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也就是我结婚那年，上海京剧院周院长跟言慧珠、李玉茹，还有四姐这些艺术家到苏联去演出，之后他们在北京汇报演出。四姐就请领导来看我的戏。那时候艺术团团长是上海文化局局长徐平羽，他们一块来看的戏，我和兰云在圆恩寺剧场演了《四郎探母》，我担心兰云已经怀孕七个月了，穿上

也就是我结婚那年，上海京剧院周院长跟言慧珠、李玉茹，还有四姐这些艺术家到苏联去演出，之后他们在北京汇报演出。四姐就请领导来看我的戏。那时候艺术团团长是上海文化局局长徐平羽，他们一块来看的戏，我和兰云在圆恩寺剧场演了《四郎探母》，我担心兰云已经怀孕七个月了，穿上旗鞋演出会不会出事。兰云让我放心，果然她既成功又安全地演下来了。

为什么说这次演出事关我的前途呢？

在这以前，四姐给我做工作，让我来上海。她讲了自己的心愿，就是要形成童家的艺术风格。当时，她和二哥进了上海京剧院，葆姐和石挥结婚后也加入了。如果我和兰云、大哥大嫂都到上海，组成艺术默契的合作集体，通过不断创作新戏，形成童氏艺术风格这个愿望就能够实现。四姐说，我们童家在一起能做成这个事情。她觉得别人没有这个条件，童家有这个条件。她说一个班有七个人的，在中国几乎没有。要创造一个流派，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戏曲是一个整体，只有整体合适了，那才能成为一个风格。梅派的成立也是一个过程，梅先生找到了和他合适的人，最后才成为梅派。京剧艺术要发展，咱们家有这么好的条件，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要成为流派。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创造童家艺术呢？没有发展，没有特色的剧团将来是站不住脚的。她说老一辈并不保守，从梅先生一直到张君秋，他们创造了多少戏？咱们要承认张君秋是有自己特色的，他把梅派和程派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张派。

到现在我也认为这个创作思想是对头的。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都是一代一代发展起来的，梅兰芳先生六十岁还创造了一个《穆桂英挂帅》。如果我们都是吃祖宗的那点东西，没有东西留下来，就停滞不前了，没有发展了，不进则退，就会脱离人民群众，观众越来越少。

那时候我考虑了一两个月，思想斗争很激烈。马先生已经选中了我们了，那多好，干嘛要到上海？我们都觉得守着先生能学东西，不想来上海。兰云也不愿意离开北京的，因为北京学戏条件好，梅先生、荀先生，还有许多好的先生。我也这么想的，唱戏北方还是比南方讲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父亲母亲却主张我和姐姐一起去上海。他们说，一起捏起来的童家班能够再聚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1957年，四姐写信给我，说到上海演三天戏，给上海京剧院的艺委会看。那是以周院长为首的好角儿组成的，看完了就能判断你值多少钱，再来给你定级。兰云没去，她快生孩子了。到了上海，我住在四姐家里，与京剧院商量后，演三天戏。头一天是《四郎探母》，跟四姐演的。第二天是《龙凤呈祥》，我前乔玄，后鲁肃。第三天《击鼓骂曹》祢衡。院里为我的演出安排得很周到，从排戏到演出，大家都热情关照我，让我感到很亲切。

三天戏演完之后，我想马上回北京。兰云还下不了决心到上海呢！我跟她说，你要不加入，我在上海，那咱俩不就两地儿了？四姐开玩笑，说我离不开漂亮的媳妇。这倒说到我心坎了。她即将临产，我怎么放心得下。正好家里来电报，说兰云生子，让我赶紧回去。

兰云是在西四白塔寺人民医院生的孩子。我去医院那天，娘和大嫂都在照顾她。大嫂说，兰云自己还像个孩子，临产头天还去逛厂甸。还说我儿子最好认，哪个鼻子大就是。隔窗望去，小家伙果然长个突出的鼻子。我说我的孩子当然随我。

