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常说，解读一部作品，就是和作者的一次对话。现实中，我和周卫宏先生仅有几年前的一面之缘，印象中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如今面对这样一部内容丰富、体式多样的诗集，我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去定义作者周卫宏。诗集分为四卷，内容各不相同，似乎每一卷诗的背后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周

周卫宏先生的诗集要出版了，发来电子版，嘱我写些文字。几个月来断断续续阅读，一读再读，每次都有新的感受，但真要下笔说点什么的时候，竟然一时无从入手。

人们常说，解读一部作品，就是和作者的一次对话。现实中，我和周卫宏先生仅有几年前的一面之缘，印象中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如今面对这样一部内容丰富、体式多样的诗集，我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去定义作者周卫宏。诗集分为四卷，内容各不相同，似乎每一卷诗的背后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周卫宏：他是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那个会宁县八里湾乡旮旯村油坊社的周家儿子；他是对会宁县内所有山川地名、历史人物、节气民俗如数家珍的赤子；他又是省城兰州处在文化前沿的资深媒体人；他还是勤奋而专注的当代小说的阅读者和别具一格的评论家…… 这部丰富而厚重的诗集里承载着一个来自甘肃中部农业区的人对于故乡的全部经验和情感，也囊括了一个久居其中的人对于兰州这座城市以及它所代表的西北现代生活的斑驳感受。同样，在这些不同卷帙背后的周卫宏，操着亦俗亦雅、既土又洋的不同腔调：既有饱含着泥土味的乡情谣曲，也有带着县域本土视角和浓重会宁口音的庄重叙述，也有游走在纷繁的文化场域中的都市知识分子的智性言说，还有从当代最优秀的大部头小说中破卷而出的才气纵横的借题发挥……因此，让我一时恍惚，不知道该和哪一个周卫宏、用怎样的一种话语方式去和他对话。

乡愁的诗学坐标：一个村庄的乡土中国

周卫宏的诗以抒情见长，他的情感中，分量最重的是对于故土的眷恋。“村庄诗史”卷中的大多数诗都有散文化的特征，叙事性强，娓娓道来，如同与乡里乡亲拉家常。首先是那些仿佛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和草木气息的地名，以及由地名唤起的村庄记忆：“长大后离开了油坊/每次回家/老远看见塌堡子梁时/就亲热得流泪/看见了它/心里就说/‘油坊，我的老家，你的孩子回来了！’”（《塌堡子梁》）诗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村庄里的每一个地名，每一次重温，仿佛都是一种情感的擦拭，也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现和重新命名。

对于作者来说，乡土不仅包括那些刻在记忆中的地名，更体现在有序、和睦、密切的家族亲情关系之中。乡村生活，真正构成文化的深层意义的，是人际关系。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家族是乡土关系中最微小且又最紧密的结构要素。在“村庄诗史”卷中的《给高祖父画像》《太爷爷们的名讳》《李家梁》《吴家湾》《西坡》《东坡》等诗中，诗人从家族入手，顺着族谱，梳理了村庄几代人的纵横勾连的关系，他不仅写家族里的辈分，给每个人画一幅肖像素描，也写弟兄们是如何分家的，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是如何分分合合的，还写他们死后埋在哪里，谁和谁埋在一起。也包括乡里乡亲的亲疏远近、过往际遇、毁誉荣辱等。那些一句带过的往事中也许隐含着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悲欢离合。可以看出周卫宏写人写事的标准：一个人是否有仁爱之心，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利他，是否勤劳，是否品德高尚——这些既是做人的标准，也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黄土高原上世世代代被尊崇的朴素的乡村伦理准则。

这种血缘纽带和亲属纽带，是构成传统农业社会人际伦理的根脉。而随着当代乡土社会的转型，“家族”已经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离散倾向，在许多地方，那些维系家族关系的亲情伦理观念已经不复有效，更多地被利益、消费关系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周卫宏诗中那些关于亲属和邻里关系的描写，就有特殊的意义。从整体上看，这是一部村庄家族史，从中可以看到家族的兴旺盛衰、人物的命运遭际和沉浮、村庄的变迁等一系列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叙事，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当代结构的细致观察。

