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还未四分五裂的家｜三明治

摘要：伦敦的家，阳台面对地铁站，两轨的列车往返穿梭，靠近时发出轰鸣的金属声音。第一周住进来为此辗转难眠，颇为困扰，甚至购买了耳塞。一个月后噪音如一颗耐心的石子，终于在我的神经上磨出茧子。我不再受敏感所困，它就像一个背景音，代替在日本的先生和儿子，陪我在伦敦睡去。

伦敦的家，阳台面对地铁站，两轨的列车往返穿梭，靠近时发出轰鸣的金属声音。第一周住进来为此辗转难眠，颇为困扰，甚至购买了耳塞。一个月后噪音如一颗耐心的石子，终于在我的神经上磨出茧子。我不再受敏感所困，它就像一个背景音，代替在日本的先生和儿子，陪我在伦敦睡去。

我很爱这个奢侈的阳台，可以听到只有城市才有的忙碌声响，好过乡间空无一人的寂静。每晚列车停运，我会来这里看看月亮，看看被城市还未关的霓虹灯映照出怪异颜色的天空。我常常在这里身不由己地跟着回忆坠落到关于过去的某个时候。

身体不分昼夜开始涌出眼泪，我的丑陋的皮肤藏在衣服下面，它早已开始干裂、蜕皮、流脓、结痂，甚至长出了暗色的疤痕，瘙痒难耐，又剧痛无比。炎热的夏天肆无忌惮地攻击我的身体，在表面涂抹任何药膏都不起作用。

抱住我的小孩

去年差不多也正值夏天，是在英国工作的我，与在日本跟先生在一起生活的3岁儿子，阔别半年之久后的第一次见面。

我站在英国最大的希斯罗机场接机的出口正中间——这个小孩在我面前走过，我用力朝他挥手，他竟然没有认出我。他贴着机场栏杆走路的时候，一手斜挎着属于我先生的墨绿小包，一手紧紧地牵着我先生的手。我在围栏外面追着他，需要在高大魁梧举牌子的出租车司机们之间钻出通道，同时目光紧紧追着成人腿缝隙里的还继续向前走的小孩。

我的小孩。

他脚上穿的是我离开日本前买给他的运动鞋，半年前穿大了半号，现在应该非常合脚了。一头天生的栗色卷发已经齐肩长，被我先生梳了个朝天辫，从侧面落下来几缕刘海，装扮得像个温柔的小姑娘。

栏杆尽头我绕到他面前蹲下来看他，他看到我后，竟回过头去找先生，我一把拉住他，拉到我面前抱住他，亲他，口里忙不迭地介绍自己，我是妈妈，我是妈妈。

我抱起他，转过头流下眼泪，像是一个忧伤的女人的背影。

他坐在伦敦最新的伊丽莎白线的座位上，这辆女王名字命名的新列车，车体内部是紫色的情调，他抱着小孩的标配水瓶，两条腿悬空着前后来回踢，身后的风景掠过，这让常年在日本的他兴奋。我坐在他旁边，一直搂着他。我甚至一度半蹲在地上，这样可以双手刚好环住他，像搂着星星一样，企望照亮我暗淡的日子。

好想念这一帧的岁月静好。

先生的假期结束，我送先生和儿子去机场回日本，全程我都在措辞，要怎样和刚朝夕相处了两周的儿子告别。

然后他躺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显然白天一个鲜活城市的兴奋消耗了他的精神。

我就这么抱着他，和先生在伦敦的机场星巴克坐了一个小时，然后把熟睡的他交给先生。他们过安检的时候，我看见儿子从我先生的肩膀上醒了过来，就要往我站着的位置张望了，我慌张地耸起肩膀向远处逃走，怕被儿子看见，哭着找妈妈、要我抱。

先生说，后来儿子醒来发现妈妈不在身边，一路上嚎啕大哭了十个小时，要找妈妈。

我的逃走方便了我的情绪躲藏，却忘记对三岁的儿子保证，妈妈没有抛下他，妈妈永远也不会抛下他。

在转机的时候，先生买了一个巨大的乐高消防车，让儿子后半段行程就不那么令人悲痛。

这段记忆让我在一年后不断更换的合租公寓里，只能压低声音痛哭。闭上眼睛我能看到一个孤单的小人站在拥挤的人群之外，那个小人是儿子还是我自己？

夜空下没有乡间田野，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想起了“留守儿童”，它不是说我儿子，却锋利地扎进我心里。

