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惦记或觊觎中国的？

摘要：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句朴实的俗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在国与国的关系层面，同样有着独特的映射。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上紧密相邻，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不过，国与国之间的相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邻有着天壤之别。

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句朴实的俗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在国与国的关系层面，同样有着独特的映射。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上紧密相邻，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不过，国与国之间的相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邻有着天壤之别。

人与人做邻居时，生活空间相对较小，彼此的接触更为直接和频繁。倘若邻里之间相处不融洽，一方觉得另一方麻烦不断、令人厌烦，并且惹不起对方，那么搬家就成了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通过改变居住地址，能够迅速切断与麻烦邻居的日常联系，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困扰。然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领土疆界固定，无法像个人那样随意搬迁。两国之间的利益纠葛、历史渊源、文化交流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因此要想彼此相安无事或互相促进和发展。别无选择，只能了解它、研究它，而不是藐视和回避它。大清帝国之所以被日本和西方列强欺负，完全是他们自以为是，刚愎自用、闭关自守，天下老子第一，完全不了解对方的国情，而对方却把大清帝国了解的一清二楚。知此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总结出来的教训。

在唐代及以前，日本对中国大陆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早在汉代，中国正史（即二十四史）中便有了关于中日两国交往的记载。那时的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先进，水利灌溉设施完善，冶铁、纺织等手工业技艺精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同涓涓细流，通过贸易往来、人员交流等途径，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例如，中国的农耕技术传入后，日本逐渐从原始的渔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人口得以增长，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先进的纺织技术让日本民众能够穿上更加精美的衣物，提高了生活质量。这些生产技术的传入，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使其逐渐摆脱了蒙昧状态，迈向文明社会。

在文化领域，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日本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记》于公元 720 年（唐玄宗开元六年）问世，其通篇皆以汉字书写而成。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和智慧。《日本书记》用汉字记录日本的历史，不仅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也反映了当时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依赖。在这部史书中，以极具权威性的语言对天皇进行赞美与神化。它将天皇描绘成具有超凡能力和神圣地位的存在，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拥有统治日本的合法权力。这种对天皇的神化，为日本天皇绝对权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日本天皇绝对权威的源头便由此发端。此后，天皇在日本民众心中的地位逐渐神圣化，成为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象征。

公元 239 年（三国时期魏景初三年），日本与中国首次建立接触。彼时的日本，尚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国度，政治上处于分散状态，各个部落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在这林立的部落中，有一个规模相对较大的邪马台国。邪马台国在当时的日本列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社会组织相对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该国使者历经艰难险阻，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使者来华后，受到了魏明帝的高规格接待。魏明帝深知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他以大国君主的风范，热情款待了邪马台国使者。不仅册封其女王为“亲魏倭王”，还赐予金印。这一册封和赐印行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邪马台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提升了邪马台国在日本列岛的地位和影响力。

待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列岛后，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愈发频繁。从公元 413 年至 478 年（东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的 60 余年间，赞、珍、济、兴、武五代大王先后 10 次派遣使者来华。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局势逐渐稳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外交往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日本大王派遣使者来华，一方面是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助中国的权威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他们请求当朝皇帝授予封号，并承认其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日本对朝鲜半岛觊觎已久，认为朝鲜半岛地理位置重要，资源丰富，若能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然而，中国皇帝通常仅授予他们“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封号。中国皇帝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们对日本觊觎朝鲜半岛的野心心怀警惕。

公元 7 世纪初，日本便萌生了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念头。它打着救援百济的幌子，介入朝鲜半岛争端，在这片土地上小动作不断。

唐高宗为遏制日本的这一野心，于公元 663 年，任命方州刺史刘仁轨为抗日总司令，在白江村（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日本、百济联合的水军展开激战。一时间，白村江血流成河，刘仁轨所率军队四战皆捷，焚毁日本战舰 400 余艘，日本大败而回。这场战役史称白江口之战，它是中日两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战争。

这一残酷的现实，如同一记警钟，让日本深刻认识到自身与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此后的几百年间，日本将学习和赶超中国作为与中国交往的主要目标。