如果说“村庄诗史”卷描绘的是构成乡土的毛细血管的话，“会宁诗志”卷则勾勒了一方地域的人文精神的粗犷脉络。会宁地处陇中，历史上因干旱、植被稀少而苦甲天下，但这里又是甘肃历代文脉鼎盛、人才辈出的地方。这种自然与人文的巨大反差之中必定隐藏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文化密码。这一卷诗发掘了那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人文底蕴——那些流淌在乡村血脉里的耕读传世、孝悌绵长的诗礼传统，以及那些从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峁间的一个个村庄里走出来的乡贤才俊、历史人物的事迹。“山川志”中，有些地名的汉字符号自带诗意，有些地名借历史、人物、典故而富有意义。诗的一部分是借地名之汉字能指，展开对于其符号所指的诗意想象，抒情的成分更多一些，如《桃花山》《白草塬》等。其中一部分还加上地方历史事件、传说、人物、风情等，如《慢牛坡》《大墩梁》《东山》等，透出了“志”的色彩。还有一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考察，如《祖厉河》《苍洼河》等，考察了自然生态的变化，如河川断流、改道或干涸，以及历史传统、人文风貌的变迁。《张城堡》则指出当今随意更改地名导致其人文内涵流失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地名志”揭示的是“地名”与人生经验、亲情、乡情的“瓜葛”，“与一个地方有瓜葛，那个地方就在心里抹不去了”。《杏儿岔》一诗写著名诗人牛庆国的家乡，其中人与村庄、诗歌意象与村庄物象，诗内诗外以及诗歌自身的互文指涉，写得十分巧妙，也清新感人。“人物志”中，一个个会宁籍的历史人物从周卫宏的笔下走出来，栩栩如生，他们中有文状元、武举人，有忠臣良将，有名宿大儒，他们的文治武功，撑起会宁的文脉脊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乡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周卫宏从小出生在村庄，在乡村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时代，青年时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成为吃“公家饭”的城市人。此后，虽然可能每年至少一次或数次回到家乡，与家乡土地的那种血肉联系从未中断过，但是必须看到，这近四十年的时光，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时代在巨变，村庄在变化，就连作者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新乡土现实和人际关系中有新的结构特征，也有新的人际关系，表现在人们对于乡村事物的情感已经走向陌生，人与土地的关系已经逐渐浅淡，表现在家族意识的离散，亲情的代际疏远或淡漠，甚至断亲现象。对于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周卫宏这一代人来说，客观上，这种故乡记忆和乡愁，也许是最后的一缕温情了，也许他的这些诗歌也是唱给传统乡村的最后一首挽歌。周卫宏肯定是看到了这所有的变化，肯定有许多感喟、惋惜甚至痛感。但他反其道而行之，他更着眼于那些在时间中沉淀下来没有变化的乡村事物，在“变”与“不变”之间做了一种选择。可以说，他的“村庄诗史”卷是一部关于“不变”的记忆。而这种“变”与“不变”之间的叙事空间，给当代的“新乡土叙事”提供了无穷的主题。

另一方面，周卫宏作为甘肃日报社的资深媒体人，始终处在政策信息的前沿，他的位置，正好是观察当代中国现实，特别是“三农”问题的最佳窗口。可以看到，对于乡村传统，他的观察大于批判。对于传统族谱、亲情、乡情的现代结构、形态和传递方式，对于乡村伦理的韧性，对于土地与人的关系的嬗变，以及在现代的状况，他没有急于拿起批判的利器痛陈“现代性”的弊端，而是选择了重温传统中那些美好的部分。他的书写中寻根溯源的意义大于解构的意义，建设意义大于批判意义。

这部分诗篇力图突出“志”的特性，但这是感性化的个人“志”，抒情的成分多，叙事部分少，因此客观上这只是一部“情感志”。有意思的是诗的体式，采用了“十四行”诗。“十四行”原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著名诗体，作者在这里应该是借用了“十四行”之形，而与欧洲的文化精神应该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

现代都市中的日常抒情：凡俗个体如何诗意栖居

诗集中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是“岁月诗记”卷。这一卷抒写的是作者当下的生活，可以看作一部诗体的日记、岁月的“流水账”。其中“日记”的意义似乎要大于“诗”的属性。读这样流水一样的诗篇，像是在参与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跟着他的感受，把一年四季重新走一遍。他以邻家大哥或大叔的身形在写作，在日复一日的尘世生活里，你仿佛看到一个心肠温热的中年男人，忙忙碌碌地奔走在大街上、楼宇间，奔走在岁月的烟尘里，奔走在光与影的交替之中，奔走在意味深长的生活细节深处。你仿佛是在倾听他的喘息，倾听他的心声，感受他的温热与善意，你仿佛在与他互相拍拍肩膀，点上一根烟，会心一笑，相对无言。

在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里，大到家国情怀、纷繁世事、冷暖人情，小到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都可以成为一首诗。作者对万事万物都保持着一种感受的敏锐和描写的热情。这一卷诗中，最多的是关于节令、节气的诗，是一幅陇上节俗长卷。节俗、世俗，这“俗”就是地气，就是入世精神，就是普通人的快乐和幸福，因了这“俗”，熙熙攘攘的人间充满醇厚氤氲的烟火气息。