一个人在伦敦的理由

我看见一个穿着家居服的女人在她的书桌前哭泣，她的拇指在太阳穴做支点，三根手指插进刘海，食指扶着额头，手掌也可以遮住大半张脸的表情。星期天的早上她自己剪过头发。她有个室友在隔壁的卧室里看剧，剧情里是男人和女人暧昧不清的对话。

她一个人的背影，仿佛没有过结婚，没有过生育。

我忽然清醒过来，我就是这个女人。我动荡的两年里，怎么把先生和儿子都弄丢了呢？

两地分居的生活状态并非我的首选。

我的先生是一个英国人，做蚊子方面研究的。我跟随他去了日本——这里蚊子天然繁衍，是研究者的天堂。

在嫁给他之前，我并没有理解嫁给一个科学家的含义。在日本的工作强度在第四年达到顶峰，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去实验室，晚上10点回家，11点、零点、1点、2点...周六早10晚6。

每一个晚睡的等待，都像是冰山底下隐隐显露着冷峻的悲伤。

在日本我是全职妈妈，拥有一台仅骑了九个月的黑色电动自行车，有日本匠人精神设计的高度，宝宝坐上去不会觉得害怕，配有严丝合缝的宝宝专座，材质结构结实，足可以抵御很大冲击力。

我“投资”买了这台车，因为我也买不起机动车。我骑车载着儿子穿行了城市大小公园、博物馆。

这辆自行车忠实地履行它的任务，不过也有颠簸。一次夏日傍晚日语课下课回家的路上，它爆胎了，我推着趔趄的车子一路寻找修车的车行，明明五点四十五打电话请他们留门，他们还是在我没赶到的六点，准时拉下了铝合金门。

一路上我跟这台不愿出力的车斗争到双臂和双腿酸痛，在六点零五赶到。他们告诉我已经关门，需要明天再来。

车子不可以留在这里。他们的日语没有一丝温柔，仿佛怕我这个外国人听不懂日语高级而委婉的寒暄。

我在车行门外放声大哭，我已经错过了接孩子的时间，我已经头脑高度集中地上了一整天的日语课，刚在没有树荫的柏油路走上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租车肯载我和自行车，本想只想把车子修好回家躺一躺，这对看起来像是夫妻的日本人，却坚持一个下班了的原则，不肯把门打开为我破例补胎。

哭完我带着破了胎的车离开，我机械地向他们道再见，他们也向我道了再见。我想愤恨地找另外一家修理，但是我走肿了的腿又能带去哪里，把车子锁在附近，口袋里的金钱不足以支撑我伸手打车，只够坐地铁回家。

我还有一台“贵重”的雅马哈电钢琴，我给儿子弹祝你生日快乐和小星星。儿子也喜欢过来戳琴键，他喜欢看我拿着玩偶，装作是玩偶在弹琴。每次我拿着企鹅、兔子玩偶轮番来回拨动琴键，做着夸张的动作，儿子都笑得前仰后合。

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有许多挣扎的日日夜夜，这些又连成了我的月月年年。在一个对儿子毫无征兆，对我毫无悬念的日子，我逃离了日本。自行车和电钢琴在日本等了我一年半，没人碰过它们。我仓皇地逃离日本的时候，拆掉了自行车的电池，放置在室内以免受风雨。

我没有跟它们告别，也没有和朋友告别，我以为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也不知道如何告别，与日本告别就像是硬要往不合脚的鞋子里塞，显得别扭和痛苦。

16年前选择来伦敦读书，尽管我并没有翻看过一页莎士比亚的英文作品，但是不妨碍向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经典；《简·爱》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时长把文字主角替换成帅气的英国演员面孔；我喜欢的徐志摩在剑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剑桥，躺坐在五官立体腹肌八块的小哥的蒿船上，嫩的青绿、纯的天蓝向后退去，符合了我所有对英国所有的浪漫想象。

