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五十五岁这年夏天，院子里的三口大铁盆里泡着荷叶，三胞胎把水弄得一地，趴着看水里的天空，喊我“妈”，嗓门清亮得像晾衣绳上的白衬衫在风里拍打。

我五十五岁这年夏天，院子里的三口大铁盆里泡着荷叶，三胞胎把水弄得一地，趴着看水里的天空，喊我“妈”，嗓门清亮得像晾衣绳上的白衬衫在风里拍打。

我站在门槛上，一手扶着腰，另一手还攥着镇卫生院的化验单，纸上的几行字像镰刀，横着剔在我心上。

我的血型是B，他的一直是O，这点我们认识的时候就知道，可小志的化验单上赫然写着“AB型”，小雨和小行是B型，医生把单子递给我时还愣了一下，客气地说“多复核一下吧”，声音轻得像怕惊了人。

那天我把单子折了又折，塞进兜里，回家路上麦地正从青到黄，风吹过时，麦穗齐齐地俯下身子，又齐齐地立起来，像在对我点头，又像在纵容我糊涂这么多年。

我进屋看见一鸣正在给孩子们削苹果，他弯着腰，手法熟练，星星点点的苹果汁沾在他手背上，光晕一样晃了一下，我忽然觉得眼前的男人离我很远。

我把化验单往桌上一放，说：“一鸣，可能不对劲。”

他抬起头，笑纹还挂在嘴角，目光却慢慢从我的眼睛里退了回去，落在那张纸上，不动了。

第1章 相遇与火苗

我和一鸣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厂子里那台老冲床旁边，铁板叠得像本厚书，他抱着一摞图纸，额头还冒着汗，眼神在钢板和我脸之间犹豫了一下，像下乡路口的黄灯。

那年我五十，厂子叫“春兰门窗”，在许昌城外的一个工业园里，进园的那条路坑坑洼洼，雨天能淌出鸭子，晴天能刮起土，我早上五点起床，先去安全通道看看，顺手摸摸那些机器，就像摸自己孩子的额头，看看热不热。

我那天正和老马算本月钢材账，老马戴着老花镜，还正用指甲扣着计算器，他叹了一句：“兰姐，招人的事你得抓紧，年轻人没几个来学门窗的了。”

话音刚落，门口响一声“阿姨好”，一个瘦高的影子站在门槛上，背光的轮廓像棵白杨，声音却清亮：“有人要焊工吗，我会氩弧。”

老马把眼镜往头上推了一下，冲我努努嘴，我端起水杯，问：“你多大了。”

他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整齐牙，“二十七。”

“学过几年了。”

“技校出来四年，在郑州干过两年，跟师傅做不锈钢护栏，后来家里有事回来了，想找个离家近的稳定点的。”

我看他背的包和脚上的鞋，包旧得发亮，鞋却擦得干净，鞋跟有磨损，却不是那种拖拖拉拉，他们说年轻人不耐磨，一干就走，我看他脚跟立得很牢，心里那根弦就松了一下。

“焊一段给我看看。”

他拉过面罩，点了一条弧，电光一亮，墙上一幅“安全为本”的画额头上像被切开一道亮口子，他的手稳，焊缝躺得像一条温顺的鱼。

我把手插进围裙口袋里，笑了一下：“行，先干一个月，试试。”

他“嗯”了一声，声音往后退，落在空旷的车间里，像钉子落进木头里，一点点吃进去。

午饭我给他们煮了面，番茄鸡蛋，面条出锅时热气往上冒，我把葱花在锅里一撒，一鸣把两碗端走，回头冲我笑，一双眼睛像晴的天空。

老马挨我坐下，偷偷瞄一眼一鸣，又看我：“你说现在的小伙子，也有踏实的。”

我端着碗，筷子就停在面上，心里忽然有了一点轻微的发烫，像冬天站在阳光下突然被烫了一下，却也没动。

一鸣很快把手伸到厂子里去，不嘻嘻哈哈，干活不带耳机，和师傅们说话口气不重不轻，遇见老刘抽烟，会帮他挡一下风，遇见客户来，懂得把手擦干净再出去握手，他有时候也犯错，错了会脸红，红得像刚出炉的钢板边缘。

晚上下班，他常留下来帮我把振动屏的垃圾筛一筛，我问他：“回去晚了，家里不说你。”

他摇头：“我妈习惯了，我爸在的时候，晚我也回去，先把活干完，再回去。”

“你爸呢。”

他低头扯了一下手套上的线头：“去年冬天走的，小煤火没看住，睡着了，醒过来就迟了，我妈吓得病了一场。”

我点点头，又问：“你哪个村的。”

“县北头赵庄。”

“离这儿也不远。”

“骑电动车半小时。”

