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到了1968年,刚过完夏天,神州土地上早已不安生。大街小巷、学宫校舍都搅成一团。红卫兵和“造反派”日日鼓噪,旗子横飞。工厂停摆,地方政权瘫着半死,社会像锅粥泼在地上。毛泽东本人眼见“闹革命”闹到头皮发麻,还是得硬着头皮收场?
时间到了1968年,刚过完夏天,神州土地上早已不安生。大街小巷、学宫校舍都搅成一团。红卫兵和“造反派”日日鼓噪,旗子横飞。工厂停摆,地方政权瘫着半死,社会像锅粥泼在地上。毛泽东本人眼见“闹革命”闹到头皮发麻,还是得硬着头皮收场?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毛决定转个法子。他把头脑发热的小将领头人们叫到中南海,直接撂下狠话——不能再搞武斗了,你们自己在闹,工农兵都不耐烦。还得“文斗”,要翻篇。毛还特别去各大区视察,劝红卫兵该收拾收拾,学学知识。
北京各大学立马塞满了工宣队。到八月底,五十九所高校都被安排进驻。装枪炮换成了手里书本,每一天“革命”的路子也悄悄在变。教学要复课,教育还得改革,说到底,得让社会重新动起来。但一大批毕业生困在学校没人管,他们的路在哪?
“老三届”,说的是1966到68三年毕业的中学学生。数量之多,压力之大,让城市空气都沉了几分。当初闹革命哪管以后出路,等发现出路没了,不升学、不就业,学生家长一沓沓上访信。对策?黑龙江省先来试水,把大专毕业生送去县下基层,大多进了农村。很快全国效仿,中央定下“四个面向”——农村、工厂、基层、边疆。但升学路断了,城里招工更成奢望,毕竟经济一地鸡毛,工厂招新工几乎没可能。
其实这“四个面向”,说到底就是只有农村敞口子。99%的学生其实还是得去农田。各地红头文件蜂拥而至,动员学生主动报名下乡。北京紧随其后,通知下发,连广播都在劝:“农村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凡能去的,都动员去了。没啥亲戚的还得“组织分配”,带上行李就动身。
1966年,长辛店铁路中学蔡立坚在串连到山西黄采公社杜家山时,看着贫瘠的山村,心头琢磨。这姑娘就没跟着队伍回去,独自回来插队,从那年十八一直干到三十岁。她就是上山下乡运动有据可查的第一人?媒体大肆宣传,说她是楷模。实际下乡的人里,多少人有勇有谋,大多数还是呼啦啦被动员推下的吧?
就这些先锋起个头,北京一些学校数名毕业生成排奔赴内蒙古牧区插队。不光宣誓,还登报、上电台,轰动全城。红卫兵冲前头,一浪带起千万潮。他们嘴上喊“和工农结合”、“终身战斗”,心里怎么想的,不是都说得清。有几个是真革命——后面的人,更多是没得选,逃不掉的替补队。
再往北,辽宁要算速度最快的省。数据不骗人,68年下半年,辽宁“发动”了几十万人下乡。街头巷尾、货车、火车站全是背着行李的知青。一夜之间,从课堂切换到田地。计划赶不上变化,安置指标、财政预算毫无准备,缺口越来越大。补助一下子多出几亿,地方再支援都招架不住。
再说宣传,68年媒体天天在喊“再教育”,核心是“知识分子要让工农兵教一教。”干部下放,干校建设,也带上家属,干脆一家子安顿下乡。孩子、家长,一起端着锄头走进田间地头。这一批就是五七干校的雏形,干部、知识分子,也没什么特权,和孩子们混杂。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瞬间全国轰动。北京、上海的知青队伍彻夜上街巡游,人声鼎沸。报上、电视里,铺天盖地主旋律,连夜落实。不到两月就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下乡。河南、湖南、四川、湖北,都破十万。按统计,年底全国已有四百多万知青离开城市,涌向农村,农场、牧场、人造林场,哪儿也有。
可这一切真如宣传里讲的那样“光荣自愿”?不少人明明是带着哭声走的,家长和孩子对着签字单发呆,哪有多少梦想?政府动员之下,干部还得带头,既要送自家孩子去,也得组织家长轮番做工作。到头来,京津沪三市三届毕业生一百多万,七成都下去了。说出路多元,真要和湖南、四川的比例对一对,立马露底。
往后看,很多领导人家也送了孩子下去。周恩来侄女周秉建在锡林郭勒牧区一待十年,不乏励志,但有人真觉得,她能和普通同学同等吗?华国锋成了副总理,还是带女儿步行到学校开家长会,说得热情,女儿最后也同样下了乡。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因为江青诬告给关进派出所,后又还是照父亲意思去偏远乡村落了户。这样的故事在官方报道中广泛流传,烧了一锅“革命理想主义”的鸡汤,但底下的人更关心,谁能回来?回来之后又如何安顿?
细细回看,70年代初,“一刀切”、“一片红”之下,许多省份出现学校按班级、组建制整下农村。拆了城市,拆了校园,分析来说,其实不是所有人都真的献身农业,而是城市没地方安,农村只好敞开手接人。无数人背井离乡,用尽全力在泥土里挣扎。有人成了大队书记、民兵队长,有人日夜思念家乡,人一分开就是很多年。
还真没有全对也没全错。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让他们锤炼了意志,也有人始终觉得这是被动牺牲的青春。政策推动与个人意愿总是互相交缠,说自愿吧,宣传材料全是“斗私批修”,实则大部分年轻人无甚选择可言,又不能大声反抗。你能说没有几分坚毅和浪漫?可无数离家的少年,在到达荒原那一刻,多了一份说不出的陌生感。
有关权威数据,看68至69年跨省下乡,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吸收了近40万京津沪知青,光是铁路运力就不堪重负。为安全起见,上海组织知青先走海路到大连,再火车转运入黑。每站都有干部迎送、安置,可往往是一家数口暂别,拖儿带女攒着积蓄给远方孩子做件大棉袄,就是怕北风刺骨顶不住。
也是那个年代奇特的景象。街面“打锣敲鼓”送队伍,深夜里却有不少家庭悄悄流泪。乡村接收安置没粮票,没住房,不止一次有知青饮食、劳作得不到保障,各自艰难。可也有人成了当地的中坚力量,后来回城后又努力爬出来,身份、岗位变化复杂。
说到头,这场由上至下的运动,既有宏伟理想,也有众多悖谬和无奈。参与的人,每个人、每段时间体会不一,难以一概而论。可这波风潮终究成了数千万知青挥之不去的记忆——既是伤感,也是光亮。雾里看花,往后谈起,只能说,那个年代没有标准答案。
来源:缤纷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