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3岁的他腰板很直，虽然是坐着，但目测身高一米八几，穿得很整洁，深色的格子夹克，里面白衬衫迎着阳光，更加的光洁耀眼。

大家好，我是刘霞。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到吴鲁是在2010年的盛夏，那一天，阳光明媚照在吴鲁身上。

93岁的他腰板很直，虽然是坐着，但目测身高一米八几，穿得很整洁，深色的格子夹克，里面白衬衫迎着阳光，更加的光洁耀眼。

他是云南黄埔同学会推荐过来的，说他曾经是战地记者，经历传奇。我和吴鲁老兵取得联系后，让他先写写自己的简介。

没料到吴老在电话中竟异常平静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年不动笔了，要听我的故事，你就到家里来吧。”

五十年不动笔？一个战地记者，一个爱好写作的人竟然封笔，这实在是让我好奇，我特别约了一个周末去探访他，这样保证时间充裕。

吴老在电话中特别告知，他住得比较偏远，让我到了安宁昆钢的中心广场给他打电话，他让人来接我。

我到了中心广场，一个朴实的中年男子已经在那里等候，他是吴鲁的侄女婿，不善言辞的他带着我在昆钢林立的楼房间转了很多弯，直到把昆钢的繁华远远抛在身后。

穿过一片工地，来到一栋五六十年修建的老式建筑。这是昆钢废弃的职工宿舍。吴鲁就住在一楼的一间。

吴鲁已经等候在院子里了，小桌子、小板凳已经摆好，显然他很盼望我的到来。

他说：“得知你要来，我仔细想了想我的这一生，以前太多磨难，从来没有和谁说过，说了别人也不懂。你是记者，我这一生，今天就讲给你听听。”

也开始一段我们长达7年的忘年之交。

1917年5月，吴鲁出生在澜沧江边的临沧凤庆县，原名吴赛源，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五，家里半商半农，条件不错，解放后评定为地主。

吴鲁14岁被送到昆明读书，先试读昆明第一师范学校，后考入云南大学法律系就读，按照正常的人生路径，他应该是个衣食无忧，受人尊敬的法官或者律师。

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正在读大二的吴鲁弃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15期学习化学防毒。

吴老淡淡地说：“我也是顺应战事而选择了这个专业，其实我从小喜欢的是文学。”

据资料显示，日军早在1927年就有毒气勤务编制，后在华北和华中分别设立野战化学试验部，并在中国多地建立野战毒气厂。

那一代黄埔生，家世出身都不错，但他们自觉的把从军抗敌当做自己的义务和责任。爱好文学的吴鲁也如此。

吴鲁百岁时的照片

两年后，吴鲁从黄埔毕业，先被派往太行山附近的晋察冀游击战区做防毒参谋，当时共有十个游击战区。

没多久，又把他被派到孙良诚的游击战区。

“一天，不小心被沦陷区的伪军俘虏，和我同时被俘的还有苏州籍贯的战友，名叫范德远。你想想，在那大原野，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意外的是，被俘后的第一天晚上，关押吴鲁二人的小黑房子外突然有了响动，有人偷偷把他们给放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混在伪军里面的抗日联合会会员。

逃是逃出来了，也是不知道往哪里走，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指南针，只能在大草原茫然前进。

直到遇上共产党领导下的十多个游击队员，俩人便加入游击队偷偷袭击日本人，东打一处，西搞一枪，就这样过了20多天。

吴鲁说自己是黄埔毕业的，实在适应不了这样的游击战，就要求回到大后方，上战场。在游击队的协助下，他们到了西安，回到重庆军警部防毒处。

吴鲁报到后被送到南温泉休养，其实是考察他有没有被共产党给驯化收买。考察结束后，吴鲁被分到第八战区司令部国军48师，胡宗南的集团军任防毒参谋。

当时正是日军使用毒气战的狂热期，吴鲁所学派上用场，一边教士兵怎样防毒，一边亲自上前线去考察敌人怎样使用毒气。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入缅作战失利，滇西腾冲、龙陵等地相继失守的，云南也危在旦夕。

“我这个家乡宝，一听家乡受难，心急如焚，借故说家中母亲病重，要求回家探亲。回来后就参加了远征军游击队，在第三支队政治部任主任，支队司令叫罗雷。”

因吴鲁是从抗日前线回来的，很受罗雷重视，视其为最亲近的副手。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吴鲁利用自己的家世，做了很多土司、地主的工作，给予他们一些荣誉，让他们出粮、出人（家丁、佃户）打日本。