我们一边说着，一边往外搬废料，天空越来越暗，厂门口那盏灯开了，一盏灯照不亮全院子，但至少照亮了我们脚下那几米。

一天晚上，老马说要出去喝酒，问我去不去，我摇头，正要关门，一鸣跑过来：“阿姨，你回去要路过人民医院吗，我想搭个顺路。”

我愣了一下，说：“我不回市里，我住厂旁边的小院。”

他“哦”了一声，立马摆摆手：“不顺路你就忙你的。”

“去医院干啥，谁不舒服。”

“我妈，血压又高了，头疼，不放心。”

“那我送你吧，厂里面包车闲着，走。”

他怔了一下，“不用不用，我打车就行。”

“打啥车，走吧。”

我们在车里谁也不说话，窗外的路灯像一个个树桩，扎在黑里，一晃一晃，到了医院门口，我把车靠在急诊前，熄火，他握了握拳，冲我低声说：“谢谢阿姨。”

我忽然觉得这声“阿姨”，像一根线，轻轻触到了我心里那些以为枯掉的地方。

那晚回去很晚，我躺在硬邦邦的木床上，窗外风吹过铁皮的声音呼啦啦响，我盯着天花板，想着他抓着面包车把手的手，手背上还有一条浅浅的疤，那疤像一道不愿意说出的往事，躺在那里不张扬却明显。

我闭上眼整整一个夜晚，心里像被人把一个小火苗扔了进去，火苗很小，烤得我又暖又怕。

第2章 风言风语

风言风语是县城夏天的西瓜皮，滑不留手，却总让人摔着。

我们开始一起吃午饭，一鸣会把他妈常做的酸菜带来一小盒，我会煮汤给全厂人喝，老马乐呵呵地说：“这日子真像样。”

有人看见我们频繁说话，有人看见一鸣给我往车上搬水果，有人看见我给他买了双鞋，鞋子我是真的看不过去他那双老鞋了，脚跟都磨了一个坑，厂里的地又冷，我想着他妈好不容易一个人把他养大，别再受风寒，一鼓气就给他买了。

“这鞋不便宜吧。”他拿着鞋盒，有点不安。

“打折七十多，便宜。”

他看着我，像在犹豫是不是要相信，我笑了笑：“厂里还有你要焊的栏杆，快走吧。”

小院里那棵枣树到了秋天，枣子红得像一个个小灯笼，我拿了几个往他手里塞，他又不拿，说：“你自己留着吃。”

“树又不是我种的，吃吧。”

这世间的亲近，有时候就是这样，不需要说“喜欢”，也不需要说“爱”，慢慢地，每天都生活在对方在场的实际里。

老马看出了点什么，叼着烟，偷笑：“兰姐，年轻人不错。”

我不搭他的话，低头抹玻璃，玻璃上的尘土被我反复擦，最终透亮，我看见自己年纪的脸和他年轻的脸重叠在玻璃上，心里有点乱。

我和前夫十年前就分了，女儿出了嫁在北京，孩子孝顺，逢年过节会寄些东西回来，但我们的生活不在一个城市了，电话那头总是忙，忙到多说一句“想你”都觉得浪费时间，我知道她有她的日子，我也有我的。

“你说岁数不小了，还恋爱。”晚上回家那天我对着镜子说了这句话，像对着一个老朋友，也像对着那个把想法藏心里不敢说出口的小女孩。

一鸣对我的好，周围人看在眼里，厂边的街坊在菜摊买菜时，背着身子嘀咕，两个年轻媳妇笑一笑，话在嘴角打了个转，其实不出声我也知道。

有一次我骑着电瓶车去菜市场，碰见赵玉华，她和我差不多大，以前在一个机关做后勤，她从前不知道怎么就对我有点不喜欢，也许因为我做了个小老板，也许因为我走路不再低头，她拦住我：“春兰，是不是要请客啊，人家小伙子跟着你，得摆一桌嘛。”

她笑着，眼神里的酸味像盐，生滋生味，我不生气，笑笑：“你要来就来。”

她愣了一下，没想到我这么说，扭头对旁边人说：“你瞧她，还真当回事了。”

晚上回家，我跟一鸣说起这事，一鸣正在修一个电钻，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火，我赶忙摆手：“别生气，她就那嘴。”

他放下电钻，坐到我对面，低声说：“阿姨，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在乎你。”

我心里一震，手指在裙子上捏了一把，那一瞬，我觉得他话里的重量，像一块磨得很圆的石头，落在我心湖里。

“别喊我阿姨了。”我脱口而出，话刚落，我自己先被自己吓了一跳。

他也愣了，脸红得快能滴血，嘴动了动，最后压低了嗓子，“春兰。”

我抬眼看他，小心翼翼地笑，阳台上的风扇转得飞快，风把窗帘吹成一条弯弯的白旗，我突然觉得，我们往后要走的路，就像院子门外那条土路，坑坑洼洼，却总归是路。

这件事情没多久，他带着他妈来吃饭，晚饭是我亲自下的，炖了一锅排骨，做了凉拌黄瓜，凉菜他妈看着就说：“好看。”

