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字经》是我国传统蒙学教材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其文字简练，韵调和谐，读来朗朗上口。作为一种经典的文本范式，“三字经”在知识传播方面独具优势，因此人们常仿其体例创作新“三字经”，如《医学三字经》《时务三字经》《共和新三字经》等。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
《三字经》是我国传统蒙学教材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其文字简练，韵调和谐，读来朗朗上口。作为一种经典的文本范式，“三字经”在知识传播方面独具优势，因此人们常仿其体例创作新“三字经”，如《医学三字经》《时务三字经》《共和新三字经》等。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时人便创作许多反日“三字经”，但流传范围有限。抗战爆发后，老向创作的《抗日三字经》被广为传诵，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抗战的进行。
“老向”与《抗日三字经》
老向，原名王向辰，河北束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通俗文学家。早年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开始文学创作。老向早期作品多为“趋雅”之作，如《棚匠》等，后来他逐渐觉悟到这是误入歧途，于是他决意弃雅趋俗，并于1932年参加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后创作了大量“真正描写农村的作品”。在平民教育工作中，老向深刻认识到农民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视农民为国家“真正的富源”，主张加强农村建设，重视农民教育。关于农民教育材料，老向强调要突出乡村意识，并须着意培育农民的民族认同感。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后，老向追随冯玉祥做抗战救亡工作。同年11月，老向了解到士兵们喜欢看各种传统小唱本，便决定专为他们写新的鼓词，并计划多写一些通俗文章，请冯玉祥派人大量印发，供民众、士兵们阅读。11月21日，老向随冯玉祥离开南京，30日抵达武汉。在冯玉祥的支持下，老向着手编辑《抗到底》杂志，以笔杆作武器，号召社会各界抗战到底。在老向的主持下，《抗到底》杂志大力提倡通俗文艺，兼收各种体裁的文章，广泛宣传抗战精神。杂志创办不久，老向便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尝试以多种形式进行通俗创作。
老向忆及其在定县做平民教育工作时，曾听老先生批评国语课本不实用，历史课本编排不合理，不如“三百千”类传统蒙学教材。他还观察到定县北街两家旧书店专靠批发“三百千”维持经营，私塾、学堂都大量采用。教育现状如此，民族国家观念难以生发，民众动员困难重重。面对文化教学与社会情势严重脱节的局面，老向认为急需通俗文艺作品来培育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以期最大范围地动员民众抗战。因此，老向利用《三字经》的旧瓶，装上“抗日”的新酒，创作了《抗日三字经》。
1938年3月，《抗到底》杂志刊载老向的《抗日三字经》，共476句，1428字。老向《抗日三字经》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他在开头写道“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继而追溯反抗外侮的历史先贤，“岳家军，奋威武，打金兵，复故土”；痛斥日本侵华的非正义行径并谴责其反人道罪行，“杀妇孺，屠老年，既无法，又无天”；褒扬军民同心的牺牲精神与团结意志，“无男女，无老幼，拼死命，把国救”。老向在分析了对我方有利的国际舆论动向，敦促人们抗战到底，“尺寸土，不放弃……雪国耻，收失地”。老向《抗日三字经》宣示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抗日三字经》的流传
《抗日三字经》在《抗到底》杂志发表后，很快出版单行本，并推出多个版本。在国民政府推动下，《抗日三字经》流行全国，且出现多种抄本。以下就笔者所见各版本略作说明：
第一，汉口三户图书社版。1938年3月，汉口三户图书社出版《抗日三字经》，冯玉祥题签，老舍作序，正文共22页，版式为上图下文，图文各半，增强了该书的通俗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与《抗到底》版文本相比较，三户图书社版将“日本兵，演野操”改为“日本鬼，演野操”，“率各将”改为“率各军”，“迎日飘”改为“迎风飘”。该版《抗日三字经》初版15000册，三日售罄；三户图书社很快于1938年4月印第二版15000册，五日售罄；继于5月4日印第三版20000册，该版新增盛成、王平陵、赵清阁三“序”。桂林三户图书社亦发行《抗日三字经》，内容与汉口三户图书社初版同。
第二，成都新川印刷厂版。国民政府将《抗日三字经》用作小学及民众教育补充教材，1938年5月由成都新川印刷厂出版，该版可能直接使用了《抗到底》版文本，取消配图，改为纯文字排版。
