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尤其是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开始对中俄的重点遏制，导致俄美、中美关系先后恶化。其结果，中俄逐渐走向战略协同。
冷战后，中美俄的“三国志”尤为突出、激烈和明显。
这期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冷战结束至美国“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阶段；
2.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至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后。
3.2017年特朗普上台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
4.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特朗普2.0的今天。
这“四个阶段”凸显中美俄“三国志”剧烈碰撞及合纵连横关系。
尤其是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开始对中俄的重点遏制，导致俄美、中美关系先后恶化。其结果，中俄逐渐走向战略协同。
中美俄“三国志”的激励碰撞，其结果，不但催生了“百年大变局”，且即将孕育出“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
而在即将轮廓分明的“国际新秩序”中，谁才是世界的“主心骨”？
本文尝试从“文明冲突论”视角分析。
“新罗马”，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自己“一超独大”的定义。
这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主导世界，且坚信将长期主导国际体系。
这期间，中俄都忙于自身事务及潜心发展，根本就没有与美国对抗的念头，“三国志”显得“平衡”而“和谐”。
但“9·11”事件“轰”的一声，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爆雷，直接将“一超独大”的美国轰下神坛。
期间，中俄都寻求自身发展及国际空间的拓展，遭到美国的打压和严厉制裁。
于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俄乌冲突”与“中美贸易战”成了中美俄“三国志”合纵连横的主流。
在“俄乌冲突”上，美国伙同欧洲及“北约”在战场上支持乌克兰，在经济上推动与俄“脱钩”，并推出地球史上最大规模的、多达万多项的“严厉制裁”。
而“中美贸易战”，则持续发生了“科技战”“货币战”“信息战”“舆论战”等系统性对峙。
此间，随着俄美关系、中美关系的紧张，导致国际秩序动荡不安，爆发出巴以冲突、叙利亚剧变、伊以冲突、印巴冲突等多地区冲突。
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双重围堵和打压，导致中美、俄美关系的恶化显露，中俄关系形成“背靠背”的战略协同。
地缘政治学认为：“海权”与“陆权”是其核心要件。
俄罗斯则是典型的“陆权”国。美国是典型的“海权”国家。这是啥概念？这是天生的矛盾体。
如何解释？英国政治家F.培根就曾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获得最大的自由，谁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多或少的进行战争。”
美国就这意思：“控制海洋对陆战结局所起的重要作用”——海权国因其地理位置相对阻隔，在地缘政治战略上更倾向采用制衡、干涉、分化等手段介入别国事务，作为离岸平衡者来保持自身优势地位。
而俄罗斯式的陆权国家，则更喜欢以强大的陆上实力在相邻各国间建立地缘政治秩序，维护一方稳定。
比如“独联体”等，就是俄罗斯“陆权国”的真切体现。
而中国，则是“陆权”与“海权”兼顾的国家，虽然历史上以“陆权”为重，但自大明王朝“郑和下西洋”开始，“海权”概念逐渐融入国家治理体系。
此外，中国的“陆权”与“海权”的国家理念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在“和”“合”“仁”“中庸”等理念下，形成的“综合体”，不是僵化孤立的，而是兼容并蓄的体系。
因此，在中美俄“三国志”中，美俄“海陆之争”具有强烈的对抗特点。
所以，有学者认为，美国试图将乌克兰纳入西方“版图”是激怒俄罗斯“陆权”的根本原因，从而加剧了对抗和敌对；而美国“重返亚太”及实施“亚太再平衡”，则是“海权”思想下对中国崛起的遏制。
虽然美国的“海权”思想与中国有矛盾碰撞点，但中国“陆权”概念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战略碰撞远没有俄罗斯那样明显。
而中俄关系的走进，被广泛认为是因为“邻里之间”及与美国的“共同压力”而形成的。
所以，在“海权”与“陆权”思想体系下，美、俄具有高度的敌对要件，而“陆海兼顾”的特性，以多维形态在陆海对峙与冲突中，能起到高效的“调节作用”。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推出以来，为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另一条路径。
亨廷顿否定了意识形态、经济的因素在世界冲突中的作用，而提出了“文化因素”是冲突根源的新概念。
由此，亨廷顿提出了世界7大主流文明体系。
也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
在亨廷顿看来，国际冲突主要因为这些文明体系内部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宗教等因素之间的“不可调和”而产生的冲突。
在这一视角下，有学者认为中美俄竞争与冲突的“三国志”，本质上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也就是基督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三者”之间纠葛、碰撞与“难调和”的结果。
其理由是，美国是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俄罗斯是受到“东西方”文化双重影响的独特文明，中国则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
三者的价值信仰、道德准则、思维方式、行为范式等均迥然不同，因此，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就难免因为观念认知差异而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对抗情绪。
对于美国来说，其信奉的基督文明倡导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尊崇“一神教”，具有强烈的“救世主”情结。
这一观念，导致美国在国际政治外交上，往往体现出摩擦、对抗和绝对的扩张本性。
在俄罗斯方面，因其吸收了东西方的“两种文化”，既有东方的“合和”元素，也有西方“救世主”情结，“矛盾性”及“两重性”特质，使俄罗斯有种“认不清自己”的身份难认同的困惑，由此产生了俄罗斯民族在世界上的“游离感”“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让俄罗斯文化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因为，只有不断扩张，才能不断获得“安全感”。而每扩张到一个新的地域，随之而来又产生了新的不安全感。
由此周而复始，导致俄罗斯除了扩张心理，不断获取新的东西外，自身在地球上的角色与使命定义越来越模糊。
而中华儒家文明，则并非是以宗教信仰为根基，而是建立在以祖先崇拜为特征、以家族为本位的道德伦理秩序之上，由此根深蒂固创生了典型农业文明。
这一文明的特性就是“衣食无忧”，过上“美好生活”，具有内敛而极强的兼容并蓄特质，没有扩张、对抗及排他性。
从这个视角看，美俄信奉的文明都具有极强的对外扩张的认知元素，且在“救世主”观念下，更具有对抗和敌对意志。
所以，美俄之间的分歧更加深刻而难以协调，而在“兼容并蓄”和“无排他性”观念下，中国都能够接受俄罗斯和美国的存在，只要不关乎自身，中国儒家文明甚至都能接受美俄的一些行为。
所以，真正能当“大哥”的，是需要有一定胸怀、能容忍“小弟”一些粗鲁行为和主张的人。
这个“人”，除了东方的“儒家文化”及其中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这个角度下，未来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担当和责任更加重大——如何将美俄团结起来，重塑他们、改造他们，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自身文明的不足，深刻认识到“他好我也好”的逻辑关系，从而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福祉，而非冲突。
来源：诗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