他妈叫梁素梅，比我小三岁，却更显老一点，眼角的褶皱很深，手上有多年的粗糙，她坐得直直的，一开口就很客气：“春兰，你别介意，人家说啥，家里就这一根儿，我怕他吃亏。”

我笑：“都是人，谁也别亏着谁。”

她抬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儿子：“他能吃苦，你看着用。”

我点着头，又偷偷看了一眼一鸣，他像个孩子，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筷子，姿势小心，怕要掉了什么。

晚饭吃完，梁素梅收碗时没让我动，她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啦啦，像一条小溪在我心里流过，我走进去要帮她，她摆手：“你歇着。”

我们两个女人就站在那个小厨房里，她忽然说：“你年纪大，我知道，亲戚朋友看法多，你要想着想清楚，我们没别的意思。”

她打湿的手背抖了一下，把那句尚未出口的话全部浇灭，又诚恳地捧到我面前，没有半点别扭。

我定定地看着她，心里那点原以为有的防备一下子塌了，我点头：“我懂，我也想清楚了。”

“好了。”她笑了一下，“那我等着抱孙子。”

她这句话说得轻，却像晚风挠过树梢，我和一鸣在门口对视一眼，都看见对方眼里那个被突然点燃的希望。

第3章 试管与协议

我那年已过五十，要孩子这件事像一支迟到的火把，点在我们中间，光是光，影也是影。

我们去了市里的妇幼保健院，又去了郑州的生殖中心，排队像排春运，一排就是半天，大厅里坐着各色的夫妻，有年轻有年老，有眼红有眼淡，医生一脸淡定，像每天要重复千百次这些问答。

“您的年龄偏大，卵巢功能下降，有基础疾病吗。”刘医生戴着口罩，看着我的化验单，声音温和，却像放在桌上的白瓷杯，明亮又直白。

“血压还行，平时注意。”我说。

“用自己的卵子几率低，失败率要预估，另外，多胎风险也大，孕期并发症风险高，我们建议慎重。”

一鸣握着我的手，手心潮，我把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像做一件很严肃的工作，掐了一下他的掌心，说：“我想试试。”

我们很谨慎地去了每一次检查，我像一个徒弟去拜一位老师，认真听，字字句句背回去，每天按时打针，按时测体温，喝那种苦得像中药的叶酸。

第一次失败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卫生间里看着白得刺眼的试纸，眼睛里没有水，喉咙却干得像被人放了一把沙子，一鸣在外头敲门，轻轻地敲，像怕把门敲碎。

我擦了擦脸，开门，笑了笑：“没事，再试。”

第二次失败的时候，他抱住我，肩膀发抖，我第一次看见他哭，像个从前没哭过的大孩子，眼泪很少，却沉，我拍他的背，说：“别哭，哭啥呢，咱们两口子就算没有孩子也能过。”

“我想要。”他声音像在木箱里，被盖住，又抬不起，堵得我心疼。

第三次，医生把我和他叫进一个更安静的小房间，桌上放着几张单子，医生摘了口罩，叹了一口气：“春兰，真心劝你，你的年龄，我们能做的差不多做了，要不考虑一下捐卵。”

我愣了，有种被别人戳了一下的羞怯，又像被剥掉了一个外壳，凉。

“捐卵是匿名，来源是自愿者，经筛查健康，但法律规定必须签署知情同意，孩子和捐卵者有遗传关系，你和孩子没有，但是妊娠、分娩是你。”

医生的每个字都稳稳地落在桌面上，像一颗颗白豆子，没有半点空心。

我看着一鸣，他望着我，眼睛里是火，是求，是歉，是乱，我握住他的手，吐出三个字：“给我想。”

我们回去的那段时间，厂子里恰好有一单大活，工人们从早忙到晚，夜里还要加班，我把心挂在那扇门那窗里，亦挂在自己肚子里，一个像货真价实的铁，一个像看不见摸不着的欲求。

晚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枣树叶子在灯光里亮起来，像一枚枚轻薄的硬币，一鸣突然开口：“春兰，要不要算了。”

“你说的算了，是要孩子算了，还是……算了。”

他很快摇头，眼睛里的焦急就像风吹起的草，没有一处能根扎下去，“不是，孩子算了吧，咱俩这样就很好。”

我抬眼看他，那一刻我觉得我像一块沉下去又浮起来的木头，漂到他身边又漂开，但不管怎么漂，我的眼睛和他的眼睛里，都有彼此的影子。

过了几天，我回到医院签了那个协议，那份协议很长，像一条被细细拴起的长船，医生一条一条给我念，我念的每一条都像我自己给自己在心上一刀又一刀划，我签完名字，手有点抖，医生递给我水，水顺着喉咙往下，像一条小河，流向一个未知的地方。