第三，翻印三户图书社版《抗日三字经》。首先，仍用上图下文版式设计。一是1938年8月版《抗日三字经》，10月再版，未标注出版单位，有单色、双色、三色油墨印刷三种。同时，该版文本与三户图书社初版有较多不同，如将“砸海关”改为“扰汉关”等。二是陕西安康县春昌石印局版，刘万龄编辑，尹启强作漫画，文本中部分内容由编者添加。其次，页内无图片，仅印文字。根据文本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文本内容与《抗到底》版文本相同，如《大公报》西安分馆版、晋南工作团壶关县通讯处版等；二是文本内容与汉口三户图书社初版同，包括西安大东书局版、河南巩县协成书店版等；三是文本内容较汉口三户图书社初版稍有改动，如绥德县教育局版将“日本鬼，演野操”改为“倭寇兵，演野操”，陕西合阳县辑古堂印刷社版将“砸海关”写作“炸海关”。另外，赵树理等改编版的文本变化大，木刻印刷，销路很广。
第四，各类抄本。笔者所见抄本有陈文炳1939年抄本、郭引和1939年抄本、《杂录园》抄本、曹文虎抄本、山西万荣县王天赐抄本、王天明1943年抄本、张镜昌抄本、刘益哲1940年抄本、张世文1939年抄本、山西陵川县《抗战日报》抄本、云南云龙县尹树茂抄本、湖北玉峰县周家柱抄本等。
抄本情况较为复杂，且通常与印本文本有一定出入。如陈文炳抄本中将“精忠谱”写作“尽忠谱”，并删去“人人战”至“汽车奔”共242句，增加“在山东，在河南，在河北，在山西，种田人，齐奋起，用锄头，把寇击”。张镜昌抄本与陈文炳抄本内容相同，张世文抄本除部分句序外，亦与陈文炳抄本同，这说明当时可能存在一种简编本《抗日三字经》。从增加的内容看，该简编本可能流传于华北。郭引和抄本中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其中将“卖白面”写成“卖料面”。“卖料面”是当时山西地区对毒品的一种称呼，晋城市《上伏村志》《峪南村志》中均写作“卖料面”。又如《杂录园》是西安一本抗战歌集抄本，其内容主要抄自当地《新秦晚报》和《西安晚报》，其中《抗日三字经》应是抄自《新秦晚报》，该报全文登载了《抗日三字经》。
综上，笔者目前所见老向《抗日三字经》印本和抄本共计35种之多，其地域分布相当广泛，包括湖北、广西、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安徽、甘肃、云南等省，其中抄本主要流传于沦陷区。值得注意的是，《抗日三字经》的发行速度和数量都十分惊人。1939年1月底，广西省政府还计划翻印300万册，以作普及民教课本之用，《抗日三字经》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对《抗日三字经》的记忆
《抗日三字经》形式简明、韵律感强，学习者多能熟诵，进而形成长久的个人记忆。其印本和抄本既展陈于公共空间，亦有私人珍藏。
其一，关于《抗日三字经》的个人记忆。《抗日三字经》被广泛用作识字课本和宣传材料，承载着许多人的深刻记忆。广东连南的邓志坚入学第一课就是《抗日三字经》，老年时仍记忆犹新。四川资阳的夏耀民上小学时参加抗日宣传队，《抗日三字经》是重要的宣传材料，不少段落他都熟记于心。1937年至1938年间，河南荥阳教育局局长姚明甫曾组织改编《抗日三字经》作教材，石印数千册分发各校，学生张丕骏等在抗战胜利50周年时，凭记忆写出《抗日三字经》，以纪念抗战胜利并缅怀姚明甫。山东曹县的王金雷于1937年参军，部队曾教读《抗日三字经》，他71岁时仍能准确背诵。
其二，关于《抗日三字经》的公共展陈。首先是上海的《抗日三字经》宣传墙。1932年淞沪抗战中，日军轰炸致高境庙一带房屋尽毁，上海各界及当地救灾组织建房安置灾民，帮助灾民建村，并立牌坊以为纪念。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高境镇增建《抗日三字经》宣传墙，丰富了当地抗战纪念资源。其次是抗战纪念馆展览《抗日三字经》。2024年山东高密红高粱抗战纪念馆展出了《抗日三字经》。
其三，关于《抗日三字经》的私人珍藏。陕西合阳人张建昌在抗战时期是花店学徒，看到翻印的《抗日三字经》后非常喜欢，便买下来一直珍藏。宁夏彭阳人马应富家所藏平凉新书报推广社印的《抗日三字经》，是其曾祖父马存福1938年参军时领的宣传品，这本《抗日三字经》代代相传。关于《抗日三字经》的个人记忆已转变为家族的共同记忆，抗战精神也由此实现了代际传承。
抗战爆发后，老向积极提倡并竭力践行通俗文艺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老向的通俗文艺作品中，《抗日三字经》在抗战时期最受民众欢迎。正如作家欧阳梓川所言，老向深刻把握了当时的现实环境，其所作《抗日三字经》“对于整个的抗战宣传上的力量，将是不可忽略的”。《抗日三字经》的广泛传播不仅为文化抗战贡献卓著，亦是当下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具备抗战史料价值外，《抗日三字经》及其相关记忆中所体现的团结统一、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精神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因此，《抗日三字经》在当代社会仍具有显著的教育价值。（李兵兵）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