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知行青年时期投笔从戎，曾先后在张自忠、冯玉祥部下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参议等职。1948年任国民政府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曾抵制蒋介石的命令，避免了流血惨案的发生。同年12月在重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取得联系，进行和平起义工作

张知行（1901—1994），原名骏，安徽桐城人，生于北京。潘赞化（潘玉良之夫）的表弟。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编者注：张知行青年时期投笔从戎，曾先后在张自忠、冯玉祥部下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参议等职。1948年任国民政府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曾抵制蒋介石的命令，避免了流血惨案的发生。同年12月在重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取得联系，进行和平起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被派往香港从事海外联络工作。1956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4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只善将兵，不善将将”，冯玉祥对中高级军官实行辱骂惩罚的家长制，西北军将领对他是既亲又怕

西北军由来：西北军是国民党军中由冯玉祥领导的一个重要军事集团，因其驻地在中国西北部诸省，且冯曾任“西北边防军督办”，故称西北军。其主力是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组建的“国民联军”。北伐胜利后，西北军扩编为20多个军，总兵力达到40万人，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北及山东、河南等省。1929年，蒋、冯决裂，杨虎城率部投蒋，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阎、李联合反蒋，蒋拉拢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调停”，反蒋联军宣告失败。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等诸多将领通电依附蒋介石，冯本人则黯然下野，西北军余部则被张学良改编为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该部长期驻防华北，孙连仲部则依附南京中央，成为中央军旁系，韩复榘部驻防山东，杨虎城部驻防陕西。

正文如下：

西北军的练兵方法，大体上虽然沿袭北洋军队的那一套老办法，但由于冯玉祥是当兵出身，对于单人和班、排、连的制式教练与战斗教练，他都非常精通熟习，而且由于他带兵的方法以亲兵、爱兵为主，经常深入军队基层，考察军队教育以及生活实况，所以他的练兵，能在实践中搞出一套切合实际的、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以下从“招兵”、“练兵”、“带兵”三个方面来说明西北军练兵的一些特点。

(一)招兵

在过去我国还没有实行征兵制度的年代里，招兵是练兵的先决条件。西北军的招兵办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1.招兵的干部：由新编成部队的建制军官，分别到指定地区，各自招募自己的兵士。实行这种办法，各营、连的干部对新兵自然要认真挑选，不敢敷衍塞责。因为他们所招的新兵，将来就编到他们自己的营、连里面去，如果在招募时马马虎虎，新兵素质不好，就不能练成劲旅，在作战时就要打败仗；这与干部们自己的前程，是有联带关系的。所以这种招兵的办法，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

2.招兵的方式：在自己防区之内，公开插旗、出布告招募；在别人防区里，则暗派自己的军官，身着便服，以回家探亲为名，在家乡暗中串连亲戚朋友，给予路费，分别直接投奔本部队当兵。这种办法，既可以避免别的军队阻挠，又可以摸清新兵的底细。

3.新兵的条件：

(1)以青壮农民为主，挑选时先看新兵有没有小辫子(一九二一年以前，由于农民的保守性，北方各省大多数青年农民还留有小瓣子)，再看他们手掌有没有厚茧子。西北军挑选兵士以农民为主，是因为农民意识比较单纯，生活朴素，能吃苦耐劳，到了军队里，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更由于当时军队生活一般比农家好些，新兵入伍后容易安心听话，不会开小差。

(2)组识文字的工徒和小店员以及私学和小学、中学学生，也在选取之内，他们经过训练之后，可作军佐的储备。因为他们能写会算，可以作文书、军需工作，更可以作为后备军官。

(3)新兵的体格：要求身高在一公尺五寸上下，强壮而无暗疾、残疾，特别注意没有嗜好(如吸鸦片)和花柳病。

西北军招兵，绝对不要市井地痞流氓，尤其是所谓“兵痞子”等类的人，为的是怕他们败坏军纪，平日不能吃苦耐劳，战时贪生怕死，也怕他们挑唆新兵不听约束，为非作歹。

此外，西北军的人事制度，比一般军队认真，从兵士中选拔军士(班长)，以及从军士中选拔军官，都以学科和术科考试与平日服务的成绩好坏，来作选拔的标准。这也是维系兵士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练兵