这些游击队成员除了土司地主家里的家丁、佃户，还有败退后的散兵，以及土匪。因成分复杂，第一次组织失败后，有人不仅不把吴鲁当成抗日人员，还给其扣上土匪头头的帽子。

吴鲁心想，自己跟共产党没有过节，国民党既然不信任，那就去投靠共产党，反正都是抗日。

希望文艺的吴鲁，从边境悄悄启程，一腔热血准备前往陕北。没想刚到楚雄，在旅店就遭遇了小偷，被偷得只剩下一条寸裤。

吴鲁寸步难行，只好写张条子请人送去楚雄省立中学校长李伯远，这是吴鲁凤庆的老乡，也是他在昆明上学的监护人。

李伯远亲自送来衣物，还把其接回学校一起教书。原想就此安稳下来的吴鲁，突然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他便放下手中工作，回家料理母亲的后事。

在家呆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了，吴鲁不愿回到学校教书，还是想出来闯天下。

“没想到这一闯，闯得潦倒不堪，困在昆明进出不能，随身能卖钱的都卖了……”

好在时来运转，吴鲁因才华被当时的《中央日报》相中，又深得第26军军长余程万赏识，既当报社军事记者，又做了部队的新闻官，在部队里也是一言九鼎。

1949年12月的一天，余程万倍卢汉召集来昆开会，本来说好开完会和吴鲁一起回开远军部。但吴鲁上车时，才发现余军长并不在车上，副军长让其先回开远等。

“第二天一早，我拉开门，突然门外到处都飘着五星红旗。才知道云南起义了。”

吴鲁和26军的部分将领赶紧返回昆明，爱好文艺的他们就向军管会申请成立“鲁迅剧艺社”，获准后，社址设在五一路上。

“鲁迅剧艺社”发展得很快，社员有五六十人。吴老现在还记得，当时改编最成功的《阿Q正传》，一经演出就获得如潮的好评，省广播电台还专门请他们去搞现场直播。

一直爱好文艺的吴鲁，终于找到自己的战场，他不仅办剧社，还有自己写文章赚的丰富稿酬出版了戏剧刊物，成为云南戏剧界的头面人物。

此为他人生最风光的几年。

社团一直红火到1952年，风向突变，社团被省文联解散。

“我查了一下账，还有500元的现金，全捐给抗美援朝了，社员都被分配到各个文工团。而我因为有历史问题，被搁置下来，等候处理。”

1953年，吴鲁被判处三年人民管制。那时候吴鲁还想得很开，不然办剧社，就开始去学木工，凭借聪明好学，他很快成为包工头。据吴鲁回忆，当时云南省公安厅的各种档案柜子，都出自他手。

1958年，吴鲁被定罪判刑，罪名为“高估工时，牟取暴利”，他被抓走时，家里只有5毛钱，连给孩子看病都没办法。

这个曾靠笔杆子吃饭的文艺青年，从此开始了长达17年的监狱生涯。

服刑期间他挖河泥、打石头、修铁路，最后到了富源监狱的铁矿厂。因我的舅舅在家富源，我对吴鲁口中的富源监狱非常熟悉，他也因此详细的讲述了这段富源岁月。

我至今依然清楚记得，吴鲁每讲一段，就会停下来对我说：“刘记者，这段你要好好记录嘎”。

因为报纸刊发的各种限制，吴鲁的人生档案我只记录1945年，其他的都是一笔带过，我想要记起谈何容易。

他生怕有遗漏，但无知的我却选择性的遗漏了。

我曾多次去探望吴鲁

吴鲁到富源监狱后，被关了禁闭，狭小潮湿的监舍密不透光，有人疯了、有人自杀了，而吴鲁的木工手艺救了他。

当时监狱里也分派别斗争，会木工的吴鲁被拉出监室，负责做宣传用的木架子，后来他开始负责写宣传标语，算是在监狱里立足了。

1965年，吴鲁刑满释放，但被留队工作。随之而来的文革，没有放过吴鲁，这个监狱铁矿的文艺青年再次被推上批斗台。

吴鲁反思自己的前半生，他总结都是自己写东西害的，于是，吴鲁决定封笔，再也不写任何字了。

个人在大历史中是很渺小的，往往只能被历史劫持，不管投笔从戎，还是封笔服刑，也都是吴鲁在大历史中，所能作出的主动选择。

直到1975年，吴鲁才被特赦。在我所记录的抗战老兵中，大多都会说到1975年特赦这个关键时间点，我查阅了相关资料，特别做些补充。

解放战争结束后，不少国民党将领都成了战俘，他们被关押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中接受改造。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黄维等名将。

