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罗常培长子罗泽珣的印象里，郑天挺先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稳健长者。郑天挺妻子周俽病逝，年幼的罗泽珣跟随父亲前去吊唁，“看不出郑干爹有什么哀痛的表情”。郑天挺长女郑雯遭遇空难，在罗泽珣看来，女婿黄熊去世之时，郑天挺必然想起郑雯之死，心情悲痛可知，但“郑先生

在罗常培长子罗泽珣的印象里，郑天挺先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稳健长者。郑天挺妻子周俽病逝，年幼的罗泽珣跟随父亲前去吊唁，“看不出郑干爹有什么哀痛的表情”。郑天挺长女郑雯遭遇空难，在罗泽珣看来，女婿黄熊去世之时，郑天挺必然想起郑雯之死，心情悲痛可知，但“郑先生仍平静如水”。多年以后，罗泽珣“由不理解到渐渐有所理解”，并将郑天挺的成就归因于他内敛沉稳的性格（《怀念郑天挺先生》）。“丧尽其哀”本是中国人的传统，郑天挺的“平静”着实让他感到意外。然而，与其说“平静”，不如说是一种静默的苦痛。“平静”不等于没有苦痛，情绪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中，情绪的异常乃是时代环境的一种反映。姚大力说：历史研究首先要还原的，“应该是活动在那个时代的各人群或个人存留在历史文本及其他形式记忆之中的对那个时代的切身感知”（《像“肌肤触碰般”地感知过去》）。苦痛就是一种切身感知，郑天挺何以静默地对待这一切呢？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一名即将留校任教的西南联大学子找到总务长郑天挺，先是打听生活补贴，继而问询留校后的报酬。郑天挺耐着性子劝他莫要计较于稻粱事，“望其专意治学”。孰料这位不开窍的学生“呶辨不已”，甚而说：“若不号饥，谁知其饥？若不号寒，谁知其寒？”这令郑天挺心生反感，并在当天日记里数落这名学生：每次来谈，都是关乎个人利益的“营进之道”，而不是学问本身（《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平心而论，这只是一个就业话题，原本无可厚非，而让郑天挺反感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大苦难面前，只谈个人的不幸。一半国土被战火烧得通红，另一半笼罩着悲怆和激愤的迷云，国无宁日，民无安处，天地之间到处是民众凄苦不绝的哀号。当生离死别都成了日常生活的时候，个人的苦痛和不幸都应该隐忍。若还有人执念于那点儿“饥寒”，就显得狭隘和矫情。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2018年版（来源：douban.com）

一九三七年的正月初七日，郑天挺妻子周俽因手术后大失血，在医院意外去世，年仅四十岁。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犹如天崩地坼。郑家遗下五个儿女，最大的郑雯、郑晏双胞姐妹十三岁，最小的幼子郑克昜只有三岁，紧接着两个孩子患猩红热，病情严重，郑天挺又陷入照顾家小的纷乱之中。苦痛接着苦痛，家庭变故之后，“七七事变”爆发，郑天挺肩负北大秘书长重任，在“全校负责人均逃”的情形下，苦撑危局，组织北大南迁，走上了播迁南渡的流亡路。

郑天挺妻子周俽和其五个儿女的合影（来源：wenhui.whb.cn）

随后长达六七年的南渡岁月，郑天挺始终走不出丧妻之痛，一度希望凭借宗教外力治愈伤痛，这个习惯保持了很久。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乘车归寓掩户，为稚眉夫人诵经一卷”；一九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亡妻四十四岁生辰，“数日前即拟为之诵《本愿经》一卷”。为了减轻他的精神苦痛，好友罗庸（字膺中）甚而动用了密宗摄魂之术：

（膺中）又云，亡室必欲一见余面。膺中遂用密宗法摄余魂往会先室，所怀念在昌、晟两儿云云。鬼神之事本难言之，余则宁认其有，惟此事窃有疑者。余五子皆亡室所爱，而昜儿实为最，今何以遗之？既摄余魂往会，何以余一无所觉，且未形诸梦寐？近顷以来，余以儿辈久未来书，时时怀想，可谓最不放心之时，何以余有一切放心之言？（膺述余告亡室之言）余每梦亡室，多一恸而觉。魂苟相值，何无深罄之语？幽明虽隔，鬼神洞鉴家中之事，何劳更问？（一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日记）