移植那天风很大，窗帘被风吹得动来动去，我躺在手术床上，隔着蓝色的布，听见仪器的声音，像雨点打在屋檐上，一鸣的手在窗外，我知道，他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走出每一次焦虑。

孕检的那天，医生笑了，说：“看见了，有三个小点，一起的。”

我愣住，看着屏幕上那三点，像天空里突然出现的三颗星，医生接着说：“考虑到年龄和风险，要不要减胎。”

我摇头，摇得很坚决：“不减。”

回家的路上，一鸣不止一次看我，像怕我晕，像怕我变，我握着他的手，手背上的那条浅浅的疤又泛起了一点光，车外的树木一棵棵往后退，我觉得自己在向前走，走向一个更不确定，但更明亮的地方。

胎儿长得快，我的身体也像一条被拉紧的弓，睡不踏实，腿抽筋，胃口不好，梁素梅搬来厂旁边住，她早上给我熬粥，晚上给我按腿，她不多话，手却很灵，也很稳，一鸣每天忙完厂里的活，回家一头就扎进厨房，学着她妈做红薯糊，味道不正，却暖。

孩子生出来那天，是雪天，医院玻璃窗上结了冰，我躺在床上，天花板白得像面纸，麻醉药劲过去一点的时候，眼泪就没止住，我不知道是疼还是喜，医生抱一遍给我看，我把眼睛贴在他们小小的脸上，像一只老母鸡连着三颗蛋。

一鸣在走廊上签字，签着签着手直抖，他后来说那一刻他想起了他爸的脸，想起了他自己小时候被爸爸背着去河边玩的背影，他说得不多，只说：“我没白来。”

我点头，心里明明白白地想：这一切太辛苦了，但也太值得了。

第4章 生活与裂缝

我们给孩子起名，一鸣的名字里有一，“我说你也太喜欢这字了吧”，他笑，并不解释，我也就不再问了，老大叫小志，老二叫小雨，老三叫小行，三个人像三条小船，在我的怀里，来回地摆。

夜里哭声此起彼伏，一鸣一会儿抱这个，一会儿拍那个，我年纪大了，奶水不多，喂完了一个累得靠在床头就睡着，一鸣睡得更少，他白天还要去厂子，晚上回来把尿布洗洗晾晾，过了半年，我们的眼圈都黑了。

厂子里出了一个小事故，老刘焊的时候被火星擦到了手背，烫起了水泡，我赶去时，他已经在小医院上了药，老刘把手在空中晃，还是笑：“兰姐，皮外而已。”

我看着他的手，心里微微发紧，回去把车间安全又检查了一遍，我知道这世道不会心软，我不能松，哪怕我家的卧室里躺着三只小猫，也不能松。

有时候我们争吵，吵的也不是大事，小志不肯睡，小雨不肯吃药，小行把玩具拆了，三个人你推我挤，家里像一个急匆匆的火车站，一鸣火气一上来，会摔一下毛巾，我也会拍一下桌子，然后我们一人背一个孩子走到院子里，枣树被秋风吹得只剩骨架，黑兮兮的，像我们当时的心。

但日子这样吵吵闹闹地，也就过去了。

孩子满三岁那年，我们办了入园，幼儿园要求体检，在镇卫生院，我们排队，前面的孩子哭得震天响，站在我们前面的一个爸爸抱着女儿嘴里哼哼“丫头不怕”，一鸣也低头对孩子们说：“不怕，像吃糖一样一会儿就好了。”

护士给我们开了几项常规检查，抽血，测视力，照个胸片，我抱着小志，小志一边哭一边仰头看我，眼睛发亮，像一只亮晶晶的小鹿。

下午拿化验单的时候，护士翻了很久，抬头笑说：“你们家老大和老二一样，老三不一样，蛮有意思。”

我接过单子，扫了一眼，再一眼，手心慢慢凉了，纸上三个字像从冰里捞出来的，冷得我只会一点点读：“AB型”。

我没出声，一鸣也没出声，他看向我，我低头装起其他单子，背上直直的，像夹了一根硬板。

回家的车上，他把手臂伸过来，想搭我的肩，我躲了一下，又自觉觉得那动作太刺眼，赶紧靠过去，他把我搂得紧紧的，声音很低：“没事，可能化验错了。”

晚上回家，梁素梅一边哄孩子，一边问：“怎么这么晚。”

我“嗯”了一声，换了鞋，进厨房烧水，水开得很快，蒸汽上来，我的眼镜起了雾，我把眼镜取下来擦，镜片里自己的眼睛又红又肿，像被人掐过。

那晚我们什么也没说，孩子睡后，一鸣拿出化验单，小心地摊在桌上，说：“明天再去做一遍。”

我点头。

第二天我们去了市里的大医院，抽血、送检，等了半天，结果出来了，纸上那几个字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块石头，有骨头一样的硬。

医生看了我们一眼，说：“B和O不可能生出AB的，除非……用的不是你们的。”

