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这样评论样板戏以及钱浩梁、刘长瑜在《红灯记》中的表演

摘要：京剧这玩意儿啊，小时候家里要是能看上一场，算是赶上好日子了。但你说，国粹是谁都能玩得明白的吗？不见得。尤其是到那个“样板戏”火遍中国的时候，《红灯记》一出来，家家户户跟着学唱、学演，连饭桌上都能蹦出两句。但说到这戏背后的人和事儿，袁世海的评价，那才是真正有嚼头

京剧这玩意儿啊，小时候家里要是能看上一场，算是赶上好日子了。但你说，国粹是谁都能玩得明白的吗？不见得。尤其是到那个“样板戏”火遍中国的时候，《红灯记》一出来，家家户户跟着学唱、学演，连饭桌上都能蹦出两句。但说到这戏背后的人和事儿，袁世海的评价，那才是真正有嚼头的。咱们今天就从袁老爷子的眼睛，看一看那些年的《红灯记》，再顺带聊聊钱浩梁、刘长瑜在台上的那些个瞬间——到底是怎么成了“经典”。

袁世海1916年出生在北京，一口京腔，叫袁瑞麟。当年家里穷得数着铜板过日子，不过要说这个孩子认死理，愣是拎着破帽子进了戏班堂。拜师学艺，他也讲究，没随便凑合，挑了郝寿臣、金少山这些硬名角儿扎了根。穷人家的孩子，有时候压力也是动力。袁世海在后台站了一年又一年，嗓子越磨越厚，台上站得跟山一样，花脸行当里的一个活招牌。

上戏台，是一回事；戏台下琢磨怎么演、怎么唱，那又是另一回事。袁世海这人，爱抠细节，光嘴上不留情，也不是专门挑刺儿。你要是演得好，他真夸你；演得差，也会教你怎么往正路上拉。京剧的筋脉，他摸得比一般人深，遇上《红灯记》，那更是捻着指头琢磨。说到样板戏，那可是有来头的。你要遗憾现在的年轻人对“八大样板戏”没什么概念，也怪不得他们。毕竟，六十年代把街头巷尾都掀起来的那阵风，谁经历过谁知道。

样板戏到底算不算京剧的“变种”？这问题在袁世海那挺有趣。他说话不藏着掖着，“这不是一个人端出来的菜，是一桌人用汗水换来的。”中央吹了风，下面演的是人，各行当各使本事，把《红灯记》做成了那个年代的爆款。袁世海一直说，样板戏不能全盘下否定，好多东西都是挂着时代标签的——不爱听，但却实在。

但老爷子也不惯着。表扬归表扬，他也点过伤：政治味太浓，把艺术的天地挤得窄了，原本的京剧味儿，给革命气势盖过去点。扯到多样性，袁世海叹口气，说那几年，多少戏本被“冷藏”，多少老艺人只能在后台喝茶——这是遗憾，也是现实。

不过，袁世海最让我敬佩的，是他那股不钻牛角尖的劲儿。像我们平时说事，左一嘴右一嘴，袁世海总说关键看功力。你要全盘否定，京剧就断了根；你要把样板戏捧成顶天，那也失了公道。能这么想，可能是他年轻时吃过苦，把什么年代都看成一坡路，而不是一座墙。

说到《红灯记》里的人物，钱浩梁是个绕不开的角色。1934年出生，上海人，扮起李玉和来，那股底气和热血，真有种身边父亲的感觉。李玉和的硬朗不光在嗓子上，更在那点“骨气”里。一次听袁世海聊钱浩梁，他说：“这小子真舍得往里钻。”演被日本人捉去受刑那场，把眼里的恨和心里的韧劲都抠出来了。戏迷们都知道，有几句唱腔，钱浩梁收着嗓子往下压，观众席上都能听见后排老太太抽泣。

要怎么演出“李玉和”的魂？钱浩梁私下里和导演有点默契，常说一句：“我不是在演，我是在跟他们对命。”台上台下，他脚步永远稳当；有一次他都快病倒了，硬撑着把“临行喝妈一碗酒”唱完，冬天后台人都抹着汗。袁世海也常夸，“他不是只靠嗓子，是靠心。”这话里有真劲儿，外人听了都觉着，戏可能真的不是学来的，是过日子熬出来的。

至于刘长瑜，1950年代的北京姑娘，梨园世家。花旦行当讲究甜、灵、俏、韧，各种身段，得像水里鱼、空里燕子。刘长瑜扮演李铁梅，有人一口认定，“这女孩就是李铁梅。”戏里有一段，她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眼神里的坚毅和一丝骄傲，那种无声的叛逆，真让人出神。袁世海一边看，一边直点头，说，“她把京剧唱成了人味儿。”这是褒奖，也是提点。

刘长瑜的厉害其实不光在台上。后台，排练时总能看到她在高腔低调中反复比划，问老师、问师兄弟，自己琢磨唱腔怎么转家，身段怎么不死板。坊间常说刘长瑜“名不虚传”，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憋着劲儿，生怕对不起舞台、对不起观众，甚至听说第一次演《红灯记》时，脚底都在冒汗，台下是一屋子领导和戏迷，她硬生生没磕巴一句。

说到底，《红灯记》拿捏的是时代与人情的交汇点。唱腔那边，西皮、二黄混着时代的新乐器——有民乐、有铜管，台面既有传统，也能让年轻人听着不觉得老气横秋。有老戏迷说，那会儿广播一开头，家里的孩子都跟着哼，像是夏天听蝉声，渗进了日常。甚至插一句闲话，要是在农村赶上村晚，《红灯记》肯定要唱一段，不然大人都不乐意。

舞台的变化更是一眼能看见。那时灯光和布景也有了“时代味儿”，不像老戏只靠一两条幕布糊弄过去。钱浩梁、刘长瑜和其他演员，每次配合都是抠细节，台上一阵对词，台下吵吵嚷嚷磨一两个小时，有时候连职工食堂的师傅都过来看热闹。

说到影响力，别说那个年代，“谁没听过《红灯记》啊？”这基本和吃大米饭一样普遍。你说它太政治也好，太时代也好，都没法否定它在京剧行里的地位。有人说，那戏把很多京剧老本“压下去了”，留了点遗憾。可也有人说，那恰恰是逼着国粹闯新路。张口闭口全是对错，其实那都是后人的事。袁世海那代人，也许更看重的是，戏要有人气，能让观众进得了门、出了门能哼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