一、注重体力锻炼

西北军练兵，首先注重体力锻炼。它与一般北洋军队不同之点是：

1.北洋军队一般只注重兵士的体力锻炼，而少注重军官的体力锻炼，或者虽注重初级军官的体力锻炼，但很少注重中级军官、更少注重高级军官的体力锻炼。而西北军对体力锻炼的要求则是普遍的，不但对士兵的体力锻炼特别注重，而且对于军官、尤其对于初级军官和中级军官的体力锻炼也很重视。

2.西北军官兵不仅平日在营地经常进行体力锻炼，就是在战场上或者在工地上，也都利用打仗的间隙时期或者工余时间，从事锻炼，从不间断。因此，西北军比起当时的所谓直系、皖系、奉系和其他的军队来，在体力方面是较好的。

3.西北军锻炼体力比较一般军队突出的，是特别注重器械体操中铁杠的锻炼。它不像其他军队仅仅挑出一部分官兵进行器械操的专业练习，而是作为全军官兵首要的锻炼项目，严格规定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军官，尤其是初、中级军官，必须练会铁杠的三套，即“属伸上”、“摇动转回”、“倒立”，最低限度也要会两套。即使是高级军官，最起码也得练会铁杠的“屈伸上”。对于会三套的军官发给红色铜质证章，会两套的发给黄色铜质证章，兵士则佩带红色、黄色布质胸章，使人一看就知道谁会三套，谁会两套。除了这种寓鼓励于识别之中的办法以外，还规定在平日术科评比里面，列入铁杠一门，并且把会不会铁杠三套定为官兵升级考武科目之一。

其次，在技术锻炼方面，还有步兵兵种方面的刺枪、劈大刀两种。刺枪、劈大刀是从我国传统武术中的花枪和刀法摘出来的，分为各个与集体两种练习形式。这也是西北军练兵方面比其他军队突出的一点。

再次，西北军还特别注重军队全付武装（即携带武器、弹药、背包、水壶、饭盒全套装备）的阻碍竞赛。这一科目也列在全军每年春季、秋季检阅和全军运动大会之中。

4.西北军对于官兵体力锻炼还随时根据环境和形势的需要，采取相应的锻炼方式。例如在湖南常德驻军时，由于防区内江河、港汊很多，它就注重官兵的游泳锻炼。一九二二年驻军北京南苑，冯玉祥料知直、奉系军队必然要有冲突，将来要在长城内外山地作战，因此他就规定每一个营房外面四周堆成连续不断的假山，即从营房外壕取土，筑成一公尺的土堆，每个土堆两侧做成五个踏垛，每一个踏垛高为二十公分。官兵在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先是徒手跑假山，从围着营房跑一周开始，以后跑到三周至五周，最后使官兵身着全付武装去跑。

二、注重射击教育

西北军注重射击教育，一方面固由于射击本身关系战斗，另一方面也因为那时西北军武器、弹药补充困难；所以它在射击教育方面着重三点：一是爱护武器，使官兵熟悉各自使用的兵器的性能、惯性和偏差，以便实弹射击的时候，能有效地命中目标。其次是节省弹药，它的简单扼要的口号是：“一粒子弹，当作全军团体性命看，一粒子弹要消灭个一敌人”,并且告诫步兵，在近距离战斗时要等待敌人进到百步内外再开枪。再次是在日常操练之中，规定每天每次收操之前，凡是步兵都要做“端枪架子”动作(即立射姿式)十至十五分钟，以加强射击的臂力锻炼。

另外，在营房院内墙上画成“人头靶”,兵士在操课空闲时间内随时练习瞄准。并组成“瞄三角”小组，在营房外面从一百公尺到两千公尺，分段标出实地距离，使官兵随时练习目测。

