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春，我们听到飞机的声音而不必提着小箱子往防空洞 里跑，这还是第一次。这时我们才意识到美国参战后重庆所起的 变化。不管在路上和广场上，或是在阳台和山冈上，欢呼的人们 聚集在一起，对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激动地挥着手。
战争结束前数年间的生活
1942年春，我们听到飞机的声音而不必提着小箱子往防空洞 里跑，这还是第一次。这时我们才意识到美国参战后重庆所起的 变化。不管在路上和广场上，或是在阳台和山冈上，欢呼的人们 聚集在一起，对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激动地挥着手。
这支名为“飞虎队”的空军，是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前由陈纳 德将军创设的美国志愿兵部队。最初，这支“飞虎队”作为独立 大队加入中国空军。
“飞虎队”所用的是P—40 型飞机，飞行员在 机头上画着露出大白齿的鲨鱼口作为标志。不久，这种P—40 型 飞机在中国云南和仰光之间的国境上空，使得日军飞机为之胆颤。 1941年12月，这支空军在仰光上空对日军飞机进行极为大胆的挑 战，此后六个月中，击落日机约300架。
后来，这支“飞虎队”编入中、缅、印战区的美军战斗部队 中，称为第十四航空队，其总部仍在昆明，重庆附近的机场则驻 有小分队。在重庆街头，常常可以看到吵吵嚷嚷有点儿粗野的小 伙子，他们的上衣背后缝着一条很宽的布，用中英文写着“美国 空军”。这是为了预防被击坠跳伞降落时，会被当地激愤的居民误 认做日军击毙。这种误杀事件实际上已发生过几起。
“飞虎队”队员都很有钱。这是因为他们是志愿兵，工作性质 富有冒险性，所以待遇很高。此外，他们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空 军人员，官阶也很高。
而且，他们不久便仿效中国人，学会了轻 而易举的赚钱方法。在缅甸，由于日军推进很快，各种物资和贵 重物品都四处散放，无人看管，他们便用飞机把这些物品从缅甸 满载运往昆明和重庆，在黑市市场上出售。后来，他们又带来外 币，利用黑市兑换的巨大差价，牟取暴利。同时他们还从印度购买货品偷运入境。在飞行员中有不少人就靠黑市买卖发财致富。 司令官陈纳德将军对他们的“买卖”眼开眼闭，只要队员是个好 的战斗员，其他便不予过问。
这样，在重庆又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外国货了。特别是一大 批美国陆军人员到达重庆之后，黑市市场上到处都有罐头食品。 而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我们只有做梦时才看得到这类罐头。
不过西式服装之类依然难以弄到。因此，外国人，特别是外 国妇女离开重庆时，衣服、鞋、化妆品等是不准带走的，或者是 全部送给朋友，或者是卖掉，这已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大家都默 默地遵守。
特别是衣服，往往在原主离开重庆很久以前就被人要 去了。在朋友相聚的场合，常常可以看到被定为继承人的幸运儿， 以不安的神色盯着将属于他们的衬衫，他们心里祈求着：但愿这 件衬衫别穿破了才给我!