然而，诵经和摄魂之术的效果都不佳，妻子照旧钻入他的梦里，甚而一日二梦，“恸哭而觉”。

为了子女和事业，三十八岁丧偶的郑天挺不再续娶，而他的三弟郑庆珏则是终身未娶。郑家兄弟在独立担当、忍耐自持的环境中长大，自小就承受了很多冲击心灵的苦痛。一九○五年，尚在壮年的父亲郑叔忱去世，一年后母亲陆嘉坤病故，紧接着一姐一弟先后夭折，两年不到，郑家六口人，只剩下七岁的郑天挺带着五岁的三弟郑庆珏。全面抗战爆发后，郑庆珏彰显民族气节，丢掉上海法院的工作，避居湘潭。一九三八年，郑天挺转迁昆明前夕，兄弟俩在长沙匆匆一晤，郑庆珏承担起长兄的“托孤”重任。谁曾想，郑氏兄弟长沙一别，竟成永诀！一九四五年三月，郑庆珏患肺结核病，落寞谢世，年仅四十一岁。抗战胜利后，郑天挺在返回北平的途中得知这一噩耗，“惊骇泪下”，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的日记里，以无限愧疚的笔触写道：“八年来以儿辈累弟。吾负弟矣！吾负弟矣！”

郑天挺，摄于1938年8月9日，昆明（来源：bjnews.com.cn）

然而郑家的厄运尚未结束，长女郑雯遭遇空难才是郑天挺的锥心之痛。郑雯的性格里有“女汉子”的洒脱，独立要强，活泼奔放，是能继承父亲衣钵的读书种子。罗泽珣回忆说，十九岁的郑雯“本事不小”，因不愿做“亡国奴”，于一九四三年春涉险离平赴滇，她先到徐州，经安徽、河南等地，穿越日军、伪军和国军三道封锁线，渡过黄泛区而至洛阳，再经关中入成都，至重庆，乘飞机抵达昆明，行程竟达半年。早在一九三八年，郑天挺辗转海路前往上海，在汕头码头，“有少女操吴音登舟求乞，自谓与母逃难至此而资斧绝，困居旅舍，不得已而出。此言讫，泪含于眶。余察其衣履敝而周整，不似下流，亟周济之”（一九三八年九月七日日记）。郑雯赴滇途中，因路费不足，困厄于洛阳。郑天挺得此消息，“忽喜忽忧，不能自已”（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日记）。个人命运与国难时艰绑定在一起，天底下的不幸也会跨越时空，形成情感连接。

来滇以后，郑雯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有了女儿的陪伴，郑天挺的思乡念家之苦有所缓解。三年后，郑天挺先期前往北平筹备北大复校。郑雯也于一九四六年五月独自踏上返回北平的旅程。到了七月十四日，郑雯二十三岁的生日刚过一周，郑天挺等来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噩耗：郑雯乘坐的从上海飞北平的飞机，在济南失事。郑天挺组织北大南迁前，妻子病逝；筹备北大复校时，爱女空难。家庭的不幸与国家动荡、战争离乱之间隐隐然形成一个苦痛的闭环。

抗战期间，郑雯（左）、郑晏（右）姐妹和其叔叔的合影（来源：wenhui.whb.cn）

翻检郑天挺的日记，抗战岁月下大后方的个人苦痛比比皆是。一九四三年大年初二，年仅四十的人类学家陶云逵感染回归热，英年早逝。就在数月前，其独子患急症夭亡。陶夫人受不了接连丧子丧夫的刺激，两日后在昆明大观公园投湖自杀，获救幸免；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汤用彤幼女病逝于云大医院。郑天挺在日记里沉痛地写道：“锡予（汤用彤）有子女九人，先折其五。二十八年端阳失其长子，今又夭其十三岁幼女，垂老之年，何能胜此打击，不胜叹息，然亦无可慰之。”赵水澄的一封信记述了全家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逃出柳州的悲惨情景：先是因故滞留，后遇轰炸，再遭日军冲杀，全家流离惊窜，侥幸保全，改走山路，而屡遭匪劫，未到都匀，“或仅余单衣，或只剩短裤，鞋袜既剥，包扎碎布，山风刺骨，全身奇痛”，一路“号寒啼饥”，形同乞丐，“无生之可乐，有死之足悲矣”（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日记）！一个个令人惨然心悲的苦痛故事接踵而至，来得如此猝不及防，这让郑天挺惆怅万分，泫然欲泣。

