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及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借助“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其中，一处遗址以瓷器为主，推测数量多达十万件，初步判断沉没于明代正德

2022年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及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借助“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其中，一处遗址以瓷器为主，推测数量多达十万件，初步判断沉没于明代正德年间 （1506—1521 年），命名为西北陆坡一号沉船 （以下简称“一号沉船”）。另一处遗址暂未发现船体，但有大量码放整齐的乌木和少量陶瓷器、螺壳等遗物，推测年代为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并命名为西北陆坡二号沉船。

2023年，考古队先后开展了第一阶段［1］和第二阶段［2］的考古调查工作。2024年，针对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器进行了考古学研究［3］ 和科技检测［4］，同时对二号沉船的乌木也展开了专门研究，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24 年 5月，考古人员在第三阶段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一件精美的红绿彩碗。（图一） 该碗为侈口，斜弧腹，圈足。内底为红绿彩醉酒人物，外腹绘婴戏纹。圈足外饰红彩倒三角纹，外底中央双线方框内用红彩书“丙寅年造”款。考古人员推测这里的“丙寅”对应明正德元年［5］，即1506年。由于我国古代的干支纪年是每六十年为一个周期，在缺乏明确参照物的情况下，要确定其具体年代也并非易事。为此，本文采用考古学断代中常用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相结合的方式对一号沉船出水遗物进行分析，并简要讨论其堆积构成。

一、相对年代的判定

考古学中，判断遗物相对年代的主要依据是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以及地层或遗迹之间的叠压和打破关系。目前，与一号沉船出水遗物相关的共存关系主要见于吉林扶余的两座墓葬［6］和河南洛阳东郊的一座墓葬。

1. 吉林扶余FH-M3

该墓共出土了三件器物，分别为红绿彩鱼纹杯、莲荷水藻鱼纹盘和青花“大明嘉靖年制”款凤纹盘。其中，红绿彩鱼纹杯（图二：1） 为侈口，斜弧腹，圈足。内底绘红绿彩月华纹，口沿外弦纹下饰红彩带连接的如意云纹，腹部则绘四尾游鱼。口径6.7厘米，足径 2.3 厘米，高 4 厘米。据报道，一号沉船至少出水了三件类似的红绿彩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以下简称“展览”）中也展示了一件形制和纹饰与此杯极为相似的红绿彩鱼纹杯。（图二：2） 细微的差别在于，沉船所出水杯的口沿略外撇，内底月华纹花瓣上还有酷似花蕊的黄色小点。由于墓中出土了带有“大明嘉靖年制”款识的凤纹盘（图二：3），因此可以推测，与之共存的鱼纹杯也可能属于明嘉靖时期。

2. 吉林扶余FL-M2

该墓葬中出土了红绿彩花卉人物纹细颈执壶、山茶花鸟纹碗和青花“嘉靖年造”款执壶各一件。其中，山茶花鸟纹碗 （图三：1） 的腹壁绘两组折枝山茶花，其中一组枝头栖息着两只小鸟。碗的口沿内弦纹间装饰三角几何纹，碗内底三重圈内绘一束折枝山茶花。该碗口径为 21 厘米，足径 9.3 厘米，高 9厘米。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号沉船中发现 W1∶280 （图三：2） 等两件碗，其外腹的纹样与上述山茶花鸟纹碗几乎相同，内壁还额外装饰两组番莲纹，且尺寸相近，口径 21.3 厘米，足径 8.3 厘米，高 9.2 厘米。由于该墓同时出土了带有“嘉靖年造”款的莲荷水藻纹执壶 （图三：3），并且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 2014 年发掘的嘉靖地层［7］中也发现了相同纹样和色彩的红绿彩盘（TN33W16⑦e∶17；图三：4） 等器物。因此，我们推测，这件山茶花鸟纹碗也是嘉靖时期的作品。

3. 洛阳东郊明墓

该墓［8］ 出土11件孔雀蓝釉盘和2件造型相同的青花碗。青花碗为侈口，斜弧腹，圈足。外壁口沿下饰两道弦纹，中部绘缠枝花果图案，下部为如意云纹。内底双圈中绘折枝花卉。口径14.5厘米，底径5.4厘米，高5.5厘米。（图四：1） 据报道，一号沉船中发现了多捆器型和纹饰几乎与之完全相同的青花碗 （图四：2），这些碗上的青花呈灰蓝色，局部有晕散现象。由于墓葬中随葬一块可能是买地券的“嘉靖”款方砖，推测这种装饰缠枝花果和如意云纹的碗也可能属嘉靖时期。另外，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的嘉靖地层［9］中也发现了相似的青花碗（TN33W16⑨∶20）。（图四：3）

