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月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题刊发长篇报道《港深间，曾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将众人的目光再次拉回到1942年——那个值得铭记的“大营救”历史时刻。

8月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题刊发长篇报道《港深间，曾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将众人的目光再次拉回到1942年——那个值得铭记的“大营救”历史时刻。

坐落于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如今，当“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采访组再次踏足这片土地时，这里早已焕然一新：往来不绝的车辆、穿梭城市的地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派繁荣活力的城市图景跃入眼帘。唯有矗立在村口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仍在提醒：这片土地曾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

勿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光阴流转，场景会变，但龙华大地上发生过的历史不变，深植于深圳记忆深处的精神坐标也始终未变。

一场“大营救”保住中国文脉

位于龙华区民治街道的白石龙村，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重要中转站，被誉为“小延安”和“中国文化的再生之地”。如今人们所见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正是当年白石龙村天主教堂旧址，也是大营救的指挥机关与接待站。馆内保存着当年营救参与者的影像及文本资料，为后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和铭记历史的窗口。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近千名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遭到日军搜捕，被迫四散躲避。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下达重要指示，必须在短时间内形成秘密护送交通网，将这批文化精英安全转移至大后方。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张文彬（南委副书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负责人）、尹林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梁广（粤南省委书记）、杨康华（香港市委书记）等人第一时间在白石龙天主教堂召开会议，部署营救文化名人工作。

1942年1月11日，邹韬奋、茅盾夫妇、戈宝权、胡绳等第一批被营救人员乔装成难民，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武工队护送下撤离九龙。他们沿元朗罗湖线，经青山道口、九华径、荃湾进入大帽山区，再经落马洲渡过深圳河，翻过梅林坳，最终抵达白石龙村。尽管仍存在危险，但因处于游击区，这里相对安全。所以，白石龙村在这些文化名人眼中，成了“希望”的代名词。

在日伪军包围、夹击中，游击队多次将陆续被营救的文化人士从白石龙村转移到阳台山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游击队搭建了许多草寮，建成简易的招待所、后方医院、兵工厂、交通总站等，用于照料和掩护文化人士。白石龙村的村民则从龙华墟挑来蔬菜、送药送粮、传递情报，为被营救的文化人士提供后勤保障，解决饮食起居等生活难题。

文化人士在阳台山革命根据地休养整顿，短则几天，长则数月，随后被安全转移至内地。

这场大营救成功掩护转移文化人士及他们的家属800余人。“没有一人被捕，没有一人牺牲”，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一壮举蜚声海内外，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界人士中和海外的影响、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被营救出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翘楚。

一个场馆承载一段历史

今年上半年，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经二次升级改造后重新开放，不少细心的参观者都发现纪念馆在空间布局、数字科技赋能、互动体验上有了新变化。

纪念馆内茅盾、邹韬奋等中国文化名人的雕像。

这座2005年建成并免费向社会开放的纪念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826平方米，包含当年作为营救“中转站”的天主教堂（原址）、“胜利大营救”雕塑，以及展览厅、大型浮雕背景墙、办公及接待室等建筑。馆内全面展现了1942年初那场历时近200天的“胜利大营救”。

2017年，纪念馆启动为期一年多的升级改造计划。焕新后引入立体多媒体电子沙盘、弧形影院、动态图文影像触控系统等大量声光电前沿科技，一举打破传统纪念馆展陈“严肃、冷漠、沉闷”的印象，为观众带来强烈的“沉浸感”。

2024年12月，纪念馆再度修缮提升，进一步优化数字化内容及展览动线：空间布局上，重新梳理故事内容、优化展厅空间结构，打造更流畅的参观动线、更清晰的故事逻辑、更突出的重点情节；数字科技方面，着力提高“黑科技”含量，设置AR、VR、导轨屏、机械船、弧幕投影、知识图谱、卡片识别、数字化屏幕等8大数字展项。

开馆以来，纪念馆接待了无数访客。在泛黄的转移路线图、磨损的竹筏模型、文化名人手稿等“无声见证者”面前，访客得以窥见营救过程的种种艰辛：是游击队员如履薄冰穿越封锁线的坚守，是村民星夜赶制“救命筏”的接力，是文化名人困于草寮、山洞仍以笔为刃的创作……这是代代相传的红色历史，是需要永续弘扬的红色荣光。

