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宋云出使西域的时间是在公元518年至522年之间，而“只履西归”所提及的时间为公元536年。因此，宋云在出使西域回国途中遇见达摩，实为不可能之事。
前文曾述，北魏使者宋云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域。在其圆满完成使命后，返程途中行至葱岭时，偶遇了手提一只草鞋西归的达摩，由此衍生出“只履西归”这一感人传说。
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宋云出使西域的时间是在公元518年至522年之间，而“只履西归”所提及的时间为公元536年。因此，宋云在出使西域回国途中遇见达摩，实为不可能之事。
灯录中记载此类故事，或许是为了表达对达摩的怀念之情，暗示他并未圆寂，仅仅是“回去了”。亦或是佛道融合之后，将达摩的圆寂演绎成中国道家化的神话故事，以增强其传播效果。
然而，无论具体情况如何，达摩确实来到了中国，并留下了禅的印记，这一点毋庸置疑。更为关键的是，达摩所传授的禅法成为中国禅文化的起点，推动中国文化翻开崭新的一页，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禅宗流传至今的文献中，既蕴含着一定的传说与神话色彩，也难免存在一些谬误与误传。然而，这些因素并不妨碍其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我们应当有选择性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中国禅宗留存至今的文献主要涵盖两大类：其一是禅师们的生平事迹与传承脉络，其二是他们的言传语录及施教方法。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师承脉络便备受重视。然而，由于历史悠远，许多昔日的师承关系已难以考证，这实属无奈之举。因此，在灯录记载那些久远时期的师承关系时，难免会出现牵强附会、借鉴乃至虚构的情况。
例如：达摩作为中国禅宗的开宗祖师，这一点无可置疑。然而，若要追溯其西天传承，试图将其与佛陀联系起来，实则已无文字记载可供考证。因此，将达摩称为西天二十八祖，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实际上，缺乏师承考证又有何妨？“我”的存在，难道不正体现了列祖列宗的延续吗？因此，对于那些为了完善传承脉络而人为编纂的内容，不必过于在意，亦无需深究。
祖统的传说或许与事实存在一定差距，但这并不影响禅法传承的实际内容。因此，在阅读此类文字时，应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祖师们的传世语录及其施教方式，这才是根本所在。至于传承脉络与生平事迹，权当故事看待即可。
达摩禅作为中国禅宗的起源，其深远影响至今的内在精神源自于那部四卷本的《楞伽经》。其中，“二入四行”不仅是达摩禅的精髓，更是中国禅宗的精神核心。由此亦可窥见达摩禅与后世禅宗，尤其是慧能之后的南宗顿教之间的主要差异。
《达摩论》由昙林记录，内容为达摩亲述，其中对“二入四行”的阐述如下：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求佛悟道之途径虽繁多，但归纳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种：一是理上的通透，二是行上的实证。换言之，证悟佛道的关键在于将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自最初，达摩便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何为理，以及如何证得此理。这不仅明确了目标，也指明了途径。正如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理念中，亦隐含着达摩“二入”思想的精髓。
那么，究竟什么是佛法，何为禅呢？紧随其后，达摩便开始阐述“讲理”与“理入”的具体方法：
“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改真，凝心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这段话的核心要义如下：每个人都拥有如来的智慧与德相，然而由于后天习气的沾染，这些特质暂时未能显现。若能以无分别心、无执着心、无所住之心来面对当下的一切境遇，便能自然而然地达到诸事顺畅、圆通无碍的境界。
“理”旨在阐释佛法的真谛、禅的精髓，揭示那如如不动的实相所在。实相无形无相，岂是语言文字所能尽述？然而，若在“理”上未能透彻领悟，便难以付诸“行”。即便“道可道，非常道”，我们仍需探讨“理”。
既然无法直接洞悉那“理”，禅师们便采取“迂回”之策，这便是“方便”二字的由来。禅师所言的“理”，皆为“方便之说”，所授之法，无一不是“方便教化”。
譬如：何为佛法？就好比以下这个比喻。
有人在旷野中发现了一条“古道”，沿着“古道”前行，发现了一座城邑。在那里，人们安居乐业，衣食丰足，生活太平且安康。于是，他回到原地，劝导众人跟随他前往那个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的一切即是佛法，即是禅。那人曾亲临其境，已然体验到了，对他而言那就是实相。
然而，他归来后向人们所讲述的，并非佛法、非禅，亦非实相，而只是“方便之说”，是他自己所领悟的表象。因为，无论他如何描述，人们都无法从其言辞中真正体悟到“世外桃源”的真实情景。
那么，人们若想亲身体验真实的“世外桃源”，应当如何呢？唯有亲自走一遭。
“体验”二字，正是理解与佛法的分野所在。唯有亲身体验方为真，除此以外皆非真。而亲身体验的感受，又怎能用言语向他人传达？无论如何言说，终究难以尽述！
在这个比喻中，禅宗的精髓已然尽显无遗。
首先，曾探访世外桃源之人宛如“禅师”，其向大众述说自身所见所闻，犹如在“讲经说法”。其所言内容仅为权宜之计，旨在引导众人去亲身感受那个世界，去领悟“佛法”，然而这并非实相。
那么，究竟何为佛法？唯有亲身体验后方可领悟，不在任何人的描述之中，除自身体验外皆非佛法。