后来我还读了《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里面调侃具有“国民性”、令外国人觉得奇怪的各种行为，我对于这些刻板的英国人还非常的喜欢，作为一个外国人看到他们一丝不苟地排队，还生出了一丝丝的尊重，我喜欢这些细节里透露出来的文明和公平。

我公公婆婆面对着难吃的英餐，说一句“还好它没有更难吃”、“它本可以更难吃”这类假乐观的点评，也让我莞尔。我的乐趣有时候就是和说中文的朋友，调侃今天在英国的所见所闻。

我在伦敦遇到了先生，这个土生土长的，对日本颇具好感的英国白人。

我先生对日本的想象始于8岁，他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姑姑大学毕业时，去日本北海道教英语，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日本姑娘，我猜测娇小的日本姑娘穿着高雅的和服，恰到好处打扮之后，羞涩地出现在我先生这个8岁懵懂小男孩的眼前，想必震荡了我先生对女性最初的想象，一颗对东方美向往的种子悄然地种在了心里。

先生读书阶段日本动漫盛行，他在英国跟日本和中国同步观看了字幕版的很多作品，甚至我们结婚之后，他热情地邀请我这个当初错过了他心目中的“经典”，而一起观看了从“新福音战士”到“Jojo奇妙冒险”，从全套“吉卜力电影”到黑泽明”罗生门“，从”东京故事“到"入殓师“……

他的书架摆满了英文版的日本动漫，他还给他的妹妹买过他喜欢的漫画书——我先生家秉承“每个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那本书”，以至于我先生家的经典书经常是爸爸妈妈一本，我先生一本，我先生弟弟妹妹各一本，在我看来这非常不环保，但如果我是弟弟妹妹的话，我应该会比较希望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本。对了，我生日的时候收到一本英文版的日本芥川奖作品《人间便利店》。

家里的Playstation里也满是日本的游戏。热爱历史的先生，对日本年代，记得和欧洲历史一样清晰，不过对于学霸这有什么难的呢？他对中国历朝历代比我还要清晰。

我敢保证这些跟日本元素的纠缠，早早就在我先生心里勾勒出了遥远而又神秘东方日本，有领先世界的松下与索尼，有任天堂和秋叶原，车次晚点都不超过30秒的新干线，肯定还有他心目中穿着和服盘着头发露出洁白的脖子的日本女人……

六年前，先生飞来日本想建自己的实验室。他一直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想研究一个永远不会赚钱、永远不会夺人眼球的课题，但是却可能拯救很多生命，有人降生在有蚊虫传染疾病的地带，跟着贫困和疾病争夺生命权。

假如可以减少一只蚊子的疾病传播，也许背后就是多一条生命活下来。

对先生而言，在日本意味着高效工作，可以不被琐事缠绕，心无旁骛地拥有最大的自由度来做研究选题，做他做感兴趣的实验，并且带一群朝气蓬勃的国际学生，研究这个小小的生物。

陪伴先生在日本的日子里，我要求他多分担我们的生活，他没做到，并不是不爱我。他深爱着我们的孩子，并且他也爱远在热带倍受恶劣生存环境折磨的孩子，他做的研究也代替我的一部分，一起在爱着这个世界。

但在日本做了全职主妇和全职妈妈的四年半之后，我逃离了日本，有了开头的序篇。

我一个人回到英国做起了合同工。回到了读书时候熟识的城市伦敦，潇洒地挥霍单身时间，看剧、看展，看书，看电影，见朋友，美美吃上一顿自己爱吃的饭菜。准备狠狠透支合同工期三个月，然后养精蓄锐回日本，继续履行家庭主妇和全职妈妈的双重职责。

临近合同结束，意外有续签的机会。我打电话问先生，要不要继续做？先生反问：到手的钱为何拒绝？何况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没过几天，先生接到了终身教职评委会的通知，他的合同将于1年零9个月后结束，除非他能通过考核。稳定的工作是摆在他眼前最迫切的需求，学术圈的招聘周期是1个学年，算一下留给他在这个区间找到下家的时间不多了。