在单人实弹射击教练之后，就接着进行战斗射击教练，把射击和战斗联系在一起，完成全部射击教育。

三、注重战斗教练

西北军从一九二五年聘请苏联顾问团(团长仁江大将),接受苏联红军军事教育经验之后，就开始把过去旧的北洋武备练兵的制式教练减到最少限度，着重战斗教练。入营新兵学会各种敬礼姿式和各种步法、转法之后，就开始拿枪练习攻、防、追、退各种战斗动作。这在北洋系统的练兵方法里面，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变革。

西北军在北京南苑练兵时，因初级军官大部分是行伍出身，文化水平较低，而一般兵士多是来自乡间的农民，识字的很少，因此把操典、射击教范和筑城教范里的主要部分分别编成“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和“利用地物歌”,作为初级军官和兵士操、课的教材，以代替一般的典、范、令。这也是西北军根据官兵文化水平所采取的有效的教练办法。

四、注重劈刺教练

在当时军队缺乏重火力装备，尤其是西北军由于扩充太快，步、炮兵重武器更感不足的情形下，同时又因为受到日俄战役时日军以“肉弹精神”,用劣势装备打败强大的沙俄军队的影响，所以西北军在那个时候(一九二—～一九二六年)在普遍注重官兵体力锻炼的基础上，非常注重兵士的近战、同敌人肉搏突击的锻炼。关于劈刺教练，注重下列三个方面：

1.中国式刺枪：从我国武术里边的花枪，选取刺、挑、拨、拦、撞各种动作，编成三套刺枪术从各个人以至班、排、连，都使用这种刺枪术进行操练。

2.劈刀：特制中国式的大刀，采用我国传统武术中的刀法，使兵士练习劈刀。在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官长拿手枪，士兵拿着大刀，与敌决斗。当时一般北洋军阀的军队，对两北军的大刀队，都存有戒心。如一九二一年在河南打赵倜的毅军,一九二四年在天津打李景林的奉系军队，一九二六年在南口打直奉联军,在雁门关和以北地区打阎锡山的晋军，一九二九年～—九三○年打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的大刀队都在战场上收到很大的战果。一九三三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日，日寇也很害怕它的大刀队。在那时一般国内军阀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量都不强的情况下，西北军的兵士手拿闪光锋利的大刀，甚至光着赤膀冲锋肉搏，那一种拼命决斗的精神，很能在精神上“先声夺人”,使敌望风披靡。

3.日式劈刺：西北军在北京南苑练兵时(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年),对日式劈刺也很注重。当时由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一些留学生充当教官，先教一般初级军官，再由学会的军官回连教练兵士。但由于那时劈刺用的护面、护胸、护手和木枪、竹剑不敷全军的使用，所以日式劈刺在西北军未能全军普遍推广。

五、注重夜间教育

西北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里，深知空军、炮兵、坦克的威力日巨，更因为那时旧的军队装备太差，如果对有日本支持的奉军和有英国支持而又力量雄厚的直军作战，特别是一旦万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作战，若是不利用黑夜行动来弥补自己劣势装备的缺点，就很难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因此在平时非常注重各种夜间教育。

西北军夜间教育，采取以下的步骤:新兵入营不久，就教他们夜间动作，先教兵士在夜间如何利用星辰来识别方向。再教他们夜间集合：于夜间听到哨音或号音后，各人从黑暗中把衣物、装备按照就寝前摆好的次序，一件一件的穿好、拿起，到指定地点集合。既要求快速不乱，又要求肃静无哗。经过这样几次演练熟习以后，再实施夜间紧急集合。

