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二野主力向湘西开进，待广州解放迫使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当四野在广西作战之时，进军川黔。

1949年7月16日，中央军委下达进军华南、西南的指示。

7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二野主力向湘西开进，待广州解放迫使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当四野在广西作战之时，进军川黔。

毛主席在彻底消灭华南、西南之敌的指示中具体指出：

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随后，野战军前委在南京召集了扩大会议，讨论了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城市接管工作、部队政治教育和后勤保障等问题。

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在座的还有张霖之同志。刘、邓首长指示：

部队在进军大西南，重庆解放后，重庆市军管会主任由张际春同志担任，陈锡联同志任重庆市市长。

我说：

“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更不熟悉城市情况，还是请有地方和城市工作经验的同志当市长。”

刘、邓首长说：

“不会不懂可以学嘛！你是兵团司令员，下边还有人嘛！”

当时，确定了重庆市的主要领导人有我、张霖之和曹荻秋同志。那时，曹荻秋同志在上海工作，我们还没见过面。

当时的具体分工是：

我任市长、市委第一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专管军管工作；

张霖之同志任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主管党务和群团工作；

曹荻秋同志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主管市政府工作。

同时，还确定了市委常委和委员人选。常委有李唐彬（负责组织工作）、刘明辉（负责公安工作）、任白戈（负责文教工作）和罗士高同志；委员有尤太忠（负责城市卫戍工作）、杨松青（负责统战工作）等。

这样子，重庆市解放后主要领导人和工作班子负责人就确定下来，实际上，从此便开始了重庆解放后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

陈锡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9年7月25日，三兵团在南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莅会作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动员报告，并宣读了党中央、毛主席进军大西南的命令。

在会上，还传达了刘、邓首长进军大西南的指示，讨论了作战方案，下达了战斗任务。

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蒋介石以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和麇集西南的胡宗南集团为依靠，妄图以四川为防守重点，组成“西南防线”。

此刻，胡宗南三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阻挡我军由陕入川；宋希濂两个兵团，位居建始、恩施一线与位于巫山、奉节之孙元良兵团扼守川东地势险要。

这里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湘桂尚有白崇禧十余万人，足以保证其云、贵后方和胡宗南侧背安全，他们判断我军不会由此入川。

针对敌防情况，当野战军指挥机关率三兵团乘车由南京、徐州向湘西开进途经郑州时，刘伯承司令员在群众大会上宣布：

我军要向四川进军，佯装西进。

当我三、五兵团集结于常德、邵阳地区之后，四野为策应其主力向广西进军并以42军主力、50军及湖北省军区部队配合二野作战和一野一部抑留胡宗南在秦岭之时，刘、邓首长决心以三、五兵团发起川黔作战的三兵团主力和47军为左集团，直出彭水、黔江，迂回敌之右侧；协同50军、42军主力、湖北省军区部队组成的右集团，会歼宋希濂集团于彭水以东地区。

担任战略迂回的五兵团及三兵团之10军（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直插贵阳、遵义，进击宜宾、纳溪、泸州，断敌逃往云南退路。三兵团42军（军长、政委王近山兼）为左翼，47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志萍）为右翼，11军（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志先）随兵团跟进。

遵照刘、邓首长指示，部队打到哪里就接管到哪里，同时建立人民政权。

50军进到川南自贡市，成立了川南军区，杜义德是司令员，王维纲是政委；11军随兵团部进到川东，接管万县地区，成立川东军区，我兼任司令员，政委是谢富治，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阎红彦，12军进到重庆，参加军管工作和执行城市警备任务。

1949年9月，部队在常德时，曹荻秋同志从华东带领华东支前司令部一批地方干部和上海一批进步青年学生所组成的西南服务团，与二野的部队会集在一起，准备跟随部队进军大西南。

在常德开了一个会，与会的有部队、地方领导同志和四川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会上，主要研究了重庆解放与接管工作三方面的事情：

一是军事准备。

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根据当时的敌情，对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几个军的行进路线、作战方案、部队政治工作、后勤保障以及组织筹粮队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具体部署。