先生是陈景润型的科学家，这抽掉一个生存凳子腿的不稳定，动摇了他结实的信念。大环境和中年危机立刻拉响了警钟，我立刻快马扬鞭在英国启程找新工作——小家飘摇需要为未来攒钱。

半年里，我带着三个月的行李行走于伦敦，搬了两次家。单身的享受逐渐变味，对先生和儿子的思念已经很难用照片和视频满足。我开始了每天用150%的时间工作，逼迫自己每天一定要去多干点什么事情，好排挤身体的孤独。对我而言，把没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用到极致才对得起这样的分别。

先生说，明年1月是重要的终身教职评定面试。

我放下手上做着兼职的活，口里体谅地问他，你要不把儿子圣诞节带回来，我来照顾，你专心准备这次面试？

先生说，即使通过，也是签固定期限合同，而且只能是这个实验室的“终身教授”，不是这个学校的“终身教授”。现在的老板有搬去东京附近大学的念头。不过，能评上这个11比1的终身教职，对下一份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

放下电话，我帮先生和儿子买了圣诞节从日本回英国的机票。

圣诞节我从纽约飞回来，在英国东北城市曼彻斯特的婆婆家与先生和儿子团聚。进门的时候，看见儿子背对着我，正坐在地板上玩过家家的角色扮演，忙着给一个“小宝宝”有模有样地洗澡，给里面的“爸爸”“妈妈”摆放餐具。

这套过家家玩具是先生已故的姥爷亲手削木头做的，每个小人有胳膊有腿，还有布艺的衣服，住在中产阶级向往的大房子，布置满木制小家具，小茶壶、小板凳、小桌椅、小床、小浴盆，陪过至少两代人。我先生小时候玩过，小他三岁的弟弟玩过，小他十五岁的妹妹也玩过。

我们一家终将忙碌着老去，而玩具里的物件一直年轻。

曼彻斯特是一个孤独的城市

圣诞节后，我在陌生的曼彻斯特租了一间公寓，带着单身在伦敦养精蓄锐了十个月的身体，同时寄希望于曼彻斯特的婆家——这里是婆婆一家的主场，他们的祖上从爱尔兰和康沃尔移居至此定居了多年，他们说可以跟我一起带孙子。

我领着和我一样对一切一无所知的儿子开始了曼彻斯特城市的生活。白天送儿子去幼儿园，儿子的拒绝和哭闹成了我的噩梦。我打视频电话给在朋友，你家小娃也这么抗拒吗？她儿子和我儿子同岁，对方说他们儿子就哭闹了一周。

每天早上，这个小人儿激烈地向我反抗不肯去幼儿园，还能挤出很多眼泪，我用饼干和巧克力贿赂，用温言细语安抚，告诉他晚上来接他，周末去乐高，时时刻刻抱抱再抱抱。

我问儿子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其实这个抽象的问题根本不应该问这个四岁的小孩。但是儿子还是告诉我他的世界：幼儿园小朋友不跟他玩。

其实这不是真的，幼儿园他有好多小朋友一起玩。我亲眼看见他和一群小朋友玩的兴致勃勃，扮演者烤面包的厨师，兜售自己的饮料。放学我来接的时候，小朋友们会排队跟他抱抱说再见。

幼儿园老师会跟我表扬儿子：在老师们收拾玩具残局的时候，他会主动帮忙把玩好的玩具放回原来的位置。

四岁小孩归类和收纳的本事，是日本保育园的教育的成果。

我曾经躺在床上用问儿子，你想跟爸爸在日本，还是跟妈妈在英国？

这个问题问完，我自己都吃了一惊：自己竟然长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人，问小孩子你爱爸爸还是爱妈妈。

儿子说，爸爸妈妈一起，在家。哪里是他口中的家呢？

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想给儿子读绘本，我说：我现在很难过。我难过的是身处在幽深的孤独和疲惫，没有余力扮演多个活泼可爱的绘本角色。