接兰云出院时，孩子眼睛发炎，护士除了教我换尿布，还教我怎样洗眼、上药。没想到我学得挺快，她说我像个做爸爸的样。我说童家人都喜欢孩子，祖传有带孩子的天赋。不过，父亲也不好当。冬天的北京，屋里要生炉子。娘说，冷了，产妇受凉留病根；热了，孩子、产妇要上火，得保持一定温度。所以我白天黑夜都小心谨慎，按量加煤。孩子爱哭，我怕兰云睡不好，就整夜抱着。幸好两个娘给兰云弄了不少营养品，她吃不了就由我来打扫。兰云戏说，哪是她坐月子，简直成了我坐月子。大嫂说我们一家简直是三个孩子。但是，孩子的出世，使我们这对年轻的父母要挑起养家育子的担子，我感到自己长大了。

为了给孩子起名报户口，家里起了争论。两位哥哥都说，按他们的孩子用数字排行。我和兰云已经起好了名字，就说这是我的权利。家里最后妥协，以童预鸣的名字报了户口。父亲生气，说我逆道而行。我说，当年父亲也是违抗父命剪了辫子，气得爷爷要命。这是遗传给我的，不能怨我。娘也帮腔，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1957年，大哥、大嫂、我和兰云带着孩子，来到上海。大哥住在淮海西路可的牛奶房对面弄堂的公寓六楼，二哥住四楼。这是四姐预备下的。我路可的牛奶房对面弄堂的公寓六楼，二哥住四楼。这是四姐预备下的。我和兰云住在四姐家里。

兰云这时还不愿落户上海，我们就与上海京剧院先订三个月的试用期，到时再决定是不是长期在上海工作。周信芳院长给我定的是每月350块，兰云300元。定级的事情以后再说，级归级，钱归钱。350块肯定超过一级了，那时候还不懂得级别。我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套家具，很满足了，结果级别的事留下了后遗症。当时有个知识分子赎买政策，姐姐拿1000多。院长1200，另外每演出一场，一张票提成一块钱。

四姐进上海京剧完的时候，院里成立了三个团。一团是李仲林、纪玉良、李玉茹他们，周院长唱戏基本上用一团。三团是青年团。二团就是以四姐为主，哥哥、大嫂、葆姐和我们夫妻都是二团的。每个团有自己的团长，各演各的。京剧院里有个总规划，一年各个团要演多少场，要排出几个戏。任务下达了，各个团根据自己的条件提出怎么落实，比如一团准备到西北演出，二团准备到东北，报到院里审批。各团都有由一些主要演员组成的艺委会，大家一起来决定怎么演，然后由团长决定。

京剧院本身也有一个艺委会，还有一个创作室，负责编剧。由艺术委员会提出意见，交给编剧创作。创作的剧目要看它适合哪个团，然后他们推荐。各个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出要求。比如四姐排《尤三姐》,这是荀先生的戏，但是想把它再进一步。那么就到创作室，编剧可以由我们选择，我们认为哪个人风格比较适合这个，我们就请他来写，他也是根据院部分配的任务来完成。

每个团团长的工作主要是行政层面的。我去的时候，二团团长是新调来的许俊。他是干部，为人老实和善，很体贴人。记得我们去无锡、苏州演出，奶妈感冒了，没有告诉我们，传染了孩子。白天我们带孩子上医院，要给他烧米汤吃；晚上演出回来，整夜都要照看孩子。我们的演出任务重，每天极度疲劳。许团长特意安排人替我们烧米汤，演出时派人帮我们照料孩子，减轻了我们的家庭负担，保证了演出任务的完成。

团里同事对我们也挺好，如演员王宝山、孙正田、筱文林、张宏奎、鼓师张森林等许多人成为兄弟之交。大家的友谊促使我们留在了上海。当然，主要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天各一方多年，现在又重新聚到一起，同台演戏，大家更感到亲切。何况我们都进了国家剧院，生活安定，艺术条件优越，都想为实现童家的艺术理想而努力。