唐朝时期，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愈发频繁。日本先后 18 次派遣使者远渡重洋，奔赴大唐进行访问学习。其中，使团规模超过 500 人的就有 5 次，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数逾650 人。他们学习的内容极为广泛，涵盖天文历法、文学艺术、佛学经学、建筑技艺、手工业技术等诸多领域。

唐宋时期，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体现为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彼时，中国的瓷器、铜钱、书籍，与日本的折扇、漆品、刀具，成为这一时期双边贸易的主打商品。同时，两国间有学识的僧人往来也颇为频繁，大家耳熟能详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一历史阶段。

尽管元世祖忽必烈分别于 1274 年（南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和 1281 年（元至元十八年），两次派遣军队渡海，试图以武力将日本人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然而，事与愿违，两次军事行动均因遭遇飓风（台风）而折戟沉沙，均以失败告终。

这两次战役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称作“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尽管军事冲突带来了紧张局势，但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并未因此而戛然而止。

在这一时期，天龙寺船的有序运营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五山文学悄然兴起，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丰富了东亚的文化版图；茶会在社会各阶层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交流与社交的重要方式。这些文化与经济活动，如同坚韧的纽带，维系着两国之间的联系。

时光流转至明朝初年，中断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中日官方交往得以重新恢复。在1401年至1549年这约150年的岁月里，日本官方先后19次派遣贸易船只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双方的贸易往来中，日本收获颇丰，贸易逆差十分显著，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然而，彼时倭寇之患猖獗至极，其恶行肆虐如乌云密布，厚重阴霾般将贸易进程全然遮蔽。在这重重艰难险阻的围困下，双方贸易最终在无奈的叹息中走向终结。

就在这风雨如晦、家国蒙难的时期，一位顶天立地的抗倭（日）英雄——戚继光，宛如璀璨星辰般闪耀登场。他以无畏之姿、雄韬伟略，于乱世中挺身而出，成为抵御外侮、守护家国的中流砥柱。

万历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592年，彼时丰臣秀吉甫一完成日本的统一大业，便野心膨胀、利欲熏心。他妄图以朝鲜半岛作为跳板，悍然发动了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明朝政府当机立断，迅速做出决策，派遣李如松担任海防御倭总司令一职。李如松领命后，即刻率领大军奔赴朝鲜，毅然展开了一场抗击日寇的正义之战。值得一提的是，这乃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发动的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事，在东亚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记。

尽管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战败，但这场打打停停、持续多年的战争，如同历史的分水岭，使得中日两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强日弱”态势，自此步入了转折阶段。

自 1603 年（明末清初之际）起，日本历代将军皆出自德川一族，这段时期史称“德川幕府”。德川幕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断了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不过，对于中国商船，幕府并未完全封禁，而是维持着较低水平的贸易往来。

尽管贸易规模有限，但在思想与文化交流层面，中日两国的相互影响却达到了一定高度。德川幕府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乃是朱熹版本的中国儒教。朱熹极为强调自然秩序的重要性（存天理、灭人欲），这与日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理念高度契合。经当时日本专家的诠释，这种理念逐渐演变成了对个人权威的绝对服从。

在日本，儒家学者的职责主要是阐释典籍，以确保人人遵守相关规范。福泽谕吉（1834-1901）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吾国，学问意味着统治者的学问，仅仅是治国术的一个分支。”《文明论概略》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当大清帝国惨败的消息传至日本，瞬间引发轩然大波。此役之败，不仅昭示出大清帝国已然深陷落后之境，更如同一面明镜，映照出日本自身潜藏的脆弱。

这一重大事件，恰似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在日本上空久久回荡，令一众有识之士就此从蒙昧中觉醒。数千年来，在日本民众的认知里，中国一直是至高无上的中央帝国，是强大且备受尊崇的泱泱大国，宛如一座巍峨的高山，令人心生敬仰。然而，此刻他们却惊愕地发现，这个曾在他们心中无比伟岸、坚不可摧的国度，竟在列强的炮火下如此不堪一击。