儿子问：为什么？

我用最简单的词搪塞：我想爸爸。——现在想想不应该跟小孩子讲这些话，可是一个成年人的空荡房间，只有这个小娃，我希望他没听懂，我只是需要说出来。

儿子从他的一侧靠近我：妈妈，我爱你。

四岁的小孩可以说出这样暖心的话吗？早上还哭喊着不起床不去幼儿园，现在竟然逐渐显露出成为小暖男的潜质。生命竟然如此不可思议。

晚上本来是想启发儿子读书或者写数字，结果常常闹得彩笔丢的满地，儿子写了一个倒着的“100”，想必是坐在老师对面看到老师写的是这个形状，也不能算错。到了写字母的时间，他有时候会写一些抽象的形状，有时候耍赖坚决不参与。

儿子现在 k 和 h 不分，n 的拐弯还画不好。对此我深表理解，日语“フ”“ラ”“あ”“お”，在我眼里这些既不属于汉字，也不属于英文，我落笔时常常忘记弧度和方向。我俩都在陌生的符号里迷茫着。不知道儿子看着英文字母会想什么小动物呢？

到了晚上8点半儿子还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定要再去停车场里，他追我，我追他，排练了火山爆发、地震来袭、紧急避难等场景，也要扮演他拉着行李，抱着小宝宝坐飞机的情景，不过我太累了，一屁股就坐到了他的“宝宝”身上，赶紧躬身给儿子和“小宝宝”道歉……

四十分钟后，我力竭地躺在床上刷手机，儿子专注地在客厅看动画片。

一次，儿子染上诺如病毒，幼儿园叫我把他接回来，我开始并不明白这个病毒意味着什么，还打电话给婆婆，请她下午尽快来家里帮我陪儿子，我好去上班，心里惦记着，下午需要高效地弥补上午的缺席，尽快给北美的团队一个工作成果。

一小时后，我拿着儿子诺拉病毒粑粑的内裤，当场就呕了出来，扔了6条内裤后，我买来了尿不湿，26次机械地为儿子擦屁屁后，我给我婆婆打电话：您不用来了，比较严重，还是我来照顾吧。

婆婆傍晚送来了儿子最爱的汪汪队杂志，我感受得到婆婆的体贴，然而精神层面的爱，不足以填饱我饥肠辘辘的肠胃。我两眼通红，只想要一个人可以接替我，给儿子贴身照顾，让我吃一口饭，睡一小时。

经历了这一周，肉眼可见地看到自己的脸瘦下去。

婆婆和公公还有他们的女儿会带儿子出去玩，还带上太姥姥，有时甚至太奶奶和姑奶奶，先生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如果我一起去，那么有成人一起聊天很充实，如果我在家休息，那么可以趁机好好恢复一下元气。

照片里，儿子在一个大家庭里的时光，笑得特别多。

婆婆竭力建议我把儿子送进私校读书，她的三个孩子都去了曼彻斯特的私校接受教育。当我表达出自己对高额学费的担忧，她骄傲地跟我说，我们没买大房子和高级的车，没有特别多的度假，而是把钱花在了教育上。教育非常重要。

我去了私校参观，惊叹英国小孩的早熟，小学六年级的他们带着我这个成年人参观每个年级的教室，和每个班主任握手，回答我对每个阶段教育的问题。我特别赞成婆婆的”教育非常重要“。

不过我忘记追问了，四岁孩子的私校和公立学校，有多大的差别呢？而我先生也是大概初中阶段开始读的私校。

我问婆婆：假如我们去这间私校，您可以帮忙放学接一下孙子吗？

婆婆说：我白天会有博物馆志愿者的工作，可以提前一个月把我的排班发给你，我没有排班的话，就可以帮忙接。

私校距离我租住的公寓必须开车，每间私校都建立在绿地开阔的区域，我没有车，如何做到每天接送？何况四岁还不一定满足校车接送的条件。

能不能协调好上班时间，也需要跟团队协商。万一我突然没有了工作，那就不只是能不能接送的考量了。

婆婆也说：是的，我女儿就有同学从私校退学，公立学校还没有名额接收，在家呆了一学期。

这些”红灯”我视而不见，仍把儿子注册到了私校，我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直到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工作的“不再继续雇佣”的通知。