夜间紧急集合熟练之后，即按顺序练习夜间行军、夜间战斗、夜间筑城作业(即挖战壕)。

经过上述各项夜间教育以后，最后实施单兵种和诸兵种联合演习。

西北军由于平日注重夜间教育，作战时收到许多很大的效验。如一九二四年反对曹琨贿选总统的所谓“班师回京”之役，西北军开始从北京南苑向热河出发作战，行程约五百五十余里，一共徒步行军十天左右。以后秘密从皇姑屯前后开回北京，日夜兼程赶进，只走了两天两夜，就到达了目的地。直系首脑曹银在深夜之中，在已经被西北军军队包围的时候，还不相信它能这样神速地到了北京。所以当时北京报纸有西北军“从天而降”的说法。

此外，西北军打李景林，守南口，打雁门关的晋军,一九二九～一九三○年打蒋介石，都是利用夜间战斗，赢得了许多的战果。这些都说明了它的夜间教育，在作战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注重耐热、耐寒、耐风、耐雨的锻炼

西北军对于忍耐季节性气候变化的锻炼，比较那时一般北洋军队认真持久。像在北京南苑驻军时，每年在冬季风雪交加和在夏季酷暑或暴雨的时候，常常举行全军的行军、战斗的演习。一九二三年夏季，有一天预定全军举行大检阅,黎明时大雨倾盆，官兵以为今天的检阅一定要停止，不料冯玉祥仍令照常举行。三万多人的诸兵种联合大军，在水深及膝的情况下，举行半天的操演，仍和平日一样精神饱满，秩序井然。如果不是平时训练有素的军队，决不容易做到这样的。

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在--九二二～一九二三两年冬季最冷的时候，在南苑举行的全军夜间筑城(即挖战壕)比餐。那时地面冻裂一二寸到四五寸的大地缝，用大铁镐凿士，像碰到石头上一样，不能凿进分寸，而且夜间又严禁用火烤开冻地。在这种情况之下，各连、营把练器械体操用的大铁杠子，一端打成扁刃，一端打成鹤嘴，每一铁杠用四个人编成一组，一个人掌握铁杠，三个人用力提起住下凿地，这样每次可以凿进一二公寸。当时每个连分到的应挖地段，须经过一整夜和第二天的半天，才能挖好。记得一九二三年冬季筑城比赛时，全军官兵因做工受伤的轻重患者，达数百人之多。学兵团骑兵连第四班学兵华维清因铁杠子的扁刃把右手腕凿入三分之二部位，一二日后因为发炎溃烂，在军医院把右手锯断。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那种强烈的锻炼，其激烈程度并不弱于实际战斗。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北军重视忍耐季节性气候变化的锻炼的一斑。

七、“爱国爱民”的教育

西北军在本质上虽然与一般军阀的队伍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但在所谓爱国爱民的教育方面，冯玉祥确实尽了一番心力，西北军在这方面也比较优于一般军阀军队。现在把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措施，撮要概述于下：

1.冯玉祥平日在全军校帮时，当队伍经过阅兵台前，他在阅兵台上常常大声喊着问官兵：“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官兵答称：“是老百姓的军队。"

2.冯在操场上检阅军队和到营房里检查内务或点名的时候，常常问士兵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士兵答称：“我们是从乡间来的。”“你们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答称：“都是老百姓。你们吃的、穿的、用的武器，是什么人给你们的?”答称：“是老百姓供给的。”以上这些简明的问答，旨在叫官兵不要忘本，不要欺压人民。

3.编有“国耻歌”，教军队唱、讲、以期“知耻近乎勇”，洗雪国耻，发奋图强。

4.在南苑练兵时，每年“五七”举行全军阅兵，纪念国耻,拌扮成假设敌人(日本军队),举行实弹演习。一九二三年在南苑大规模演习，施放强力地雷，日本公使曾向黎元洪政府提出抗议。

5.驻军平日按季节替地方服务。如春播时借给老乡们牲口，替他们耕种；夏收时派军队下乡，替他们收割；秋冬时，替地方修路，挖浚河道。

6.军医院替附近老乡们治病。

7.替附近城镇修挖下水沟道，打扫街道，扑灭苍蝇。

八、文化教育

西北军因为士兵绝大部分来自农民，识字的不多，一般军官也大多数是行伍出身，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对一般官兵文化教育很是注意。举其大者如下：

