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到哪了?我跟大哥都快到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你到哪了?我跟大哥都快到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刚进巷子,马上。”我回答。
挂了电话,我看见后视镜里的自己。一张写着中年人标准焦虑的脸,眉头习惯性地蹙着,眼角的纹路比去年又深了一些。
我们今天必须要把这件事解决掉。
一个“解决方案”,被我们兄妹三人在电话里、在家庭群里,讨论了无数遍。
父亲,八十六岁了。
一个人住在这栋老房子里。
一周前,他用一部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老人机,逐一通知我们,他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不是商量,是通知。
这个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们各自奔忙的生活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我们不放心。
怎么可能放心?
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要住进父亲的房子,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父亲的存折,他的那些老物件,甚至他的人身安全……无数个“万一”在我们脑海里盘旋。
车子在熟悉的铁门前停稳。
门是虚掩着的。
我推门下车,铁门发出“吱呀”一声悠长的呻吟,像是从这栋房子的骨头里发出来的。
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下,大哥和姐姐已经站着了。
大哥眉头紧锁,手里的车钥匙被他捏得咯咯作响。姐姐则环抱着双臂,眼神不住地往屋里瞟,那是一种混杂着担忧和审视的目光。
“爸呢?”我走过去,压低了声音问。
“在屋里。”大哥言简意赅,下巴朝屋门的方向点了点。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里包含了太多东西:决心,忧虑,还有一丝面对固执父亲的无奈。
我们像三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盔甲——那些早已在心里排练过无数遍的说辞,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朝那扇熟悉的木门走去。
屋门也开着。
客厅的光线有些昏暗,窗帘拉着一半,阳光被阻隔在外,只有几缕调皮的光线,穿过缝隙,在空气中投下几道光束,能看见其中飞舞的微尘。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中药的味道,混杂着陈旧木头的气味,这是父亲常年不变的味道。
父亲就坐在那张他坐了半个世纪的藤椅上。
他背对着我们,望着窗外。身形比我记忆中又佝偻了一些,花白的头发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团蓬松的银色丝线。
他没有回头,仿佛早就知道我们来了。
“都来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像一口古井,波澜不惊,却带着回响。
“爸。”大哥先开了口,他总是我们之中的主心骨,“我们来看看您。”
父亲缓缓地转过头。
他的脸上布满了沟壑,那是岁月一刀一刀刻下的痕迹。眼神却不像我们想象中那般浑浊,反而有一种洞悉一切的清明。
他看了看我们,目光在我们三个人的脸上逐一扫过,像是在检阅。
“来兴师问罪的吧?”他一开口,就拆穿了我们所有的伪装。
我们都有些语塞。
“爸,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姐姐赶紧上前一步,语气放得极柔,“我们就是不放心。您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跟你们商量?”父亲的反问,像一记闷锤,敲在我们心上。
“您是我们爸啊!”我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声音有些大,“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
父亲看着我,嘴角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近似于嘲讽的笑容。
“负责?你们怎么负责?一周来给我打一个例行公事的电话,问我吃了没,睡了没?还是一个月提着一堆我不吃的保健品来看我一次,坐半个小时就急着走?”