这方面的落实工作由我负责拟定出战斗实施方案，上报批准。

二是班子准备。

由军队干部和四川地下党的同志组成接管班子。

军管会下设七个接管委员会，对国民党政权机构、厂矿企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及物资、财产和档案等进行全面接管。并大体确定了接管工作各个方面的负责人选。

三是政治准备。

着重分析了重庆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况。

重庆是国民政府抗战八年的陪都，也是国民党妄图盘踞大陆的最后据点，全国各地许多反动头子、特务分子、地痞流氓等麇集在这里，敌情、社情极为复杂。

特别是抗战八年，敌人的反动宣传有一定的欺骗性。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认真研究了重庆解放后在接管中政治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

这次会上，还请参加南京、上海接管工作的地方干部介绍了经验，四川地下党的同志介绍了当地情况，从而使参加重庆接管工作的同志正确认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在常德期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是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进行的，分工由谢富治、曹荻秋负责主持。

在进军途中，张霖之、曹荻秋等同志一路行军打仗，一路研究接管问题。

重庆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所以能够按照预定部署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都是与刘、邓首长的正确领导、事先进行了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11月1日，与广西作战的同时，我军发起川黔作战。担任大迂回的十五兵团及10军以迅猛的动作，在11月10日前挺进黔境，解放了镇远、三穗地区，直插贵阳、遵义。

此时，兵团主力与47军亦突破了宋希濂防守两翼，解放了恩施、秀山、酉阳、黔江等城。

为了贯彻执行刘、邓首长的指示，迅速全歼敌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全体指战员与敌人争速度、抢时间，昼夜兼程，勇猛前进，许多部队步行150里以上，争先恐后追击敌人。

11月16日，11军解放彭水，突破乌江，十五兵团亦解放贵阳，10军攻克遵义，继向宜宾、泸州进击，将敌之“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

这时，蒋介石急令胡宗南1军空运重庆；孙元良兵团由万县西撤；宋希濂二十兵团和罗广文兵团在南川以东布防。

据此，刘、邓首长即令：

继续诱敌迂回、包围。

于是，我军在11月24日占领南川城。11月28日，终将宋希濂集团主力之罗广文兵团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并乘胜解放了重庆外围之綦江、涪陵、江津，逼近重庆。

11月29日，47军先头部队在重庆以东渡江前进，12军主力部队在重庆江津之间渡过长江指向璧山。

11月30日，12军先头部队在李家沱、海棠溪渡江；我军兵临城下，守敌溃逃，当日下午重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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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领导同志也于11月30日随部队入城。

目睹山城，感慨万分。在重庆解放前，国民党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两次飞渝亲自部署，一面加强镇压进步力量和对被关押的革命志士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一面从台湾调来“爆破专家”“技术大队”，用飞机运来大批炸药，阴谋对重庆进行毁灭性的破坏。

由于我军进展神速，所向无敌，敌人大量被歼，节节溃退，自顾不暇，也由于重庆广大工人、职员、学生和进步人士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护工厂、学校，保护重要设施，使得敌人的罪恶计划未能得逞。

敌人仅仅破坏了一个国际广播电台就仓皇逃跑，整个重庆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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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开始全面接管工作，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重庆的接管工作是繁忙而艰巨，面临的问题复杂而急迫，但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上下团结一致，工作朝气蓬勃，废寝忘食，艰苦奋斗，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所采取的措施得当有力，各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市民生活得到保障，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人心日益安定，各界拍手称好。

当时，在接管过程中，遇到许多复杂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一个一个加以解决，述略如下:

宣传教育群众，揭穿反动谣言

重庆解放后，敌人的反动宣传仍然嚣张，制造谣言，扰乱民心，破坏接管。

我和刘明辉、任白戈等同志一起，几乎每天都听取汇报，分析敌情，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针锋相对，打击敌人。

针对敌人的反动宣传，大力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人民军队的宗旨，以事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发动内战，镇压进步力量，奴役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和真面目。

同时，对社会上出现的谣言，及时揭穿阴谋，回击敌人，澄清真相，教育人民。

比如，12月10日公布人民币兑换金圆券、银圆券，敌人造谣说是共产党欺骗老百姓。

由于我们宣传工作得力，组织得好，方法得当，人民手中有了钱，可以买到东西，城乡物资交流顺利，生活有了保证。

广大群众得到好处，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从而相信党的宣传，拥护党的政策，兑换工作进展顺利。

