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主要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最多的时候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菲律宾、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巴基斯

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

——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

欧阳军喜

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主要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最多的时候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菲律宾、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设有14个分会。1947年以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断受到有关“亲共”的指控，1952年又被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指控为应对“丢失中国”负责。学会也因此失去了合作者和财政援助，只好于1960年宣布解散，前后共存在了35年。

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从1925年加入到1950年宣布退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共存在了25年的时间。在这25年中，胡适曾于1931—1938，1946—1950年间两度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还担任过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会理事会副主席、学会程序委员会主席。虽然胡适没有参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工作，但是他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一个松散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团体。也是他亲自宣布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解散。可以说，自1931年以后，胡适就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的言论和行动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前后的思想动向。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事实上，胡适的日记、书信和演讲中都有许多涉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内容，只是未曾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把太平洋国际学会放到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动中去考察，对胡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的言论和活动作一初步的分析，解释其所以如是的原因，并进而揭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艰难处境。

一、太平洋国际学会之源起、理念与演变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和社会思潮变动的产物。其最初的源动力来自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热点逐渐由近东移到了远东，世界的舞台也逐渐由大西洋搬到了太平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新的“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与此同时，源于一种新眼光的世界潮流也兴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层面的国际关系通常由政府垄断，而经济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则由私人或企业进行。但是战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经济和文化事务，同样私人也开始进入以前神秘的政治领域。一些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也确立了，比如公开外交、自决、多数人的智力、公理等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决定发起一次会议，讨论太平洋国际间各种问题，以期能够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并求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此议由檀香山商、学界领袖提出，与美、中、日等有关国家的名宿磋商之后联合发起。后来因为种种的关系，有许多当事人，不愿意以宗教来限制本会的性质，所以就渐渐地把会议的范围放大，由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议，一变而为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之会议，再变而为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国民会议，并于1925年7月在檀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把该会原定的名称“太平洋国民会议”改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并设立永久机构，总部设在檀香山，各国设立分会，每两年集会一次。这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由来。

最早参与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有夏威夷、美国、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9个国家或地区，也即是在上述地区设有分会。之后规模不断扩大。1928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表示愿意以太平洋国际学会英国分会的名义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活动。荷兰和法国也都成立了分会。1931年苏联也正式成立一个小组并被承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之苏联分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分会，如荷属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尽管如此，太平洋国际学会仍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南美洲的太平洋地区并未参与。在太平洋学会那里，“太平洋”一词并不意指地理意义上的太平洋地区，它有特定的含义，在含义上与“远东”一词并没有多少区别。因此所谓太平洋问题也即是远东问题，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的问题大多与中国和日本有关。

按照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的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他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也”。为了表明学会的独立性质，在学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会议”（conference）一词有意避免使用，而代之以“集会”（assembly）。同样“代表”（representatives）和“代表团”（delegates）也避免使用，所有的会员都以私人身份与会。同时，为了保证学会的独立性质，学会的讨论也集中在文化和经济问题上，尽量避免涉及政治问题。

在最初的两年里，学会尚能维持其独立的非政治的理念。从第三年开始，学会内部关于学会的原则和宗旨开始发生分歧。多数的分歧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学会是应该维持其最初的性质，也就是作为一个低姿态的论坛，还是变成一个讨论亚太地区国际国内问题的组织？在1927年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美国代表克里（Carrie Chapman Catt）呼吁学会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学术研究的安全领域，而是应该勇敢面对这个世界的基本问题。他说：“国际间的猜疑增加了世界不可数的不安定问题，只有改变国际关系准则和体系，才能得以解决。这些措施都是政治性的，充满争议。但是勇敢的人们为什么不愿意表态呢？”克里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东部地区会员的基本主张。当时美国分会内部存在争议，夏威夷和太平洋沿岸的会员主张维持学会的独立的非政治性质，而东部地区的会员则主张改变。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夏威夷的安瑟顿（Frank C.Atherton）是前一主张的领导人，而美国分会领导人卡特（Edward C.Carter）则代表后一种主张。1929年，学会总干事梅勒（Merle Davis）因不愿意看到学会从关注文化和经济问题转而关注远东政治冲突问题而辞职。1933年，卡特当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次年学会总部也从檀香山迁到了纽约。这标志着太平洋国际学会政治化时代的来临。