从1959年起，人民政府开始对部分战犯进行特赦，直到1966年，总共特赦了6批战犯。后来由于爆发了“文革”，对战犯的特赦也因此停止了。

1974年12月，毛主席在长沙想到了这件事，于是便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周总理对此事也非常重视，亲自批示让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当时，华国锋刚刚担任公安部部长，这是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他和公安部的同事们一起研究战犯问题，讨论哪些可以放，哪些人不能放。

最后，大家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名战犯应当继续关押，不能特赦。

1975年2月27日，这份《报告》送交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看过后，马上提笔做出批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毛主席“都放了算了”，让这项复杂的历史工作一下变得简单了，公安人员不需要再研究哪些人该放，哪些人不该放。

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万多人。

该资料来源于网络

从1975年3月19日，这一万五千多名“历史反革命”欢天喜地走出监狱、劳改所的大门，其中就有吴鲁。

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还有充裕的粮票。安置在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有15元至20元。

但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政府宽释了他们，但社会并不接纳，特别是有的老兵子女不认。其中有一个，因子女不让进门，当天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政府当时还表示，被特赦人员愿意去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但台湾方面以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是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这让等了二十年想和台湾家人团聚的张铁石彻底绝望，出狱20多天自杀身亡。

宽释人员因年龄过大，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勉强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着退休，但工龄很短，生活困难。

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都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后来的中央领导人曾做过批示：养起来。

只是在改革开放的狂飙猛进中，他们又被遗忘了。

吴鲁入狱时，妻子被强迫要求划清界线，不得不和他离了婚，后来带着儿子改嫁到了昆钢工作。

吴鲁接到特赦令后，只能硬着头皮给前妻写信。好在前妻伸出援助之手，向单位提出申请，要求接受吴鲁，吴鲁这才来到昆明昆钢落户。

吴鲁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工龄只按留队后算，退休金特别少，单位几次分福利房也没有他的份。刚到昆钢时是搭个窝棚住，直到昆钢老职工宿舍楼废弃不用后，他才住了进来，虽然破旧，但总算有了遮风避雨之处。

吴鲁没有抚养过自己的儿子，他也自觉不给儿子增添任何麻烦。老家的大哥看他一个人生活很孤苦，就将自己的亲孙女过继给吴鲁，好让吴鲁老了有个端茶送水的人。

面对这个从小跟随自己的侄孙女，吴鲁很歉疚，就想有生之年能申请一套单位福利房，将来好回馈侄孙女的赡养之情。

说到这里，吴鲁流泪了。

我采访吴鲁的第一篇故事在2010年7月12日刊出，从此，他也走入读者的视线。

他可能也没想到，那篇一千多字的文章，会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改变。

之前他一有空就去询问福利房的事，解决不了问题的工作人员多少会有些不耐烦，当看到报纸上的他后，似乎才恍然明白，他不仅是个是个劳改释放人员，他还是抗战老兵，是民族英雄。

单位的领导带着慰问品走进了吴鲁那栋废弃的陋室，他申请多年没有申请下来的福利房也在第一时间分下来了。

基金会也给他送来困难补助，还有众多志愿者也纷纷前往探视。

我和志愿者去探望吴鲁

从此以后，吴鲁总是会在过年过节拨通我的电话，他想表达感激，电话中他的声音永远是颤颤巍巍，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他骨子里是感性的，每次说着说着，免不了要流泪。

他的卑微，让我难过。

2013年，《云南信息报》再次开媒体之先河，要给抗战老兵赠送抗战胜利67周年纪念章，计划9月3日这一天在昆明海埂会堂隆重举行。

这是一次媒体的致敬，更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行动，我会单独详细记录。

吴鲁得知后，心情一直很激动，也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可天不遂人愿，这天突然而至的降雨让吴鲁亲临现场的愿望破灭。