1.士兵识字教育：每连在每天每顿饭前，教士兵识字两个，并编有日常使用的“六百字课”、“精神书”、"军人宝鉴”等读本。初级军官识字不多的，教授军人读本。

2.学兵教育：把全军识字的和小学、初中程度的士兵，挑选集中起来训练，在十六混成旅时期，称为“模范连”;在一师、三旅(第十一师、第七混成旅、第八混成旅、第二十五混成旅)的时期，称为“学兵团”。

3.每团设有军事教育的组织。

4.军官教育，一般团设有军官讲堂，每年春秋两季，举行考试。计授课目，除军事学课以外，并规定《曾胡治兵语录》为各级军官必读的书。此外，在南苑驻军时，全军设有高级军官教导团，选拔优秀中、初级军官，学习高级军事课程。

5.军官家属教育：军官子弟设有“求知学校”，家属妇女，设有“培德学校”。此外还设立家庭工厂，使军官妇女家属学习缝纫。

6.将全军的军佐组成军佐队，授以军官学课，并施以严格的术科教练，作战时担任后方勤务工作。

7.观摩、访问：常常组织参观团，到各友军观摩军事教育。

8.约请名人演讲：在南苑驻军时，常常请黄郛、张伯苓、蒋百里等演讲。

9.营长、团长、旅长轮流到各团、营讲话,一方面互相学习，一方面又可加强部队之间的联系和团结。

10.星期日查经和春季布道大会：那时西北军全军信仰基督教，每星期日请中、外牧师查经、讲巡，每年春季停止操、课一星期，专门布道、查经。

11.伤官、伤兵的职业教育：为受伤的官兵组织工厂，授以木工、缝衣、做鞋、制革、铁工、编织等职业教育。

(三)带兵

冯玉祥常给军官、军士讲："你要善于练兵，必须先要善于带兵”；又说：“古今来带兵之道，千言万语，一句话概括起来说，要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他的带兵主要原则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居后”。关于带兵的一些方法，主要的概述如下：

一、官兵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官长除营长以上有小灶外，连级军官一般都同士兵同吃同住。穿的方面，从冯以下，不论级别，军官一律与士兵一样，同穿布衣。冯本人和高级军官在吃、穿、住三方面也都简单朴素，不像一般北洋军队高级军官过着与士兵悬殊的生活。西北军一向提倡吃苦耐劳，一方面由于他们不忘来自农村和广大劳动人民俭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由于西北军过去“寄入篱下”，饷糈不丰；后来扩大的时候，又在贫瘠的西北，条件较差，因此必须倡导吃苦耐劳，才能适应环境。冯一生治军，从来过着朴素生活，他常给官兵们讲，他是当伙夫出身的。他常在吃饭时问他的儿子：“你的曾祖父和祖父干什么的?”答曰：“当过农民、渔夫、兵丁”，以示不忘本。他平生坐专车，都是挂铁篷货车，决不坐豪华的卧车；行军开差时住的房子多选简陋的，把好的让给部队官兵去住；衣着除了军大礼服以外，从不穿稠缎呢绒；不抽烟，不饮酒。外间多讥笑他，认为他矫情。一般从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军人，大多不敢到西北军来吃苦头，怕打军棍。但实际上打军棍仅是对他多年的老干部们的惩罚，他对外边来的知识分子都非常客气，他们偷着抽烟、喝酒，他也多半装着没看见。但他对自己的部下，如果有犯了烟、酒、嫖、赌的戒规的，那就毫不留情的惩罚。

冯在练兵时，就是当到了上将、在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时候，也常常在深夜秘密地到兵棚子里躺下睡觉(他的做法是深夜带着随身警卫人员，直入所想考察的兵营，严令营门卫兵司令和各连的岗兵不许声张，不准向他的官长报告)，从士兵暗地谈话中，去了解各级军官的带兵好不好，士兵们在学术科教育方面和生活方面有什么意见。

