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典被派到台湾潜伏后叛变？一地下党员揭开事实真相，潸然泪下

摘要：“1959年2月4日凌晨五点，你还有遗言吗？”看守举着马灯，冷光打在刘光典的侧脸上。空气里混杂着潮湿泥土味和火药味，没有回答，只有他那句低到几乎被风吹散的回音：“没有。”五分钟后，枪声穿透台北郊外马场町的薄雾——可真正的谜团，却在三十年后才被人拆开。

“1959年2月4日凌晨五点，你还有遗言吗？”看守举着马灯，冷光打在刘光典的侧脸上。空气里混杂着潮湿泥土味和火药味，没有回答，只有他那句低到几乎被风吹散的回音：“没有。”五分钟后，枪声穿透台北郊外马场町的薄雾——可真正的谜团，却在三十年后才被人拆开。

刘光典这一生，与“潜伏”二字纠缠得太紧。1943年他辞掉日伪警察时，还只是一个在医药柜台前练习算盘的普通青年。短短六年，他已能在北平、沈阳、上海来回倒腾药材，同时把一份份机密拆封、转抄、重新密封，再塞进烟盒或药瓶里。谨慎到什么程度？连习惯握笔的右手都故意写得像左撇子，只为给尾随者留下一串假线索。

金门战役失利后，中央急缺台湾海空情报。挑来挑去，人选落到刘光典头上。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刚刚在北平南花园买了两进四合院——七间房，一棵老槐树，孩子们闹着要在院子里挂秋千。组织征询意见，他只用了半分钟考虑，留下两句话：“房契放在炕头箱子里，钥匙交爱人。任务什么时候走，电话通知。”1月6日凌晨，他坐上开往香港的火车，车厢里暖风呼呼，却没带走一件皮大衣，说“下水不好用”。

第一次入台顺风顺水。一个月，他摸清了国民党陆海空主要兵力分布，退潮水道的数据也带齐。返港途中，他把胶卷藏在剃须刀把里；如果被搜，他准备把刀片割破嘴角，仗着血腥味掩护吞入。试想一下，一个34岁的男人，离家的车票只买“去”，没买“回”，胆子得多大。

可第二次再进岛，天就变了色。1950年2月，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名单像滾雪球一样滚向保密局。特务冲进洪国式的住处，吼声震得玻璃作响：“刘光典人呢？”洪老练地摆手：“早回香港了。”虚招奏效，刘光典此刻正忙着买船票，差点与桅杆对面。

他很快意识到：留在城市是死路，只能钻进山。台南与高雄交界的那片山林，潮湿、蛇多、蚊子更多。他掘了三尺深的穴，厚树枝当梁，棕榈叶铺床。雨夜泥水倒灌，他乾脆端着碗站在洞口接水喝。王耀东后来回忆：“他天天刮胡子，哪怕只剩半片肥皂，因为特务照片里，他是个干净人。”

1954年初春，通缉令贴满全岛，悬赏金额一再翻番。两名落网同志撑不过刑讯，把藏身点供了出来。特务带着警犬封山，最终在一棵老榕树后的土洞口抓住刘光典。手铐扣上那刻，他看了眼手表——表带是几年前用旧雨衣剪成的，他记得每一道蜡缝。有人说他叛变投敌，其实那时保密局开出了“高官厚禄、金条十根”的条件，回答依旧一个字：“不。”

五年囚禁，数不清的审讯。为防自杀，牢里连筷子都锯成三寸，但刘光典却利用铁皮药盒磨出锋刃，每晚在手心刻一个“返”字，用伤口疼痛提醒自己立场。1959年1月，他预感大限将至，把能背的情报统统改编成顺口溜，企图塞给狱中新抓的年轻人。计划没成功，行刑日如期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行刑现场那张照片多年后被用来做谣言“证据”。台北街头出现大量小册子，标题耸动：“前共谍刘光典畏罪投诚后被清算。”与此同时，一名与他体型相仿的特务被派到香港散播“自首日记”。大陆方面虽然半信半疑，但基于安全，只能把刘光典列为“失联”。这一挂，就是近三十年。

转机出现在1988年。一位在台湾关了三十五年的老情报员获释返乡，带回一份黄褐色打字纸：标题《匪谍及处理情形》。清单第五页，编号472，姓名“刘光典”，罪名“潜入台湾非法情报活动”，处理结果“死刑，1959.2.4执行，台北马场町”。几行干巴巴的字，瞬间砸碎谣言。那位老情报员叹气：“他身上那只卡西欧表，被狱警藏了，说走时给儿子用。”

消息传到北京时，王素莲已病逝二十多年。三名子女在亲戚轮流照料下长大，最小的甚至记不起父亲长相，只靠那张行刑前的照片。2003年，骨灰盒的一半运回八宝山，他们选在午后下葬。墓碑上刻的词句很简单：一九一五——一九五九，隐蔽战线人员刘光典。

今天再检视刘光典的档案，会发现他其实没干过几次真正的“大战役”，却把全部筹码压在一次又一次往返台湾的破旧渔船上；他没有拿起枪，却在孤岛密林里与疫病、饥饿和谣言死磕四年；他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在审讯记录里留下两个字：“不屈”。在那个信息极度贫乏、情报靠人肉递送的年代，他的选择让后方少走了多少弯路，很难量化，但能确信——没有这些沉默的暗流，就不会有后来滚滚向前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