尽管学会将其关注的重心转向政治，甚至对于当时“最严重之争执问题，亦复不畏讨论”，学会还是试图尽量维持其超派别的理念。有关政治的讨论仍是“诊断的”而非“治疗的”。学会从未对任何一个讨论多年的问题以“决议”、“声明”或其他方式表达过正式的看法。与之相应的是，学会特别强调会员要保持一种无私的立场，在讨论问题时以理智代替感情。不过，随着中日冲突的不断升级和其他国家的卷入，超派别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通常与会的各国代表团都会在会前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在会上提交的议题和看法。会后要向政府汇报会谈的情况。与会者都把会场当作了代表各自政府进行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地方。许多国家的分会采取了与政府一致的立场，学会的所谓学术会议也变成了“太平洋关系各国正式会议的试探。”学会的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主编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明显地感觉到一些国家的理事会试图把《太平洋事务》当作表达实际上是“官方路线”的“私人观点”。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别无选择地强化了与政府的关系，整个学会卷入了反法西斯事业。美国分会的领导人韦尔伯（Ray Lyman Wilbur）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学会的官员和职员都相信，战争的形势赋予学会的研究和对局势的讨论一种新的重要性。这些活动是为民主而战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民迫切的任务就是彻底进行战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其它轴心列强。他们的失败是远东和其它地方和平的前提。太平洋国际学会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承诺“中立”。相反军事侵略无视其他人们的权利，与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的一切相背离。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美国分会承诺尽其所能。……学会经过多年的努力，致力于建设一个知识团体和培养一批对远东有广泛理解的人，现在是做出贡献的时候了。

为了更好地与政府保持联系，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和美国分会理事会于1942年联合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以便与盟国政府接触。同时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加入学会，一些重要的学会官员则直接参加到与战争相关的活动中。学会与政府间的这种紧密关系给学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给学会的生存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尽管战争使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分会处于混乱状态，但战后许多人还是对学会的前途非常乐观，人们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太平洋秩序即将出现，学会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鼓励下，学会的领导层一致决定恢复学会传统的运作模式。1946年初，霍兰德（William Holland）接替卡特担任学会总干事。他采取鼓励、支持和访问的方式帮助许多在战争期间中断了的分会恢复活动，同时又使学会的会议及研究出版工作继续进行。然而，战后的世界毕竟不同于战前了。学会再也无法创造出以前的那种氛围。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导致了大量对与学会有关的个人及学会本身的指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指控拉铁摩尔为苏联间谍。为此美参议院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太平洋学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应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负责。尽管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反共思潮的背景下，人们大多相信了这些指控。对学会的支持减少了，原来支持学会的洛克菲勒基金和卡内基基金都撤走了，一些国家的分会宣布脱离或解散。这样继续努力维持学会已经毫无意义了。1960年12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正式宣布解散学会，2个月后，美国分会也宣布解散，太平洋国际学会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二、胡适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转型

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最初参与其事的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成立时，即采取不参预政治的立场。但到192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不仅面临着五四以来科学精神对宗教的挑战，也面临着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下种种反教活动的冲击。基督教内部要想稳定，同时又能赢得国内同胞的接纳，就必须有所改变。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而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民。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1925年2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团，推选委员30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7人，担任筹备执行事宜。他们是：余日章（主任）、赵晋卿（副主任）、黄任之（副主任）、方椒伯（司库）、许建屏（书记）、唐俞庆棠和朱经农。到5月底，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7月便派代表出席了在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立大会，也即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第一次会议，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起后，立即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会的支持和帮助。1926年6月，学会总干事梅勒访问了上海和北京。在上海他会见了中国分会的会员和20多位中国各界的领袖级人物。在北京他会见了大批中国名人，其中有范源濂、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这是胡适第一次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接触。同时梅勒还广泛接触了中国最好的学术机构，访问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并与这些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梅勒此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分会的发展，许多名人纷纷加入学会。1928年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会改组，分设高级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高级委员会的成员是：余日章（主席）、赵晋卿、方椒伯、徐新六、王云五、刘鸿生、陈立廷、朱经农、刘大钧、俞庆棠。全国委员会由20人组成，他们是：唐绍仪、蔡廷幹、梁启超、熊希龄、周作民、宋庆龄、孔祥熙、曹云祥、伍朝枢、陈光甫、刘鸿生、宋汉章、温世珍、张伯苓、颜惠庆、严范孙、蔡元培、黄炎培、孙仲英、徐庆云。不过这份名单中有许多人只是名义上委员，并不实际参加学会的活动。