从以上三座墓葬出土物的共存关系可知，一号沉船出水瓷器的年代为明嘉靖时期。

二、绝对年代的判定

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中，绝对年代的判定主要依赖文献记载和带有纪年文字的各类遗存。以下将基于已知的纪年沉船、墓葬和器物，对一号沉船的年代进行分析。

1. 纪年沉船

（1）1552年的圣若昂（São João）沉船［10］

1552年，圣若昂号船在返航葡萄牙途中不幸在南非东海岸的爱德华兹港（Port Edwards）触礁沉没，船上的船员共有500余人，最终仅有21人幸存。该船出水了大量青花瓷片，尽管多数已破损，但其形状和图案仍可辨认。其中，一块青花瓷盘的碎片 （图五：1） 尤为引人注目，此盘为平底，圈足，内底中央重圈中绘狮子绣球图案。然而，该瓷盘残损严重，狮子图案损毁较甚，仅剩后腿及足下曲折的飘带。一号沉船中已公布两件与之相似的狮子绣球纹盘，但尺寸稍有不同。

W1∶154 尺寸略大，口径 13.6 厘米，足径 8.1 厘米，高2.6厘米。（图五，2） W1∶300则较小，略有变形，口径12.3厘米，足径6.9厘米，高2.8厘米。（图五：3） 此类狮子绣球纹盘亦见于广东东莞钟雪松墓右侧的“嘉靖年间”建造的夫妻合葬墓。（图五：4）［11］ 此外，成都市温江杨升合葬墓［12］ 中亦出土类似的狮子绣球纹盘。需要说明的是，此墓分南、北两室，北室墓主为杨升，于明弘治五年 （1492年） 下葬，但狮子绣球纹盘却出土于南室，其具体下葬时间尚不明确。

（2）1554年的圣本图（São Bento）沉船［13］

1554 年 2 月 1 日，“圣本图号”自印度西南部的科钦港启航，却不幸在南非特兰斯凯海岸 （Transkei） 的姆西卡巴河 （Msikaba） 口沉没。直到20世纪80年 代，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 博物馆才确认该船为葡萄牙商圣本图号船［14］。船上共发现两件双狮戏绣球盘，其中一件可能为折沿，内沿下似有两道弦纹，内底双圈内的狮子绣球纹仅剩狮子的两条后腿和脚下的飘带。（图六：1）另一件仅存绣球和弯曲的飘带。（图六：2）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里的狮子踩踏的是绣球上的双飘带，这一细节与前面单只狮子肩披一条飘带的疏朗风格截然不同。一号沉船出水的 W1∶443（图六：3） 与之相似，花口，折沿，浅弧腹，圈足。盘沿绘有交错的几何纹饰，底部则是对狮戏绣球图案，外壁一周装饰枝叶、花卉和菊瓣纹。外底缩釉明显，青花暗沉。另外，圣本图号与一号沉船中出水的法螺纹碗也较为相似。（图六：4、5）

2.纪年墓葬

（1）1538年四川成都张太监墓

该墓［15］ 出土了孔雀蓝釉高足杯、碗和青瓷盖罐各一件。其中，孔雀蓝釉高足杯 （M3∶7） 具有侈口，尖圆唇，弧腹和高柄足的特征。杯子和圈足内施白釉，外部则施孔雀蓝釉，局部呈现深蓝色。（图七：1） 其口径13厘米，底径4厘 米 。 一号沉船也提取了1件（W1∶148） 形制、大小和施釉部位均与此相同的孔雀蓝高足杯 （图七：2），其釉色呈现天蓝色，足根局部因釉层剥落而呈现浅绿色。该杯口径为 13.3 厘米，足径为 4.2厘米。

（2） 1549 年河南安阳端僖王朱厚焆与李夫人合葬墓［16］

合葬墓 M155 中的李夫人于嘉靖元年 （1522年） 去世，端僖王朱厚焆则在嘉靖二十八年 （1549年） 薨。此墓中出土4件红绿彩碗。其中，M155∶3为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内底下凹，外底则凸起。该碗外腹和内底原本绘有红绿彩水波鱼藻纹，但大部分已脱落。（图 八：1） 展览中展出五件同类碗。这些碗口微外撇，内沿绘有红彩三角纹，而外腹上的海水鱼纹中还增添了莲花和莲叶图案。（图八：2）