如今，纪念馆已成为目前岭南地区收藏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深圳市唯一的主题性纪念馆，还获得“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广东省统一战线基地”“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深圳联络部（紫荆学院）教学研究基地”“深圳市首批红色旅游景区”“深圳市党史教育基地”“深圳市家风家教实践基地”“深圳市华侨文化交流基地”等称号。2020年9月，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馆、遗址名录；2022年9月入选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一片沃土赓续红色血脉

时代滚滚向前，曾经的村落早已旧貌换新颜。战火硝烟虽已远去，留下来的却是永恒的精神丰碑。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艺术荟”让历史“活”起来。

近年来，龙华区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以开拓创新精神，结合多种形式与主题活动，从不同角度讲述这段恢宏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以“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为题材创作的原创音乐舞蹈史诗类艺术党课《风雨归舟》，通过音乐、舞蹈和诗歌的方式，配合丰富多变、富含层次与感染力的舞美场景和多媒体特效，让观众在回望历史时，直观感受事件中蕴含的不屈意志、坚定信念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组织市、区文物党史等领域专家深入调研，确认抗战时期营救文化名人的深坑遗址、芋禾塘反“围剿”战斗遗址、鸡板坑游击队修枪所及陶吓宝四区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等4处革命遗址，证实阳台山大浪片区是该历史事件的核心区域，进一步丰富深圳党史学习教育的红色资源，在存史、资政、育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龙华区推出了“三馆办三会”项目，实现纪念馆再教育形式、文化传播、公众参与度上的全面提升，让这段历史从文字史料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体验，进一步增强了红色文化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其中，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图书汇突破传统文献展的静态陈列模式，首次从图书、文献的独特角度，集中展现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多媒体互动装置，以创新形式赋予史料鲜活生命力；“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历史故事会”——观赏剧《榕树下的星火》，以“零距离、全实景、强互动”的创新模式，将观众带入“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一次村民会议中，让这段传奇故事“可触摸、可共情”；“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艺术荟”通过展览、情景演绎、曲目演奏、故事诵读、史实影像赏析、金曲唱诵六大板块引领观众在旋律与情景中触摸红色记忆。

循着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故事，从未止步于历史记载，它通过深植龙华沃土的红色IP，以更鲜活的姿态照亮着时代征程。而那团从硝烟中淬炼出来的革命薪火，也将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代代相传。

▮原文转载

港深间，曾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

1942年元旦，子夜时分。深圳、香港之间的海面上浓雾弥漫，一片肃杀。一条小船在浓雾里时隐时现朝大陆方向驶来。

船头几名水手短装打扮，人人腰间插着驳壳枪，从机警的眼神看，这是些久经战阵的豪客。而舱中几人，尽管当地船家人打扮，但谈吐儒雅、举止斯文，一看就是些文化人。

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短枪队”的战士们，在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指挥下，正在侦察水上路线，为护送爱国文化人士撤出香港、向内地转移做最后的准备。

1941年12月，日寇占据香港。此前，数百名从上海、重庆、桂林等地撤退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遭到日寇搜捕。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等800多人。

香港彻底沦陷前，在文化界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也曾派出飞机“营救”。但“营救”的是什么？“皇亲国戚”和他们的保姆、侍从，甚至还有不少宠物狗。而广大爱国人士，望眼欲穿却只能徒呼奈何！

“人不如狗！”国人寒了心。

危难之际，党中央从延安发来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迅速做好准备，组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展开营救。周恩来亲自指挥：“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经过多次侦察，廖承志等人确定了4条撤退路线，其中从香港岛到九龙，过荃湾，翻越大帽山，进入元朗十八乡，过落马洲，渡深圳河到达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一线，转移人员最多。

1942年1月9日，第一批文化人士开始撤离。邹韬奋、茅盾夫妇、廖沫沙、胡绳、胡仲持、叶以群、戈宝权等20多人，换上广东人常穿的“唐装”，挎着小包袱，化装成逃难的平民，由游击队交通员暗中带领，绕过日军的岗哨，到达铜锣湾避风塘渡口。

“偷过港九的封锁线得坐小划子，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敌人在海边放得有步哨，看见偷渡的划子就要射击，而在海上，还有巡逻电艇，也是对付偷渡者的。”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回忆起这段逃脱经历，十分惊心动魄。大伙儿分别乘坐3艘有竹席蓬的小船，乘着凌晨巡逻日军换岗的机会，冲进海雾，划向九龙。

“又是仓皇万里行，岭南春半半阴晴。东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胡绳也因这段仓皇的经历有感而发，以《东江》为题作诗一首，表达当时颠沛奔波的心境。