随着大批名人的加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影响渐渐扩大，因而也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宗教的色彩越来越淡。在1929年的京都会议上，学会的政治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而193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使中国分会彻底摆脱了过去的宗教化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政治化的发展时期。这次会议从筹备到召开经过了一段曲折。先是1931年2月2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宣布杭州为会议地点，其理由是杭州“远离政治中心，但又很方便”，而且杭州“具有历史魅力和现代精神”。不料，到5月下旬的时候，北京、南京、杭州等地都出现了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言论。有人甚至宣称，若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在杭州开会，将有“忠实党员及高丽革命青年，组织铁血团，携手枪炸弹赴大会助兴。”为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请王儒堂以个人资格监视大会一切行动。此外，蒋介石于1931年9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批评了那种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论调。他说，“太平洋国际协会，系由各国国民自动的推选代表组织而成，实非各国政府之机关，其目的也在以国民资格，集合研究国际间各种矛盾问题，进而提出适当之方法，以期相互谅解，联络各国国民间之感情，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此种团体，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又说，“太平洋国际协会此次在华开会，其发动固多出于青年会中人，惟正式邀约，则系出之政府。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决无宗教意味存于其间”。此后，反对之声渐息。不料就在蒋介石发表演讲4天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会议再次面临流产的危险。为此，胡适与颜惠庆、陶孟和等人代表中国分会致电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要求会议延期举行。同时日本分会也要求会议延期并改在中立国家（如菲律宾）举行，并且表示如果在中国开会，日本会员将不出席。如大会不顾日本会员出席与否照常开会，日本分会将退出学会。经过中日代表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几度磋商，最终都同意按照原计划如期开会。不过为了减少中日间民气冲突起见，会议地点由杭州改为上海。会议的议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后的议程为：（一）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关系；（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关系；（三）食品和人口问题；（四）太平洋地区的附属地和土著；（五）文化和社会关系；（六）移民和种族问题；（七）劳工和生活水平问题。

也就在会议召开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7月，余日章因“心脏病复发”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职务。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加之颜惠庆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遂选举胡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学会年会主席。在会前的筹备会议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正式颁布了学会的章程。章程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英文名称是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本会的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会址设在上海敏体尼荫路123号。此外，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改组了领导机构，设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共15人，他们是：徐新六、余日章、周诒春、陶孟和、刘湛恩、胡适、丁文江、吴鼎昌、刘大钧、何廉、张伯苓、陈光甫、刘鸿生、吴贻芳、陈立廷。另设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8人，他们是：胡适（委员长）、吴鼎昌（常务委员）、刘鸿生（书记兼司库）、陈立廷（主任干事）、徐新六（副委员长）、刘湛恩（常务委员）、何廉（研究主任）、刘驭万（副主任干事）。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导权已经从青年会手中转移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领导职务后，极力在学会中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在学会第四次年会开幕时，他说，“我们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任”。到1933年，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并用它来解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法则。在1933年召开的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胡适没有对中日冲突发表评论，而是大谈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法则。他把学会的法则归纳为二条。第一条就是，当太平洋国际学会开会时，会员不应该把自己仅仅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代表中的一员，而主要应该看作是学会的一员。这对于会员摆脱国家的偏见，用其它国家人们的观点来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必要的。如果一位会员在会上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那么他离开会议以后也决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和发言。国家的观点只有在充实材料使整个问题的图像构成之时才是有意义的。他所说的第二条法则是，当开会时，会员应该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所谓科学的思考就是负责任的思考。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提倡的理论或他支持的学说可能产生的后果想清楚，并准备使自己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这些后果负责。胡适的这一主张，既与学会的理念相通，又与他惯有的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作一个“诤友”的心态是一致的。

胡适主持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期间，吸引了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加到学会中来。1934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改选，胡适再次当选为委员长。胡适本人也对学会的工作投注了大量的精力。1934年春，新任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卡特访问中国，胡适召集在北平的会员20余人宴请卡特一行。在随后的两三年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达到了她的鼎盛时期。

三、当自由主义遭遇民族主义：胡适的主张与学会的反应

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在上海召开之时，适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对此作出了“低调”反应。作为大会主席，胡适在会议开幕词中说，虽然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公开的战争，但这两个国家，在太平洋的西岸，确已处在战争的状态中，全中国的人都被一种强烈的耻辱和怨恨的反感燃着了。不过胡适并未就此谴责日本，而是话锋一转，谈起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理念。他说：“我们在此，不是来哭，也不是来笑，只是来明白一切。我们在此，不是来教导，只是来互相交换意见。只要我们有谦和的精神，去求真理，然后如有小小的成功，可以达到。”在会场外，有记者问胡适，当此国难当头之际，胡适主张学术救国，是不是太过迂腐？胡适回答说，“此说似迂腐，其实是最切实的道理。”“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决不[是]口号标语的工作。我们需要的[是]无数的巴士德和爱迪生。”反对在对日问题上“唱高调”，这是胡适的基本主张。胡适认为战争是一件大事，作为民众领袖应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否则就不能算他尽到了对国家的责任。而作为民众则应冷静地考虑替代战争的其它方法，单凭爱国主义是救不了国的。