他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那层名为“孝顺”的伪装,露出了里面苍白无力的现实。
我们都沉默了。
是啊,我们都很忙。忙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我们以为给了父亲足够的钱,定期的问候,就是尽了孝。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供奉在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神龛上,却忘了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有自己思想,有自己尊严的人。
客厅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安静。
只有墙上那座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不疾不徐,像是对我们这场家庭闹剧的无声嘲讽。
就在这时,一个轻巧的脚步声从里屋传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
一个女人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一壶刚沏好的茶。
她看起来大概四十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身干净朴素的蓝布衣裳,头发利落地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的长相很普通,是那种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类型。
但她的眼睛很亮,很静。
看到我们,她没有丝毫的局促或者惊讶,只是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她径直走到茶几前,放下托盘,开始给我们倒茶。
她的动作很轻,很稳。倒茶时,壶嘴离杯口的高度恰到好处,茶水注入杯中,只发出细微的声响,没有溅出一滴。
“这是小周。”父亲开口了,语气平淡,像是在介绍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物件。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这个叫小周的女人。
她就是那个“保姆”。
我们想象过无数个她的样子,年轻妖艳的,精明算计的,或者笨手笨脚的。却没想到,是眼前这样一个,如此……平静的女人。
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茶,然后就退到一旁,安静地站着,像一株植物,不多言,不多语,却有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感。
茶是普洱,父亲爱喝的。
茶香温润,混杂着客厅里固有的药味和木头味,竟然奇异地融合在一起,让那令人窒息的紧绷感,悄然松动了一丝。
大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眉头却依然没有松开。他清了清嗓子,目光转向小周,那种审视的意味又回来了。
“周女士,是吧?哪里人啊?以前做过这个吗?”大哥的语气,听起来客气,实则像是在面试,或者说,盘问。
小周抬起眼,看向大哥,目光依旧平静如水。
“叫我小周就行。老家是乡下的,做这行有几年了。”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点乡音,但吐字清晰。
“有家政公司的证明吗?健康证呢?”姐姐也加入了盘问,她的问题更加具体,也更加尖锐。
“有的。”小周没有丝毫被冒犯的感觉,她从自己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包,从里面拿出了几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了过去,“这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还有之前几家雇主的推荐信和电话。”
她准备得如此周全,反而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大哥和姐姐一张一张地看着,我凑过去,看到那些推荐信上,都是些手写的、质朴的感谢话语。字迹各不相同,有的娟秀,有的潦草,但无一例外,都透着真诚。
“爸,您就看了这些,就让她住进来了?”大哥还是不甘心,他把那些纸放在茶几上,转向父亲。
父亲没有看那些纸,他只是看着小周,眼神里有一种我们读不懂的,名为“信任”的东西。
“我看的是人。”父亲说,“不是看纸。”
这句话,又把我们给噎了回去。
是啊,我们这些自诩精明的现代人,凡事讲证据,讲合同,讲纸面上的东西。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地静下心来,“看”过一个人?
“好了,快到饭点了。”父亲摆了摆手,像是要结束这场无谓的争论,“都留下吃饭。”
这又是一句通知,不是商量。
小周听了,又对我们微微颔首,然后转身,悄无声息地进了厨房。
厨房里很快传来了动静。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锅碗瓢盆交响曲,而是非常细微的,有节奏的声音。洗菜的水流声,刀刃切在砧板上笃、笃、笃的闷响,还有油入热锅时那一声轻微的“滋啦”。
这些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它们不像噪音,反而像一种安抚。一种生活本该有的,最朴素的节奏。
我们三兄妹坐在沙发上,谁也不说话。原本准备好的一肚子“为了您好”,在父亲清醒而固执的态度,和那个女人不动声色的平静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们决定留下来。
不是因为父亲的命令,而是因为我们心里那张名为“不放心”的网,还没有解开。我们必须亲眼看看,这个小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顿午饭,我们吃得五味杂陈。
饭菜很简单,三菜一汤。清蒸鲈鱼,番茄炒蛋,一盘翠绿的青菜,还有一锅冬瓜排骨汤。
卖相并不精致,但一入口,我们都愣住了。