他虽职居上将，但军队操练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和一般中、高级军官一样，同到操场监督训练。由于冯本人以身作则，所以西北军官兵的同吃、同住、同穿、同操作的作风，能在全军贯彻实行。这一点是比一般北洋军队突出的。

二、五不准：

冯玉祥在清朝军队里的时候，对于那时军人吃喝嫖赌的糜烂生活，就深恶痛艳。因此他在练兵、带兵的几十年里，严禁官兵生活腐化。冯从当十六混成旅长起，即订有五不准戒条：1.不准吸烟、喝酒；2.不准嫖娼、赌尊；3.不准欺侮百姓；4.不准私入民宅；5.不准便服外出。

三、注意官兵疾苦和生活：

冯平日特别注意官兵疾苦和生活，而且赏罚严明，丝毫不苟。他从来不用自己的亲戚和家属，所以他能深得人心，全军爱戴。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约如下列：

1.经常亲自到医院慰问伤、患官兵；西北军的医疗机构，为一般军队之冠。

2.解决官兵家属的困难，如官兵之中有受地方陷害的，或遇有婚丧大故的，只要向他申请,一定为之解决。

3.照顾阵亡官兵家属。

4.每逢年节，常派专人访问官兵家属，并送衣物。

5.抽召官长个别谈话，了解部下个人和家庭羣细情况。

6.经常召集军官家属座谈、会餐，或分别访问,井给以学习文化和学习缝纫的机会，使她们不为军官的累赘。

7.奖拔作战奋勇、学术优秀的官兵，严惩、严禁腐化行为和生活。

四、倡导官长以身作则的教育：1.士兵会的，官先会；2.士兵遵守的，官先实行；3.士兵未吃不先吃，士兵未睡不先睡；4.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五、考拔官兵的起码条件：1.打仗奋勇、受过伤的；2.铁杠子会三套的；3.学科和品行好的。

六、特别重视作战受伤的官兵：1.节日聚餐时，未受伤的高级军官亲为端茶送菜；2.优先升级；3.发拾荣誉标志(受伤一次，胸前佩一红条标志，红条多少，表示受伤次数多少)。

七、重视军官历史：1.高级军官，大多与冯昔年共过患难或跟他最久而又素所深知的人；2.一般中级军官，多是冯的左路备补军的老干部(后改为京卫军,到陕西后改为第七师，由第七师分编为第十五混成旅、第十六混成旅，冯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3.一般初级军官，多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手队”和他以前的老干部。

八、训练一般干部的基本单位：1.十六混成旅时期是模范连、手枪队；2.南苑检陶使时期是高级军官教导团、学兵团、手枪营和各团的军士队：3.张家口西北边防督办时期是卫队旅、西北干部学校；4.河南第二集团军时期是第二集团军的军官学校，后收为教导师；5.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当参谋、教官，少数有带兵的。

九、团结军心的手法和演变：冯玉祥治军，绝对禁止“结盟”、“入会”的恶习，但他也知道如果没有一套东西来维系人心，军队就不能团结持久。在那个时候，军人严禁搞政治活动，又没有什么主义，如果没有一套新的东西，就很难使官兵结成一体，精神有所维系。因此，他就利用基督教作为维系他的军队的基础，这也是时势使然的做法。因此他当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期，他首先领洗作为基督教徒，并倡导官兵领洗入教，一直到南苑当检阅使这一段长时期内都是这样做法。

一九二三年冯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之后，到了一九二四年当西北边防督办时，开始接受三民主义。他在张家口西北高级军官补习所里(苏联顾问当教官),每天下午召集全体学员(团长、营长短期受训),叫每一个人分段诵读三民主义。这是西北军一个转变时期。

一九二六年冯从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北伐，与共产党合作。当时政治处即由共产党领导，处长是共产党员刘伯坚同志，苏联顾问团团长是乌斯马诺夫同志。这时西北军由于有共产党人的参加和苏联顾问的帮助，曾经出现一番新气象。但当国、共分裂的时候，由于冯本人和他的军队的阶级本质，终于离开了共产党，而走到反动的蒋介石那一方面去。后来虽然联阎反蒋，但纯系军阀混战，在张学良出兵后，阎、冯终于失败。

