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给胡适寄明信片，25年后胡适发电报劝毛勿“自致毁灭”

摘要：真相从来不躲闪，反而在人前交错里把自己的复杂全部摊开。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自言，他曾视胡适为楷模。时间是张冷漠的滤镜，看久了才知当年的钦佩有多少是自己的影子。**这些历史的节点其实都很生猛，和个人的命运凑到一起生出一点荒诞。**

真相从来不躲闪，反而在人前交错里把自己的复杂全部摊开。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自言，他曾视胡适为楷模。时间是张冷漠的滤镜，看久了才知当年的钦佩有多少是自己的影子。**这些历史的节点其实都很生猛，和个人的命运凑到一起生出一点荒诞。**

胡适，1891年出生，比毛泽东只大两岁。早年在美国求学，以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身份在北大挂了号。1917年胡适还是哥伦比亚的学生，博士论文写的是古代中国的逻辑方法。说实话，这种题目现在听起来很有点纸上谈兵的意思，可在当时算是思想的前沿。胡适那个年代，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白话诗、文学革命挺热闹。胡适和陈独秀通信，把文学改良说得风风火火。一群青年人争论现实需要什么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高大上的理论，只是因为用老腔说话已经不顺口了。有多少革命，其实开启于“不好用”这种非常微妙的小事？！

就这样的气氛里，毛泽东在长沙读师范，他也混在那个白话文新潮的边上。属意竟然找到了胡适这位新派头面的学者。其实，青年对模仿有天然的亲近，而且大家都在用新青年杂志当地图。彼时北大是热点，胡适是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当图书馆管理员，隔着书架旁听胡适的课，心里觉得自己也是“适之先生的学生”。那种“我属于他的门下”的诚意，是真的。可处在其中的人，并不会清楚，两人的差异比想象的深得多。

1919年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胡适在《每周评论》高度评价。他批评武人统治下能产出“好兄弟”，字里行间有点意外。其实这种互夸，有点像现在网络约稿，不是说两个人就心心相印。毛泽东的积极，成立了“问题研究会”，搞了章程寄出去。看起来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很合拍。可惜这种看似和谐，是年轻人自有的直率和不设防，不是战略。

第二次北大之行毛泽东专程拜访胡适。胡适日记里清淡简单一句，“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没有特别温情，也没有热情洋溢。只是一种程序性的记录，也许对胡适来说，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新民学会的青年，来请老师帮点忙，没什么特别。到胡适晚年在美国，日记里又翻出来“毛泽东拟《自修大学章程》，来我家请我审定”，这种彼此交集，明明留下了痕迹。

那一年毛泽东在上海谋生，三元零用钱和工读团洗衣服，衣服的钱全赔在路费里。我看到这事觉得极有意思——很多大人物早年其实活得很窘。不是谁一开始就有大舞台。面对现实，硬要咬牙坚持。毛泽东常带着崭新的问题去拜访陈独秀。后来的风云变化其实很早就埋伏在几次见面里。有人喜欢用“大师对话”来形容今天的交流，可他们说话的场景其实特别朴素。讨论新思潮，讨论马克思主义，讨论未来中国会到哪里去。

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动摇过。”这句话其实挺有劲，但也未必准确吧？谁的人生不是拐来拐去？但至少在他的自述里，与陈独秀讨论是转折点。他认定了方向。其实认定了什么和跟什么说，只是历史的一个节点。**那种听课，问问题，寄信的敬意，也许更像一份青春的投名状，后来各自走远很正常。**

1920年夏，毛泽东返长沙。当年的明信片送胡适，字句恭谨：“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这种话，听着像给长辈递交的拜帖。毛泽东不一定真心希望胡适来湖南主持什么兴业，多半还是出于青年对前辈的敬仰。嘴上客气，心里多少还是觉得这个知识很重要。可十年后话锋一转，他们已经变成两个并肩但背对背走的人——一个做共产党领袖，一个站在国民党阵线里。命运就是这样突然分叉，你无法预测下次还会不会再寄信。

胡适在北京、上海、南京、美国之间反复转换身份。财政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驻美大使、国民参政员、甚至联合国代表。各种名头对他的意义大概不如最初那句“文学改良”，但人还是被大背景推着走。他鼓吹和平奋斗，说要忘却过去，“中共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甚至劝毛泽东放弃武装成为第二大党。有点像说服一个老朋友改变自己，文辞很直接。“万不可以小不忍自致毁灭！”这种话，搁在今天，可能会被网友揪出来评论小气。那时，胡适对国共形势判断让他下面几步都变得特殊。可有意思的是，他推行的和平路线，最后看到毛泽东打赢了这场战争。他的判断始终像是和现实错位了半拍。

延安窑洞相见，毛泽东把傅斯年拉来聊天，说“你孔子以后第一人”。傅斯年谦虚回应，说自己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对历史校园某些师生关系，其实是复杂混杂的。他们当年未必对得上话，可二十多年以后，只要有机会，还是得寒暄几句。傅斯年后来回重庆，还是向胡适传达毛泽东的问候，但在报纸上评价“气度咄咄逼人”。明明一顿饭吃得很热闹，回头就被批评强势，历史人物不是不矛盾，本来就是带刺活着。

时事变幻大潮，个人命运夹在其中。1945年距离1920年明信片，整整二十五年。胡适在美国电报毛泽东，言辞客气但字里暗藏不赞同。他要求“痛下决心，放弃武力”，依然在和平发展的逻辑里盘旋。是不是一种书生气？其实未必，每个人都替自己选择下注。**毛泽东不再回信，胡适言辞急切反而没了回应。**

同样的，1946年胡适回国，再度以大会主席身份支持国民党的宪法草案，为蒋介石“捧场”。他放弃了标榜的自由民主，把自己和现实捆在一起，成为政局的一部分。北平傅作义华北剿总，胡适说“圣战”，“民主自由与集权恐怖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这话说得事大理直，其实逻辑很难自洽。他反复批评共产党，始终站在国民党背后。到了1949年，解放军进城，胡适选择先逃往美国而非台湾，住在纽约一间破旧公寓，生活清贫。昔日五四运动旗手，也只剩下普林斯顿办公室里的一个普通中文书管理员。

季羡林后来回忆，有学生提起延安广播建议胡适留任北大校长兼图书馆馆长。胡适含笑回应：人家信任我吗？他知道，那份信任也许只是历史片刻的表象，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已变成故事里的一段插曲。

胡适先生的命运起伏，毛泽东的转身成为共产党领袖，两个人扯开的距离，是时势本身造就的。1948年底，胡适匆匆离开北京，留下大量书籍、文稿。等新中国建立后，这批历史资料被整理。那封1920年7月9日青年毛泽东亲笔写给胡适的明信片，被文献工作者从一堆乱书中寻见。这封信成为他们唯一的书信证据，也是历史里不多见的温柔片段。

胡适对中国未来怎么看？他始终赌在蒋介石身上，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毛泽东对胡适的期许也随时间淡化，彼此成了各自阵营背后留有期待的身影。是不是这样，他们之间的矛盾才使故事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