入院不久，上海京剧院开始反右了。这是我们童家第一次直接参与政治运动。以前什么镇压反革命，什么三反五反，我们还是私人班社，同国家单位不一样，都还没有参加进去。顶多就是文艺系统有什么事情了，组织大家开个会。

那时对于政治运动没有认识。我看到大厅里面有大字报，还不知道运动已经起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就在那看，越看越生气。有些大字报针对我们童家，说四姐有右派言论，说童家班搞艺委会就是不要领导，这时候四姐参加了艺委会。看了两三天我就憋不住了，我说你们回去，我要仔细研究研究。每张大字报我都认真去看，找里面毛病。弄个笔、弄个墨水，我也写，也一张张贴出去了。那时候年轻不懂，哪里知道这是反右运动啊，写我们不好，我就跟你干啊！其中我就看到一个编剧写的一张大字报，说京剧院从社会上弄了一群杂七杂八的人，把童家弄来，京剧院成了难民收容所。研究了半天，我也写了一张。我说京剧院是国营剧团，我们参加京剧院是觉悟的进步，也是为了艺术而来。上海京剧院是国家剧院，把上海京剧院比作避难所、收容所，究竟什么意思？第三天，这个编剧就让公安局逮走了！四姐说怎么弄成这样？我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有人告诉我，他历史上有问题。四姐还是非常严肃地规劝我不要任性，引火烧身，这会烧掉全家。

那时候我不怕，我还在试用期，怕什么！四姐是真怕，我不懂她的心情，她角儿大啊。那时候定右派要凑比例。多亏了徐平羽，他保了四姐、言慧珠。四姐要是右派，童家就完蛋了，就是摘帽了也是摘帽右派。反右，让我第一次懂得了大字报，我的文化可能也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四姐躲过一劫，小姐夫石挥没有躲过，在电影厂被批斗。他当时红得不得了，电影皇帝，电影界的元老。他估计到了形势，好像是第二天就要戴帽子了。他怎么可能承认呢？下午就出去了，葆姐以为他只是心情不好，到同学或者朋友家去了，没有怎么在意，不想人就失踪了。我不放心她一个人住，和兰云搬过去和她一起住。公安局也找，就是没有。几个月后找到了，尸首冲到江边了，人的模样看不出来了，已经泡肿了。有几个根据确认了身份。第一个是镶过的牙齿，从给他镶牙的医院确认了。第二个就是手表，他戴的手表很好，据说是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只。总之他肯定是自杀了。这对葆姐打击太大了，每天痛哭不止，我们也很难过。

小姐夫自杀了，葆姐倒霉了。她因为是右派家属，感到在京剧院很压抑、想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加入了北京京剧院。可是她在上海本来是五级，因为是右派家属给降了一级，成了六级。更要紧的是，这场风雨让童家艺术集体少了一员，也给童家的艺术理想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进上海京剧院的时候，演出指标已经蛮多了，一年要演两百多场，这比以前自己唱的时候多了不少。除了在上海剧场演出，还要到外地巡回演出，下工厂，下农村，到基层给工农兵演出。到了1958年大跃进，当时各行各业热火朝天，大炼钢铁什么的，这个翻一番，那个放卫星，十五年赶上英国。那时大家抱着对祖国快速发展的热情，谁都要跟上形势，文艺团体也掀起鼓足干劲的热潮，我们也发动起来了。上海京剧院开会定指标，你说三百场，我喊五百场，就跟拍卖行一样。

指标定了，真这么演大伙儿都受不了。怎么完成呢？就想办法，分队。我们去各地演出，就分成两个队。一个队演七十场，分开不就一百四十场了么？那时候剧团人不多，一个团最多七八十，整个京剧院总共也就两百多人。分了队，场面人手最缺，大伙儿就先练场面，弄个大箩筐，你敲锣，我打鼓，大家都练。

