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国际会议｜问答杰弗里·萨克斯：当前世界正运行在两条轨道上

摘要：8月23日，以“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为主题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在广州五山校区召开。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2050年的世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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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8月23日，以“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为主题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在广州五山校区召开。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2050年的世界，一些量化视角”的主旨演讲。

在主旨演讲的问答环节，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与其他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交流。萨克斯教授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全球挑战的根本路径，能源、农业和城市三大领域的技术转型必须率先突破；同时，应通过国际税收改革、全球金融体系优化以及区域合作的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他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绿色转型、数字创新和人工智能应用上的成就，认为中国将在未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这场对话不仅回应了当下世界的复杂问题，也为推动全球合作与共赢提供了新的启示。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与与会嘉宾进行深入交流

*以下内容根据嘉宾问答内容整理而成，略有删减：

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 ：

很高兴听到您的分享。您的主旨发言在某种意义上并未特别提振信心，这确实令人遗憾。我们的星球正面临诸多挑战，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我们离既定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原本五年内应实现的目标，如今看来依旧遥远。您提到了技术和科学，但目前的17个SDG（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子目标）中似乎并未突出科学与技术的地位，更多关注文化与环境。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方法论，以便更有效地指引全球未来的发展？

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 教授提问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我认为当下并非改变目标的时机，这并非关键所在。现有的SDG目标指向方向正确，包括实现和平、繁荣、教育机会普及以及能源体系向可持续转型等。这些目标是合理且相关的，只是国际体系在落实中存在问题，执行效果不佳。因此，2020年后的框架不应调整目标，而应优化实现目标的路径。

例如，推动经济增长和治理方式改革，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层面。我们需要充足的融资支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需要技术赋能，共享绿色技术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此外，还应重点关注受生态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一些国家因生态危机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总体来看，联合国制定的这些目标问题不在目标本身，而在执行不力，原因涉及政治格局、经济条件和资金短缺等。因此，未来若想引导全球可持续转型，实现环境可持续性与共同繁荣，关键不在于重审目标，而在于如何通过融资、经济合作、全球治理和区域协作来推动目标的有效落地。

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 ：

谢谢。我接着您的话题继续探讨。我们注意到，全球北方国家在增加军事经费，例如未来十年许多北方国家的军费将增长至GDP的5%。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我们该如何找到资源支持全球南方或推动可持续发展？您的建议很好，但似乎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实现难度很大。全球正经历一场经济格局的重组，这种情况在过去从未出现过。

确实，各国都在增加军费、强化军事力量，军事投入远高于民主制度建设。这种军事格局的重组令人悲观，甚至具有灾难性影响。例如在美国，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优化和改良民主制度，而非继续增加军事开支。在北约及美国主导的格局下，这一趋势甚至被进一步推动。如果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北约能够解散，今天的局面或许会更好。因此，军事化的发展无疑是当前的一大挑战。

另一挑战是核武器控制。过去建立的不扩散体系已无法发挥作用，如今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主要国家都在扩展或重构核力量，这不仅危险，还极其耗费资金。我的建议是减少此类投入，将资金转向更有价值的领域。

同时，我们需要引导更多资源流向贫困国家。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全球税收机制。例如针对全球航运、航空、金融交易征收碳税、排放税等，使其收益直接用于支持贫困国家发展。若全球各国支持联合国主导设计并实施这样的税收体系，便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第二，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全球每年的储蓄高达35万亿美元，但大部分资金留在本国，极少流向贫困国家。由于信用评级低，贫困国家融资困难。因此，全球金融体系需要改革，使其更倾向于为贫困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帮助其发展经济、改善教育，从而提升下一代的素养，再通过长期经济增长偿还贷款。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步骤。

总体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并未完全履行承诺。尽管该组织的重要性不容否认，但我们仍需通过国际税收和资本市场改革，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

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

萨克斯教授您好，我来自印度尼西亚，非常感谢您的演讲，内容非常有启发性。您提到了五大要素将会重塑我们的世界，也给出了两条改进建议。我对您最后一点尤为关注，即联合国如何更好地发挥协调作用？我们知道，联合国改革多年来屡屡受挫。您是否认为，应当建立一种新机制，它未必像联合国那样高度制度化，但能更有效地协调国际合作？这样的机制是否能帮助应对您提到的五大挑战，实现更包容、更广泛的全球协作，而非由少数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主导？如果建立这样一种机制，谁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另外，我认为G20是失败的。在我看来，G20本应扮演协调的角色，您觉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来重新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