（3）1550年河南南阳赵鸾墓

该墓葬［17］ 出土了一件青花瓷罐 （图九：1），直口，深腹，鼓肩。肩部绘有一周如意形云纹，腹部装饰两组折枝花卉，近底部的二道弦纹间则绘有棱状窗棂纹。该罐口径 4.8 厘米，底径 6.1 厘米，高 9 厘米。一号沉船中出水了一件形制与之相似的青花罐 （图九：2），只是纹饰略有不同：其腹部同样绘有两组色彩淡雅的折枝花卉，但近罐底仅有两道弦纹。此外，该罐的颈部因施釉过厚而出现明显的缩釉现象。

（4） 1554年湖北荆州魏家草场M6和1559年四川岳池刘氏墓

魏家草场 M6［18］出土一件白釉碗 （图一〇：1），而刘氏合葬墓 ［19］ 发现两件白瓷碗 （图一〇：2）。这三件碗的形制基本相同，均为侈口，窄沿，斜鼓腹，圈足，它们与一号沉船W1∶59、W1∶470和W1∶478等白瓷碗（图一〇：3-5） 非常相似，年代应较为接近。

（5）1567年浙江余姚袁炜墓

该墓葬 ［20］ 出土了一件青花杯。（图一一：1） 此杯为侈口，斜腹，浅圈足。外腹部饰水草、荷叶和莲花图案，外底书有“大好年华” 款。口沿内侧饰以“十”字锦带纹，内底绘有一艘帆船。口径 6.9 厘米，底径2.6 厘米，高 3.8 厘米。一号沉船则出水了一件形制相似的杯子（W1∶73），外腹部用红绿彩绘制了类似的水草、荷叶和莲花纹样，内底绘红绿彩花卉，外底落青花“福”字款。（图一一：2） 口径 6.6 厘米，足径2.5厘米，高3.2厘米。

3. 纪年器物

21世纪初，北京出土了大量明代青花瓷和红绿彩瓷片，其中不少器物的外底带有干支纪年款。

（1）“壬子年造”款碗

西城区毛家湾瓷器坑［21］出土的K1∶6284（图一二：1） 为直口，直弧腹。内底绘菊花，外壁绘缠枝莲纹，青花晕散明显。外底的青花方框内书“壬子年造”款。一号沉船中出土的缠枝莲青花碗 （图一二：2） W1 ∶ 464与其在器型与外腹纹饰上几乎相同，区别在于内底绘制的是折枝花果纹。考古报告认为，“壬子”对应明弘治五年（1492年）［22］。

（2）“丙辰年造”款红绿彩杯和青花团花纹碗

红绿彩杯出土于西城区西单南［23］。杯内底饰月华纹，红边配绿彩花瓣，花心点缀三枚圆点状花蕊。外腹绘红绿彩花卉和丛草，底部在重线方框内书青花“丙辰年造”款。 （图一三：1） 展览中展出两件各具特色的红绿彩杯。其中一件外底书“吴文自造”款（图一三：2），直口，内底绘月华纹，三点红彩花心，红边涂绿彩花瓣。外腹饰折枝花卉和丛草，红花与淡绿色花叶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另一件为侈口杯，内壁饰四朵“壬”字形云纹，并可见局部有条带形散开的冰裂纹。（图一三：3） 尽管北京出土的这件杯仅存少半且口沿部分不详，但其内底的月华纹和外腹的丛草纹与前述两件杯如出一辙，推测其器型应与后两者相似。

青花团花纹碗可能出自东城区香饵胡同一带。该碗为侈口，斜弧腹，圈足，口沿、下腹和圈足上各饰有两道弦纹，外腹部等距分布四朵团花，内底则独绘一朵。圈足内青花双框内写“丙辰年造”款。（图一三：4）展览中展出五件相同器型与纹饰的碗，（图一三：5）但这些碗的青花呈暗灰色，口沿处的青料有向下流淌的现象。

在原报告中，前面的“丙辰”款对应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而后者却对应明弘治九年（1496年）。