1月11日清晨，邹韬奋等人到达九龙秘密接待站。在短枪队护送下，悄然越过日军的封锁线，经过两日跋涉，终于在1月13日傍晚抵达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成为首批被成功营救脱困的人士。

而有些文化名人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容易被人认出，或者年老体弱，无法经受长途翻山越岭，廖承志决定，让他们走经过澳门到桂林的营救西线。范长江、夏衍等几十人，走的就是这条营救西线。

为迎接大批被营救人员的到来，白石龙村的党员和全村青壮年配合游击队，在山上建起了“山寮招待所”，安排自卫队巡逻、站岗放哨，组织担架队接应伤病员，组织村民运送大米、柴草。小小村落一时比往日热闹了许多。

“山寮招待所”条件艰苦，粗茶淡饭，茅棚草席。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用山间溪水洗脸、擦身，身上都长了虱子，他们非常乐观地说：“这是革命的虫子。”他们白天或参加游击队的宣传工作，或进行抗日文学创作，或体验游击队员的生活。夜晚和游击队员们一起联欢，互相激励、以苦为乐。

“这次回来，感受很深，特别感到这是作家直接同抗战实践结合，创造革命文学最好的机会。”邹韬奋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你们拿枪杆子，我们拿笔杆子，今后一定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邹韬奋等人后来回忆起在游击区过除夕的情形，依然十分激动：“大家起立鼓掌，一面接受慰问物品，一面拭着激动的眼泪，看着，笑着，想着延安党中央，久久不能平静。”

随着在香港神秘“失踪”的文化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白石龙村，“草寮招待所”已容纳不下，部分体弱多病者被转移到更加隐蔽的龙华阳台山上，更多的人则分批由游击队员和地下交通员武装护送，躲过日伪顽军的耳目，一站接一站地从田心、茶园、惠州、老隆、韶关，安全转移到内地。

这次“大营救”，脱险的各界爱国人士共计800多人，为日后的抗日战争胜利保存了文化火种。请看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

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澍、金仲华、乔冠华、沈志远、刘清扬、胡风、千家驹、范长江、胡仲持、萨空了、廖沫沙、蔡楚生、司徒慧敏、丁聪、叶浅予、章泯、金山、宋之的、叶以群、高汾、于伶、梁漱溟、高士奇、胡蝶等。

“大营救”还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这场人数众多困难重重的“虎口脱险”，足迹遍布11个省市，行程万里以上，所救人员无一伤亡。

但是，很多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沿途村民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98年10月28日，港九大队老战士联谊会与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一起，将一份115人的牺牲烈士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纪念龛。

84年后，“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采访组来到深圳白石龙村。如果不是村口那座“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提醒，哪会知道这里当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四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铁和广深港高铁隆隆驶过……

是啊，这里早就成了大深圳的一部分！

据《光明日报》

▮龙眼短评

以创新之犁 深耕历史沃土

当新世纪的阳光照亮城市的高楼大厦，八十多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诗，早已超越历史烟尘，熔铸成人们血脉深处的精神坐标。这是一个震古烁今的奇迹，不仅保住了当时处于危难的中华文脉，更淬炼出穿越时空的团结、智慧与担当。

昔日村民星夜赶制竹筏、肩挑物资穿越封锁线的接力，与今日龙华大地高铁飞驰、创新奔涌的景象，形成一幅跨越八十多年的奋斗长卷，展现着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奋斗豪情。

历史应当铭记，精神更要传承。今时今日，我们当以创新之犁深耕历史沃土，为高质量发展激发更澎湃的动能。龙华区可以继续深入发掘“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革命遗存，寻找相关文物，让沉睡的足迹苏醒；可以倾力打造“胜利大营救”超级红色IP，并借力数字技术，让大营救之路在云端“重走”，将当年的艰辛与不屈化作现代人可感、可触的沉浸式体验。同时，还可以持续孵化如《风雨归舟》《榕树下的星火》这类沉浸式主题创作，让历史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可亲可感，让奋斗精神在人们心灵深处扎根。

从历史深处的山林小路到今天的康庄大道，从战火中的文脉守护到新时代的砥砺前行，“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闪耀的耀眼光华，将继续照亮龙华前方的征途。（胡铂洋）

龙华新闻全媒体记者 袁春燕/文 蔡维泽/图

编辑 王雨莎

来源：宝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