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教授提问

感谢您的提问。我认为这背后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欧盟，它们始终没有真正接受多极化和世界经济融合的现实。长期以来，西方习惯了主导世界，而如今这种主导地位正逐渐消退，这也引发了华盛顿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焦虑和不满。美国对多极体系嗤之以鼻，特朗普政府是极端的例子，奥巴马和拜登政府虽然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也不是坚定的多边主义支持者。美国国会甚至拒绝批准联合国相关协议。

因此，美国支持联合国的前提是必须处于领导地位，而当前美国只是几个大国中的一员，它并不擅长与其他大国合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频繁退出联合国流程，公开反对联合国决议、巴黎气候协议或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大多数国家仍支持联合国的流程和协议，因为这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事实上，美国民众并不完全反对联合国，只是美国政府和政治结构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较为极端。我仍然对联合国抱有希望，但它必须变得更高效，尤其是在融资和组织架构等关键领域，需要做出改进。

我期待看到联合国的重要机构能够布局更多地区。目前，联合国总部设在日内瓦和纽约，其他机构则分散在罗马、巴黎、内罗毕等地。这种布局相对分散。未来，联合国应在更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例如将绿色和数字转型相关机构设在中国。因为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丰富经验，且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不断向其他国家转移技术。如果在北京、上海或广州设立联合国的重要机构，将对全球转型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联合国是必要的，但不能放弃联合国。非正式机制，如金砖国家组织，可以作为补充。金砖国家覆盖全球约85%的人口，代表了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这些国家内部更容易形成共识，也能通过灵活的非正式途径推动合作，而不必陷入类似G20内部的激烈博弈。因此，金砖国家完全可以在全球事务协调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与与会嘉宾进行问答交流

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

非常感谢萨克斯教授，很荣幸再次见到您并聆听您的演讲。您带来了许多新思路。但一些力量将我们拖向原始状态，而非推动世界向理想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南方仍面临债务、基础设施差距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即便有资金流入贫困国家，这些资源是否能被有效利用，依旧是一个大问题。

我始终认为，联合国像一盏明灯，引领我们走向更具包容性、以规则为基础的合作。这并非联合国的错误，联合国由190多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理念和问题，解决方法自然不同。有些人主张废除联合国，但我认为，即便今天废除了联合国，明天我们仍需重新建立一个，因为目前没有任何其他平台能把各国聚集到一起。我曾参加多次联合国大会，会议上按字母顺序排列国家座位，有些国家的名字甚至闻所未闻，但这恰恰体现了联合国的价值。即便它什么都不做，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讨论和交流平台。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让更多国家愿意参与，并真正遵循规则进行合作？

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教授提问

您提到了关键问题。当前世界正运行在两条轨道上：一条是权力竞争，国家间的权力争夺主导了国际关系，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条是共同未来的追求，这正是联合国所代表的方向。这两条轨道之间的矛盾让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们不能忽视我们也拥有共同的目标。例如，气候协议、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议、海洋保护协议等，都是各国共同努力的成果。然而，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有效的模式，将全球愿景与各国愿景结合起来，实现真正的合作。

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让问题更加复杂。从核武器到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如果缺乏合作，可能带来巨大风险。我作为美国公民深感遗憾，因为我的国家并未按国际规则行事。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更早的政府，美国在联合国事务上的态度都不够建设性。现在，美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上的表现是190多个成员国中最差的。如果进行量化评估，美国远远落后。罗斯福总统曾拥抱联合国机制，而如今的美国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我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许多学者都在持续发声，提醒世界关注那些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近年来，美国退出了大量国际协议，例如不会参加在巴西举行的第30次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这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与此相对的是，G20在这一领域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中国等国家正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我并未失去希望，因为许多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转型。联合国需要进行改革，而更多成员国也需要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柯成兴（Danny Quah）：

谢谢您，我有一个问题，也是基于我们的讨论而来。您认为是否可能想象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它是多极化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减去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在没有某个大国参与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由其他国家共同主导的多极国际机制？

柯成兴（Danny Quah）教授提问

我认为这不太现实。从设计和结构上看，现行国际治理体系起源于国际联盟，后来演变为今天的联合国，这可以说是国际治理体系的第二次尝试。联合国的建立离不开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参与，它是二战后形成的联盟机制。如果这些机制能够维持盟友关系，它仍然能发挥积极作用，但现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关系发生了变化，甚至彼此视为竞争对手。

