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上海博物馆一款“蝠桃瓶”发光冰箱贴在网络社交平台引发广泛争议，部分网友认为，其发光功能与瓶底开孔刻意呼应文物曾被当作灯座的屈辱经历，有消费“文物苦难史”之嫌。

近期，上海博物馆一款“蝠桃瓶”发光冰箱贴在网络社交平台引发广泛争议，部分网友认为，其发光功能与瓶底开孔刻意呼应文物曾被当作灯座的屈辱经历，有消费“文物苦难史”之嫌。

“蝠桃瓶”发光冰箱贴的原型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网友的争议源于这件文物的特殊经历——20世纪上半叶，它流落海外，40多年来，一直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条件下，被作为一只台灯的灯座使用。后被拍卖公司识得，2002年，香港收藏家张永珍以4150万港元竞得此瓶，并于2004年将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尽管上海博物馆及时对争议作出回应称：“欧美人对于中国瓷器的喜爱由来已久，他们也很喜欢利用中国瓷器做一些二次改用以装饰生活，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风尚。”但部分网友依然认为“把文物被糟蹋的历史做成卖点，这是在伤口上撒盐”。

这场争议表面是对一款文创产品的评价，实则是在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对“文物苦难史”的判定问题。“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条件下，被作为一只台灯的灯座使用”，在部分网友看来，这是对我国文物的破坏，伤害了民族感情。上海博物馆回应，回归之前，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一直被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奥格登·里德的母亲家族持有，关于此瓶何时、以什么途径进入该家族，至今成谜，并说明清宫瓷器流散到欧美的途径是多元的，该瓶不一定与屈辱史有关联。事实上，被作为灯座装点生活和使用40多年之久的客观事实，是使用者对该瓶喜爱的佐证，也充分说明，我国粉彩瓷器审美独特、质量上乘。

其次是文物的某些经历是否应该成为传播禁区。笔者认为，回避文物的历史如同截断文物的生命历程，博物馆应该始终保持客观的态度，完整展现文物的全部故事，包括辉煌时刻和艰难过往。上海博物馆在官网上记录这件文物“被改装为灯座”的经历，并通过文创让其广泛传播，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体现。

再次是要平衡博物馆的专业解读与公众的情绪化解读。不得不承认，当博物馆的专业解读与公众对历史的认知存在差距时，情绪化的表达较容易占据主导。这也说明，博物馆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尚需集中精力做好文物的解读阐述工作，引导公众在相对了解专业知识后理性表达观点。

最后是文物创新传播的边界问题。从唐代长沙窑为了外销调整纹饰,到西方将中国瓷器改造成其他物品装点生活，跨文化的场景转换古已有之。上海博物馆开发的仿瓶摆件、树脂冰箱贴等其他文创产品受到广泛好评，这说明公众并非排斥创新，而是创新是否带有对历史的轻慢。可见，争议的关键是文博场馆在提取元素进行创新时，是否怀有足够的历史敬畏之心，这也正是其边界所在。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鼓励开展文物利用研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从官窑珍品到台灯灯座，再到以其为原型进行文创设计，这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书，记录了特定背景下的人与事。当我们纠结于“冰箱贴是否冒犯历史”时，更应该思考，如何让文物的经历成为更好的教育资源，引导当代人以史为鉴开新局。（中国文化报 作者有奂）

来源：昆明信息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