我抬头看医生，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没落下来，我笑了一下，声音嘶哑：“医生，您慎重。”

他沉默了一秒钟，“建议做亲子鉴定。”

这件事像一颗沉甸甸的石头，从我手里掉进水里，溅起的水花弄湿了我们所有人的脸。

我们回到厂里，我坐在办公室，门半掩着，小志把头从门缝里伸进来，咧嘴笑，跟他爸说：“爸爸，我今天跟老师做了小鱼。”

一鸣把孩子抱起来，亲了一下，“厉害。”

他的眼睛红，笑的时候嘴角努力地往上扯，那抹笑苦得像喝了过期的酒，我伸手接过小志，“待会带你去看鱼。”

孩子眼睛亮一亮，“真的。”

“真的。”

那晚我们把孩子交给梁素梅，拿着身份证去了市里司法鉴定所，冷气很足，墙上挂着“公正、公平、公开”的牌子，一鸣右手抱着一叠卷宗，左手握着我的手，我们像连着的两个小孩子，走在一个大人的世界里，紧紧地牵着。

采样很快，过程像一个程序员敲完了一段冷冷的程序，孩子们玩着玩具，对棉签和小瓶子没兴趣，我和一鸣签了字，按了手印，每一个圆圆的红印子在白纸上摊开，像被放大的血滴。

回去的路上，稻田望不到边，天空很低，像要压下来，一鸣忽然停下电瓶车，跳下来在田埂上走了几步，我在后座上看着他的背影，他抬头看天，像在和天说话，我知道，他要崩溃了。

我没叫他，等他走了两圈，回来，眼睛红，但嘴上挂回了那抹苦笑，他抹了一把脸，说：“不怕。”

我说：“不怕。”

我知道我们说的“不怕”不是对着这件事，而是对着我们自己。

第5章 真相与风暴

鉴定报告拿到的那天，秋风冷得像一张湿毛巾，被谁从背后甩在我后脖子上。

我坐在鉴定所的走廊里，把那封从窗口递出来的信封拿在手上，手心出汗，纸潮了，一鸣站在我旁边，我们谁都不敢先拆，像两个孩子攥着成绩单，不知道里面写着什么。

最后还是我撕开了封口，拉出那几页纸，字一个个蹦出来，我读每一行都像在走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结果很明确，和小志、小雨、小行都“不支持为生物学母子关系”，一鸣与三人中的两人“支持为生物学父子关系”，还有一个“不支持”。

我的脑袋在瞬间像被人从背后重重叩了一下，眼前的世界退了几步，又上来，天花板像在我头上压了一下又抬起，地板幽幽的白色往我光着的脚底下钻。

一鸣把报告抢过去，他看着那几行字，手指抖，他的嘴唇用力抿着，像想把某个声音从咽喉里堵住，他重复了一句：“两个是我的，有一个不是我的。”

他又抬头，看见我眼睛里第一次滑下来的两滴眼泪，眼泪往下掉，掉在我的手背上，摔成两朵小花，他伸手要擦，我避开了。

“春兰，我们可以告他们。”他的声音里有了一种陌生的硬，“这是医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点头，心里却空空的，空得能听见风在里头来回吹，吹得我四肢冰凉。

我们找到医院，刘医生不避嫌地承认了流程里可能存在中途环节的管理问题，但她把话说得非常圆润：“春兰，我知道你现在接受不了，我们内部已经在核查，可能是胚胎标签管理出现了漏洞，或操作人员失误，或者是样本污染。”

她说“可能”“或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站在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里，镜子里是无数个我的一个可能，每个我都在怀疑自己、怀疑他人、怀疑世界。

“那我们孩子来路究竟清不清楚。”我问。

她看着我，眼神里也有某种疲惫：“有可能是捐卵，也有可能是捐精牧混，但是一鸣与两个孩子的匹配我们查得到，只是另外一个，可能是胚胎混淆，或者样本错误，医院会尽最大努力查清楚。”

“谁负责。”一鸣冷冷地问。

医生沉默了一下：“我们会按程序向上级报告，启动赔付程序。”

赔付两个字像两只冰块被丢在我脚边，一点点融化，我看着那水，不知道它最后能流到哪里。

正当我们纠缠办手续时，一个女人在医院门口拦住了我，她白净，瘦，看上去年龄在我和一鸣之间，穿着一件米色针织衫，眼睛红，却很冷静：“你是任春兰吗。”

我点头。

她手里攥着一张复印件，上面有几行我们熟悉的字母和数字，她把复印件递给我：“我是苏晴，我孩子在这个医院做的试管，失败了，他们把报告给我时我看见了一个名字，后来我找人问，和你们的批次很近，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谈。”

她说话不快，但每个字都像往地里钉下一根钉子，她说“失败”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抽了一下，不是嫌弃，是愤怒和失望混着的抽。