我问先生，要不我回来日本吧。

先生说，我觉得你回来会继续不开心，不如待在英国找点事情做，我也在找工作，等我这边有眉目，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工作。

我想起了在日本的难眠之夜，那些痛苦迅速爬满了我的后背和肩颈，锐利的痛叫醒了我，它变成了我继续留在英国寻找工作的动力。

我们改写了约定，如果我能找到工作，先生就回来把儿子接回日本住两个月，我略作休息，为两个月后，要自己工作带娃上学储备体力。

你把妈妈放到哪儿去了？

初夏，儿子跟随爸爸回了日本，我回到了一个人在家的生活。盼着每天和对约定时间过于松弛的父子视频电话，尤其在临近约定时间的时候，分秒难捱。

视频接通的一刻，我问自己，是不是也像那头我先生一样开始变老了？镜头里那以聪明著称的脑袋上，和眼角周围有了干涩的细纹，胡子也该刮了——他也会刻意续着他的胡须，也许他也认可东方人认为的，胡须可以带来智慧？

我的视频镜头有自动美颜功能，视频电话在小框里的自己让我对时间恍惚了，仿佛过去的十年还在未来。但手机视频里的光滑和洁白的皮肤，不是我。

我这个妈妈的视频电话一打来，电话那头的儿子自然地要求看电视，这是难得可以和爸爸讨价还价的时光。

我先生在打视频的时候会说，我要去晾衣服，你跟妈妈视频。

我先生仿佛总是会忘记，衣服可以等到电话结束，我俩的儿子还不会跟人在虚拟小屏幕上互动；他的年纪只认识身边摸得到的世界，这个年纪最爱使用的是肢体语：“爬”、“骑”、“拉”，“拽”。不停地说爸爸放屁，爸爸拉屎，爸爸撒尿，然后自己被自己逗笑，最童稚的笑声传到手机上，变成了没有气味的画面。

于是我会有几分钟仰角看着儿子的鼻孔，或者看一会儿汽车的动画片，或者看一会儿天花板。我漂浮在空中，俯瞰那个看着镜头的女人趴在双人床上，打这个没有互动的视频电话，在镜头之外擦一滴眼泪。

直到我先生回来，说，诶你把妈妈放哪里去了？

孩子在日本和爸爸生活的时候，我是一个手机妈妈。

来自第三国的一线希望

我划掉日历的每一天，倒计时儿子和先生从日本回来的日期，就快要到我接力带娃的时间。万事万物还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生。我在英国珍惜每一份抛来橄榄枝的工作机会，为我们还未确定的未来攒钱。先生在日本做研究、带学生，希冀有能让他的学生们和他一样爱上科学。

“新加坡也许不错，儿子也可以学会跟你说你的语言。”先生告诉我他在考虑新的工作地。他终于如愿拿到了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终身教职。我们该考虑接下来如何在一起生活。

先生给我带来了一盒他在新加坡开会买的狮城形状的饼干，铁盒包装看起来像是机场的伴手礼——他记得我爱吃这种奶香浓郁的饼干。

我亲密照料的小孩竟然不会说中文，仅存的几个关键性单词比如看电视，零食，听起来特别有外国味。我拿着中文绘本读的时候，他就开始找英文绘本。我拿起日文绘本读的时候，他要求我用英文讲，嫌弃我朗读的日语太慢吞吞。他在电话里跟他的爸爸互动了一句日语，倒是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他日语流利，只是迁就我和他爸爸才讲的英文。

幻想一下我的孩子开口跟我说中文，身体流过一阵麻酥酥的舒适。

现在爸爸又带他回了日本，好在日本保育园是儿子熟悉的，里面的老师们对这个妈妈不在身边的混血小孩照顾有加。不知道这些曾经问我“可不可以不去英国”的老师们，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妈妈“单身赴任”有多么与众不同。

一个月后，先生在电话里跟我说，儿子早上第一次自己脱鞋并且放置到鞋架，自己背着小书包走进了幼儿园班级，没有哭，没需要先生的劝说或者威逼。这从两岁蔓延到四岁的漫长的分离焦虑，也许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如果新加坡是我们共同生活一个可能性，至少好过我们在各自的路上，一个人的披荆斩棘。我在伦敦心里反复咀嚼着这个选项，远处的云逐渐变成了晚霞的颜色。