9月16日，是《云南信息报》改版六周年庆典答谢酒会上。酒会上，我特别邀请了三位还没领到纪念章的老兵，他们分别是居住在易门卓文华、禄劝唐加议、安宁吴鲁。

他们生活在农村，离昆明比较远，平时也难得参加老兵聚会。我也想让他们感受到浓烈的敬意。

酒会当天下午4时，三位抗战老兵就在亲属的陪同下来到了现场，吴老更是穿着西服，戴着礼帽。

酒会开始前，我为三位老兵戴好“老兵，你好！”的绶带，并送上了保山准备的茶叶、书籍等礼品。

落座后，卓文华、唐加议两位老兵赶紧把以前荣获的勋章一个个挂在胸前。说这些勋章都是以前打仗时获得的。吴鲁胸前一枚也没有。

酒会一开始，主持人和到会领导先让嘉宾向抗战老兵表示感谢，酒会中有一个环节是为抗战老兵颁发抗战纪念奖章。

主持人简要介绍完，大屏幕上开始播放关于抗战老兵的3分钟短片。嘉宾纷纷放下手中的碗筷和酒杯，把目光汇聚到了银幕上。

在嘉宾的热烈掌声中，三位抗战老兵由志愿者搀扶着缓慢地从座位上走到舞台中央，掌声没有停止。

三位参加酒会的抗战老兵，吴鲁（中）

《云南信息报》社社长谭智良、总编辑贾云勇带领着我，上台为三位老兵献上了鲜花，并为他们戴上了抗战纪念勋章。

三位老兵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主持人介绍到他们的经历时，也完全没有反应，只能是呆呆的坐着。

在大家的掌声中，三位老兵从舞台回到座位后，嘉宾们陆续来给他们敬酒祝福，并送上问候。

吴鲁一直处于恍惚中，他没再动筷子，走时，附在记者耳朵边一字一句慢慢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这么高兴……”

随着和吴鲁的相处，我更加清楚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认识作家范稳后，得知他想写一部展现抗战前后七十年历史变迁的著作，正在寻访抗战老兵，我赶紧推荐了几个老兵，其中就有吴鲁。

吴鲁得知来看望他的是作家时，眼睛放光，仿佛一下有了新的希望，他一次次给范稳电话：“范作家，你来，我有点事要和你说。”

对于一个孤寂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范稳的倾心聆听也让吴老找到新的寄托，每次探访，他都会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以至于范稳担心吴鲁太劳累而不得不“叫停”，等待下次重来。

2014年，范稳出版了30万字长篇小说《吾血吾士》，这是目前以国民党抗战老兵为原型创作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推出的抗战文学作品。

范稳接受采访时说，故事主人翁赵广陵原型就是远征军老兵吴鲁。他说，他在吴鲁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性和伟大。西南联大共有8000多学子毕业，从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即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

“吴鲁大学二年级时投笔从戎，是黄埔十五期生，曾经是那样风华正茂、剑胆琴心。他曾参加过敢死队，也向往过延安，蹲过国、共双方的监狱。但我们去探访他时，他更多的是谈鲁迅和沈从文，谈话剧，谈革命文艺。这个当年的文艺青年，时常让范稳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生活在吴鲁老人那个时代，是否也会像他那样血性浪漫，书剑相逢，上马擒贼，下马赋诗？

他就像一个活在我们身边的历史老人，把历史背负在自己身上，用一生的命运去一一注解。

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中国人，虽知不能战而不能不战，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唱得那样，“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死而国生，这个国家正是在他们的鲜血与怒吼声中得以拯救，得以重生。”

范稳说，自己在对数十个抗战老兵的追踪采访中，无不感受到他们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共荣共存。

如果我们要还原这段苦难而光荣的历史，岂能忘记这些为国家民族曾经抛洒了热血的抗战老兵？

在小说中，范稳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一席话：“衰老不是我们的敌人，贫穷孤独也不是，死亡更不是，遗忘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过去我们是装作遗忘，现在不想遗忘了，它却强大得像当年的日本鬼子。我们得跟它打又一次‘抗战’了。”

因为《吾血吾士》，吴鲁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看到新闻后他很激动，特意打去电话感谢范稳。

范稳说，“我何敢承受这样的谢意，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这些可敬的老兵，过去一直隐匿在历史的纵深处，现在我们将他们推到历史的前台，把他们的光荣昭示于天下，让他们接受人们的致敬，以告慰他们饱经沧桑的心灵。或许，这就是一个作家能为他们做的些微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次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面对历史的义务和责任。

如果一个作家能通过作品诠释清楚一段历史，那是他的幸事；倘若他能发现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并通过文学的手段表现出来，那就是他的职责和义务。”

作家范稳为他送去《吾学吾士》

忙完新书发布会，2015年1月初，作家范稳邀约我和志愿者一起去看吴鲁。

一直非常重礼仪的吴鲁，这次只能躺在沙发上迎来了大家。已经98岁的他整个冬天几乎都是在安宁昆钢的医院度过。

这本吴鲁期待已久的书终于拿到手中，但视力已经严重下降的他不仅没法看清小说的字样，他连熟悉的志愿者也不能认清了，只能紧紧地将书攥在手里。

“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一大箱子，我们也看不懂。”照顾吴鲁的侄孙女吴志好说。

当吴志好从吴鲁的卧室抱出一大摞卷成捆的报纸后，大家全都傻眼了，这些旧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毛笔字。