那时候演员也不够，只能点到谁就上，戏都不熟。我一晚上五个戏，赶五个角色。头一个戏《盗御马》我扮演更夫，第二个《罢宴》扮演寇准，第三个《柜中缘》扮演差人，第四个《乌盆记》扮演刘世昌，第五个是《闹天宫》扮演守天门的神将。

《盗御马》中更夫是小花脸。演出时，我一出场，扮演窦尔墩的拿着把铁片刀就这么嘈地一下砍过来。天哪！要是再走过去一点，不小心就给杀了。我干脆一出场自己就倒下吧。领导说，你怎么就让空气给打倒了？我说，您看看他手里拿那家伙，直奔我而来，我能这么光荣牺牲么？第二出扮富难是老生，我抹点粉就又上场了。之后第三场又是小花脸，后面跟着又是老生，就这么来回折腾。

最后《闹天宫》的时候，《盗御马》里扮窦尔墩的演一个哮天犬，李天王唱到"众将听令"，点到每个人的时候都说"在"，应个声，然后跟着应"得令！"等念到"哮天犬"的时候，狗是趴着的啊，结果他老人家站起来了，我手上正好拿个棍，朝那脑袋啪那一下……我说你抽风啊，你站起来干嘛？他说，你们都表态了，我也要表态啊！《闹天宫》里让我演守天门的神将。我又不会画脸，团长说你上一场演老生，下来改脸方便。这不是没有道理，快啊，其他人来改，来不及啊。演完《乌盆计》，我就把黑油彩往脸上一抹，什么也没露，就露个白嘴就跟个黑人似的，拿香烟的锡纸剪两个圆钱儿，左右两边腮上各贴一个，弄白纸把嘴贴上，白嘴嘛，又在额头上贴一火焰，我就藏在那，不让别人看见。等扮演孙悟空的刘云龙唱到"待我闯进了天门……"我就一亮相："呔！"刘云龙给吓一跳！神将的脸谱本来要勾出很多金的白的红的，色彩很丰富，嘴上、腮帮上图案很精细复杂，我实在没有那个时间弄这些东西，只给画这些凑合凑合，孙悟空一看到就受不了，笑得蹲在台上站不起来。那时候年轻，闹啊，淘！

不光是我，别的人也一样。张美娟是武旦，演《盗仙草》。按规矩，她踢八杆枪，踢完之后八个鹤童上前把她摁住了。这时候老寿星出来说道："且慢！我念你为救……"那老寿星本来不是干这行的，也不看着点，就在后台聊。张美娟正踢得得意呢，不知怎么的，他从后台喊着"且慢"出来了，台上枪掉得稀里哗啦。张美娟的爱人齐英才是演出队长，一把揪着老寿星的衣领，他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真有意思！

还有位先生打鼓。台上演员在耍锤，然后踢腿亮相，鼓点这时候应该"嗒、嗒、锵！"跟演员的表演严丝合缝。但这先生打鼓越打越得意，也不看看演员，自顾自把鼓点收住了。演员一条腿还抬着没落地，就给晾在了台上。正好打鼓的张森林溜达着过来了，说这下不去了，就拿个堂鼓"咚"地一下，这腿总算放下去了！那时候大家都是临时凑上去的，真是什么笑话都有。

