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能进辅仁大学，并一直工作到现在，还要从邵老伯和唐老伯说起。我十一岁时，他们帮助我家募集了2000元的七年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到十八岁，这笔公债已用完了。那时我刚中学肄业，还没找到工作，只能靠临时教些家馆，维持生计，偶尔卖出一两张画，再贴补一些。邵、唐
我能进辅仁大学，并一直工作到现在，还要从邵老伯和唐老伯说起。我十一岁时，他们帮助我家募集了2000元的七年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到十八岁，这笔公债已用完了。那时我刚中学肄业，还没找到工作，只能靠临时教些家馆，维持生计，偶尔卖出一两张画，再贴补一些。邵、唐二位老伯对我真叫负责到底、仁至义尽、善始善终，他们认为最稳妥的长久之计是为我谋一份固定的工作，于是在我二十一岁时，找到四川同乡傅增湘先生帮忙，他慨然应允。
傅老先生是我曾祖的门生，他在参加殿试时，我曾祖是阅卷官之一，在他的卷子上画过圈。傅老先生在当时是著名的社会名流和学者。早年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当时书院的山长是桐城派著名学者吴汝纶，他十分欣赏傅老先生的诗文。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中进士，入翰林，任编修，又升为直隶提学使。当时改革风气初开，傅老先生率风气之先，创办女子学校，培养了大批女子人才，直到晚年，当时的女学生还常登堂求教。北洋政府时，因教育成就显著，受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时政，尤其不满当局干涉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而辞职。后又将精力转向筹办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又任辅仁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对辅仁大学有开创之功。傅老先生博学多闻，退出政界后搜罗古籍，校勘群书，达一万六千余卷，后都无偿捐献北京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大量有关古籍的专著。傅老先生与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交谊笃厚。他任教育部总长时，陈校长任教育部次长，他下野后，陈校长接任他做护理部务，掌管大印，相当于代理总长，后来辞去政务，傅增湘先生给启功的信应英敛之之请，专职任辅仁大学校长。二人之间可谓长期共事，于是傅老先生决定为我的事去找陈老校长。而老校长从此成为我终生的大恩师，为了能更清晰地表述陈校长对我的培养，不妨先对他作一简介，特别是我见到他之前的一些情况：
陈校长名垣，字援庵，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广东新会人。幼年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但他自称"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陈垣来往书信集》)，研读了大量的子书和史书，接受了很多实用之学。但受时代风气所限，仍不得不走科举之路，于是他"一面教书，一面仍用心学八股，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废了，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方法，逐渐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这期间他参加过县试、府试。二十一岁时先取为新会县试第一名（案首），同年参加广州府试。按惯例，各县案首府试无不取之理，但主试的广州知府施典章对陈垣先生文章中表现出的新思想不满，竟在卷子上批道："直类孙汶（文）之徒"，后又把"孙汶"圈去改为"狂妄"。所以最初陈垣先生不在复试之列，但在舆论的压迫下，府学不得不在最后时间把他的名字补上。而复试的题目为"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显然是针对陈垣先生初试文章的"狂妄"而发的。但这次陈垣先生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地作起了八股文章，那位施知府也无话可说，于是陈垣先生顺利通过府试和院试，考取了秀才。后来他在回忆这次经历的时候曾作过这样两句诗："犹忆当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
同年又参加顺天府乡试，广东甄某请陈先生代考，于是陈先生在考试时一口气作了两篇文章。张榜结果，自己的那一篇没中，而给甄某的却中了。"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合当时口味，越用心越南辕北辙。代别人作文，不下工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见《陈垣年谱》）但也有收获﹣﹣得到甄某3000元酬金，把历年从家中支出的钱全部还清。第二年又补为廪膳生，即可以拿到"廪"-﹣实物和"膳"-﹣伙食的双重补助的生员，再次参加开封乡试，仍未录取，从此彻底放弃科考，投入宣传新文化运动及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曾参与及创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宣传革命。后又大力兴办教育，在新会、广州教过小学、中学，又考入美国人在广州开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又与广州医学界的中国名流创办光华医学校和《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2年与广东医学共进会同人欢迎孙中山并摄影留念。