早上我醒来第一件事是查看手机信息——没有来自先生的新信息跳出来。我把手机丢在床上，起床，刷牙，盯着镜子看自己，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

日历上，距离预期的工作申请开放时间，已经逾期了一个月。

为什么新加坡的工作广告还不发出来？不会是政府的资金被砍了吧？万一岗位放出来，但是竞争异常激烈，没有录用我先生呢？

那我们一家接下来该怎么安排？是继续做手机妈妈还是换先生来做手机爸爸？

国际会议上见到的那个说有这个岗位的人，他靠谱吗？他在这个项目上有多大的影响力？会不会已经有了内定，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人，跟我先生说“我们新加坡7月会有放岗位出来，欢迎到时候投我们”，未必有具体而真是的岗位，也许只是一个符合东亚风俗的客套。

其实我想大声哭泣，在这个悬而未至的团聚希望降临之前。

我在英国为儿子申请附近的小学，英国四岁就上学。官网上我认真填写想去的学校，按照离家远近排名，按照学校评分排名，按照学校有无课后班排名，看学校设置的课程、发布的照片，然后提交，等待回音。

我提交的申请已经逾期半年，距离结果发表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我在回日本、留在英国之间的选择徘徊不定，最后得到了伦敦的工作，一瞬间所有决定变得简单，我开始打包生活了六个月的物品，从曼彻斯特运输到伦敦，这是我的第六次搬家，连短暂的曼彻斯特居住，我中间带着孩子竟然也搬过一次家。

忐忑地把学校申请提交后，我才在官网的角落，看到了去年准时申请人数和最终学校录取人数的比例，每一所学校都是2个中间录取一个，甚至3个里面录取一个。这是小学哎，为什么还不是1：1的录取？

在英国当妈妈，因为质优学校入学资源紧张，我竟也突兀地回到了报志愿的学生时代。我忽然意识到有一种可能，我的小孩不能就近入学，那么就要跨区通勤，接送倘若超过一个小时，我该如何“取舍我的工作和生活”？

我排除了送家门口的幼儿园，里面的小朋友会比儿子小一岁。幼儿园老师说，跟比自己年纪小的小朋友活动，恐怕不能让小孩满足，不适合小孩发展。

我排除了送一个月两万人民币的私立小学校，我的钱包有没有鼓到那个份上。确实可以缩衣节食，但是由此带来因为做了牺牲而有的期待，对我和小孩应该都不是好事。

剩下的选项是儿子干脆不回英国，一直跟着先生在日本生活，那儿是他熟悉的日语环境，和同龄的小朋友熟悉的老师们在一起。

我进入了我害怕的场景，就是儿子明明回到了我身边，又被从英国带回了日本，剩下我一个人继续在英国生活，面对和家庭继续分开的现实。

现实未到，我已经开始放声大哭。我没办法放下英国给我的精神与物质的满足，回到日本，在语言不通、丈夫加班的国家，我日夜寂寞，沟通困难，时时倍感压力。

儿子是一个敏感的小孩，尽管他经常毫无顾忌的把他四十多斤的身体扔到我身上。从曼彻斯特带回了伦敦，从幼儿园带到了小学的学前班，从日语转化为英语，他是不是会觉得孤单又有压力呢？

我不确定自己应该有怎样的叙事，这个是一直让他有国际生活的体验和回忆，还是把他一直都丢到新环境的残忍。

这是一个关于我，还是关于小孩的两难？我打电话跟先生哭诉，先生说，如果你告诉小孩子，这很难，那就会很难。你告诉小孩本就该这样，那就没什么。

我认真想过之后，特别同意这个理论，但是我头脑里的小电影还在一帧帧播放，有众人嘈杂的环境音，但是听不清有什么对话。

放声大哭之后，我开始给学校写信，给政府打电话，写邮件，写下我在英国单亲养育小孩，如果不能给我一个通勤在半小时之内的学校入学名额，我是无法兼顾工作和接送，就意味着我的孩子将不得不被送走，到海外跟爸爸一起生活。