胡适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另一主要人物丁文江在对日问题上也是极端的“唱低调”。他主张中国应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日本妥协，并且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的关系来缓和我们的危急，来牵制日本使它与我们有妥协的可能。胡适称丁文江主张的这种妥协是一种“有计划”、“有条件”的“妥协”。胡适本人也是主张“有计划有条件地对日妥协”。1932年9月，胡适在给当时的外长罗文干的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和日本拼死活？如真有此决心作拼命到底的计划，那自然不妨牺牲一时而谋最后的总算账。如果我们无此自信力，如果我们不能悬知那‘总算账’究竟有多大把握，那么我们不能不早打算一个挽救目前僵局的计划。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的方式应该是，如果直接交涉可以有希望达到（1）取消满洲国；（2）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之目的，则我们应该毅然决然开始直接交涉”。

胡适、丁文江在对日问题上的这种“有计划的妥协”的主张，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支持政府做对日作战的准备，而不是现在就与日开战。其前提就是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这意味着要拥护国民党政府，容忍蒋介石的独裁。会上，中国会员坦言“在外侮凌逼之际”中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趋势，并且“为谋中国人民幸福起见，为谋各友邦在华利益起见，舍此莫由”。胡、丁都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社会上也以自由主义者目之，对于他们主张拥护政府甚至主张独裁，社会舆论多有不解。对此，丁文江解释说，“国民党是以一党专政为号召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当然不能赞成它‘专政’。但是我们是主张‘有政府’的人，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他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他”。

“在外患危急的时候”，这是胡适、丁文江等人在解释其立场时反复强调的。的确，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陷入了一种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面对外来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须支持政府，共御外侮；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放弃其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放弃其批评政府的立场。事实上，自巴黎和会以来，欧美列强常常批评中国政局不定，没有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有效力的政府。日本正是利用欧美此种观念，在国际上极力宣传，攻击中国政治紊乱，不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并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理由。所以当时中国感到十分紧迫的，就是充实中央，组织强固政府，造成政治重心，一致对外，以正国际视听。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能“自由”的余地也就不多。换言之，当自由主义者遭遇民族危机的挑战时，自由主义只能是其次的选择。胡适说，“我们要抵抗外侮，要救国，要复兴中华民族，这都不是在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上所能做到的事。我们的敌人公开讥笑我们是一个没有现代组织的国家，我们听了一定很生气。但是生气有什么用处？我们应该反省，我们所以缺乏现代国家的组织，是不是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曾建立起我们的社会重心？”

日本当然不会让中国从容地组织起来，而是企图在中国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之前就灭亡中国。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1933年进攻热河，是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延伸。也就是在这时，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加拿大班夫（Banff）举行。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主席率团出席。出国前，胡适拜访了罗文干和汪精卫，罗、汪向他出示了包括华北停战以后的新说帖等重要文件，他也因此更能“谅解”政府的“艰难”地位。赴会途中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会员进行了会谈。他对日本会员说，中日问题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心问题，无法可以规避，不如老实承认此问题。大家开诚讨论，也许可以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建议两种方式。一是由中日两国各推若干人，开特别会议，研究解决方案；二是由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组织一个“中日问题特别委员会”，由各国代表团推选的若干公正学者组成，开特别会议，此特别委员会或于大会期中报告，或可长期存在，大会完后，仍可继续研究，俟有结论时报告理事会。胡适的建议并未实现，但两国会员私下仍保持接触。在会上，两国代表尽量回避有关中日问题之激烈辩论。胡适在会上大谈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法则，并痛斥各国竞争海军之非，但对东北四省先后失陷于强邻暴力之下的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反感。有人指责太平洋学会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学者’藉以麻醉民众的组织。”参加学会的学者是“迷于和平的幻想，欲于坛坫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胡适本人在会后谈及班夫会议的感受时也承认故意回避了政治问题，“会议无甚结果”，但他又表示“此也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显然，胡适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他不愿意看到国权的丧失，但又“体谅”政府的艰难地位，主张继续对日忍让。