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北上北京，又创办北京孤儿园、北京平民中学。这时期他的学术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在历史考据方面的成就更令人瞩目。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亲自上街游行。由于社会影响日益显著，1921年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2年起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辞去教育部任职，专心于办学与学术研究。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1926年任辅仁社社长。1929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到1971年故去，享年九十一岁。陈老校长毕生投入到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中，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史学家。
他的学术著作《通鉴胡注表微》、《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都是史学界不朽的著作。陈老校长作为史学家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他最擅长宗教史，他出身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从小皈依基督教，所以对基督教史，特别是中国传入史有非常深入、精辟的研究，后来他又广集佛教典籍，因此对佛教历史典籍也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如《中国基督教史》、《开封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考》、《元也里可温（即天主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入中国考》（以上四种合称"古教四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二是非常强调把中国的各民族当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来研究，强调中华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整体文化，如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即是这样的代表作。三是充满爱国激情，把历史学和爱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他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而他的《通鉴胡注表微》就处处渗透着抗敌御侮的思想和用心。试想，能到这样一个大学者手下工作不是非常难得、非常荣幸的事吗？
所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傅老先生介绍我与陈校长会面时的情景：
我先到傅家，把我作的几篇文章和画的一幅扇面交给傅老先生，算作我投师的作业。他嘱咐我在他家等候，听他回信。然后拿着这些东西直接到陈老校长家。当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我知道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我渴望得到它，又怕失去它，为了它两位学术大师--一位前总长，一位前副总长亲自过问，这怎么能让我不感动？好不容易盼到傅老先生回来，他用平和的语气传达了令我激动的消息："援庵先生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又叮嘱道："无论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作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就这样我得以去见陈校长。初次见面还未免有些紧张，特别是见到他眉宇间透出的一股肃穆威严之气，甚至有些害怕。但他却十分和蔼地对我说道："我的叔叔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的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一句话说得我放松下来，还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但事后我想，老先生早已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会对封建科举制度看得那么重要，他这样说是为了消除我的紧张情绪，老先生对青年后生的关爱之心可见一斑。
之后，老校长即安排我到辅仁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在交派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教的是什么，怎么教的？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况报告了一番，陈校长听了点点头，又嘱咐我说："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子不同，你站在台上，他们坐在台下，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万不可对立。中学生，特别是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也正是脑筋最活跃的时候，对他们一定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可对他们有偏爱，更不可偏恶，尤其不可随意讥诮讽刺学生，要爱护他们的自尊心。遇到学生淘气、不听话，你自己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无效，你怎么收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就是师表，你要用你的本事让学生佩服你。"