我没办法接受小孩被安排去跨区的读书，我也没办法接受小孩又回去日本。那些教我深呼吸、冥想，和活在当下的方法，也不能让我恢复心平气和。我又开始哭泣。

我希望我选的六所公立学校，有一所可以给小孩一个名额。

答案在风中飘

一个月过去了，新加坡还没有消息。两个星期过去了，公立小学也还没有消息。

我的先生每天提醒我，如果满四岁了的儿子不适应英国的学校，他随时可以来接儿子回日本继续上保育园。只能说四岁的儿子今年没有“读书的命”。

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已经分开，在温柔地商议孩子的抚养权和分工。但同时，先生又是在体恤我的辛苦，他一直强调，他比我年轻，比我力壮，并且敦促我快点增加点体力，因为两个月不见，儿子身体又重了一些。

我跟婆婆和小姑子说，接下来我和儿子会在伦敦生活，放弃曼彻斯特已经注册的私立学校，在伦敦读公立学校。婆婆表示理解，小姑子耍了小孩子脾气，怪我没有早告诉她，因为她和我婆婆已经投入了巨大心力和时间沟通学校的校服、校车、书本信息，和如何带我儿子课余去湖边玩。

我花了半小时发消息自证我不能更早知道生活的变化，小姑子在诉说她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我和我先生到底什么安排。

我们都是想好好爱下一代，但是却有那么多生活的棱角把每个人都硌得生疼。

明天还要继续，我告诉自己，只要早上喝下一杯咖啡，自己就还有处理和应对自己选择的生活的能力。假如叙事不是“我主动选择”的生活，我应该会被自己“颠沛流离”和“家庭分离”的情绪吞噬，一想起我的小孩，我的整个腹肌就不受控制地紧缩起来，还有收缩不住的眼泪掉下来。

我既想把已经四岁了的小孩留在身边，不再缺席他的成长，又深感无法凭一己之力来完成小孩的养育。我刚刚上班带娃了五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把孩子跨国接力地送给了先生。先生也不愿做缺席的父亲，孩子是唯一让他立刻停下手头工作的人质——我都不行！当他在孩子睡后的凌晨准备会议发言内容，他也没对我抱怨过，在日本一个人完成着养育的辛苦，一次都没有。

我能看到一个积极、外向、热爱生活的女人，享受着伦敦的生活方式、工作节奏和朋友约会。也能看见一个把社会放在心上的男人，他在日本有一群对知识嗷嗷待哺的学生，和自己专注做科研的机会。

女人和男人有一个叫着"妈妈"“爸爸”的小孩，有四岁小孩该有的日语和英语水平，还会点中文，他还无法描述未来想要怎样的生活。"喜欢爸爸妈妈，一起"。可是硬要此刻的在一起，意味着女人和男人事业上折下羽翼的牺牲，家庭收入的折半。

谁也不甘心自己是那一个妥协的人，也不愿让对方是那一个委屈的人。

伦敦凉爽的夏天，一个人在阳台，放眼过去都是无尽的孤独景色，一边期待着新加坡——起码我们有一次终于团聚的尝试，能够给先生一个做和他研究相关的工作机会，我的经历会帮我匹配工作，我可以有个角度切入社会而不一直被抛在局外；一边期待，索性就没有这个机会吧，等先生回心转意，可以回到伦敦，等我某一天想通，可以接受在日本没有职场的人生。

盼望能搓热生活的麻木和冰冷。我在伦敦已经又搭了一个屋，等他们俩回来的两周小聚。我们摆满一墙的书，手指划过，留下孩子的笑声，就是一个家了。

写作感想：

这一篇写得很艰难，踩着截稿期完成。流了很多眼泪，文字背后没表达出来的纠结，文字难以承载的情感，都在这十四天里完结。也很想给自己鼓掌。过去十八个月里，参加过三次三明治短故事写作，已经攒出来三部曲了：在日本“抛夫弃子”，在纽约思念我先生，在伦敦思念我的小孩。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