彼时，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其他国家交往，极力排除西学。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日本国内悄然兴起了一门名为“兰学”的学问。所谓“兰学”，即对荷兰的研究。它形成于17世纪初，那些以钻研这门新型学问为业的人，被统称为“兰学者”，也就是专门研究荷兰的人。

在当时日本人的眼中，荷兰人有着诸多奇特之处。他们看到荷兰人小便时如同小狗撒尿般抬起一条腿，一头火红的毛发，湛蓝的眼睛在日本人看来怪异得如同鬼畜一般，因此在日本人的印象里，荷兰人就像一群来自番邦的异兽。

1644年，满族灭明后不久，中国国势便急转直下，呈一落千丈之势。与此同时，在日本，胸襟开阔的德川吉宗大力倡导兰学，国内也随之掀起了一股复兴文化传统的热潮。

信奉本土论的学者们，在日本诗歌的婉转韵律、神道的万物论哲理以及天皇崇拜的深厚氛围中，似乎探寻到了日本优越性的相关证据。甚至，其中一些人公然宣称，日本应取代中国，成为真正的中央帝国。后来发生的种种事实表明，至少在当时，他们内心的确存有这样的想法。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即便在王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叛乱依然此起彼伏。相较之下，日本皇室所谓的纯净血脉显得更为“独特”，两者对比，中国的状况便相形见绌。

在文学风格方面，日本文学以含蓄温雅著称，与之相比，汉学则显得过于冰冷和理性。受此影响，日本亲华派也对“朱熹儒家思想象征自然秩序”这一命题产生了质疑与挑战。此外，他们从西方引进的“兰学”中的地理学知识，让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

日本开展对中国及西学思想的研究，其初衷本是为了彰显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优越性。然而，在研究逐步深入的进程中，哥白尼所提出的“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这一卓越的天文学说，竟得到了神道复兴论者们的一致推崇。

这一学说的广泛认可，使得曾经所谓“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是日本人的神圣祖先，日本自诞生之初便面朝太阳”的说法瞬间沦为荒谬之论。对于佛教徒以及秉持中国中心论的保守派而言，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不啻为歪理邪说。

西方思想之所以能让日本本土论者心潮激荡、热血沸腾，究其原因，在于其有助于将日本从中国文化圈的影响中解脱出来。

在众多的“兰学”者中，有一人尤为出类拔萃，此人便是本多利明。本多利明出身于家境贫寒的武士家庭，然而他凭借自身超凡的学识与过人的智慧，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恰似磁石吸引铁屑一般。他被粉丝们尊称为“日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一美誉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与独特地位。

这位日本的“富兰克林”曾言，政府的建立需以民众的许可为前提。他给出的理由发人深省：“当违背民意，以武力统治国家时，许多人会从内心深处反对这种强制胁迫，进而沦为违法乱纪之徒。”此言论展现出他对社会治理与民众意愿关系的深刻洞察。

他积极提倡日本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前往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人文科学技术。要知道，当时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其文字狱之严苛，甚至甚于清朝乾隆皇帝时期。在那个连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和西塞罗的《论友谊》都被列为禁书的年代，西学却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本多利明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萌生如此大胆且前卫的想法，实在难能可贵。他宛如在黑暗中高举火炬的先驱，引领着日本有识之士探寻新的知识与发展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本多利明还是日本主张殖民主义的第一人。他坚信，若一个国家没有殖民帝国的支撑，便难以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无疑是具有冲击力的，也反映出他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见解。

本多利明对日本帝国的构想，如同他的政治思想一般，既蕴含着所谓“进步”的表象，又透露出一种冷酷无情的本质。这种构想与他所崇拜的大英帝国的殖民方针高度契合，仿佛是从同一模子里刻出来的。

为了获取日本发展致富所急需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本多利明竟公然鼓励甚至怂恿日本人对被殖民国家的原住民进行残酷剥削。他们如同贪婪的恶狼，肆意砍伐当地的森林，毫不顾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原住民的生存权益。二战时期，日本帝国军人在中国或东南亚其它国家确实正是这样干的。由此足见本多利明是何等的“高瞻远瞩或远见卓识”啊！