大跃进年代还兴在街头演活报剧，特别是国际上有什么事情，都会上街去演，作宣传鼓动。那次是演一个反帝的活报剧，汪正华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我是演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戏里一个老旦，郭丽蓉老大姐，要唱"美帝要是再疯狂，管叫它丧生在人民战争的海洋"，是个嘎调。她装了假牙，唱到"管叫它"，假牙掉下来了，她赶紧捂住了。那时候我爱闹，下来之后我跟她说："大姐，这不是一般的事故啊，是政治问题。现在都在反对美帝，你这是支持美帝还是什么行为？"把她给吓得，说你别闹。晚上我们演《三打白骨精》，汪正华演唐僧，我演猪八戒，孙悟空把白骨精变的老太太打死了，正好是白天那老旦演的，郭大姐她净在想那"政治问题"。本来孙悟空一棒子"啪"，把那白骨精打死了，她应该"啊"一声死了，就下去了。结果孙悟空一打，"啪"她死了，但没有发声。我们在台上接着演我们的戏，忽然后台一声"啊"，怎么回事？她下来了之后突然想起她还有句"啊"的台词没说呢，又在后面补了一句"啊"，把我们乐得不行！后来我跟她说，大姐您别紧张，我拿您逗开心呢！那时候也累，有时候也爱闹闹玩，解乏啊！

大跃进时还要大炼钢铁，演完了还得砸矿石，很累人。恰好周信芳院西演八个月，李玉茹老师另有任务，就指定兰云接替她的全部角色。兰云刚走，奶妈又要回乡。那时我也正排练节目，准备去东北演出八个月，只得下了班到处找奶妈，找不到就自己带孩子，给他断奶。清晨五点起来，烧米汤、奶糕，弄水果汁，喂完孩子，换好尿布，我才去上班。中午赶回家忙完孩子马上上班。下班回家，得弄好孩子，我才能吃饭。过了七八天，总算断奶成功。幸亏岳母及时赶来了，保姆也找到了，我才喘了口气，人已经瘦得像猴了。

1958年，社会上整个都是热血沸腾，上海京剧院也有着表现现代生话，尝试京剧改革的强烈愿望。促使这样做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发现传统京剧不太上座，营业不是顶好。我们要下基层为工农兵演出，大多数被回绝，白去都不要。因为去演出，那里就要派人接待，到厂里来参加劳动，如果把他们的东西弄坏了，又耽误事儿。另外，大家都在加班加点，没有时间看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的热潮影响了演员、编剧，就想反映这个时代，掀起了唱现代剧的又一个热潮。刚解放时，戏剧界演过一些现代戏，北京取缔八大胡同，每天报纸上登的都是妓女诉苦的文章，怎么被骗的，怎么被迫卖身的，很多，看得我们都挺难过。那时候京剧反映现代的剧目还没有，评剧院马上就弄出来了，小白玉霜就演《九尾狐》。后来《婚姻法》出来了，又演《小二黑结婚》。新凤霞也演《刘巧儿》这些戏。这些戏很上座，我也爱看，因为它是新的东西，配合了当时的形势。现在看来这些戏写得都挺好，也不是完全的喊口号的那种，对以后京剧演现代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时候一团纪玉良、李仲林先生他们就开始创作、演出《智取威虎山》，为后来的《智取威虎山》打下了基础。三团是青年团，排演了《红色风暴》。周总理看了，感觉很不错，给了很多鼓励。每个团有自己的条件，二团以旦角为主，就想搞《赵一曼》。这是一个英雄形象，适合四姐，就搞起来了。

二团本来就计划去东北巡回演出八个月，从上海出发从南到北，《赵一曼》正好就是哈尔滨的故事，计划到那里去试演，就是边走边演边排。在哈尔滨我们参观了日本宪兵队拷打赵一曼的审讯室，看到抗日英雄们遭受惨无人道酷刑的刑具。团里没有办过什么表态会之类的形式，但是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感到要竭尽全力在哈尔滨试演成功，以此来纪念赵一曼和其他的英雄人物。尽管创作还是初级的，不管是剧本，还是导演、编剧，都不是很成熟，大家没有多少经验，时间也很短促，作品总归是有点粗糙。但是，我们的创作态度是认真的，巡回演出的空余时间，大家都在背词练唱。特别是四姐，她扮演赵一曼，是新戏的领衔主演，担子重，体力消耗极大，每次排练中稍有空隙，她就抓紧时间睡觉休息，看了真叫人心疼。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在哈尔滨首场试演了，我和我夫人都参加了，我演的是一个看守董宪勋，兰云演护士小韩。观众上座相当好，都客满了。可能是大家对赵一曼有感情，也算是新鲜东西，现代剧嘛！演完了，四姐回到后台，正在那卸妆呢，就有好些个观众涌进来了。好几个都是上年纪的，拄着拐棍、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抓着四姐的手，管四姐叫孩子，含着泪说："我可算看见赵一曼了！她是我们心里的亲人，是中国人民的英雄！"这个举动让我们很震动，都说影响怎么能这么大。我们很受鼓舞，也很激动。