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在他的生病的妻 子离开重庆以后，抱怨说，他被迷乱的幻觉困扰不堪。当他在街 头看到穿着他妻子遗留下来的衣服的妇女时，便产生错觉，以为 妻子还在重庆。
名贵的晚礼服，数度易主之后，又拿到义卖会上出售，这也 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为了穿新衣服出席晚会，便牺牲缎子质地的 窗帘布，用以制成精致的服装。
最受妇女欢迎的是财政部的美国顾问之类的人。这位顾问虽 然穿着非常旧的衣服四出办理公务，但当他到国外去时，总是带 着塞满好东西的箱子回来。
在长期滞留重庆的外国人中间，只有 很少几个是女的。美国顾问从国外旅行回来后，便把这些外国妇 女请到自己住的旅馆里。当他把箱子打开时，大家便七嘴八舌地 嚷嚷起来，但从未争吵过。当一样物品有两个人希望得到时，便 由两人商定轮流使用。
“这双鞋真合适，给我吧!”一次，爱米丽 · 哈恩对我这样请求。她和我一样也长了两只大脚，在重庆只 能买男人的鞋穿。“我很快就要离开重庆了，到时我便把它让给 你。”为了表示感谢，她送给我一盒化妆粉。这盒粉是蒋夫人给她 的礼物，但不合她的肤色。爱米丽著的几本书后来很出名。
嘉陵江饭店像一个大燕窝似的建造在一座岩山之上，矗立于嘉 陵江边。它是重庆最高级的饭店，但在这里举行的正式招待宴会， 大多数外国人都是敬而远之的。被蒋夫人任命为“新生活运动”总 干事的黄上校——记者们把他称为“宫廷高等帮闲”———尽管努力 得就像发了狂，但这种聚会毫无例外地沉闷得令人难以置信。
约3000名美军官兵驻在重庆时，除了为他们修建了专用的住 宅以外，还建造了许多俱乐部和酒店。美国的新影片不时上映， 有名的演员和电影明星有时来作短期演出。连红十字会的职员和 军属等美国妇女，也得到魏德迈将军的许可来到重庆。住在重庆 的外国妇女很少，正如美国人常说的，外国妇女在重庆几乎成了 女王，稀罕得很。所以，这批美国妇女的到来大大增加了外国妇 女在重庆的人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虽然兴建了美式的新建筑物，一时之间增加了大量多彩多姿 的外国游客和居民，但重庆多少带有的小城市情趣并未消失。人 们彼此间不像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年那样熟悉了。但不管外国人或 中国人，喜欢传播流言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他们对朋 友、邻居的大大小小的丑闻和个人私事等，仍然很感兴趣。住在 现代化建筑物里的人和住在纷杂阴暗的胡同小巷破房子里的人， 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在尚未看到战争有结束的征兆时，重庆的居民已经开始在议 论“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情了。可是中国在战争的舞台上已成为 不太重要的角色。自美国对日作战取得初步的成果以后，人们便相信，美国人会打胜的。外国人和由各地来的中国人，都知道他 们迫不得已在重庆的生活已接近结束。大家都开始计划着“战争 结束以后”的事情。
战争结束
“周恩来又回到重庆了!”1944年年底的一天，炳南从八路军 办事处带来了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大概延安认为当前的政治状 况并非没有希望吧。不管怎么说，军事上的败北使蒋介石的威信 略为降低了。”炳南说。
事实上，蒋介石是决心改组政府的，但他这样做是企图给人 以这样的印象：他要追究那些无能而招致军事上败北的阁僚。而 实际上一切都完全照旧，只是调换阁僚的职务而已，并非真正的 改革。
“由什么人来担任政府职务并不是关键性的问题。”周恩来说。 这是周恩来在我们的客厅里，对为欢迎他而来的许多客人就政治 形势谈话时所说的话。由于客厅窄小，客人挤得满满的。
周恩来 接着说：“如果我们把共产党的军队和解放区交给国民党，蒋介石 甚至答应给我们一个乃至几个部长的职位。”
来客几乎都是民主同盟的成员，周恩来的话使他们大为震动。 有几个人认为，蒋介石提出这个条件实在宽宏大量，值得尊重。 这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但周恩来的意见并非如此。他说：
“对政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主张，将 来成立的政府，不只是由共产党员，也应该由你们的组织，也就 是民盟的成员参加。
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想法，最近会发表一篇论文来阐明。中国能不能在战争结束前事先对现行的政治体制 作一次全面调整，我想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便可以知道。”
共产党关于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要求，在此后的几个月里， 被热烈地议论着。从早到晚，我们的客厅就像蜂窝一样，热气腾 腾。学生和教授们、作家、工厂主、医生——其中有许多是关心 政治的妇女，这些聚拢到我家里来的人，谁都想知道，共产党的 新纲领对自己的团体和整个民族有多大的意义!