我们找了一个茶馆坐下，桌上有几盏未洗的茶杯，茶水干了，留下边，像这几年我们生活里那些沉淀，轻轻一刮就能起一层灰。

苏晴把她的故事说了一遍，她和丈夫结婚三年，丈夫很忙，她身体有问题，来医院做试管，失败了两次，第三次医院给了她“胚胎质量差”的回复，而那次，我怀上了三胞胎。

她看我的眼神不带恨，只是审视，她说：“我没有要抢什么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错误是不是发生在我们之间。”

我点头，我能理解她，她和我一样，也把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希望，压在某些陌生的人的手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船在飑上走，一不小心就要翻。

我们做了更多的检查，一层一层揭开那些看似严密却漏洞百出的程序，卫生监督所派了人来，王所长把证件拿出来，严肃地说：“我们会查。”

厂里的工人们都知道我们在闹什么，老马跑来我们家，在院子里坐了一晚，没说一句话，只吸了几根烟，烟头在黑里一红一红，最后他灭了烟，说：“兰姐，不管咋样，孩子是你养的。”

我看着他点头，“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从他们是一小点的时候开始，写下每一次体温上升，每一次踢被子，每一次第一口食物，他们所有的第一，都和我的生活连在一起，这些事情比纸上的字沉得多。

但我也想要一个公道，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一个以后别人不再这样走错路的可能。

一鸣的态度更硬，“我要他们给我们一个说法，以后别的家庭不再有这事，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在卫生监督所的楼道里走来走去，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狼，心里烧着火，身上却无处放，我看见他的那种无力和气愤，知道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自己，更多是为了我，我们俩中年以后抱着孩子的这份辛苦，他要为它跑一回。

那段时间我们不停地被问，记者也来敲门，我不愿意开门，怕孩子害怕，梁素梅站在门后，小声说：“不该让他们进来，小孩子还小。”

我一边应付一边忙厂子，有一天一鸣一下子摔了一把锤子在地上，锤子砸到水泥地，发出一声闷响，他低着头说：“怎么就这样了呢。”

那一刻，我走过去，抱住了他，我很少主动去抱他，那天我抱了，他像个疲惫的孩子靠在我肩上，我在他耳边说：“我们不管怎么走，别丢了自己。”

法院的调解室里，我们坐在桌子两头，对面坐着医院代表和律师，还有那位刘医生，她看我的眼神里有歉意也有疲倦，律师说了许多条款，我听不清楚，我只听到“补偿”“道歉”“问责”“整改”，像几个看起来好看的瓷器，摆在桌上反着光，却不能立刻就端出一碗汤来喝。

我抬手，打断律师的话：“我有两个问题，一，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流程整改，二，我们孩子的出身，能不能尽量查到头。”

王所长点头说：“我们会监督他们整改，把流程从头到尾放出来。”医院代表点头，拿出了一份整改计划，纸上条条清清楚楚，但我知道，纸上清楚，手上也得清楚。

另一个孩子的出身，我们找了很多途径，终于在一串串数据里碰到了线索，一个南方的捐精库的数据出现在这个批次里，与我们的批次有重复时间段，我拿着那串冰冷的数字，忽然觉得这件事情里，人的温度被数字吃掉了一半。

这一串信息最终确定不了另一个孩子完全的来源，但我们至少确定了有不合规运作，一鸣在法院出来时，对着摄像头说了一句：“我们不是要钱，我们要一个道理。”

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人慢慢学会了把自己从受害者的泥里拽出来，我们站在泥边，看自己身上那些泥，知道这些泥怎么沾上来的，也知道怎么一点点洗干净。

第6章 选择与坚守

修复从来不是把破了的东西接上那么简单，它像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长出一根新的骨头。

官司拖了一年多，赔偿方案几度调整，最终有一个数摆在我们面前，一鸣看着那个数笑了一下，说：“钱不是要紧的，我们要他们把篇章翻完。”

医院按程序做了公开道歉，领导在镜头前低头说话，声音在电视机里传出，像夹着砂粒的风，我坐在沙发上，孩子们在地上玩拼图，拼了一个不完整的房子。

“妈，为什么这个地方找不到。”小行拿着一块拼图，皱着眉，我接过来，看一眼图案，告诉他：“那块不在这堆里，去另一堆找。”

他跑到另一边，在一堆颜色更深的拼图中找，找了半天，咧着嘴跑回来：“找到了。”

我看着他那一瞬的神采飞扬，心里忽然闪过了一句话：我们所有的难题，最后都要自己去另一堆里找答案。

苏晴后来到我家来过一次，她看着三个小家伙在院子里打闹，笑着说：“你们家热闹。”

我倒了一杯茶给她，她接过，手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她说：“我和他分开了，试了，他耐不住这个折腾，我也没有力气解释。”

我不知道说什么，过了半天才问：“你以后打算。”

她耸耸肩，梨树叶子在她背后微微动了一下，光斑在她脸上跳，她说：“工作先做着，年纪大了也不着急，心里那口气喘顺了，再看。”