本多利明还宣称，殖民统治者应当扮演“父亲”的角色，声称有责任引导和开化原住民，让他们不再“庸庸碌碌”地生活。然而，这不过是他为殖民侵略行径披上的一层伪善外衣，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奴役和控制原住民，以满足日本扩张的野心。

他的这一殖民思想，或许正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幌子，悍然发动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源。在这一邪恶思想的蛊惑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无数无辜的生命卷入了战争的深渊，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痛苦。

1837年左右，在所有融入日语的外来语里，有一个荷兰语词汇“Vrijheit”。此词汇源自荷兰人所撰写的《拿破仑传》，其含义为“自由”。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看似普通却蕴含着巨大影响力的词汇悄然出现，它宛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使得日本延续千年之久的中国儒学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日本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深受中国儒学的熏陶。自古代起，日本便积极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和思想，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深入人心，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贵族阶层的礼仪规范到普通民众的道德准则，儒学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也在日本的外交和国际关系认知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长期以来在这个秩序框架内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和互动。

然而，这个新出现的词汇所带来的冲击，打破了日本原有的这种稳定状态。它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政治理念和经济模式，与传统的中国儒学和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和质疑传统的观念和秩序，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变革的思潮。

也正因如此，绰号“老马特”的美国将领（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在1853 - 1868年这一关键时期的愿望得以逐步达成。佩里是一个极具野心和战略眼光的人物，他极力推动打开日本国门，并推翻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统治。

1853年，佩里率领着一支由四艘黑色蒸汽军舰组成的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港。这些军舰冒着黑烟，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对于当时还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威慑。佩里带来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要求日本开放港口，与美国进行贸易往来。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就像一颗炸弹在日本社会炸开了锅。德川幕府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史称此为“黑船事件”。

在此之前，德川幕府实行了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将日本与外界隔绝开来，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稳定。然而，佩里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封闭状态。他所代表的西方列强，拥有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这让日本深刻认识到自身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佩里的舰队展示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让日本看到了自己在军事上的落后。同时，西方的商品和文化也开始逐渐渗透进日本社会，冲击着日本原有的经济和文化体系。

佩里深知要彻底改变日本的现状，仅仅打开国门是不够的，还必须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不堪，内部矛盾重重，政治腐败现象严重。佩里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军事威慑，不断向德川幕府施加压力。他与日本的一些开明人士进行接触，传播西方的思想和理念，鼓励他们起来反抗德川幕府的统治。

在佩里的推动下，日本国内的变革力量逐渐壮大。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只有进行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才能使日本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他们发起了倒幕运动，联合起来反对德川幕府的统治。经过多年的斗争，终于在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维新拉开了序幕。

佩里夙愿得偿，日本旋即开启了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段征程绝非一帆风顺，痛苦与挑战如影随形。

日本在毅然舍弃传统的中国儒学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秩序体系时，也陷入了两难困境。当西方文化如汹涌澎湃的潮水般席卷而来，日本不得不深思如何在这股强大的冲击之下，坚守并传承自身独特的民族特色，以免在文化交融的浪潮中迷失自我。

不可否认，佩里的举措以及那个横空出世的新词汇（Vrijheit）所引发的强烈冲击，如同一把巨斧，深刻地劈砍并重塑了日本的历史走向。它推动着日本从一个长期闭关锁国、因循守旧的封建国度，逐步踏上现代化的崭新征程。这一转变，恰似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埋下了坚实的伏笔，成为日本近代化道路上至关重要的奠基之举，为明治维新的蓬勃兴起与深入推进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启迪、社会变革基础和发展动力。