鱼肉鲜嫩,火候正好,只用了最简单的姜丝和葱花,却把鱼的鲜美提到了极致。番茄炒蛋不是我们平时那种油汪汪的样子,蛋炒得很嫩,番茄的酸甜恰到好处。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菜,口味都偏淡。
父亲有高血压和糖尿病,饮食需要严格控制,少油少盐少糖。我们每次回来,要么在外面餐厅订餐,要么手忙脚乱地做一顿,总是掌握不好分寸,不是太咸就是太淡。父亲每次都说好吃,但我们知道,他只是不想我们操心。
而眼前这桌菜,清淡,却不寡淡。每一种食材本身的味道都被很好地保留和激发了出来。
我看到父亲的胃口很好,他吃了大半碗米饭,还喝了一碗汤。这是我很久没见过的景象了。
吃饭的时候,小周并没有上桌。她给我们盛好饭,就又回了厨房,我听见里面有很轻的动静,她在收拾。
“小周呢?”姐姐忍不住问。
“她吃过了。她说要等我吃完,她才放心。”父亲的语气很自然。
我们面面相觑。
一顿饭的工夫,我们原本那种同仇敌忾的决心,已经被悄悄地瓦解了一部分。
吃完饭,小周出来收拾碗筷。她的动作依然很轻,像是怕惊扰了屋子里的什么。
大哥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跟着她进了厨房。我跟姐姐也跟了过去,像三个监工。
厨房不大,但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灶台擦得锃亮,抹布洗得干干净净,挂在一旁。水槽里没有一点油污。
大哥想找点茬,他打开冰箱看了看。
冰箱里没有剩菜。食材都用保鲜盒分门别类地装好,贴着标签,上面写着购买日期。
他又打开碗柜,里面的碗碟都按照大小摆放得整整齐齐,边缘看不到一丝水渍。
大哥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退了出来。
下午,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里,假装看电视,实际上,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叫小周的女人身上。
她打扫卫生,动作很慢,但很仔细。她用一块半干的抹布,跪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擦拭地板。我们家的地板是老式的木地板,有很多缝隙,她会用一根牙签,把缝隙里的灰尘一点点挑出来,再用抹布擦干净。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我能看见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她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目光,或者说,她注意到了,但并不在意。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专注,且安详。
姐姐起身,走到父亲的房间门口。
父亲在午睡。
姐姐悄悄推开一条门缝。
房间里很安静,能听到父亲平稳的呼吸声。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温水,旁边是一个药盒,里面的药已经按照时间和剂量分好了。
姐姐的表情很复杂。她默默地关上门,走回我们身边,坐下,叹了一口气。
“她比我们细心。”姐姐轻声说。
我和大哥都没有反驳。
傍晚,我们说要走了。
父亲没有留我们。
临走前,小周从屋里拿出来三个布袋子。
“这是给你们带的。”她把袋子分别递给我们,“大哥的车里总有烟味,这个是晒干的柚子皮,可以去味。大姐,你睡眠不好,这是我做的安神香包,放在枕头边。还有你,”她转向我,“你胃不好,这是炒过的麦芽,可以泡水喝,养胃的。”
我们都愣住了。
她才来了三天。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的胃不好,是老毛病了。姐姐失眠,也是因为她工作压力大,是我们兄妹间都知道的秘密。大哥是个老烟枪,车里常年一股散不去的烟味。
这些细节,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忽略,或者习以为常。
“爸跟我说的。”小周仿佛看穿了我们的心思,轻声解释道,“他什么都记着呢。”
我捏着那个小小的布包,里面传来一阵温暖的、类似谷物烘焙过的香气。那一瞬间,我感觉手里攥着的,不是麦芽,而是父亲那些说不出口的,沉甸甸的关心。
我们开着车,驶离那条熟悉的小巷。
车里一片沉默。
大哥默默地把那个柚子皮的布包挂在了后视镜上。
姐姐把那个安神香包放在鼻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圈有些红。
我没有说话,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开始慢慢变得柔软。
“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良久,姐姐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响起,带着一丝颤抖。
没有人回答。
但我们都知道答案。
第二天,我们不约而同地,又都来了。
这次,我们没有再提要把小周辞退的事。我们只是说,不放心,想多陪陪父亲。
这是一个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蹩脚的借口。
我们到的时候,小周正在院子里陪父亲晒太阳。
初夏的阳光正好,不烈,暖洋洋的。她给父亲搬了一张躺椅,放在桂花树的树荫下,既能晒到太阳,又不会被晒伤。
父亲闭着眼睛,脸上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完全放松的神情。
小周就坐在旁边的一张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不紧不慢地给父亲扇着风。风很轻,刚好能吹动父亲额前的几缕白发。
她没有看书,也没有玩手机。她只是安静地坐着,陪着。
整个院子,仿佛一幅被按了静音键的画。岁月静好,这四个字,在这一刻,有了最真实的注脚。
看到我们,小周站起来,对我们笑了笑,然后指了指躺椅上的父亲,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我们放轻了脚步,在另一边的石凳上坐下。
过了一会儿,父亲醒了。
他看到我们,一点也不惊讶,只是笑了笑:“又来了?怕我被小周拐跑了?”