上班后，我自然不敢怠慢，按陈校长的嘱咐，努力上好每一节课。几十年后，还有当时的学生记得我和我的课，称赞我的课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使他们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该说我的教学效果还不错，但一年多后，即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刷掉。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说我中学都没毕业，怎能教中学？这与制度不合。于是我一进辅仁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陈校长却认定我行，他也没有洋学历，自报家门时总是称"广东新会廪膳生"，他深知文凭固然重要，但实际本领更重要。他又根据我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绘画知识的特点，安排我到美术系去任教，但限于资历，只能先任助教，教学生一些与绘画相关的知识，如怎样题款、落款、铃印等。说实在的，凭我的绘画功底和从贾老师、吴老师、溥心畲先生、溥雪斋先生、齐白石先生那儿学到的东西，做个美术系区区的助教绰绰有余；实践也证明我能胜任，很多当时美术系的学生至今还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分管美术系的仍是那位张院长，孙悟空再有本事，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年多后，他再次以资历不够为理由把我刷下。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做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世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先生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辅仁，结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
那年正是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了北平。北平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用说流离失所的难民了，一般的小康家庭都难以为继，更何况我刚刚工作又失业，生活又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我不得不临时去教一两家家馆，再靠写字画画卖些钱，勉强地维持生活。
到次年三月，我的八叔祖看我生活实在困难，出于好心，想帮我找个工作。他本人在日本人控制的市政府下做小职员，给我介绍工作也只能从这方面找，严格地说就是找伪职，当伪差。他从商店买了张履历卡，填上我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我一看他把我的姓名写成"金启功"，就很不高兴，因为我爷爷早就发过誓："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于是我争辩道："我不叫金启功啊。"他连哄带压地说："这有什么关系，你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不是也叫金禹宗了吗？"当时家族的势力还很强，宗族观念还比较重，虽然一提"金启功"我心里就恶心，但又不好当面坚决抵制，这样就迫不得已地叫了一回金启功。他把履历表交给当时在日本傀儡政权委员长王克敏手下任职的祝书元。正当我还在犹豫的时候，恰巧又赶上日本顾问与王克敏被刺事件。当时刺客向他们开枪，王克敏先趴下，日本顾问被击中，倒在王克敏身上，王克敏算是躲过这一劫。日伪政权当然大为恼火，全城戒严，到处抓嫌疑犯，形势非常紧张。很多人受到牵连，如王光英先生就被抓进煤渣胡同的特务机关。当时我如坚持不去，也很容易被怀疑与此案有牵连。我母亲和姑姑也吓得束手无策，乱了方寸，都劝我说："别惹事了，还是去吧，看看再说。"这样我就身不由己地干上了伪职。那个单位属于秘书厅下的一个科室，按职位排有科长、科员、助理员、书记，我做的是助理员，一个月能挣30元，勉强养家糊口。但幸好的是，机关里的工友听差还都叫我启先生。就这样我心神不宁地一直干到夏天。
没想到这时我的救星又降临了﹣﹣陈校长找到我，问："你现在有事做没有？"我咬着后槽牙说："没有。""那好，真没事，九月份发聘书，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国文吧。"听到这个意外飞来的好消息，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我本来就不愿干伪职，只是迫于生计和叔祖的好意，更不愿就此真的姓了金，正好像是在苦海里挣扎，这回总算是得到解救。我赶紧回家告诉母亲，激动地想起一句戏词，攥起双拳，仰天大叫："没想到我王宝钏还有今日啊！"我的母亲和姑姑也都高兴得直哭。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秘书厅找到负责人祝书元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老咳嗽，昨天我去看病，医生说我是肺病，我只能辞职了。"也不知他信不信我这套假话，反正他没强留我，只是问："谁能接替你啊？"我说："我们这儿比我位置低的只有那位书记，他可以。"祝书元就按我说的向上边打了报告，真的就这样定了。事后这位书记还常给我写信，很感激我对他的推荐，直到去年还给我来过信。可见人都是很善良的，为人家做了点好事，人家就会感激你，虽然我当初推荐的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无意中又得罪了那位科员，他知道后好一阵埋怨我不该推荐那位书记，原来他想把自己的人塞进来。就这样我于1938年9月第三次回到辅仁，直到今天，六十六年再也没离开过它。
