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5年5月21日深夜,主席,您夜里也别多看书,明天还要赶路。”警卫员小李压低声音,茶陵县委大院的灯光透出窗纸,毛泽东抬头笑了笑:“放下州志就犯困,还是再翻两页。”这一幕,其实只是他那年南下行程里极普通的一个片段,卻能窥见老人与井冈山再相逢前的心境——急切
“1965年5月21日深夜,主席,您夜里也别多看书,明天还要赶路。”警卫员小李压低声音,茶陵县委大院的灯光透出窗纸,毛泽东抬头笑了笑:“放下州志就犯困,还是再翻两页。”这一幕,其实只是他那年南下行程里极普通的一个片段,卻能窥见老人与井冈山再相逢前的心境——急切、平静,又带点少年般的期待。
要把镜头往前推,3月14日北京站。天气转暖不久,专列却悄悄驶出城,目的地并未公开。此前十多年里,毛泽东多在秋后才离京,“春天就南下”,连身边工作人员都觉得意外。保密级别极高,车厢外表看不出任何不同,沿途停靠也选在战备仓库或侧线;一旦检查记录,车号都用代号替换。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那晚在武汉“梅岭一号”汇报时,会议桌上连热茶都没多备一盏,“他不喜欢铺张,也从不让人陪酒寒暄”。
武汉小住一个半月,湖南长沙又住了二十多天。长沙是他的求学地,却没停留太久。“想回井冈山看看。”4月末的一个傍晚,毛泽东一句话敲定了接下来所有日程。汪东兴闻讯即电告江西,要求“路线隐蔽、人员从简、沿途不搞迎送”。那年井冈山区交通条件已比三十年代好得多,但在毛泽东心里,那里仍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旅游地,而是革命起点,精神坐标。
22日一早,车队从茶陵出发。越野吉姆车发动机声音低沉,沿途是初夏的青山和薄雾,轮胎碾过碎石时,司机刻意保持低速以免扬尘。进入宁冈县茅坪,所有人以为主席会下车去八角楼旧居。结果车没停,他只隔窗凝望,轻声说道:“房子在,山也在,人来人往,挺好。”这句自语,很快被风吹散,只留给警卫员一阵恍神。
盘山公路拐进黄洋界时,已近中午。山风猛,云雾厚,一行人甫一落地即感凉意。72岁的毛泽东执拐疾走,速度不输年轻人;警卫心里暗自吃惊,嘴上还是提醒:“崖边路窄,注意脚下。”山顶哨口原状保存,大炮铁身暗褐,触手生凉。他用拐杖在炮筒上轻敲两下,回头说:“当年三发炮弹都受潮,前两发帮第三发加热,这才响。”随行干部有人点头有人疑惑,他又补一句:“事物矛盾,成败常在细节。”简单一句,透出他一贯的辩证思维。
黄洋界参观结束已近傍晚,众人下山时意外发生。吉姆车水箱报警,发动机熄火。山路无水源,司机急得抹汗。有人建议换车,汪东兴清楚主席每次乘车从不轻易更换,但仍去请示。毛泽东听完,摆手道:“不用换,司机没错,车也没错。水箱缺水而已,我带的水够它‘喝’。”说完把自己的铝壶递过去。司机把壶里半壶凉水灌进水箱,再补几圈山风冷却,车子果然重新发声。围观干部一阵轻松的笑,谁也没想到一壶饮水成了“救火队员”。事后维修人员检查吉姆车,确认只是水泵老化,并非大故障。
车队夜色中抵达茨坪镇井冈山宾馆。宾馆照例准备了“欢迎宴”,却被汪东兴压缩成四菜一汤,其中有一盘本地小竹笋。敬老院老兵吴大叔亲手采的,足有鸡蛋粗细。毛泽东看着青翠笋尖,感叹:“井冈山的笋味道没变。”他夹了一筷,又招呼警卫多吃:“别光看我。”饭后,他登上宾馆楼顶俯瞰茨坪灯火,说“机械化好,山路不再阻人,老区跟上时代,就对了。”
在宾馆的八天里,他完成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稿。创作过程无人打扰,桌上常年放着两种纸,一沓原稿,一沓重写。不用秘书誊清,他自己改,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后来汪东兴见桌上摞着数页修改稿,问是否发表,毛泽东摇头:“不急,再想想。”这一“再想”,竟拖至十余年后方见报。
5月29日下午,茨坪宾馆前空地人声鼎沸。广播反复播放通知,井冈山各乡的老红军、烈士家属、林场工人闻讯赶来,公路两侧站满人。四点整,毛泽东走出侧门,群众先是静默,随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好!”警卫迅速形成护圈,但毛泽东主动伸手,同前排老战士一一握手。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被人扶到主席面前,毛泽东轻声喊:“袁嫂子。”老人泪如雨下,几乎说不出话。简单握手,却隔着三十八年的烽火与等待。
合影仪式分批进行,钱嗣杰举着海鸥相机,光圈调到f8,快门1/125秒。“大家别动,再坚持一下。”他说了三次才完成。胶卷冲洗出来后,这几张照片很快传遍各大机关和部队,许多人第一次看到毛泽东与井冈山群众并肩而立的影像。照片背面,摄影师只写了一个日期:1965.5.29。
第二天清晨六点,车队下山。毛泽东站在车门口,目光扫过道路两侧送行的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却把帽檐微微抬高,像是要把每个人都看清。汽车缓缓启动,井冈山的山路在车窗外倒退。同行者都明白,他大概也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登临黄洋界。
6月22日专列回到北京西直门外,车头还没停稳,中央办公厅即接到指示:将井冈山考察材料整理归档,并向湖南、江西省委各送一份备查。材料厚厚一箱,里头包括七张底片、两份谈话记录、毛泽东亲批的若干修改字条。若干年后,有学者对那箱文件进行信息编码统计,发现字条中“安全”“群众”“机械化”出现频率最高——先是关心人的安全,再是关心群众的冷暖,最后才想到机器与技术,这与他在黄洋界“给汽车喂水”的小举动呼应得恰到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最终公开发表已是1976年元月,距离写成整整十年。那时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仍坚持把词稿再改一遍,删去了两处形容词,增加一句“世上无难事”,理由很简单:“词也要讲朴素,不必多修辞。”邓颖超在稿纸上批注“主席自称受我‘压迫’写词,实为谦辞”,这种相互谦让的文字,也成为研究者判断词稿改动时间的重要线索。
如果要给1965年这次井冈山之行下结语,很多当事人说不出宏大词汇,只记得几个生活化的瞬间:半壶凉水救了吉姆车,县委临时搭起的木板大床稳得很,以茶陵州志当枕边书,黄洋界晚风吹得人打哆嗦却精神抖擞。细节虽小,却恰好刻画了那个时代领袖与老区之间的真实关系——彼此信任,没有客套,也没有距离。
来源:东方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