他写兰州，写黄河，写路边的一草一木，看到的都是这座城市的美，都是变化，都是惊喜。《写给兰州三五行》，以都市民谣的语调写出了周卫宏心目中兰州这座烟火气息浓郁的城市的独特韵味。他也写旅行和远方，写甘肃的许多地方，在他笔下，河西的各个城市各具魅力。组诗《甘南行吟》想象力飞扬，诗意充沛。而组诗《老家》则散发着田野泥土草木的清香，和老家风土人情的朴实醇厚。这部分诗歌，充分体现了周卫宏诗歌技巧的灵活多变性。在周卫宏所有写景抒情的诗篇里，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与远方、故园、众生息息相关。作为媒体人，可以说他处在信息时代的前沿，热点新闻，随手拈来，皆可入诗。出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和谨慎，他的现实关怀往往以时事感喟的方式呈现。他所表达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感受以及感慨，避免了代表某种立场作价值评判，也不追求建构什么。但凡涉及敏感话题，即刻画龙点睛，点到为止。但他在理性的审慎和抒情的开合之间保持了适度的张力，在克制的诗句下面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涌动的悲悯。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到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诗史”传统的影响，如他写孔子“至此/我终于明白/活着不是别的/活着就是要有温度/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就是用不曾冷却的热情/永远暖和着这人世”（《致圣》）。也有对现代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传承，如他写鲁迅“先生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其实，中心意思就俩字：良心”（《先生》）。温度、良心——这正是周卫宏诗歌内在的风骨。虽然他的诗中不乏讽喻、针砭的锋芒，但他的诗歌总体来说是温暖的，周全、完整的，不存在晦涩、阴暗、灰色的东西，不存在破碎、崩溃的东西。

故乡、城市、远方、世界，构成周卫宏诗歌的四个现实维度。这个世界因此是清晰、稳固的，是平衡、和谐的：“单位靠着/家园靠着/身子靠着/心也靠着……南山，或者兰山/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一座山/我们都靠着”（《南山，或者兰山》）。这首诗的所指应该远远大于其能指，“靠着”一词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因为有某种可以“靠着”的坚实东西，比如乡土社会，他的诗歌因而对世界充满感恩意识，并超越了现代性带来的那些冲突性、不确定的东西，超越了普通人常见的困惑或迷惘。

“新文人”与“新文人诗”：当代诗歌的一种可能性

读周卫宏的诗，仿佛能看到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这是一种文人的方式，诗意的生活，既有饱满的现实感，又具有文化上的建构意义。

严格来说，“文人”是一个古代词汇，更是某种身份的集合，令人联想到古代那些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兼具思想家、教育家、作家、学者、书法家、画家、音乐家等多种身份且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尤其那些擅长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趣味的风流雅士。文人还往往与“士大夫”概念关联在一起，令人联想到古代的官僚阶层或社会精英。它也让人联想到传统文人的风骨、正气、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也联想到文人的隐逸、桀骜不驯和乖僻、出世。

但这样令人浮想联翩的“文人”群体早已经消失，有人说，现代以来再无文人，现代只有“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早已褪去了文化精英的光环，而成为社会分工中普通的脑力劳动者，“文人”作为人格素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观察，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文人性”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在体制内，在那些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单位”骨干和精英中，往往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现代教育体制培养而成的知识结构，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也接受了西学的熏陶。他们兼具工具理性和人文情怀于一身，但他们的骨子里始终有一个摆不脱的“文人”人格形象。他们大多出生于农村，血脉中有农耕文化的深厚基因，对于乡土社会有长久的记忆，有脐带一样的土地情结。他们又定居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体制内稳定的职业、乡愁中永远的故土、作为心灵寓所的文艺情结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四维。长期的职业历练，使他们对时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有清醒、理性的认知，他们将科学知识分子的格物致知精神与传统文人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特性集于一身。我们不妨将这一类当代中产知识分子称为“新人文知识分子”。

尤其在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一种越来越多的“文人雅集”现象，就是一部分志趣相投者，以琴棋书画、诗文、品茗而雅集、唱和。他们的雅集当然会产生才华的碰撞，催生艺术的创作，会产生文学、艺术创作。但这种创作较少功利心，反而产生了许多真正的艺术品。他们的作品往往被坊间私人收藏，诗歌或散文往往通过自媒体平台在小范围传播，供同道间欣赏、唱和。他们不以“发表”为目的，不以“获奖”为追求，自觉不被卷入主流创作的人潮汹涌的竞技赛道。他们中尤以生于“50 后”“60 后”的体制内从业者居多，也不乏“70 后”的身影。他们构成中国当代艺术、文学创作多元群体的一个层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活动在当代人文精神的重构和艺术审美范畴的嬗变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是否把这种现象称作是当代的“新文人”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周卫宏的诗歌创作，是否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当代“新文人诗”的个体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周卫宏的创作是可以被归入“新文人诗”这个类型的。他的诗是传统文人情怀、现代人文精神、媒体人视角、知识分子思考的有机融合。他的人文情怀包括家国情怀、乡土情结、社会现实关注。农耕文化、诗教传统，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对故乡的热爱是流淌在他血液里的情感，但这一切都经过了他的现代知识分子视角的审视，并将文化观察和文学表现融合在一起。因而他的这些文人诗就有了鲜明的当代特质。