回想我这一生，除了秘书厅这件事，我从没做过不清不白的事，1938年春夏之际的三个多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解放后不久，曾发起"忠诚老实学习交代会"，我积极响应号召，真的十分忠诚老实，把干过几个月伪差的事原原本本向组织作了交代。当时开会的地方在女院（恭王府），散会后我就直奔南院校长办公室，找到陈校长，非常惶恐地向他说："我报告老师，那年您找我，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有，是我欺骗了您，当时我正做敌伪部门的一个助理员。我之所以说假话，是因为太想回到您身边了。"
陈校长听了，愣了一会儿神，然后只对我说了一个字："脏！"就这一个字，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我要把它当做一字箴言，警戒终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点了。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小随诸多名师学画，又发奋于书法艺术。而我的绘画老师都是文人，教授的方法主要是观赏临摹；我学书法的主要途径也是大量临摹古人的碑帖，这为我的书画鉴定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正如我在《启功丛稿》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而我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始终不离中国的古典文化，这又为我的书画鉴定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现在有些人擅长考辨材料之学，但自己不会写，不会画；有些人会写会画，但又缺少学问根底，作起鉴定家就显得缺一条腿。幸好我有两条腿，这是我的优势。
我的鉴定生涯一直与故宫有缘，从十几岁开始，我就随贾老师在这里观摩古代名画，如五代董源的《龙宿郊民图》、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巨然的《秋山问道图》、荆浩的《匡庐图》、关仝的《秋山晚翠图》、北宋范中立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南宋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元代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高克恭的《云横秀岭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这些画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真正从事鉴定工作是在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又恢复整理鉴定工作，成立了文献馆和古物馆。当时沈兼士先生任文献馆馆长。他很有事业心，想重振文献事业，让故宫的这些老档（文献馆后来改名为档案馆）在文物研究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他聘请了一批学者，聘我任专门委员，具体做两项工作：在文献馆阅读整理档案材料，在古物馆鉴定书画。每月有六十元的车马费。刚进档案馆的时候，原来的老人有些看不起我，经常拿已整理发表过的稿子让我看。但我也不是好蒙的，遇到这些稿子，我一下就能指出："这不是已经在某处发表过的稿子吗？"可他们总拿这类稿子试探我，我急了，去找沈兼士先生诉苦。沈先生大怒，他本来就不满这些老人所看的稿子，才把我叫去，于是好一顿斥责，他们再也不敢了。
在工作中，我不但比以前更大饱眼福，而且听到很多前辈专家学者的议论，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见闻。记得第一次收购鉴定会是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家中召开的，那次并没得到什么好的文物，倒是有一件假冒祝允明草书的《离骚》卷假得实在没谱，第一个"离"字写得像"鸡"，马先生大声念"鸡骚"，大家都哄笑起来，也就卷起不再看了。那次张大千也出席了。我上次和他相见是十年前在溥心畲家，那时他专心画画，并未与我多谈，但他还记得我，并和我讨论起书画鉴定，发表了很多深刻而新鲜的见解，使我至今难忘。第二次收购鉴定会是在故宫绛雪轩举行的。那里供奉着赵公元帅，门外有诸葛拜斗石，旗杆上裹着獾子皮，旗杆是由好几根木头接成的，后来向南弯曲了，大家就管它叫"望江南"。这次得到几件好作品。一个是唐人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是由溥仪带到东北，后散失到民间，再收购回来的。不但首尾完整，内容难得，而且装订是"旋风叶"的形式，即把内容都写在单叶纸上，然后把它们一张一张紧挨着贴在一张大幅长纸上，这在古籍的装订上也是孤例。所以会前唐兰先生到处游说我们务必要把它留下，后来果然如愿，唐先生还把模糊的字补齐。我现在还保留着它的影印件，后来中华书局把它影印出来，但效果太差。听说台湾也有一本"旋风叶"，传说是吴彩鸾所书，我只见过照片，至于内容和这本相同还是相似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幅夏昶的墨竹卷，也是由东北收购回来的。参加鉴定会的胡适先生请徐悲鸿先生鉴定它的真假，不料徐悲鸿所答非所问地说："像这样的作品，我们艺专的许多教师都能画得出。"不知他是不屑于鉴定这张画，还是为鉴定不了找托词，总之这张画到现在也不知到底算是艺专的哪位教师所画。
在文献馆还发现很多看似价值不大，但很有趣的线索。如有一张傅恒傅四中堂的太太写给乾隆皇帝的请安帖子，等于是大舅子的媳妇写给他的"小条"，这很不合礼制，说明他们之间有暧昧关系。再联系傅四中堂的第三子康安（后改成福康安）为乾隆和傅四太太私生子的传说，以及福康安一直得到格外的重用，委派参与收复台湾，使他立有战功，想参谁就参谁，如谗害柴大纪，最后居然能封到一般非嫡宗所不能封到的郡王等事实来看，这种怀疑绝不是空穴来风。当有人给我看这张字条时，我只能马虎过去说："这很平常"，其实心里还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也"的意思。不知这些东西是否还留在档案馆？