然而忍让并没有换来和平。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胡适也感到这一次已非两年前的状况可比了。对日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言论上也从“低调”转为“高调”，主张不惜一切与日作战。他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去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做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整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民都感着难受。”胡适的这种变化日本方面也感受到了。1936年7月，胡适赴美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途经日本会见室伏高信。胡适对室伏说，“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像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了。由苏俄来的影响，长时间支配了中国的青年。虽然如此，到了最近，民族主义已获得压倒性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在现下的中国里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听胡适这么说，室伏“这时不禁想起去年夏天游历北平时的情形。这位自由主义者在当时对于当时显著发展的民族主义倾向，我总觉得他是看作一个反动的东西似的”。

1936年8月15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次年会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 Park）举行，胡适再次率团出席。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胡适在会上一改前两次会议上对日本的温和态度，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任何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

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的一种转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它只是表明，当自由主义遭遇民族主义冲击之时，自由主义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换言之，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只有全民族的抗战，彻底消除这一危险，中国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四、无奈的结局：分歧、失望与退出

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工作暂由刘驭万负责。1939年底，退职后寓居天津的颜惠庆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学会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总部也迁往香港，地址是：C/O China I.P.R.10 Peking Road, Kowloo, Hong Kong [香港九龙北京路10号]。作为政府官员，胡适暂时停止参加学会的正式活动。他没有出席1939年11月在美国弗吉尼亚比奇（Virginia Beach）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次年会。不过胡适始终保持与学会的联系，甚至当他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也得到了学会的帮助。

1942年，蒋梦麟接替颜惠庆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是年12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次年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屈布兰（Mont Tremblant）举行。会上中国代表团关注的重心是如何迅速打败日本并使中国成为保证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的主要力量。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演说中指出，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废除列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中国希望在战争胜利结束后能收回那些被武力或武力威胁夺去的土地，中国渴望战后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将在战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中国欢迎外国来华投资并在技术上给予中国帮助。已经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的胡适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他在论文中也表达了要求归还被占领土和列强放弃在华特权的同样愿望。同时胡适还表示，中国应该被允许参与战后普遍安全计划。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战后亚洲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对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在1942年的会议上对战后世界总体局势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缺乏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仍全神贯注于对日作战之中，无力思考战后的问题。有关战后计划与和平的若干著作都出自欧美学者之手。同时，由于中国未能把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告诉世界，关于战后世界的许多文章也未能对中国人民的和平目标和愿望给予充分的注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44年出版了由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周鲠生教授所写的《赢得太平洋的和平》一书。胡适称该书尽管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却是最好地反映了许多中国知识界领袖人物的要求和希望。

周鲠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要实现太平洋地区的永久和平，必须满足四个条件。首先，日本在战败后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其次，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基本的重新调整；第三，太平洋地区的种族和民族问题必须公平加以解决；第四，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机构以维持和平与安全。周鲠生所提的前三条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的共同主张，但是第四条即使是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内部也未能获得一致的认同。胡适即不赞同这一做法。他认为这样一个地区性的组织是没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像“地区安全系统”、“经济军事制裁”和“永久国际军事力量控制”这类事情由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来处理会更好。而且地区性的组织与新的世界性的组织在功能上有重复在权限上有冲突，会导致不必要的混乱和浪费。因此胡适主张战后应致力于建立和实行一种能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有效的集体安全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试图在各国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秩序之间建立某种地区性的权力机构。

1945年1月，第九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美国弗吉尼亚的温泉（Hot Springs）举行。胡适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与会者在战后日本解除武装、领土变更及赔偿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一致。具体而言，各方达成一致之点有：（一）日本必须解除武装。日本现有的军事力量及军事工厂必须摧毁，日本的征兵制度、宪兵和秘密警察必须废除，并且这些措施必须在盟军占领的最初阶段实施。（二）严格执行开罗会议决定，不仅剥夺日本所辖之台湾、朝鲜及委任统治岛屿，而且琉球、千岛等地也须剥夺以作盟军之海空军战略基地。（三）朝鲜必须独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朝鲜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的稳定。但在朝鲜完全独立之前，朝鲜由盟军占领。（四）日本必须为它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赔偿的大部分由光复后的土地上的日本财产充当。由于日本不可能对它所造成的所有损失都给予赔偿，因此赔偿与其说是为了获取足额的补偿，不如说是一种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手段。

