法租界，不方便下手。同年8月2日，津城风雨交加，法租界外不远的东天仙戏院门前有千余人正在雨里浇着，正值初秋，露宿街头的妇女儿童饥寒交迫，惨不忍睹。刘髯公听闻，多方联系，提出让难民在戏院里暂住，租赁费由刘髯公来付。经过一番交涉，难民终于住进戏院对面的铺房，有了栖身之所。刘髯公回家后仍不放心，又先后给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雍剑秋和《天津晚报》负责人常小川打电话，约定次日共商救济难民事宜。我身后这座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建国道121号的建筑，就是东天仙戏院的旧址。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他在为难民奔走时，就于万国桥，也就是现在的解放桥，被日军抓获。日本人欲说服他附逆，刘破口大骂，日军便打断他的腿，将他投入宪兵队的牢房。

天津著名文史专家卞僧慧先生当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天津东站被日军逮捕，也被关进了宪兵队的牢房，与刘髯公关在同一个囚室，可以说是见证人。他晚年写了一篇《纪念难友刘髯公先生》，其中这样说道：“这间黑屋子约有五六平方米，前面为木桩栅栏，门内有一尿桶，屋内先有一人，躺在榻榻米上，衣衫褴褛，乱发长须，有似南市乞丐。自报是《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并谓前些日子乘汽车从意租界报社往法租界，在万国桥头遭日军劫持至此，遭毒打伤腿，拘禁此屋……”就在这间囚室内，刘髯公曾对卞僧慧说：“我们身经这番磨难，必须把国家的凌辱，人民的涂炭，原原本本，写成信史。留给后人。”并以将来写好“华北沦陷之惨痛”互相勉励。

此后，日本人又派汉奸向刘的家人转达“想要保住刘髯公，得让报纸复刊”之意。后经家人及亲友四处取保，京津各清真大寺的阿訇联名具保，家属瞒着他接受了日本人的复刊条件，刘髯公才得以于10月26日获释。

回到家中，刘髯公对前来看望他的报馆同仁们说：“《新天津报》决不再出版了，大家另觅出路吧！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