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产队大集体时期，建立了以合作医疗制度为基础的卫生服务体系，赤脚医生应运而生，大幅提升了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这一时期，始终秉持预防为主的理念，大力改善环境卫生，有效减少了多种传染病的发生，为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筑牢了坚实防线。

原创 俞胜佳 时光收藏盒 浙江

生产队大集体时期，建立了以合作医疗制度为基础的卫生服务体系，赤脚医生应运而生，大幅提升了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这一时期，始终秉持预防为主的理念，大力改善环境卫生，有效减少了多种传染病的发生，为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筑牢了坚实防线。

合作医疗制度：化解“看病贵”困境

1958年，通元公社率先建立起农村保健员队伍。1965年后，各生产大队纷纷设立卫生室。1968年，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此后，公社全面推行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制度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构建。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员缴费、生产队公益金提留以及大队补贴。在1968 - 1973年期间，每人每年筹资3元，其中社员承担1元，生产队公益金支付2元，剩余部分由大队兜底。随着药品数量的增多和价格的上涨，合作医疗的筹资额度也相应提高。实际上，当时大队收入来源有限，所谓的大队兜底，往往是在年终决算时将缺额分摊给各生产队。

永红大队采药小分队合影（胡永良提供）

合作医疗实行“保小不保大”的运作模式，主要覆盖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以及基本药物。社员在大队合作医疗站看病时，仅需支付极少的挂号费、出诊费和注射费，药费全免，这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看小病的经济负担。不过，对于需要到大医院住院或进行大手术的严重疾病，保障能力相对薄弱。医药费在200元以下的，可报销50 - 60%；重病住院医药费超过200元的，则由大队医管组集体讨论，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给予报销。

自从有了合作医疗，社员们的小病小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有效避免了小病拖成大病的情况。因此，社员们对合作医疗制度十分拥护。

赤脚医生制度：攻克“看病难”与“缺医少药”难题

赤脚医生从本大队选拔具有一定文化程度（通常为初中或小学毕业）的青年社员，接受县医院或公社卫生院为期几个月到一年不等的速成培训，学习基本医疗知识、常见病防治、针灸、中草药使用、接生、外伤处理、预防接种等技能。

赤脚医生亦农亦医，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除了为社员治病，他们还要参与生产队的田间劳作，“赤脚”二字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的报酬以记工分的形式计算，参与生产队年终分配。他们扎根基层，与社员朝夕相处，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随叫随到。记得当时的赤脚医生常常前往社员家中，为病人扎针挂点滴。在“双抢”大忙时节，大队的两名赤脚医生会轮流到生产队巡回医疗，送医送药到田头。每个生产队还配备一名保健员，为社员提供注射针剂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就医用药，尤其是在急诊、夜间和农忙时期。

赤脚医生还承担着大量公共卫生工作，如卫生宣传、疫情报告、预防接种、爱国卫生运动等技术指导。

我们永红大队的合作医疗站设在大队部会计室对面，在这里先后培养出6名赤脚医生：黄强、林市良、陈伟建（陈渊）、姜留荣、陆明宝、黄芽宝。他们都是大队里的优秀青年，黄强和林士良应征入伍后，先在连队担任卫生员，随后经部队医学院培训成为军医。陈渊被推荐进入嘉兴卫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成为学校和市计生委领导。

为节省合作医疗费用开支，大队的赤脚医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大量运用价格低廉或就地取材的中草药和针灸等传统疗法。大队还专门成立采药小分队，奔赴山区采集中草药。

陈伟建刻苦钻研中医疗法，得知6队社员范文荣精通草药，能识别和种植许多中草药，便拜他为师，学习草药识别和采集技术。他还向五星大队的卢定华医生请教中医知识，学会了自己开中药方为社员治病。大队有位女社员因小中风导致轻微偏瘫，经过他的针灸治疗，病情得到明显改善。

赤脚医生陈伟建用针灸疗法给社员治病（图源《通元村志》）

陆明宝也是一位值得称赞的赤脚医生，她接生技术高超，远近闻名，只是没有学历。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大队将她纳入赤脚医生队伍。她通过刻苦自学和参加培训，成为一名合格的赤脚医生，既能为孕妇接生，又能为社员治病。

赤脚医生的装备通常是一个印有红十字的药箱，里面装有听诊器、体温计、注射器、常用西药（如止痛片、消炎药、止泻药等）以及自采自制的中草药。尽管装备简陋，但却是广大社员防病治病的有力保障。在当时，赤脚医生是社员心目中的健康卫士。

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夯实医疗支撑体系

大队合作医疗站作为三级医疗保健网最基层的一级，由赤脚医生负责日常诊疗和预防保健工作。公社卫生院处于中间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提供门诊、住院（简易病床）、简单手术（如阑尾炎）、接生、化验等服务。同时，负责培训、指导和监督赤脚医生，接收转诊病人。县医院是最高一级，提供相对全面的医疗服务，接收下级转诊的疑难重症病人，并对下级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

这个网络确保了医疗服务能够延伸到最基层的农村，有力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有效改善了环境卫生，预防了疾病的发生。例如，发动群众大规模参与“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活动，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成功控制了农村常见的霍乱、伤寒、疟疾、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流行。

小时候与此相关的两件事，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一是普查大便，防治寄生虫。我被查出有蛔虫，领到了几颗“宝塔糖”（驱蛔虫的药），吃起来很甜。当时我心里想，下次验大便时最好还有蛔虫，就能再次吃到宝塔糖了。另一件事是免费接种疫苗，我接种牛痘（天花）疫苗后，手臂上起了一个很大的包块，红肿发热，后来结了一个很大的疤，这个疤至今还留在我的左手臂上。

为消灭血吸虫病，政府和基层组织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先组织人员普查钉螺（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凡是发现钉螺的地方，或进行填埋，或用药剂处理。印象最深的是，有钉螺的河浜河滩筑起了一条灭螺带，我也曾参加过几次相关劳动。对于血吸虫病，政府一方面通过灭钉螺切断传染源；另一方面对已患病的社员进行免费治疗，全公社共检查出血吸虫病人1730人，治愈1694人。80年代初，我母亲因血吸虫病致肝硬化出血，在县人民医院的住院治疗费用仍由政府承担。

血吸虫病的消灭，让毛主席的诗篇《送瘟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在改善环境卫生方面，也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对各家各户的粪便进行集中管理。这项工作涉及面广、任务繁重且十分细致。生产队每天下午派出两名女社员到各家各户收集粪便，收集时还要过秤记录，然后将粪便送到集中点进行沤制发酵灭菌处理。根据收集粪便时的数量记录，以粪票形式发给社员作为凭证，社员需要用作肥料时凭粪票领取。这项措施既改善了环境卫生，又切断了通过粪便传播疾病的途径。

从我们大队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践来看，这项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低成本、广覆盖。它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集体经济、工分制、大量非专职化的赤脚医生、中草药），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覆盖全体社员的初级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解决了基本的“有医有药”问题。在预防为主、控制传染病方面成效显著，且可及性强，赤脚医生“扎根乡土”，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就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当然，也必须承认它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医疗服务水平较低，诊疗能力有限；保障水平低，只能解决最基本的小病小痛，对大病、重病保障不足；依赖集体经济，可持续性不强；存在“大锅饭”弊端，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不高。

总的来说，生产队大集体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构建起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低成本、广覆盖、重预防的初级医疗卫生体系。它在改善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状况、控制传染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方面发挥了巨大且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来源：草根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