冯玉样的带兵方法，好的一面是“以身作则，吃苦耐劳”。但是也有坏的一面，这就是一手包办、专擅独断的作风。由于权力集于一身，军队又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于是他自己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封建式的“大家长”。他在军队里边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官兵心目中只知道冯玉祥，事事听他一人指挥。好的军官还可以照他的指示完成任务，能力差的人就容易事事听招呼，处处成被动。将级军宫，互相对立，平日遇事受冯节制，尚可不出大错；到了战时，离开冯独立作战，往往下级不听上级的指挥,互相摩擦，或与友军不相联系，互不支援，以致大胜的局面变成小胜，不败的场合反而失利。这些现象，都是由于冯平日权力集于一身，专擅独断所造成的结果。

冯平日虽然提倡“吃苦耐劳”,但是没有、同时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思想领导，所以一般官兵，在军日久，便生厌倦离异的心情，一遇外面的物质引诱,很容易发生离心的作用。韩复渠、石友三受了蒋介石的分化收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因为调倡导“吃粗、穿粗”的风气（冯平日遇见友人穿稠缎衣履，故意向他敬乱，并且说：“我不是向你敬礼，而是向你稠缎衣鞋敬礼”,以示揶揄）,部分的军官、军佐，平日见冯时，故示俭朴，布衣敝履，但是离开冯的时候，就偷着过其丰衣美食的生活，甚至偷偷摸摸、瞒上不瞒下地违犯冯的禁令，既嫖且赌,养成一种虚伪风气。

冯严禁纳妾，而其亲信的高级审官、佐中，私娶姨太太的，甚至不但娶一个而且娶几个的，大有其人。到了一九二六年以后，由于军队扩大，遇的那一套旧的带兵方法，已称不能维系军心，更由于他的将领腐化，军中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怨。冯在新乡曾经枪毙四个打麻将的初级军官，在西安也曾枪毙一个喝酒的军佐，而他的高级将领如宋哲元、刘郁芳、韩复盘、石友三、孙良诚等，都背着冯打麻将；至于高级军官喝酒、吸烟，更是瞒上不瞒下的事情。甚至如师长韩德元、韩占元敢于在冯的森严禁令之下，吸食鸦片、白面(海洛英)。一九二八年冯的军需处长魏宗晋当陕西财政厅长，大捧西安易俗社的花旦王某。从这里可以看到冯的那一套封建家长式的带兵方法，在小圈子里(十六混成旅)是可以起控制作用的；但到了大的集团(西北军),原来那套旧的带兵方法已失去维系军队的力量，内部的分化、腐化，就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了。有人认为西北军的崩溃是由于韩(复筑)、石(友三)倒戈，其实即使韩、石不走，如果冯没有新的东西去改造他的军队，最后也必然要被时代所淘汰。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不是冯一个人和他那套带兵方法所能左右的。

西北军将领中虽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抗日阵亡，但也有刘郁芬、门致中、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等当了伪军。西北军的军队虽然不去直接扰民，但它委派的行政官吏向地方勒索粮出，还是“苛政如虎”,间接扰民。这个事实说明了西北军由于缺少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导，它的所谓“爱国爱民教育”,最后还是流于形式和空洞的口号。

由于冯的封建式大家长作风和军队的大家庭制度，军队里“排外”的习气很盛，因而非自己人不用，非老人不能带兵。外面投效的一般国内外军事学校学生，绝大部分只是当幕僚、教官，带兵的仅限少数。因此，西北军新陈代谢缺乏新的细胞，到了一九二八年北伐之后，已成“强弩之末”,名存实亡。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反蒋的时候，它外受蒋攻，内遭携贰(韩、石投蒋),终于土崩瓦解。

来源：浦东任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