我点头，我掌心汗微微的，她抬眼看我：“你后悔吗。”

我看了看屋里挂的那块钟，钟针走得慢慢的，像累了，我说：“不后悔，我一开始是想要一个孩子，现在我有三个，这里面有错有对，但他们叫我‘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走错。”

她笑，然后眼圈红，我递给她一张纸，她抹了一下，说：“你是个有福气的人。”

“是你心宽。”

她看着三个孩子跑成一团，轻轻说：“以后这事会慢慢好起来的。”

厂子在那段风雨里也晃了一下，这个客户因为电视里看到我们的新闻，心里发毛，磨磨蹭蹭不签字，那个供应商也借故拖延发货，我一笔一笔去谈，坐在他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天，“老刘，我厂子还得开，我要给工人结工资。”

老刘抽着烟，烟从他的鼻子里出来一缕一缕，我盯着他的烟直看，他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兰姐，别拿你这个说事，谁家日子不是日子。”

“我的日子是日子，工人的也是日子。”我笑了一句，“咱们都在一个锅里煮，别把我夹出来。”

他咧了咧嘴，掐了烟，拿起笔在合同上刷刷签字，“行。”

我抱着那份合同回厂，心像一只满载的小车，虽然颠簸，终究又进了院门。

家里的日子也一点点回归平静，我们在床前打开过很多次话题，也关上过很多次，尤其是那一个孩子的来历，像一个挖不到底的坑，一鸣有一次坐在床边，背对着我，把头埋在手里，声音闷在手心里：“我想明白了，我之前总觉得‘我的血’重要，其实是我心里没底，现在看着他跟我一样笑时嘴角往左上翘，我还是会想，这孩子到底像谁，但我知道，我不该把他往外推，他是在你肚子里住了十个月被你生出来的孩子，是我们家的人。”

我把手放在他背上，牢牢地按了一下，他的肩膀有很硬的骨头，又把手移到我们床边的那幅照片上，照片里我们三个人笑得很真，一鸣站得略靠后，仿佛把我们围住，照片后面是一张有些旧的墙纸，我知道，所谓“家”，也不过如此，旧旧的、软软的、暖暖的。

那年冬天，我们请来几个本地的年轻人做学徒，厂里的活慢慢又多起来了，我把那台老冲床给换了，换成一个更安全的，机器进厂那天，几个年轻人围着拍照，像迎接一个新家庭成员，一鸣站在一边，冲我笑：“你看，技术进步了。”

我点头笑：“技术进步也要靠人良心看着。”

他也点头，用力点，就像在给自己一个答复。

我们去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说：“三个孩子很懂事，就是调皮了点，老师说话能听得进去。”

小志回家就把手插腰学老师说话：“同学们，不要抢东西，要排队。”

他学得像，梁素梅笑得差点坐地上，她说：“你简直就是老师的影子。”

晚上我在孩子的床头坐了一会，把灯调暗，房间里只有呼吸声，我把手放在小行的头像上，轻轻拍着，一鸣从厨房里端来两杯热水，他递给我一杯，我接过，趴在床栏杆上，轻轻说：“一鸣，我们就这样过吧，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不对劲，我们就这样过。”

他点头，那一下极轻，却重。

第7章 修复与传承

我们拿到了赔付的一部分，一鸣说要把它留着给孩子上学，我点头，我们俩现在花钱都比以前谨慎。

身边的那些风言风语逐渐小了，或者不是小了，是我们耳朵长出了一层壳，不再每句话都要往心上贴，也有一些人会实实在在地走到你面前说：“兰姐，我佩服你。”

我笑，她说“佩服”的时候没有居高临下，没有戏谑，只有一种像邻居把自家菜端给你，温温的。

我们决定用那笔钱的一小部分，在厂里专门做一个“安全角”，里面摆放安全帽、口罩、护目镜，写上“技术、良心、传承”，这六个字是我和一鸣一起写的，他字好，写的时候认真得像写人生中的第一张习字帖。

开这个“安全角”的那天，我们没有搞大阵仗，喊了工人们站在那，老马咳了一声：“我觉得这样很好。”

他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让我觉得比什么都实在。

有一回市里的电视台又来采访，我们没有拒绝，来了一个年轻记者，眼睛亮亮的，他问我：“任姐，你得到了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得到了三件事，一是看见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二是知道一个人再疼也能往前走，三是明白这个社会里还有很多人会站过来帮你。”

他又问：“你失去了什么。”

我笑了一下，摇头：“我不想用丢来形容，我只能说，有些东西在这事里被换了形状，像树，不再长过去那样的树冠，但它还是树。”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在学习的光，像一个学生新拿到一本书，很想把它读懂。

孩子们慢慢大了，开始问问题，小志问：“我和弟弟妹妹长得像爸爸，像你吗。”

我摸摸他的头：“像。”

