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4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一起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入选。该案作为贵州全省首例运用“刑事﹢公益”组合拳的案件，成功阻断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链条，震慑效果显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近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4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一起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入选。该案作为贵州全省首例运用“刑事﹢公益”组合拳的案件，成功阻断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链条，震慑效果显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盛夏的黔东南州山林，蝉鸣阵阵。村民小海（化名）戴着红袖章，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在黄平县某村的密林中。他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处树丛，偶尔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不是寻觅鸟鸣，而是在巡查盗猎者的蛛丝马迹。

殊不知，四年前他还是这片山林的“索取者”，如今却成了它的“守护者”。角色的转变，源于59只画眉鸟的命运。

“鸟生意”暗网：从山野到指尖的非法链条

2021年初，一条隐秘的交易链在黔东南州山区悄然运转。

“老板，今天有‘好货’吗？”小海的微信对话框里，跳出一条消息。屏幕这端，小海迅速回复：“刚收了两只‘金嗓子’，视频发你看看。”他熟练地点开手机里的视频——竹笼里的画眉鸟惊慌扑腾，羽翼撞得栏杆沙沙作响。

这些被称作“金嗓子”的画眉鸟，2021年2月1日起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对小海而言，这不过是“祖辈都在养的寻常鸟儿”。父亲突发脑梗后，全家五口人的生计压在他的肩上。当他在黄平县花鸟市场发现倒卖画眉鸟有获利空间后，便一头扎进了这门“生意”。

交易通过快递完成。在黄平县某快递网点，业务员杨某对小海抱来的纸箱习以为常。“箱子扎着通气孔，里面扑腾扑腾响，但他只说寄‘工艺品’。”杨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承认，“我们没拆验，每单照例收12元运费。”

同样的场景也在凯里市某快递公司上演。业务员代某按“老客户”小海的要求，将寄件人姓名伪造成“潘某”“邹某”，把6只画眉鸟发往上海。

“画眉鸟娇弱，长途运输死亡率超过三成。”据记者了解，这些被塞进狭小铁笼的鸟儿，不少都在运输的颠簸中绝食而亡。2021年6月，三穗县森林公安局截获小海寄出的快递箱，15只画眉鸟已奄奄一息，经抢救仅3只存活。

法庭激辩：谁该为59只画眉鸟的悲鸣负责？

随后，黄平县人民检察院以指控被告人小海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镇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月18日，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

“我不知道这是犯罪啊。”小海声音发颤。公诉人当庭出示证据：微信转账记录、43份快递运单、6张快递伪冒寄件单……铁证如山，小海当庭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金2000元，追缴全部违法所得20996元。

但刑事判决并非终点。2023年9月，黔东南州中院的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再起“硝烟”。这一次，被告席增加了两家违规寄递画眉鸟的快递公司。

在黔东南州中院第九法庭，审判长吴秀恒敲响法槌时，七人合议庭的审判阵容让被告席上的小海攥紧了衣角。

庭审中，小海委屈地说：“我因买卖画眉鸟已经要坐牢了，还被判处罚金、没收个人所得，现在又冒出一个民事赔偿。一个错误被罚这么多次，我觉得不公平。”

涉事快递公司同样觉得委屈：“乡下寄鸟很常见，我们真不知道是保护动物，快递员用扫描仪能看到是活物，但包装是密封的，无法确定具体是什么。”某快递公司代理人在法庭抱怨：“作为运输方承担责任太大，有失公平。”

另一家快递公司则表示：“我们公司没有主观故意造成本案损失，只是过失。赔偿百分之三十的责任过高了，收寄包裹的是下属分公司，我们总公司对分公司员工收寄画眉鸟并不知情，责任在揽件员。”

一时间，法庭辩论进入白热化阶段。

一纸判决：从“末端裁断”到“全链条打击”的破壁

“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发布后四个月，你们仍在违规收寄活体画眉鸟。”公益诉讼起诉人当庭展示2021年2月1日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复印件，又指着快递单质问：“没有违规寄递的运输链，非法画眉鸟交易不可能遍布全国10余省市！国家邮政局发布的《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明确禁止运输濒危野生动物，你们公司尽到查验义务了吗？快递公司员工代表的是公司行为，公司的宣传教育行为不到位，总公司就没有责任吗？”

“监管失守即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起诉人的指控掷地有声。屏幕上随即投出公安部协查通报：小海的“客户”遍布河北、浙江、上海等地，最远的在内蒙古。