例如，印度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并不是独立主权国家，但如今已成长为世界大国，人口持续增长，有望超过15亿，经济虽然滞后中国15至20年，但军事力量已相当强大。然而，它至今未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联合国体系需要改革的地方，我认为中国应支持印度成为第六个常任理事国，这样才能使联合国治理结构更符合当下的多极化现实。

再看非洲，1945年时非洲代表性极弱，许多国家仍处于殖民状态。如今，非洲人口已从全球的7%增长至25%，预计本世纪中叶将达到30%，到本世纪末将占35%。这意味着非洲的地缘重要性和代表性必须得到提升。这些变化表明，现在的全球格局与当年完全不同。

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也愈加明显。以东盟为例，未来它将成为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的区域合作代表。如果东盟与中国、日本、澳大利亚进一步拓展合作，东亚和亚洲区域的经济整合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我相信，日韩也不会长期满足于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附属”，它们会主动参与区域合作，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淡化传统的主权国家竞争模式。

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强互信、增进理解、发展新的治理机制。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也会影响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国家，它们会借鉴中国的经验推动经济和治理体系的改进。总体而言，国际秩序的历史并不长，现行体系只有百年历史，因此改革和优化是必要的。

随着技术和经济问题日益全球化、跨越国界，联合国的作用将更加重要。联合国以193个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组织架构虽然源于欧洲历史经验，但它的多层级体系——全球、区域、国家、地方——为未来合作提供了框架。我们需要以公共利益的变化为驱动，推动联合国体系的进一步演进。

总的来说，如果未来几年美国逐步退出部分国际组织，这未必是坏事。美国正经历一场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可能需要10至15年才能重新明确自身定位。在此期间，中国、印度、金砖国家、东盟以及非洲联盟都需要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我们无需过多关注美国的不确定行为，而应把注意力放在当前世界真正的需求上。

张立文：

教授您好，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您提到期待未来联合国能在中国设立园区，这点我们都非常认同。在此之前，是否可以由联合国的国家办公室启动年度会议，邀请各地区学者共同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深入了解各地的具体问题，并把研究成果反馈给您，形成一个基于解决方案的学术网络。您觉得这是否可行？

与会嘉宾张立文向萨克斯教授提问

卓睿（Jacob Dreyer）：

我是美国人，目前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工作。我们刚刚谈到SDG未来五年的发展。我认为过去十年的一大亮点是中国不断推动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绿色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甚至在阿联酋等国家也采用了中国技术。我也了解到中国下一轮五年计划将重点关注“AI+”，在健康和教育领域加大AI工具的应用。我想问，中国在农村医疗、减贫等方面的大规模AI应用，是否也能推广到其他国家？

卓睿（Jacob Dreyer）先生提问

您的观察非常有洞察力。未来20至25年的全球转型，包括能源、农业、城市居住等领域，不仅基于中国的成功经验，也依赖中国的强大生产能力。中国每年生产600至700吉瓦的太阳能设备，这种规模对于全球加速减碳和推动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未来，中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将广泛应用于全球，这不仅会加速其他国家的绿色转型，也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类似的模式还会出现在智能电网、高铁、核能、水电和绿色航运等领域。可以预见，中国将在全球可持续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至于AI应用，我同样充满信心。AI可以大幅提升医疗和教育服务。例如，AI诊断和图像分析技术已经帮助农村地区获得更精准的医疗服务；在线教育和AI助教也正在为偏远地区的孩子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中国在AI领域的开源模式尤其值得肯定，这使得AI技术能够快速扩散并被其他新兴经济体采纳。

印度在数字化公共服务方面也做得很好，例如数字支付、基层信贷和信息服务。这些经验完全可以推广到非洲等地区。总体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创新力量将显著改变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回到第一个问题。全球需要务实、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能源、食品、健康和教育等关键领域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资金、政策和制度的支撑。联合国的机制和各国的合作为这些行动提供了基础。我特别赞同举办年度会议的建议，这有助于把全球智慧汇集到一个共享平台中。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已经覆盖130多个国家，许多大学也积极参与。通过这个网络，不同国家可以共享经验，帮助彼此制定更高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例如，泰国政府想重新审视其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可以通过该网络获得专家支持。我非常期待未来通过这一平台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的绿色转型。

文稿整理｜张怡然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张怡然周浩锴

审读｜刘深

终审｜郭海刘金程

国际会议主旨演讲：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重塑全球社会的五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