他笑，笑的时候嘴角往左上翘，我也笑，我知道，他像我不在脸上的地方，像我这样热爱生活的心。

我开始把厂里的事情一点点教给一鸣，他年轻，脑子灵活，我们在图纸上吵过，在客户面前搭过腔，他有时非要坚持一个方案，我让他去试，试完回来，他拿着失败的样品对我说：“你说得对。”

我也有时候固执，认为老方法就适合，年轻工人不服，拿着电脑给我算各种强度，我看看他们的数字，最后笑着投降：“行，按你们的来。”

厂里请了两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学机械，一个学自动化，午休他们喜欢坐在车间门口长凳上聊，我走过去，听他们谈起“大国工匠”，他们说：“我们得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句话让我在心里生出一种稳稳的热，像炭火，不火辣，也不灭。

我经常会在饭桌上说“人活着，要靠技术、良心、传承”，孩子们有时候不耐烦：“妈，你又说这个。”

我笑：“这个是我总结下来的，记着，一辈子用得上。”

书桌上那三行字，后来被写在他们的作业本封面上，老师在旁边画了一个笑脸，说：“你妈说得对。”

第8章 风吹过麦地

五年像一盆水，滚烫的时候你觉得烫，凉了你又觉得不过如此。

孩子开始上小学，书包里装的书越来越多，我每晚都得督促他们写作业，一鸣在厨房里忙着包饺子，馅是他妈拌的，香油、葱花、姜末，混在一块儿，香得人想唱小曲。

我们家的院子修了一个小菜地，种了几棵辣椒，辣椒红了的时候，我摘下来，晒在屋顶上，一排一排，像等着被串成项链的小珠子。

苏晴来过几次，后来也结婚了，一个老同学，踏实，她笑着对我说：“我这次真的想明白了。”

我给她拿了一盆辣椒，她说：“辣椒像你，辣得人叫唤又离不开。”

我们笑得肩膀一抖一抖。

有时回娘家，老乡们坐在土炕上，聊起这几年，谁家的孩子上了大学，谁家把房子盖了二层，笑声里有咸味，空气里有玉米面馍的香，我妈走了好多年了，老屋里还留着她做的那条门帘，蓝布上绣着两个大字：顺遂。

我站在那道门下，手摸着布上的针脚，回头看一眼院子里撑起来的晾衣绳，上面晾三个小书包，一左一右一中，风吹过，书包轻轻地碰，发出“咯”的声，像三只小船在岸边碰了又离。

我经常在黄昏用力往出看，往出看，看见了工厂那边冒起来的轻烟，看见了路上的电瓶车一辆接一辆地回家，看见了离我们不远的那片麦地，麦子黄得像金鱼，风一来，鱼群就游起一片泛光来。

我们就是那片麦地里的麦子，肩并肩站着，风来的时候一齐低头，风过的时候一齐站直，阳光照我们的时候，也照所有的尘土，不偏不倚。

有一次孩子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小志写：“我妈妈很厉害，也很温柔，她会做门窗，会做饭，会骂我，会抱我，她说‘家人之间要理解和包容’，我觉得我有一个好妈妈。”

我把他的作文放在桌上看，笑了，一鸣走过来，笑着戳了一下小志的脑门：“你可会拍马屁。”

小志红了脸，死皮赖脸地抱着他爸的胳膊，“爸爸，今天我可以多看十分钟动画片吗。”

一鸣故意板着脸，“不行。”

“那五分钟。”

“也不行。”

“那一分钟。”

“那行。”

这点叫人忍俊不禁的小讨价还价，是我们生命里最可爱的市井味道，也是我们从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硬邦邦的政策里走出来之后，最让我们心放松下来的日常。

风仍然会带来消息，谁生病了，谁进城打工了，谁家娃考上了哪所学校，我们生活的这个县城仍然不大，仍然有熟人社会的边边角角，但我们的心变大了，我们不再被每一个眼神划伤，也不再被每一句话牵指。

那张当年卫生院的化验单，我还留着，压在抽屉最底下，抽屉上面压着的，是孩子们画的画，画我们全家人站在一棵大树下，树很粗，树叶像一群鸟，树下我们五个手牵着手，笑得像一排太阳。

后来有人问我：“任春兰，你到底从那场风波里明白了什么。”

我想了想，回答：“技术没有良心的看守就会迷路，家庭没有包容的底就会散架，普通人的坚守，是这个社会不倒的梁。”

我这么说的时候，家里锅里的汤正滚，院子里的辣椒正在日光里变红，厂子里的机器发出合理的嗡嗡声，三胞胎的书包挂在墙上，笑脸朝外。

我把手伸进汤里晃了一下勺子，抬眼看见一鸣站在门口看我，他对我笑，那笑里藏着我们这一路走来的所有酸甜苦辣，我也笑，心里像麦穗一样翻过去，又翻回来，始终没有离开土地。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