“他的眼睛看不清了，这些都是摸着写的，说叫我们找人来誊写，但认不出来，只好把它全部收起来。”吴志好说。

除旧报纸，还有两摞拆开的烟盒纸，空白处也写满毛笔小字，上面写着“自传一”，只可惜那歪斜模糊的字迹很难辨清。

这份无法辨识的“自传”深深刺痛了我，我再一次真切感知到，这些抗战老兵是这么的渴望留下一点历史的印记。

他们并不想就这么被历史抹去。

这或许也是我后来坚持去记录老兵故事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虽还不能为他创作大部头的作品，把他的人生故事真实的记录下来，是我所能做的。

除了新书，范稳还准备2000元的慰问金和大衣、围巾。入院的两万元医药费除报销外还自费了3千多元，这已让吴鲁愁了好久。

雪中送炭的慰问金一下解了吴鲁的忧愁，他心情大好，主动说要给大家讲他传奇的爱情故事。

他高兴地说：“除了打仗，我的爱情也很精彩呢，我说给你们听。”

现实中的吴鲁其实也在残酷的战火中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但这是我们相处那么久，却遗漏了的真实战争故事。

70多年前，刚从军校毕业的吴鲁分到驻守兰州的第八战区，一次被一身着马靴骑着高头大马的女子给吸引，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好！”

没想到这一声惊叹引来女子的强烈追求。

“当时就有人说‘你闯祸了，这个是亲王家的二小姐’。我听说后当然害怕啦，她家还有汉奸的嫌疑。但她追我追得太紧了，最后我不得不假借请假回家探亲离开了第八战区。”吴老笑着说。

第二段爱情来自临沧老家一个土司的大小姐，因为吴鲁和大小姐的表哥交好，大小姐对吴鲁一见钟情，非吴鲁不嫁，说只要吴鲁答应娶她，嫁妆就是一万两大烟和20户佃户。

时隔多年，吴鲁说：“他们用钱要挟我，钱我不在乎，我家也有几个钱的。我找对象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长得漂亮，只要漂亮哪怕是叫花子家的女儿我也要。”

在昆明开办话剧社的时候，吴鲁终于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大方、会跳交谊舞还会普通话，完全是吴鲁心目中的最爱，很快吴鲁将她培养成话剧中的主角。

但爱也让吴鲁变得很狭隘。有一次恋人在外玩耍忘记了回剧社排练节目，吴鲁一生气叫人用绳子将她捆起来，这让恋人痛苦一晚后回了家，“她后来嫁了缅甸的有钱人。结婚第二天就来找我，她穿得那么漂亮，那么富有，我害羞不想见她，就躲在皮鞋店里。我那么粗暴地对待她，我很后悔。”吴鲁慢慢地说。

这些刻骨铭心的恋爱都与吴鲁的婚姻无关。他的第一次婚姻由父母包办。

当家人把他骗回去时，家里已经摆好烟酒糖茶、结婚用礼，嫂子笑着说：“我们给你找了县长的二小姐，外号‘白观音’，漂亮得很。”

吴鲁心想只要不是太难看就结婚，但这个“白观音”完全不符合吴鲁的审美，他坚决不要。吴鲁的母亲为此绝食。大哥劝吴鲁说：“何必为这事惹母亲不开心？”

吴鲁于是骑着高头大马将这个不喜欢的妻子娶回了家，两人虽进洞房但却未同房。执拗的吴鲁第三天就离开家到了昆明。

路过大理时，吴鲁遇到一个漂亮、家世清白的姑娘，两人一见钟情，后来在昆明结婚生子，直至吴鲁入狱才被迫离婚。

说到这里，吴鲁有些无奈说：“我高头大马以新郎官身份娶回家的妻子后来到昆明告我重婚罪，而没举办婚礼跟我受了很多苦的妻子在我出狱无家可归时收留了我。”

问他选择对象有什么标准，他说：“就看漂不漂亮。”

吴鲁百岁诞辰留影，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2017年5月28日，我和志愿者前往安宁陪同吴鲁过百岁寿宴，他的精神尚可。

在我所遇见的抗战老兵中，吴鲁是我探访次数最多的一位，我无数次独自或者带作者、志愿者前往安宁，都只为安放那份忘年之交的小小心愿。

半年后的10月21日晚上21点，吴鲁与世长辞，享年101岁，至此，安宁那座昆明的后花园，也就再无我所牵挂的了。（完）

来源：真实战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