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朝后期，夏、周关系趋于紧张，大约在孔甲时代，不窋被排挤出中央领导集团，周人甚至已难在渭北平原立足，因而北迁至“戎狄之间”。周原西部为姜炎部族的活动区域，南为陡峭绵延的秦岭，周人受到来自东面的挤压，只有北迁一途。史载不窋北迁，形诸“窜”“奔”一类字眼，反映了当
《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文王亦“遵后稷，公刘之业”，并认为“周道之兴”始于公刘。公刘在先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夏朝后期，夏、周关系趋于紧张，大约在孔甲时代，不窋被排挤出中央领导集团，周人甚至已难在渭北平原立足，因而北迁至“戎狄之间”。周原西部为姜炎部族的活动区域，南为陡峭绵延的秦岭，周人受到来自东面的挤压，只有北迁一途。史载不窋北迁，形诸“窜”“奔”一类字眼，反映了当时情势之紧迫。但周人并未就此没落。《国语·周语》说北迁后的周人“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他们在陇东高原北部的贫瘠地带站稳脚跟，妥善处理与戎狄诸部的关系，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求重兴。
历史终于给周人提供了机会，这便是夏桀时代的到来。桀的残暴加深了夏王朝的统治危机，东方以商为首的部族联合体力量迅速壮大，中原地区各主要方国卷入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较量之中，并最终完成了夏、商政权的交替。此时，周部族的首领公刘把握到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决然为改变周族的处境而完成了一次逆袭。他充分利用夏王朝失去控制全局能力的机会，大刀阔斧地扩拓周族地域，向着重据周原的战略目标，跨出了关键一步。《诗·公刘》毛传说：“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其实，“中国之难”对陇东高原上的周人来说，是构不成什么威胁的，“避”字改为“趁”字方切真情。“诸侯”系后世用语，实指当时周部族联合体所包容的许多小部落，它们对周族的追随和拥戴，反映了此时周族的重新振兴。司马迁评价公刘时代说：“周道之兴自此始。”确非溢美之词。
周部族势力的扩展，是对夏王朝的一种削弱，也是对汤革夏命的西部响应。因此，在新生的以商部族为核心的方国联盟中，周人从一开始即处于受重视的地位。据《史记·殷本纪》载，汤灭桀还亳后曾作《汤诰》，其中有“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之类的话，可见商汤心目中周族地位的重要。
周人最初从漆水上游的古杜地区向漆水下游发展，活动范围由今武功地区延伸至岐山下，并与姜炎部族建立了牢固联盟，农业生产也有快速的发展。这一阶段大体与夏代的前期和中期相对应，是先周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如前文所述，后来形势有所变化，不窋受夏部族排挤而北迁。至文王祖父太王居岐，其实是周人对渭北平原的重新占有。也就是说，先周史上周人曾前后两次进据周原。后一次进据，可视为周人向老家的回归。完成这一回归历程的是太王，而启动这一历程的则是公刘。
不窋所处的“戎狄之间”，即秦北地郡的部分区域，其中心为今甘肃庆城县城附近，古称“北豳”。《括地志》及《庆阳府志》都有记载。公刘时周族势力复振，活动区域不断向南扩拓。但根据《史记》所载和当地传说谱系，只有不窋、鞠陶、公刘三位在庆阳有活动，且淹留不超过这三代人。也许，“戎狄之间”的地理范围很大，早期周人先祖迁徙可能远及晋陕甘宁蒙广大的毗邻地带，但一定在庆阳有过驻足。目前，庆城关于不窋和不窋陵的传说和记载没有地方与之相争，具有独一性，但与庆城共同争夺公刘文化表达权的地方很多，如本地的西峰、宁县，平凉的崇信，陕西的彬州、长武、旬邑等地，这也说明公刘的活动范围较大，不能独言庆阳有之。
而其南进过程中，似可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步，先据有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和西峰区的董志塬，站稳脚跟，积蓄力量；第二步，下塬进占马莲河与泾河的交汇地区，即今宁县、正宁县南部马莲河与泾河交汇地区与陕西长武、彬州、旬邑一带。《公刘》一诗所描述的，当是其第二步行动。这样推断有以下几条理由：
第一，《文献通考·舆地八》：“宁州，夏之季公刘之邑，春秋时戎地，战国时属秦，始皇初为北地郡，汉为北地、上郡二郡地，后汉属北地、安定二郡地。后魏献文帝置华州，孝文帝改为班州，后改为邠州，又改为豳州。西魏改为宁州，立嘉名也。”这里所说的宁州，即今董志塬及宁县一带。北魏政府虽一再更换州名，但班、邠、豳当时读音完全相同，表明群众早已习称该地区为豳，而政府是据实称而定州名。西魏时改称宁州，不过为图吉祥而已。显然，宁州就是古豳地。然而，却又有陕西旬邑为豳地之说，《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旬邑条下，班固自注：“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合理的解释是，公刘据有董志塬及宁县一带时称豳，后来南拓至旬邑、彬州一带时仍称豳。谭其骧先生曾指出：“部族迁移所至，即以该部族的族名或原住地的地名作为新居的地名，这是古代常见的事。”因此，董志塬为前期的豳，旬邑一带为后期的豳。
第二，位于董志塬中心的西峰区东郊刘家店，有公刘殿遗址（群众俗称“老公殿”）。此殿宋代即已存在，传说公刘曾邑居于此。旧历三月十八，被尊奉为公刘的诞生日。每年这一天，远近群众云集，以公刘殿为中心，举办纪念公刘的盛大庙会。旬邑、彬州一带群众都要推出代表，组成颇有声势的仪仗队，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到董志塬公刘殿这块“圣地”朝拜。也就是说，当年公刘在董志塬上兴起，之后又下塬来到旬邑、彬州一带这个事实，在世代相承的民间传说中，一直留有痕迹。
第三，从《公刘》一诗所显示的情况看，也与上述推论相符。旬邑、彬州一带拥有大片平野，自然条件要比董志塬优越得多，故诗称“既庶既繁”“而无永叹”的“溥原”。诗、言“弓矢斯张，干戈戚扬”，表明这是一次武装占领。《后汉书·西羌传》载：“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诗·公刘》毛传谓公刘“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旬邑、彬州一带，正处于董志塬和岐山之间，公刘是从犬戎手中夺取了这片土地的，毛传认为它就是公刘最后定居的豳地。
而《后汉书·西羌传》所言“邠岐之间”的邠也即豳，则只能指董志塬。
由上可知，公刘迁豳是姬姓部族发展的客观要求。公刘迁豳的过程，是不窋居北豳后，部族力量壮大，生产向前发展，疆域逐渐扩大的结果，是公刘抓住机遇获取更大发展的行动。公刘一生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在迁豳之前，他们不畏辛劳，经过豳地，渡过渭水去选择好的树木，即“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显示了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精神。公刘迁豳是若干年力量积蓄的产物，成为提高生产水平和部族获取更大发展的新起点，为周部族的繁荣壮大奠定了基础。而公刘也作为一个英雄时代的代表人物被后世敬仰、纪念。对于公刘以前的祖先，周人已没有多少切实的印象，在历史或民间记忆中留存下来的，至多是一些半神话式的传说。如稷弃，他“以赫厥灵”，生而神异，百难不死，某种程度上说，他是神而不是人。公刘则已完全“人”化，他是一个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诚朴而刚毅的部族领袖。周人对祖先的较为真实的记忆也从公刘开始，因而在周部族发展史上，公刘是一座永远散发着光辉的里程碑。
来源：掌中庆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