（3）“大明丁巳年制”款青花碗［24］

东城区南竹竿胡同出土，器物的外底均书写“大明丁巳年制”款识。发现者认为这里的“丁巳”对应明弘治十年（1497年）。

一件为青花秋葵纹碗 （图一四：1），残，仅存碗底部分。其胎质细腻洁白，青花色泽淡雅，外腹部装饰有精美的青花折枝秋葵纹，叶片边缘呈齿状。相比之下，一号沉船 W1∶338 （图一四：2） 的内底则绘有折枝花卉纹，而外壁同样绘以折枝秋葵纹，但青花色调灰暗，晕染效果明显。口径14.8厘米，足径5.8厘米，高5.8厘米。

一件是青花连理树纹碗 （图一四：3），残存大半，圈足也略有残缺。碗的圈足和下腹饰有两道弦纹，外腹绘四组由六边形栏杆围护的连理树。与之类似的，一号沉船 W1∶314 （图一四：4） 的内底绘花卉纹，外壁绘四组由方形栏杆围护的连理树。口径 14.5 厘米，足径 6.5 厘米，高6.3厘米。

（4）“壬申年造”款带涩圈白釉杯

西城区毛家湾瓷器坑出土一件编号为 K1∶4008［25］ 的杯。该器足径 2.6 厘米，残高 2.5 厘米。其胎质细白，内底刮出环形涩圈，圆心和圈外的白釉较厚。内底以圆心为花心，在涩圈上交替使用孔雀蓝彩和黄彩绘制月华纹花瓣。外底则在青花方框内书“壬申年造”款。（图一五：1）原报告认为这里的“壬申”对应1512年。一号沉船中发现的珐华罐内装满了大量紧密排列的白瓷杯。展览中也展示了大约23件带涩圈的白釉杯。（图一五：2）以W1∶采1为例，它具有敞口，尖唇，斜直腹，圈足的特征，外底有青花花押。其胎质洁白，釉色莹润，器壁轻薄，内底有涩圈。（图一五：3）口径6.7厘米，足径2.3厘米，高3.9厘米。

由于“壬子”“丙辰”“丁巳”和“壬申”款的瓷器大多为采集品，因此仍需明确其具体年代。根据器型和纹样的推断，这些瓷器可能对应两个不同的年代范围：一是明弘治至正德年间，分别为 1492、1496、1497 和 1512 年；二是明代嘉靖至隆庆时期，分别为 1552、1556、1557 和1572年。

以“壬申年造”款杯为例，它是一号沉船中出水的带涩圈的白釉杯加彩之后的样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成品与半成品之间的关系。从纹饰上看，该杯内底的孔雀蓝彩月华纹与1558年在非洲莫桑比克海域沉没的埃斯帕达托 （Espadarte） 号沉船［26］ 出水的麒麟杯 （IDM-002/01/0119，图一五：4） 底部的青花月华纹极为相似，表明二者年代相近。

从工艺角度分析，该杯内底有涩圈，说明采用了刮釉和垫圈支烧技术。目前，湖北武汉楚藩王陵园明正德三年 （1509 年） 朱均钵墓 ［27］ 出土的白釉盅 （M2-b∶1） 的内底还未发现涩圈。然而，在御窑厂遗址 2014 年考古发掘的嘉靖万历［28］ 地层以及上海隆庆三年 （1569 年）徐宗鲁墓均已发现带涩圈的白釉杯［29］，因此，“壬申”更可能对应1572年。此外，一号沉船中出水的“吴文自造”款杯与前文提到的吉林扶余FH-M3嘉靖墓葬出土红绿彩鱼纹杯内的月华纹也非常相似，而“丙辰年造”款的发现进一步将其确定为嘉靖晚期，即1556年前后。

综上，结合墓葬共存关系和纪年沉船等证据，我们更倾向于后一种年代推断。这一推断与红绿彩碗上“丙寅”款所对应的明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更为吻合。

三、讨论

一号沉船遗址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三部分组成。核心区主要包含船体及大量有序堆叠、整齐码放的瓷器，局部可见铁器凝结物；核心区边缘则分布有一定数量的陶器。该区域长约37米，宽约11米，堆积高差约为3米。环形散落区以瓷器、陶器为主，还发现了铁锅、铜器座等金属制品以及外包金属、内装铜盘和铜锁的木箱等竹木器。条形散落区主要为单体陶罐，这些陶罐体型较大，多位于海床表面，保存相对完整，有的侧躺，有的口朝上，器表覆盖一层薄黄色浮泥，并附着有海洋生物。从目前打捞出水的文物来看，沉船中也包含了一些年代较早的器物，下面将举例说明。