当会议讨论到天皇的处置与日本民主政治改革的方案及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之程度等问题时，与会者出现了分歧。关于天皇的处置与日本民主政治的改革，一种观点认为，天皇现在是并且将来仍可能是日本反动势力利用的工具。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应该加以废除。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天皇制度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使之进化为较好的君主立宪制。关于日本政制的未来，一些人认为，如果一面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一面又试图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这是危险的。在日本人认识到自己的生活正沿着民主路线前进之前，盟国在日本过度执行民主改革是不合适的，盟国首先要做的是维持日本国内的稳定。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日本的政制只有极小的或孤立的变化，旧的官僚仍然会在旧的宪法下掌握权力，他们就可能很容易地阻碍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且复活军国主义。关于天皇本人的处置问题，有人提出在如何处置天皇的措施最终决定之前，把天皇送往中国，允许其忠诚的下属前往探视。这种提议的另一个变种是主张把天皇送往伦敦，让他在那里“愉快地”度过余生。当然也有人主张天皇的命运由日本人自己来决定，不过这种主张只是回避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关于日本工商业之地位及日本经济恢复之程度，会上也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被占领以后，其经济生活应允许很快恢复。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压制是危险的，它将导致日本不稳定期的延长，而日本政治社会不稳定对世界的安全是一种威胁，因为繁荣且不断发展的经济较少有侵略性，因此日本应被给予建立最低生活水平的机会。为此，在早期就应采取措施打开日本与其它国家贸易的渠道，也就是必须给日本一个机会，建立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一位英国会员说，除非我们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日本就不可能维持其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摧毁日本的工业，要求日本进行赔偿而日本仍能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不过中国会员表示，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仍会带来危险，那样的话它会很容易再转向战争生产。安全必须建立在相当的工业生产潜力上。中国希望自己能够赢得时间工业化，也即是在日本完全恢复之前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如果日本得以迅速恢复，中国又如何能指望日本“日本的贸易是和平的”、“日本的重新武装得以制止”及“日本旧的制度和习俗得以废除”的保证呢？中国会员还指出，生活水平是相对的，战后日本的生活水平不应以美国或英国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而应以中国、菲律宾或印度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无论根据道德、政治还是军事的标准，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应优先于日本。日本的恢复应视其他太平洋地区国家经济重建的需要而定。

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中国与英、美立于对立的地位。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次年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蒋梦麟把中国的立场概括为三条。一是完全彻底地打败日本；二是太平洋各国相互信任与合作；三是迅速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工业化国家。总之中国不希望看到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起来，但英美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决定在战后扶持日本。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战后彻底打败日本并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愿望再度落空。

1946年胡适自美返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又由胡适担任。但是，战后太平洋国际学会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也受到影响，加之中国国内政局恶化，胡适的积极性大不如前。1946年印度邀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出席1947年在印度召开的“全亚洲会议”（Inter-Asia Relations Conference）。尽管国民党政府方面希望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能参加此会，并愿意提供会议经费，胡适还是表示不参加此会。1947年9月在英国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Stratford-upon-Avon）召开的第十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中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国代表最后一次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年会。之后，随着美国国内对太平洋国际学会指控的升级，胡适决定解散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50年9月18日，胡适在致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吉尔克莱斯特（Huntington Gilchrist）的一封信中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胡适说：

作为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主席，我很抱歉地通知您和太平洋理事会，自即日起，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决定退出国际太平洋关系研究会和太平洋理事会，并决定不再派代表参加第十一次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国际会议。我[是]在自由中国、香港和美国等地尽可能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和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这一决定的。我代表中国理事会，向太平洋理事会以及各国理事会表示深深地歉意。多年来我们在一些政策和观点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我们结束这种兄弟般的友谊……

按照胡适的政治理念，这种政策和观点上的分歧不应该成为解散学会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相信了有关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指控，对学会的所谓“亲共情结”（Pro-communist Sentiments of the I.P.R.）非常不满。如前所述，尽管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反共思潮的背景下，人们大多相信了这些指控。这是导致太平洋学会最终瓦解的直接原因。这样的结局，肯定也是当初胡适不曾料到的。

综上所述，自1931年以后，胡适已成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灵魂人物。尽管他极力想在学会中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但还是受到了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随着中日两国的冲突愈演愈烈，胡适与学会的对日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的转变。到抗战后期，在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与英、美会员发生分歧，胡适对此非常失望。战后美国国内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调查与指控，最终促使胡适下决心解散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192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到1950年退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共存在了25年的时间。这25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化，太平洋国际学会也直接参与其中。胡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的言论、思想和行动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两难选择。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