虽然说作品不是很成熟，观众的强烈反应说明它是个方向。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路，京剧要反映现实，搞现代剧是对的。《赵一曼》在哈尔滨演了之后，在上海演得不多，但是在中苏友谊大厦给由李长春、袁世海领导的中国京剧团演过，他们还挺爱看。他们的团长李少春先生脑子是挺革新的，他也挺赞成。但是这个戏，这个机会没有抓住。因为戏曲有个优点，可以流传一两百年，电影放了就完了，达不到这个程度。

这次巡回演出后就到了天津。那边说总理看了《红色风暴》，院领导就让马科赶到天津，为我们再排一个《红色风暴》，照三团的本子演。那陕演完了非常轰动，我演施洋，也是个重要人物。兰云演林祥谦的妻子。主角林祥谦是王宝山演的，他主要是表演和唱，因为他很粗犷，我主要是念白。演完了当时的场面谁也没想到，很感动人，观众涌向台口都不走。我们说这怎么办，就送观众吧，就从台上走到台下送观众出场，那时候很多观众就拿水果啊花生啊往我们手里塞，争相与演员握手。我们都跑下舞台，把观众送出场外。他们都说我们今天看到工人也能在舞台上。

搞这几出戏的时候，我们还没敢脱离程式，我念白还上韵呢。《红色风暴》中林祥谦逃走，就把周院长的《徐策跑城》拿过来了，照他的表演这么着走完了，还有点生搬硬套，还没有完全消化。现代人物不可能有水袖，怎么办？施洋还可以，他穿长大褂有个袖子。其他的角色，比如林祥谦可以甩一下小褂下摆，或者把小褂敞开，也可以比划比划。观众就因为对这个故事情节很感兴趣，所以也很喜欢。

那时候就是一些演员自己在尝试，在摸索，没有投那么多精力、人力，更没有想得那么远，那么深。那时候排的这些戏，说良心话也不是很成熟，演员配备也不可能那么好，就是根据剧团的条件，不像后来全院，全上海，甚至全国挑选调配。也不像1965年之后那些现代戏不断加工，精雕细琢，当时演完了，就放任自流了，演一阵子就搁掉了，完了之后就扔掉了。其实这个东西正是个很好的苗子，但是我们没有了解，京剧现代戏演了这一阵子就放掉了，又开始演传统戏。

那时天天唱日夜场，场次订得太多了，太累了，嗓子就惨了，半年不能恢复。那时候唱个一句两句的，嗓子就没音了，难受得不行，就流眼泪。大夫就说我的嗓子是疲劳过度，声带受伤，用不着手术的，要休息恢复。那时我四处求医治嗓子，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暗淡。嗓子没了，演出就让我跑龙套，好像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就是多参加点劳动﹣﹣叠戏装、抬戏箱，心里压抑啊，累啊！那时候我就想走，西安找我去，北京也提出要我。四姐要跟北京要一把好胡琴儿，北京方面就提出要一个青年老生，我说我去，北京也同意了，但是四姐不让我走。

那几年兰云红啊。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正式开播，就是她参加了，还拿稿子讲话了。1960年上海青年汇演，她还拿了个一等奖。由于她的贡献，被评为上海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分子。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