乡土、都市或乡村之子、都市知识分子，这些以往被认为是二元冲突的元素统一在他的诗中，互相有机融合，而不是冲突，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他成功地做到了诗中融合的东西大于冲突的东西，完整的、稳定的东西大于离散的、冲突的东西。这在文化上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诗话”“史”“志”，这些词都是方正而庄严的，体现着作者的虔敬和庄重，它们构成周卫宏的故乡书写的时空架构。“著史”与“修志”的后面，是对于乡村伦理重建的构想。同时，他的诗中对于由村庄变迁、血亲谱系、家族家风构成的“脉”与由邻里乡情、地名考古、山河记忆等构成的“络”的书写，也给当代诗歌中离散、空幻的“乡愁”书写提供了一个清晰、硬实的坐标。

作为新文人，周卫宏很少有传统文人的消极悲观、避世遁世出世的思想，他是积极入世的。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他更多地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务实、坚韧精神和民间文化的乐观、豁达、包容精神。这样，一个人的日子就是眼前，就是当下，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就是完整的，在完整中超越缺憾，追求平衡和圆满。因此，周卫宏给当代“新文人”精神注入的，是一种乡土传统、现实关怀、都市审美三者相融合的文人情怀。他的诗中表达的这种积极入世精神，我们可以看作是当代“新文人”精神的一种重要特征。

从艺术形式方面来看，这样一部诗集本身体现了周卫宏对于诗歌的理解和定义，即他的诗观。首先，这是一部承袭了古典诗学传统的当代文人诗集。关于四时变幻、风霜雨雪的节气节令书写在周卫宏的诗中是最多的，而这是文人诗的一个典型特点。此外，除了卷一之外，他把“史”“志”“诗话”等属于不同素材、题材，因而需要不同文体来表现的内容统统用“诗”来处理，而且处理得如此娴熟自如。从中国诗歌传统来说，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古老的诗歌观念，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的国度。古代诗文不分，天下文体统称为文章，文章分韵文和散文，诗即韵文。韵文既可以抒情，也可以记事叙事，因此天地人生社会的一切，无不可以入诗。就此来看，这部诗集正好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大诗”观。“志”“史”中的人物和事迹都是真人真事，在题材上来说都属于非虚构的，应属于传记或者纪实一类叙事文体的。小说人物诗话应属于文学批评的内容，但在作者笔下，全都写成了诗，因此，这也是对于传统诗歌观念的一种发扬。在诸种文体中，体现了作者对于“诗”的偏爱，甚至是近乎固执的诗的优先性。就现代诗而言，他的这种万物皆可入诗的诗观，无疑是拓宽了诗歌的领域，这同样也是一种“大诗”观。

个体的诗歌旅程：有限自我朝向无限人生的写作

周卫宏的诗看似朴实无华，近乎口语，但隐含技巧于无形。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句式上及节奏、韵律感中，而且随神赋形、变化无穷。还有他的巧妙的比喻、拟人手法，这些都可以看出现代诗的素养。他对于诗有着天然的领悟，诗歌技巧于他而言似乎是得心应手的技能，他对于诗的语言、语感、韵律、节奏、句式都把握得灵活而到位，使他的诗在形式上纯熟、灵巧、圆润而精致。他的“十四行诗”中，西方的诗歌体式与中国的乡土生活结合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诗集中的“小说人物诗话”卷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文学评论，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鉴赏”传统，基本方法是“点评”。就其“诗体”来看，也可以看作是在小说基础上的二度创作。以小说人物的故事为素材，进行了个人化的想象、理解和演绎。其中大部分是对原作中人物形象原有意蕴的正向阐发，但也不乏另辟蹊径，有独到见解的部分。这种写法的特点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但其局限性在于由于其特殊的体式，恐怕很难归入到现行的文学批评的类别中去。

套用当代诗歌批评术语来看，周卫宏的写作可以说属于“个性化写作”的一个突出个例。他的诗歌写作是非竞技性的。他属于不为了发表而写作，且不把自己归入某种诗歌共同体的那一类写作者，而这比竞技性的写作更有难度，因为除了热爱之外，作者还得始终保持对万事万物的那种永不衰退的敏感。

作为个体的诗歌日记，周卫宏的诗歌是写给读者的，更是写给自己的。他独自赋予所有流水般的日子以意义，使有限的自我向无限的存在敞开。对于诗，对于生命，这就足够了。

作者：安少龙 2024 年6 月26 日于草原小城合作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