霎时，庭审现场变得鸦雀无声。

法院最终作出判决：根据对画眉鸟生态价值的鉴定意见，小海对猎捕、购买的10只画眉鸟，承担全额生态损失赔偿责任共计5万元，对邮寄售卖的49只画眉鸟，承担70%生态损失赔偿责任共计17.15万元；第一家快递公司对运输的43只画眉鸟承担30%生态损失赔偿责任共计6.45万元；另一家快递公司对运输的6只画眉鸟承担30%生态损失赔偿责任共计9000元。

“传统生态环境诉讼只追责直接破坏者，但快递作为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链条的关键环节，必须承担相应生态损失赔偿责任。”审判长吴秀恒解释道，两家快递公司违法寄递活体野生动物的行为，客观上助长了犯罪链条的运转，帮助扩散了画眉鸟交易的生态损害范围，判赔30%是违规快递企业应承担的生态损失赔偿责任，也是对整个快递物流行业的警示。

护林新生：从赔钱到“赔生态”的跃迁

当22万余元赔偿数额公布时，小海僵在被告席上。

“罚金交了，赃款退了，牢也坐了，怎么还要赔？”小海全家年收入不足3万元，眼睛里瞬间没有了生气。他很快向贵州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在实际损失范围内予以改判。

2024年3月1日，贵州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该案。审理过程中，贵州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苟泰强作为主审法官，多次来到黔东南州小海家庭居住地，向当地村委会、相关村民了解其家庭情况。

“通过实地走访，我们发现小海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肩负养家的重担。”苟泰强坦言，考虑到小海已经被刑事处罚、家庭经济困难等情况，案件的判决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计。

从黔东南州回来后，苟泰强多次组织合议庭成员开会讨论，怎样才能兼顾法理情，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又一次翻阅卷宗时，苟泰强发现里面的特殊记录——小海取保候审期间主动参与过防火巡山。于是，“劳务抵偿生态债”让苟泰强有了新思路。

经二审调解，一份劳务代偿协议最终敲定。小海承担的赔偿金额，部分进行分期履行，部分采取劳务代偿。2024年至2028年四年间，小海分期赔付4万元；剩余的18.15万元，在3年内通过巡山护林代偿的方式管护黄平县某村3800亩山林。

通过劳务代偿，小海巡山后每个月有5283元劳务费直接作为赔偿金额抵扣，不到3年就“无债一身轻”了。“闲余时间还能种种地补贴家用。”小海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每月巡山有5283元的劳务费，比种田强。”小海掰着指头算账。

更关键的是身份转变——黄平县林业局给他发放印有国徽的护林证，昔日的“售鸟人”变成了正式的生态卫士。

小海案的背后，是黔中腹地群山间的一场环资审判变革。这份涉及三方的判决书亦给贵州物流业带来新的变化。

2024年6月，吴秀恒等人回访涉案快递网点时，发现快递站内早已张贴了《黔东南州常见国家重点保护及“三有”野生鸟类》宣传海报。收货员在收寄包裹时，可疑包裹必须过检，他们手持终端新增了“活体报警”功能，录入“工艺品”等敏感词将触发审核，收寄包裹更加规范。

快递站的改变只是一个缩影。更深远的变革在制度层面铺开。

黔东南州委政法委、州中院、州检察院、州公安局、州农业农村局、州邮政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整治破坏野生鸟类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在全州花鸟市场、快递站点等场所张贴《关于严厉打击破坏野生鸟类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及野生保护动物图片，打破信息差，推动野生动物保护认知先行。

“过去，我们只盯着拿枪拿网的盗猎者。刑事审判只对直接猎捕者进行刑事惩处，现在运输、交易、寄递环节一个不漏，均承担生态损失民事责任。”苟泰强告诉记者，此案将快递企业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被告，采用“货币赔偿﹢劳务代偿”双轨责任承担机制，创新“刑事﹢民事”双重责任追究，打破了“只追直接侵害人”传统，破解“企业赔得起、个人赔不动”困局，实现了从惩治到修复的全流程覆盖。

2022年以来，贵州法院全链条打击环境资源违法犯罪775起，涉及盗伐滥伐林木、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环境污染等违法犯罪。苟泰强表示，如今，司法利刃贯穿全链——前端猎捕者、中端运输者、末端销售者，这才是真正的“全链条打击”。

来源：贵州长安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