这是一句玩笑话,带着一丝自嘲,也带着一丝得意。
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
“爸,我们给您买了点水果。”我把手里的果篮递过去。
父亲看了一眼,说:“放着吧。小周早上刚去菜场买过,新鲜着呢。”
我又一次语塞。
我们带来的这些,昂贵的,包装精美的礼品,在那些刚刚从泥土里摘下,还带着露水的蔬果面前,显得那么华而不实。
上午,大哥说要检查一下家里的线路。这是他的老本行。
我看到他拿着工具箱,在屋里屋外,上上下下地检查。小周就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和笔。
“大哥,这个插座有点松了。”
“嗯,我记下了。”
“这个开关,有时候不太灵。”
“好,我换个新的。”
小周不是在监视他,她是在学习。她把大哥指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认认真真地记在本子上。
“这些东西,万一以后又坏了,我得知道怎么回事,不能总麻烦你们。”她对大哥说。
大哥看着她本子上那些娟秀的字迹,和画的简单的线路图,半天没说话。最后,他只是沉声说了一句:“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姐姐则拉着小周,问起了父亲的日常。
“他每天几点起?”
“六点准时醒。醒了要先喝一杯温水。”
“晚上睡觉呢?会起夜吗?”
“会。大概两点左右一次。我房间就在他隔壁,门不关严,他一有动静我就能听见。”
“他吃的药,你都清楚吗?有没有副作用?”
“清楚。降压药吃了有时候会头晕,所以我让他吃完药最好坐着休息半小时。降糖药不能空腹吃,对胃不好。”
小周的回答,像一本活的说明书。详细,精准,没有一丝犹豫。
姐姐问着问着,声音就低了下去。
这些事情,我们作为儿女,知道多少?我们只知道他有病,要吃药。至于吃什么药,什么时候吃,吃了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一问三不知。
我们的关心,是漂浮在云端的,宏大的口号。而她的关心,是落到实处的,细碎的日常。
中午,父亲说想吃饺子。
小周就去和面,剁馅。
我们说要帮忙,被她笑着拒绝了。
“你们陪着爸说说话就行。”
于是,我们三个人,围坐在父亲身边,看着小周在不远处的厨房里忙碌。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她的动作麻利而优雅,像是在完成一件艺术品。
父亲看着她,眼神里满是温和。
“小周是个苦命人。”父亲忽然开口了。
我们都看向他。
“她男人前几年得病走了,欠了一屁股债。儿子还在上大学,学费都成问题。她一个人,要还债,要供孩子读书。”
父亲的声音很低沉。
“她刚来的时候,我试过她。我故意把一个装了两千块钱的信封,掉在沙发缝里。”
我们都屏住了呼吸。
“第二天,她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了。她什么也没说,直接把那个信封原封不动地放在了我的床头柜上。”
“我还试过半夜装病,说心口疼得厉害。她二话不说,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就打了120,条理清楚地告诉医生地址,我的病史,还有正在吃的药。救护车来的时候,她连医保卡和换洗衣服都准备好了。”
父亲说到这里,顿了顿,叹了口气。
“你们说,这样的人,我能不放心吗?”