什么是明治维新呢？日本明治天皇于庆应四年阴历3月14日（公元1868年4月6日）颁布《五条御誓文》，正式宣告幕府统治的终结。

《五条御誓文》中的大部分内容，竟源自一位曾竭力反对兰学者以及佩里“黑船事件”，甚至为此加入了以兰学和同意开放日本人士为刺杀对象的刺客行列，他便是坂本龙马。坂本龙马频繁现身于日本诸多小说、文学剧本、电影及电视剧中，成为当之无愧的主人翁。在日本，他常被赞誉为Garibaldi（加里波的）。

德川时代，秉持重武抑商之策。坂本龙马与福泽谕吉、本多利明皆出身于贫困的武士家庭。坂本龙马其人，不修边幅，举止邋遢，一头乱发肆意张扬，尽显放荡不羁之态，腰间还常挂着佩刀。坂本龙马初涉政治舞台时，是个嗜杀成性的狂徒。他在刺杀幕府的海军专家、兰学大家、人称“麟太郎”的胜海舟之际，被胜海舟大气凛然的气势所震慑，从而改邪归正。

事情的经过极富戏剧性。胜海舟曾与荷兰海军专家于长崎共事过一段时日。1859年，他作为驻美国公使团成员之一，亲眼目睹了美国国力的强盛。由此，他深刻地认识到，日本若想强大，别无选择，唯有打开国门。

在坂本龙马这类狂热的年轻人眼中，胜海舟的此种行为无疑是懦夫之举，甚至可被视为卖国求荣。当胜海舟直面前来索命的坂本龙马时，他镇定自若地说道：“你是来取我性命的吧，若是如此，能否容我先把话说完再动手？”坂本龙马点头应允。

胜海舟声情并茂地辩解，称自己与坂本龙马一样，皆怀有爱国之心，他唯一的愿望便是日本能够强大起来。他认为，赶走外夷的最佳途径是先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而若要掌握这些技艺，除了打开国门，别无他法。正因如此，他才提倡门户开放、暂时妥协退让。据说，坂本龙马听闻此言，当即扔掉手中宝剑，跪倒在地，为自己的“心胸狭隘”赔罪，并恳请胜海舟收他为徒。

所谓“明治”，顾名思义，即“开明之治”。“明治”正式成为天皇的新年号，未过多久，“明治”二字便成为一场令世人惊叹不已的现代化进程的代名词。这使得当时那些仍处于西方殖民或半殖民状态下的国家，不得不投以既羡慕嫉妒又夹杂着敬畏的目光。

明治维新方兴未艾之际，岁月悄然行至光绪二十年农历甲午年（1894 ）。此际，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正是高丽（朝鲜）国内爆发的一场内乱。

彼时，中国与日本同时派兵奔赴高丽。中国秉持着传统的宗藩之义，肩负起协助高丽政府平定叛乱的重任；而日本则以保卫使馆和侨民为托辞，派遣军队进驻。待内乱平息之后，日本却毫无退兵之意，赖在高丽的土地上，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的李鸿章，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妄图吞并高丽的勃勃野心。他深知，高丽地理位置关键，一旦被日本侵占，大清的龙兴之地——东北三省必将岌岌可危，犹如大厦失去根基，面临着倾塌的风险。

当李鸿章将这一忧虑告知朝堂之上的文武大臣时，满朝上下同仇敌忾。这些大臣们言辞激昂，一致宣称：“倭人不自量力，竟敢与天朝上国相抗衡，实如螳臂当车，以中国之威临之，定能如摧枯拉朽般将其击败。”

然而，李鸿章远非那些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如井底之蛙的大臣可比。他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与变革有着深刻的认知，清楚地意识到日本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绝不可小觑。