在参加讨论的最热烈的妇女中，有一位是住在我们隔邻的著 名律师史良女士。她从30年代起便为救国会而献身，1936年因参 加反日活动，与其他六名成员一起被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诞生，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
这位精力充沛而又聪明的夫人特别引我注目的是，她虽然是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代表性的一名战士——有人说，她是重庆能 干的律师之一，但是她并不像其他许多中国现代妇女那样给人以 美国化的印象。由于她的非凡才能受到蒋夫人的高度评价，史良 曾在蒋夫人参加的妇女指导委员会里担任过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就是抗战期间她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统一战线而工作的一个时期。
史良懂得幽默，有下面的一个事例为证。
史良的母亲去世了。令我惊奇的是，史良按照佛教仪式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这符合你的主义吗?”我以外国人的方式单刀直入地问。 “你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教团体，你也反对旧的风俗，但你却请 僧侣来做法事，你所做的与守旧的中国妇女并无不同啊。”
“我母亲是迷信的。”史大姐对我说。像她的许多朋友一样， 我也称她为史大姐。
“佛教的葬礼最花钱，但是为了尊敬母亲，我 决定这样做。母亲临死之前，我答应她这样做。这对她来说，是在世间最后的愉快。”
一位朋友的父亲柳亚子曾告诉我，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意识， 与旧传统是能够并存的。
柳亚子是“南社”有名的诗人和评论家。 他在那满是书籍和轴画的书斋里，强烈地表现自我，他以难以辨 认的字体写含蓄的诗、尖锐而充满热情的随笔。但在这个举止大 方、文采横溢的老学者身上，却潜藏着炽烈的革命家的热情。他 无情地批判社会现状，为此，尽管他是孙博士的老盟友，1940年 仍被国民党开除了。
在国民党内，像柳亚子这样的人物是不少的。他们支持废除 一党独裁，特别是排除党和政府内少数有力人士的独裁统治的要 求。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罗斯福总统常常强调，实行抗战的同时，必须建设一个民主、 独立的中国。
罗斯福之死使重庆充满了悲伤。不久，这种悲伤变成了对美 国变幻不定的中国政策的失望。
“在延安，美国大使赫尔利认为我们共产党的要求全都合情合 理，他不但明确表明了这种态度，还签了字，对自己说过的话确 认无误，”炳南愤愤不平地说，“可是，在重庆，他却对蒋介石说， 合众国不管怎样都支持蒋。换句话说，就是叫蒋不要为反对派而 苦恼。这样，我们对美国怎么能信任呢?”
炳南对局势甚为悲观，他说：“蒋介石自愿作出让步那是不可 能的事，国民党也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独裁地位，绝不会把权力分 一些给其他势力。”
“不过，美国会从中调停的吧，”我插嘴说，“中国现在的情 况，美国应该是很了解的。你好好想想这几年来和许多美国人谈 过的话吧，他们比许多中国人都还要熟悉中国的政治状况。”
炳南耸耸肩，固执地坚持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们大谈民主，但他们援助的却是蒋 介石。”
事实证明炳南的话是对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但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仍未解决。战争是结束了，但仍未达成统一。
蒋介石以战胜者的身份受到全世界的祝贺。然而，在中国人 民的心里，有和平的喜悦，也有对和平不能持久的不安，这两种 心情交错在一起。
告别重庆
如果一个人被迫长期待在一个城市里，一时一刻也不得离开， 那么,一旦这种状态结束，他就会像常年被监禁而重获自由的人 一样，不知所措。
我们在重庆住了六年多，我们的儿子已上学了。炸弹和地下 防空洞的生活，在他看来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他仍然像爱母亲 一样爱杨妈，心里有什么不安的事，一定先到杨妈跟前诉说，这 和以前完全一样。但学校以及与他一起玩的小朋友，在他的生活 中已占了相当的比重。
我尽量使黎明不受西方的影响，只有一点 是例外，黎明很想听格林童话——除了不能翻译的诗句，我全都 用中文说给他听。我希望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混血儿。
由于他是在杨妈身边长大的，失去学习两个国家的语言的机会， 炳南和我对此都感到后悔。
他3岁时重新回到我们身边。与长久 没有见面的儿子说话，是我最大的愉快。当然，我和他只能用中 文对话。实际上，他多少懂得一些德语，那是他听我和炳南谈话 时自然记住的。他自己努力学习德语，是他长大以后的事情了。
王安娜和王黎明(约1942年)
王炳南和王黎明(约1942年)
就这样，我有意识地把黎明培育成中国人，但同时并没有忘 记使他养成一些特性。这些特性在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要目中是 没有的。
当然，我这种尝试是在炳南完全同意之下进行的。但每 一种尝试都遭到杨妈反对。
比如，每当我们让黎明在花园里学做 一些轻活儿时，杨妈便抗议。“孩子不是苦力啊!”