“我这把老骨头,活一天少一天。我不想最后这几年,是在你们的提心吊胆和我的小心翼翼中度过的。我想活得像个人样。”
“我需要人陪,需要人说话,需要一个能让我觉得,我这个老头子,还不是个废物的环境。”
“小周,她能给我这些。”
父亲的话,像一记重锤,一下一下,敲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在保护他。
却不知道,我们的“保护”,对他来说,是一种禁锢。是一种让他觉得自己“无能”、“是累赘”的枷锁。
我们用自以为是的孝顺,剥夺了他最后的尊严。
那天中午的饺子,是猪肉白菜馅的。
馅料调得不咸不淡,饺子皮擀得薄厚适中。
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很多。
吃着吃着,姐姐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面前的醋碟里,晕开一圈小小的涟漪。
大哥埋着头,一个接一个地吃着饺子,只是眼眶红得厉害。
我感觉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第三天,我们是带着一种近乎于“投降”的心情,再次踏进那个院子的。
我们想好了,我们要跟父亲道歉,跟小周道歉。
我们错了,错得离谱。
可是,当我们推开那扇虚掩的铁门时,却直接呆住了。
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下,摆着一张画板。
父亲坐在画板前,手里拿着一支画笔。
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背,似乎都没有那么佝偻了。
他的脸上,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专注而又喜悦的神情。那是一种创造者才有的光芒。
小周站在他身旁,正在给他研墨。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们身上,光影斑驳。整个画面,安静得像一幅油画。
父亲在画画。
我们三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我有多久,没见过父亲画画了?
十年?还是二十年?
我只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是单位里的宣传干事,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上好的山水画。我们家的墙上,曾经挂满了他的作品。
后来,母亲生病,他放下了画笔,全身心地照顾母亲。
再后来,母亲走了。我们都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父亲就彻底地,把画笔和那些爱好,连同他自己的喜怒哀乐,一起尘封了起来。
我们以为他忘了。
或者说,我们选择性地,让他忘了。因为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老人,是不需要“爱好”这种东西的。
我们看着他。
他手里的笔,在宣纸上游走。一开始有些生涩,但很快,就变得流畅起来。
山峦的轮廓,松树的枝干,流水的波纹……一点一点,跃然纸上。
他的世界,在那张小小的宣纸上,重新变得生机勃勃。
小周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她不说话,只是在墨快干的时候,适时地递上新研好的墨汁。在父亲需要换一支笔的时候,准确地把那支笔递到他手上。
她不是一个专业的书童,但她是一个完美的,懂得留白和沉默的陪伴者。
她给了父亲一个空间。一个可以让他重新找回自己的空间。
我们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父亲画完最后一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他一抬头,看见了我们。
他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只是对我们招了招手。
“来了?来看看,我画得怎么样?”
我们走过去,围在画板前。
画上,是一幅山水。远山含黛,近水含烟。山间有一棵老松,遒劲有力。松下有一间茅屋,炊烟袅袅。
画的右下角,有一行题字:
“心安处,是吾乡。”
字迹,依然风骨卓然。
大哥看着那幅画,一个一米八的汉子,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流了下来。他没有哭出声,只是用手背,狠狠地抹了一把脸。
姐姐早已泣不成声,她捂着嘴,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看着画上那间小小的茅屋,那缕温暖的炊烟,再看看眼前这个,重新找回了灵魂的父亲,和那个安静地站在一旁,笑容温和的女人。
我忽然明白了。
我们一直想给父亲找一个最好的养老院,一个最专业的护理。我们以为那是对他最好的安排。
但我们都忘了问他,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想要的,不是一个被精心看护的晚年。
他想要的,是一个家。
一个有烟火气,有笑声,有尊重,有陪伴的,真正的家。
而这个家,小周给了他。
我们站了很久,最后,还是大哥先开了口。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却异常地郑重。
他对着小周,深深地鞠了一躬。
“小周,谢谢你。”
然后,他转向父亲,又鞠了一躬。
“爸,对不起。”
姐姐和我,也跟着,深深地鞠躬。
“谢谢你。”
“对不起。”
父亲看着我们,眼眶也红了。他摆了摆手,声音有些哽咽。
“傻孩子……一家人,说什么谢,说什么对不起。”
“快进屋,小周今天包了你们最爱吃的荠菜馄饨。”
那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车子缓缓驶出小巷,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栋老房子的窗口。
橘黄色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温暖,而又明亮。
我知道,那盏灯,以后每天都会亮着。
那里,不再只是一个八十六岁老人孤独坚守的旧宅。
那里,是父亲的心安之处。
是他的,吾乡。
而我们,终于可以,放心了。
来源:DDG_Gen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