在晚清那风雨飘摇的时代，李鸿章作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诸多外交与军事决策上肩负着沉重的责任。面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步步紧逼，出兵与否成为了摆在他面前一道艰难的抉择。李鸿章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一旦出兵，局势便会如脱缰之马般难以控制。就如同骑上了猛虎的脊背，起初或许能凭借一时的勇猛驾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猛虎的野性会逐渐显露，想要轻易下来谈何容易。一旦陷入战争的泥潭，各种不可预见的情况会接踵而至，兵力的损耗、物资的供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等诸多问题都可能让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很可能会落得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国家也将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正当李鸿章在出兵与不出兵之间犹豫不决、内心如乱麻般纠结之时，驻华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前来拜访。喀西尼言辞恳切地向李鸿章表示，俄罗斯方面会从中斡旋，劝说日本退兵。并且他还信誓旦旦地承诺，如果劝说无效，俄罗斯愿意出兵相助，共同对抗日本。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李鸿章急需一股外部力量来缓解局势，而喀西尼的这番话无疑就像一根救命稻草。李鸿章在未对俄罗斯的真实意图进行深入探究的情况下，便轻易地听信了喀西尼的承诺，将希望寄托在了俄罗斯的身上。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逐渐发现喀西尼所说的话根本无法兑现。俄罗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没有真正履行其承诺。此时，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彻底中断，双方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外交途径的关闭意味着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一场战争已经如暴风雨般不可避免地即将来临。

甲午年（1894）7月初一，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战火的硝烟在东亚的上空弥漫开来。到了八月十八日（阴历九月十七日），中日两国海军在朝鲜北部的鸭绿江口不期而遇。这场海军战争对于大清而言，是全面抗战前最关键的一场战役，其胜负结果将对整个战争的走向以及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战略意义上来看，如果这场海战能够取得胜利，那么大清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将得以保全。朝鲜作为大清的藩属国，对于维护东北边境的安全至关重要。一旦朝鲜得以保全，东北也将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不会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在远东地区，中国将继续保持在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日本的扩张野心也将受到沉重打击，仍然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反之，如果海战失利，日本将在朝鲜半岛站稳脚跟，进而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东北，大清的边疆将面临严重的危机，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地区的主导力量。

中国海军麾下，有两艘令人瞩目的主力战舰——定远舰与镇远舰。这两艘战舰排水量均达7000吨，中国共有战舰65艘，当时在全球排名第八位。相比之下，日本其最大战舰的排水量不过4000吨，而且数量也只有32艘，世界排名第十一位，由此可见，无论在体量和数量或排名上均相形见绌。

中国海军提督为丁汝昌，他出身骑兵军官，于海军领域可谓是初涉之辈，缺乏专业的海军知识与经验。然而，他为人忠厚老实，且颇具气节。李鸿章委任他担任提督一职，是期望他能成为海军的精神领袖，以其人格魅力凝聚军心。

至于舰长刘步蟾，他曾负笈英国，毕业于英国海军学校，在学业上成绩斐然。他不仅精通海军专业知识，还对莎士比亚戏剧颇有些研究，可谓是学贯中西，颇具儒将风范，是名副其实的海归精英。丁汝昌有自知之明，深知自身在海军指挥方面的不足，故而将海军的实际指挥权交予刘步蟾。

定远舰与镇远舰在当时的海战中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它们装备了先进的火炮系统，火力凶猛，能够在远距离对敌方战舰造成致命打击；同时，坚固的装甲防护又为其提供了可靠的防御保障，使其在激烈的战斗中屹立不倒，堪称中国海军的王牌力量。相比之下，日本战舰无论是在体型还是火力上，都明显逊色于中国的这两艘主力舰。

然而，战争的胜负绝非仅仅取决于装备的优劣。战术的巧妙运用、官兵的素质高低以及后勤保障的完善与否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战争的走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支看似占据优势的中国海军力量，能否在这场决定命运的关键海战中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成为了当时人们心中萦绕不去的巨大疑问。

此次战争仅持续了5个小时，中方就损失了4艘战舰，1000多名官兵战死，而日本仅损失了一艘战舰，此战以中国海军完败告终，这次失败的原因，有军事专家和历史学者研究总结出来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战略不如人。刘步蟾胆小，为了保全性命，瞎指挥。其次是技也不如人。因丁汝昌不懂英文，定远舰上的总炮手是英国人Tyler泰乐尔，泰乐尔也不懂中文，指挥沟通不畅。其实最大的原因是慈禧太后挪用军费去修圆明园，致使每门大炮的炮弹不到三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