因此，佛法难以言表，唯有亲证。即便亲证之后，亦无法完全呈现其全貌。另一方面，尽管佛法非任何表述所能及，“一说即偏离”，但这并不妨碍亲历者谈论此事。
倘若没有亲历者“绘声绘色”的描述和指引方向，大众又怎会产生去探寻、去实践体验的念头呢？虽然所言并非真实，但“说”依然有其意义，皆为引人入胜的敲门砖，抛砖终究是为了引玉。
体悟与体验均属于“自证”范畴，因此“禅”超越言辞，不拘泥于文字。无论言说何物，皆非其本质；文字无论如何记录，亦无关紧要。所谓“心传”，仅是对这种传法方式的近似描述，甚至连“心”这一概念，亦是虚设之名，仅为言说而设。
以上阐述便是达摩论中的“理入”。在“理”上通达透彻，犹如“明心”，然而“见性”仍遥不可及。即便在理上无碍，但当下岂非尚未向那“世外桃源”迈出一步？
接下来的修行，便是“明心”后的实践阶段。在达摩论中，这便是“四行”，一步步走向“世外桃源”，直至亲身体验其中的所有景象。
所谓“行入”，即指“四行”。其余诸行，皆涵盖于此。何为“四行”？一为报怨行，二为随缘行，三为无所求行，四为称法行。
简而言之，“为无为而无不为”。在时时处处践行无所行、无所求、无所住、无所得，随缘于当下，安住于当下。
“理入”是极为容易的，瞬间即可通透。然而，“行入”却极为困难，因为要做到“无喜无忧”实在不易。佛法旨在达到究竟解脱，所言皆是站在“世外桃源”之后的境界。若未能达到此境，则无论“理”多么通透，皆无实际意义。
是否抵达“世外桃源”，或是是否开悟，其实极易检验，只需自己坦诚面对。扪心自问：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仍执着于表象？是否仍为情感所动？顺境时是否心生喜悦，逆境时是否心生烦恼？
“无喜无忧”的内心证悟，除了自身，他人无权干涉、难以感知，但也无法自欺。自己的心，唯有自己最为明晰、透彻，是否解脱，自然心知肚明。
“万法皆空”并非仅在理论上理解，而是需要亲身切实体验才能真正领悟。至于是否真正体验到，除了自身，与外界一切无关，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评判，也没有标准来衡量，正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佛学中常说“万法皆空”，而非“万物皆空”，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值得深入探究。
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一切事物，乃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其存在依赖于某些缘由和条件，“缘起”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客观事物是切实存在的，绝不能简单地断言“万物皆空”。
然而，当作为观察者的人介入其中时，“物”在人心意识的投射下便转化为“法”。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一切外在之物的存在都基于其自身的认知。外物唯有进入人心，方能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然而，进入人心之物已不再单纯是物，而是经过人心反射后所形成的镜像，这便是所谓的“法”。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相由心生”等法语所阐述的正是这一理。
显而易见，“法”唯有在观察者存在时才得以显现。例如：山中的花自行绽放与凋零，其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然而，当观察者未曾目睹此花时，对于观察者而言，此花仿佛不存在，只因它未曾进入人的内心。
同一朵花，对于目睹它的人来说，色彩明艳、绚丽多姿；而对于未见到它的人，则“空无一物”。同一个客观存在，因不同观察者的介入，呈现出各异的“法相”。因此，“法相”并非那个本自空寂的真如，而是“虚幻不实”的。
“法相”正是每个人眼中客观世界在自我心意识中的投影，即主观世界。佛所说的“空”并非指物质之空，而是指法之空，也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主观世界。若撇除人的观察者身份而论，得到的结果便是科学；而将观察者纳入其中，便是禅学。禅，向来不离人心而论事。
实际上，客观世界并非人们关注的唯一问题。人们所探讨的往往都是自身参与之后的事宜，如此才对自己具有意义。譬如：快乐、烦恼、智慧、无明、好、坏、美、丑等等，一切形而上的相对概念皆因人的参与才具意义。而这些事物本自空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实则亦是没有答案。道家称之为“玄理”。
答案在哪里？就如那“世外桃源”，只有自己去看看才能知晓，唯有自己能回答自己。有无自身的参与，所改变的乃是主观世界，而非客观世界，这正是佛法、禅与科学、知识最为显著的差异所在。
达摩论中所涵盖的“二入四行”，实则论述的是心以及修心之法门。然而，自慧能以降，达摩禅融入了老庄的“玄理”，讲求“一念自在”“顿悟成佛”。实则仅为“理入”罢了，尚未臻至那等“境界”。
重理而轻行，此为后世禅宗之特质，与达摩禅的“理行并重”已然大相径庭。只因“理入”简便，恰是顿教南宗得以迅速普及的首要缘由，但这亦是“口头禅”泛滥之起始。
今人学禅，其目的与古人无二，想必是为了解脱烦恼、身心自在。那一定要理行并重，两者不离才行。不要只顾追求至理而陷入口头禅，也不要在明心之前胡乱作为。
总之，通往“世外桃源”的那条古道前人已留下，只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当然，别人的指引中也无不可，只是不要“以指为月”。
无论禅宗如何演进，皆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然而，无论处于何时，“理行并重”的达摩禅，皆为深植于中国禅宗基因中的关键要素，对于实修之人而言，其意义尤为重大。这或许是达摩给予中国禅宗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吧！
来源：一品姑苏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