读此，我想起林徽因的一则故事：一九四二年，林徽因生病，梁思成生病，梁思永也在生病，家庭生计难以为继，穷迫不已。四月十八日，傅斯年致信朱家骅，告知其梁家窘境，并请转告蒋介石，看在梁启超面子上设法救济。林徽因得知此事，“感与惭并”，于十月五日回信感谢傅斯年的仗义执言，“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终于写下这样一段话：“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林徽因：《致傅斯年》）读此一节，我尝废卷而叹，即便穷愁无路，若让“林下美人”放下自尊和高傲而求乞于权贵，宁死不为也。然而这间接来自傅斯年的好意，却让她无法拒绝，又难以心安理得地接受，“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这种“难为情”的羞愧感，并不比迎接死亡的苦痛来得更轻松。

阅读《郑天挺自传》，他叙述抗战生活后的一句话最令我触动：“这是我在昆明八年的真实情况，别的人也和我差不多。”正是这份“了解之同情”，让他参悟世道人心。地质学家杨钟健《抗战中看河山》里的一句话很能表达郑天挺的心境：“抗战一年有余，骨肉流离失所者，何止千百万人，像我们这样的漂泊，已是受国家厚恩了。目下只有勉尽职守，其他一切苦痛，只有忍受而已。”抗战年代，凡是有责任心、廉耻心和自尊心的南渡学人，无不作此想。

受到日机轰炸的西南联大校舍（来源：西南联大博物馆，bwg.ynnu.edu.cn）

在日本侵略带给中国的巨大苦难之下，包裹着无数个体生命无法以眼泪洗刷的苦痛，如何从苦痛中缓过来并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如何在苦痛纠缠的内心里生发出韧性和信心，才是最为重要的。面对这苦痛，不论是郑天挺的“平静”，还是林徽因的“缄默”、杨钟健的“忍受”，都是自我疗愈的办法。但静默的苦痛背后，不是怯懦和麻木，而是生活还要继续的力量积蓄。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关于“静穆”，鲁迅与朱光潜曾有一次规模不大的文化论争。一九三五年，朱光潜撰文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接着，朱光潜说到“静穆”：“‘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

朱氏此言引来鲁迅的尖锐批评。鲁迅承认：就那些“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而言，“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选择静默就是一种心灵治愈，就是“抚慰劳人的圣药”。但在他看来，“静穆”的审美意境乃是朱光潜文选摘句式地“凌迟”文学作品以后建构出来的（《“题未定”草七》），并非作品整体的意蕴。更大的分歧则是，鲁迅表面上论文艺，实际上是谈时势。抗战时代，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还能提倡“静穆”？“静穆”之论，谈诗论文则可，一旦溢出文艺审美之外，就可能被曲解为一种消极怯懦的人生态度。

不过，还是应肯定“静穆”对治愈个人心灵创伤的价值。朱光潜上文总结说：“江上这几排青山和它们所托根的大地不是一切生灵的慈母吗？在人的原始意识中大地和慈母是一样亲切的。‘来自灰尘，归于灰尘’也还是一种不朽。到了最后，人散了，曲终了，我们还可以寄怀于江上那几排青山，在它们所显示的永恒生命之流里安息。”郑天挺日夜忆亡妻，转而从魏徵故事里警醒，正如钱起的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曲终人杳之后，突然抬头瞥见江岸对面点点青山，思绪从无限回忆中挣脱出来，从消逝之中看到生命的永恒。就个体的人而言，苦痛难以挣脱，精神无处安放，说多了显得矫情，惹人烦厌，如此他难道就不配拥有一种默识于心的抚慰吗？

朱光潜（来源：bjnews.com.cn）

齐邦媛《巨流河》回忆：朱光潜上课讲授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一首诗《玛格丽特的悲苦》，讲到动情处，“竟然语带哽咽”，再讲到最后两行“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情绪竟然难以自抑，“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谈及此事，齐邦媛说：“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朱光潜“快步走出教室”，努力压制这种对个人苦痛的“共情”，这不正是在维护大苦难之下个人微薄的尊严和体面吗？王德威说：“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在那个时代选择隐忍，心忧于国难，振奋于后来，貌似“静穆”，实则痛定思痛，敏行而讷言，这是大多数南渡学人的精神选择，而朱氏所言的“静穆”，就是这样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道德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人生几番跌宕的吴宓，身陷无休止的精神改造运动之中，向来敏感而又后觉的他，突然体悟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义：“当为‘目前实际生活环境虽极危苦，而我则不忧不惧，内心仍自和乐’，此即父所恒训之旨。盖此处生与死系同时之外境、内心两方面，非一生之早岁与暮年也。”（《吴宓日记续编》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此种体验，与“静穆”异曲同工。人生而忧患，进而“不忧不惧”“内心和乐”，没有“金刚怒目”，没有悲戚感伤，“外境”与“内心”不再冲突，而臻于平和。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回忆说：郑天挺先生“经常笑颜对人，好像生来就入老境似的和蔼亲人。圆脸红颜里又加上天造之工，使人感觉到好似从三千年的文明的历史里诞生出来的一表非凡的风采。传闻的中国的所谓‘大人’就是指先生这样的人物吧”（《追忆郑天挺先生》）！