她埋怨说， “让他做这样的事，手弄粗了，就写不出好看的字了。”
“这孩子不做什么书法家，”我毫不在乎地说，“中国需要的是 有才能的技术人才。因此，孩子弄脏了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分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别了，我们那常常挨炸、已摇摇欲 坠的房子；
别了，眺望青山的日子；
别了，长着热带花草的庭园；
别了，携着忠犬的看门老人；
别了，所有的邻居!
我们的邻居都 要返回自己的故乡。沈老先生往上海，两名记者去北京。萨空了 又出现了，他竟要回张家口去。
我们呢?停战了，不管愿不愿意，也得作出决断。
我们这个 决断，在战争中得以延缓不作，实在是不得已。现在，该是作决 断的时候了。几次长谈之后，我和炳南决定，与重庆的告别之时也就是我们的分离之日。
这次分手是暂时还是永久，我们还不清 楚。
使我们分手的因素很多，但使我们结合的原因也不少。所以我们两人都赞成暂时先分手，它将来也许会导致我们的重新结合， 或者到时即使决心离婚，我们也不会太难过。
或许，我们重新恢复夫妇关系确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么还是 趁着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更大的纠纷，像好朋友似地分手为好。
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要是我仍是炳南的妻子，就必 须归依他的信念，也就是说，必须加入共产党。他多次指责我， 说我太“无政府主义”,说我不管对党有利还是不利，都把坚持己 见看成是当然的权利。
在炳南看来，除了共产党的道路外，别无他路，只有共产党 正确，其他一切都错误。
与此相反，尽管在许多事情上我与中国 共产党是共鸣的，而且对党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我不能放弃坚持 己见的权利，也不准备放弃这种权利。
对此，周恩来一次也没有 批评过我。他对我的工作给予评价，他知道，我像许多非共产党 员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与旧的、落后的东西作斗争，为新的、 进步的事物而献身。
与炳南分手，是以若无其事的方式进行的。
他因工作的关系 必须留在重庆- 周恩来为与政府交涉仍留在重庆，而且8月底 毛泽东也来重庆，而我则随孙夫人到上海，协助保卫中国同盟的 重新组编。黎明在我们的问题未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暂时留在炳南身边。
我再一次在那仿佛没有尽头的石阶上走上走下，从绿色的山头上，眺望着秋阳映照下闪闪生辉的长江峡谷，眺望着帆船舢版 交相行驶的长江激流，以及横卧在两条大江之间、有如一艘巨船 的重庆市。看得出来，雾季即将来临。不久，重庆便有好几个月 被迷雾所覆盖。不过，那时候，我已经远离重庆，在这条大江的 入海处了。
在这游移不定的迷雾中，也覆盖着我的将来，我们所有的人 的将来。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和平，还是 内战?是平静，还是更大的动乱?
或许，还有一条统一之路，使 长久以来期待着的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留在重庆的人们，必须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王安娜，王炳南和王黎明(约1945年)
来源：大肥肥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