1. 1509年湖北京山陈思礼夫妇合葬墓

该合葬墓［30］分南、北两室，且均出土墓志。南室为陈思礼之墓，葬于正德四年 （1509年）；北室为余氏之墓，葬于弘治十五年 （1502年）。余氏墓室中发现的两件青釉印花碗 （图一六：1） 釉色厚重，器型沉稳，圈足较高，外底未施釉，露出褐色胎体。碗的口沿内外各饰有一周雷纹，内腹下部印有四组人物图案。根据江苏淮安东郊闸口村明弘治六年合葬墓［31］ 随葬的龙泉青瓷碗上的同类图案旁侧的文字题记可知，这些图案可能表现的是“韩信武之才”“李白功书卷”“孔子忆颜回”和“贞子破棋局”等内容。该碗内底中心菱花开光中模印纹饰模糊，疑为厌胜纹。在一号沉船展览中展出了三件类似的碗，图案略有不同。其中一件内底中心的菱花开光中印有“寿”字，而其余两件与余氏墓碗的图案较为接近，布局略显疏朗，分别印有梅花鹿和“貟”（员）字。（图一六：2）

2. 1509年广东深圳徐勋墓

徐勋曾任大鹏所城的武略将军，官至从五品。1984 年，在徐勋墓［32］ 中出土一件夔龙纹青花瓷碗、一件缠枝花卉纹青花瓷碗和两件细颈酱釉罐等。其中，夔龙纹青花瓷碗为侈口，窄沿，斜弧腹，圈足。碗内底重圈内绘有青花月华纹，外腹饰夔龙衔草纹，腹足之间则以如意形莲瓣为边饰。口径 14.9 厘米，高 6 厘米。（图一七：1）徐勋墓前嵌有一块清代同治二年重修时的墓碑，碑文有“正德四年 （1509年） 正月初三日未时葬于大坑子村”等文字。一号沉船展览中至少有六件青花碗 （图一七：2） 与之形制和纹样几乎完全相同。此外，该墓随葬的细颈酱釉罐也与一号沉船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

3. 1517年江西景德镇纪年墓

该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罐［33］。直口，短颈，丰肩，鼓腹，圈足。外口沿下饰一道青花弦纹，肩部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圈花瓣纹。外腹中部绘有缠枝莲纹，下部则饰以变体莲纹，近底部和圈足处露胎。（图一八：1） 口径 5.1 厘米，足径5.5厘米，高9.6厘米。一号沉船中发现的W1∶240（图一八：2） 与此罐器型与纹饰十分相似，但颈部更加竖直，缠枝莲的枝条采用双线描绘，施釉至底部，整体略大，口径 5.6 厘米，足径 6.8 厘米，高10.8厘米。

在沉船考古中，一处沉船地点发现两艘或更多船只的现象已屡见不鲜。例如美国德里克士湾（Drakes bay）［34］，菲律宾潘纳达 （Panadanan） 沉船以及英属圣赫勒拿岛的白狮 （Witte leeuw） 号沉船［35］等，甚至著名的韩国新安元代沉船中也发现了一些南宋［36］ 时期的遗物。由于已发表的考古调查简报并未明确标注每件出水器物的位置及数量，因此，这种以嘉靖晚期至隆庆时期的器物为主，但也包含少量正德时期遗物的现象，是否表明一号沉船出水遗物在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别，或者这是否暗示了还有其他船只在此沉没，这些问题都有待未来考古报告的进一步揭示。

四、结论

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遗物主要为嘉靖晚期至隆庆时期，但也包含少量正德时期的遗物。如果这里只有一艘沉船，根据考古学的定年原则，该船的年代应确定为嘉靖晚期至隆庆时期，这与船上出水的红绿彩碗底部“丙寅年造”款所对应的1566年极为接近。这一时期，明朝政府对民间贸易的态度已开始从前期严格执行的“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37］迅速转变为允许“准贩东西二洋”［38］ 的开放政策，史称隆庆开海，标志着明朝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折。因此，对于像西北陆坡一号这样满载十万余件瓷器的货船而言，官方的默许，甚至保护可能是其成功启航的关键。由此推断，“西北陆坡一号”极可能是我国明代隆庆开海之际首批扬帆出海的巨轮，对于研究我国外交史和海洋贸易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由本刊编辑部提供，作者吉笃学，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5年第3期。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