课堂上的郑天挺（来源：news.pku.edu.cn）

我们的文化惯于塑造这样的道德完人，在各种苦痛纠缠后逐渐褪去情感和欲望，最终千锤百炼出一个完美的道德人格。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甚而扭曲人性，但也是最善良、最悲悯之人才能达此境界。不过，无人能真正体悟别人的这一心变历程，因为表面上它是寂静无声的。一切苦痛，似乎都付之于静默自持、淡然自若、无悲无喜、不失希望的人生态度之中。

关于苦痛的个人书写

近年来出版不少西南联大学子的回忆录或日记，在汪曾祺看来，昆明八年是最可纪念的美好时光；何兆武说，“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在许渊冲的笔下，“滇池金波荡漾，西山白云苍苍”，昆明八年是一意求知的青春之歌。笔触和思绪之间，西南联大生活的主题就是求学、求知、自由、乐观和希望，浮现于读者脑海的，大多是充满激情、希望和抗争的青春味道。然而，这种感受并不是联大生活的全部真实，教授学人眼中的联大生活又有不同，他们大多如郑天挺那样，对国运时局之多舛、家庭生计之艰难、前途事业之困顿更有透彻的理解力和坚韧的忍受力。

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表达悲观和苦痛的权利。一九三九年夏秋时节，陈寅恪写下“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的诗句；顾颉刚的心情也很糟糕，睡梦之中惊坐起，梦中得诗云：“窜流万死终靡悔，寥廓长天此一哀。”（《顾颉刚日记》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这是何等的悲凉！就连热情无限的闻一多也说：“此行本如投荒，今则愈投愈远矣。”（《湘滇黔旅行途中致父母双亲二》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郑天挺亦同此心境：“举国糜烂，生民荼痡。”僻处边荒万里，苟全性命于残山剩水，已成“此生之玷”（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日记）。从中可见的，都是国家残破、文化沦丧的南渡心态。尽管如此，大多南渡学人并未沉湎于哀靡不振之态，悲苦而不落迷惘，隐忍而不失勇气，对抗战前景始终保有必胜的信念，郑天挺日记里频繁写出“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这样的诗句，就是明证。王家范说：“中国人的忍耐性、生命的韧性，非常像植物。”（《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植物的特性是不能自动，亦不能自言，但总能在季节轮替中不断生长。这与朱光潜所言的“消逝中见永恒”的静穆精神是相通的。

1937年11月，郑天挺等最后一批北大教授离开北平赴天津，图为天津下船时留影。从左至右：沈兼士、张庭济、郑天挺、魏建功、罗常培、罗庸和陈雪屏（来源：ihss.pku.edu.cn）

叙述至此，我们需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在史学语境下，该如何思考个人苦痛的书写？个人苦痛是历史苦痛、社会疾病的浓缩版本，也是个体生命最柔软、最敏感的那个部分。它们往往藏在日记、书信、回忆录等隐秘的角落，对叙述主体而言，是最不愿公开示人、最值得自我保护的“伤疤”。然而，随着这些私密文本的公开，“伤疤”往往成了最显眼、最扎心的阅读存在，其承载的个人苦痛在不同时空维度之间产生情感连接和传导，读者不可能视而不见。齐邦媛《巨流河》序说：“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就此而言，“揭伤疤”式的个人苦痛书写自有其意义，绝非一般层面上的诉苦和呻吟，它让我们感同身受地理解历史中的个体，看清历史之墙上被刻画下的累累伤痕，更能反射我们自己所受的伤。所以说，在时代洪流面前，如果缺乏个人苦痛的文本呈现，历史写作就会失去“温情和敬意”。从这个角度来讲，“若不号饥，谁知其饥”的言论并没有错，人的生存乃至生活得更好永远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愿景。集体往往是抽象的，倘若没有具象的个体“号饥号寒”，又怎能真正理解集体的苦痛呢？

唐人刘知几有史学、史才和史识“三长”之说，清人章学诚补入“史德”，在我看来，历史写作还应注意“史情”一脉，其内涵，一是把握历史情境，二是历史书写应有情感观照，三是提倡感同身受的情感史写作。个体史是最通人情的一种书写方式，而“史情”也将成为个体书写中最耀眼的部分。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