解放后我继续留任故宫专门委员，国家又成立了文物局，由郑振铎先生出任局长，王冶秋、王书庄先生任副局长。后来又由上海请来张珩先生任文物处的副处长，谢稚柳、徐邦达、朱家济先生任鉴定专家，力量一时大增。那时活动的主要地点在北海公园南门团城的玉佛殿，因为这里供奉着一尊东南亚的玉石佛像。在正堂放一个大案子，有需要看的东西，就放在上面。这时商人手中的古书画已不允许出口，便逐渐地聚到文物局来。我们在团城也举行了多次收购鉴定会，澄清了许多名画的真伪问题。记得曾在这里鉴定过"三希堂"帖，其中的"快雪"帖在台湾，"中秋"、"伯远"在北京。我对着光看，只见"伯远帖"哪笔在前，哪笔在后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是真迹无疑，而"中秋帖"当是米元章所临，而台湾的"快雪帖"当是唐人的双钩廓填。又如称为梁楷的《右军书扇图》和倪瓒的《狮子林图》，对照原有的影印本，得知只是旧摹本。
当时为我们提供货源的有一位古董商叫靳伯生，他常到东北买溥仪从故宫带到东北、后又流散的东西。一次他又买回一大批宋元的好货，但他已被公安机关扣下了，文物局方面需要派一个人去登录一下这些字画的内容。张珩、徐邦达等人都和靳某有交谊，有时还从他那里买些东西，派他们去不合适。只有我既懂行，又认识靳某，而且没钱从他那里买任何的东西。于是大家公推我去完成这项任务。下午去的，公安局派的车，还有一位公安局的干部陪着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登录造册，充了公。这里面都是些"大脑袋"-﹣好货，我也乘机大饱了一次眼福。直到晚上才完事，回到团城后，郑振铎、张珩、徐邦达等人还在那里等着我，我又向他们汇报，聊了好一阵子。由于见识眼力的逐渐提高，大家也逐渐肯定了我的鉴定能力，很多场合都提名让我出席。后来唐兰先生当副院长的时候，有人要卖给故宫一册宋人法书。开始大家的意见有些分歧，后来唐兰先生把我叫去，我提出自己的意见，被大家采纳。唐先生开玩笑地说："公之一言，定则定矣。"这句话是从陆法言《切韵》序中引用魏彦渊所说的"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套来的，我于是赶紧补充道："公何以遗漏'我辈数人'四个字耶？"一时成为美谈。
文物鉴定工作在"反右"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自然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拨乱反正"后国家非常重视这项事业，1983年成立了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当时有人提议让我任组长，但我考虑为此事谢稚柳先生曾直接给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写信，理应由他任组长。成员还有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和我。谢稚柳原是上海博物馆的，后调到北京，当时在上博时有院长沈之瑜，在北京时有张珩，现在这二位都不在了，自然要属他。徐邦达原来也是上海的，现在是故宫的第一"掌眼"。杨仁恺是辽宁博物馆的馆长，对溥仪流失在东北的文物自然很熟悉。刘九庵是"老琉璃厂"，虽没有特别高的学历，但实际经验丰富，特别是对明清小名家的作品见多识广。傅熹年是我推荐的，他是傅增湘老先生的孙子，有深厚的家学渊源，经眼的东西很多，又敢于坚持原则。当时有人说他不够资格，我说："他不够资格，我就更不够资格。"可以说这个鉴定组集中了全国这一领域的顶尖专家，但顶尖专家组在一起也常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尤其是文物鉴定，是真就是真，是假就是假，在表态时容不得含混。而对某一件字画的认识，除了那些假得没边的东西，哪那么好就统一呢？此时如都以老大自居，也就难免出现矛盾。我的态度是我发表我的意见，如果有人反对，我也无所谓。而有的人却太容不得不同意见，如他已经认定是真的，再有人说是假的，他就会质问人家："你说是假的，那到底是谁画的？"这就有点不讲理了，这完全是两码事嘛。争到后来有人索性提出辞职。当时规定鉴定组的人每年到全国各地工作三个月，我由于校内还有课，所以总去不满，有时只去一个月，三个星期。一次谢稚柳拍着我的手说："你不要跟我来'九三学社'呀。一年应该来三个月，你怎么只来三个星期呀？"他知道我是"九三学社"的，所以这样和我开玩笑。其实我心里真有这种尽量少去的想法，但我并没提出辞职。后来消息传到谷牧同志那里，他特意请我们吃饭，干杯时特意对大家说："一个都不许走啊！"那位提出辞职的人也不好再坚持了，但也常借故不来。
到1986年我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所负责的鉴定范围更宽了，不但包括对全国的书画鉴定，也包括对出土文物及古籍的鉴定。如对王安石书《楞严经要旨》、宋代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北宋何子芝造金银字《妙法莲花经》、文天祥墨迹手札、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等都进行了鉴定。最近一两年震惊文物界的《出师颂》、《淳化阁帖》的收购与鉴定我也都参加了，其中很多活动都是在故宫举行的，可以说我的鉴定生涯始终离不开故宫。
自解放前就担任故宫专门委员的，到今天只剩下我一人了，经我眼鉴定的文物大概要以数万计，甚至是十万计，从这点来说，我这一辈可谓前无古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东西，就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知足了。
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佛名察格多尔札布，满族，北京市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他的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诗坛，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古代字体论稿》、《论书绝句一百首》等。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要职。
来源：玫瑰香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