镇压暗藏敌人，保护人民安全

重庆解放后，一些上层进步人士、工商界头面人物经常收到恐吓信，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自己也收到过恐吓信，挨过两次黑枪。

经过周密侦察，掌握了有破坏活动的暗藏敌特1000余人，报请刘、邓首长批准后，于1950年1月18日上午，在军管会严密组织指挥下，全城统一行动，封锁了大街小巷，控制了交通要道，进行了第一次全城大逮捕。

这一行动，对暗藏的敌人震动很大，纷纷将暗藏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丢在大街上、角落里，还有不少人自动到军管会交枪自首、交代罪行。

当天下午，我在广播电台讲了话，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检举坏人。

但是，这次抓到的大都是浮在面上的，我们便采取快审快放的办法，从速从宽释放了一批主动坦白、愿意悔改的敌特分子，以此分化瓦解、引诱麻痹藏在深处的敌特。

大逮捕后，电影院、戏院、茶馆、商店很快开门正常营业。敌特以为无事了，又冒出来活动。

于是，根据掌握和被抓特务检举的线索，当天就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公安便衣一齐出动，又来了个第二次大逮捕，抓捕了100多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

经过审讯，进行大张旗鼓惩办。此后，社会日渐安宁，人心日益安定。

治理社会秩序，改造乞丐妓女

当时据调查，全市流落街头的乞丐有1000多人，妓女明的暗的数千人，每天，三五成群的乞丐见到穿得好一点的人就拦路要钱，不给钱的就要挨打，晚上，他们结伙偷盗、抢劫。

众多妓女更是不分昼夜活动，他（她）们扰乱社会，影响治安，许多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反映强烈，建议尽快采取治理措施。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对乞丐和妓女分别采取了收容教育的办法，力求挽救他（她）们重做新人。

第一次收容乞丐没有经验，有不少进了收容所后放了，继续流落街头。

第二次收容后，就做感化教育工作，给他们理发、洗澡、换新衣服，还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组织学习，参加劳动。生活上多方关照，政治上给予做人的权利，使他们消除疑虑，亲身体会到新社会带来的好处。

在收容的乞丐中，有些是中学生、大学生，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他们就业无门，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沦为乞丐。

通过教育学习，新旧社会对比，激发了他们做人的信念，都表示决心弃邪归正，做自食其力的人。

同时，中央决定修建成渝铁路，经过动员，把他们组成了参加成渝铁路的劳动队伍，后来许多在劳动中成了骨干，转变为新中国的工人。

为了教育挽救大批妓女从良为善，我们组织了一些妇女干部和医生参加这项工作。

这些人都是旧社会的受害者，饱经人间凌辱。针对具体情况，我们运用收容改造乞丐的基本经验，主要是教育启发她们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恨旧社会的罪恶，克服心灵深处的自卑感，恢复做人尊严，鼓起生活的勇气，做新社会的劳动妇女。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极其良好的社会效果。

整顿码头秩序，建立劳动工会

重庆沿江码头多，码头工人多，人力车夫也多，他们生活在旧社会的最下层，阶级的压迫，把头的剥削，受尽了饥寒和苦难，解放使得他们扬眉吐气，敢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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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少码头的“把头”本身就是封建恶霸、地痞流氓，思想反动，民愤极大。解放后，仍控制码头，迫害工人，暗地捣乱，挑起事端，提高运价，敲诈勒索。

为了维护码头工人的利益，建立码头正常秩序，军管会一方面派出部队维持码头秩序，宣传群众；另一方面采取专政措施，把民愤极大的封建把头抓了起来，开了公审大会，判刑劳动改造。

同时，我们把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劳动工会，自己管理自己，当家做主人。

而且，经过走访，对确实有困难的工人，该救济的救济，该治病的治病，该就业的就业。

这样一来，广大工人在组织上有了领导，生活上有了保证，社会地位提高了，劳动劲头也足了，码头秩序很快改观。

治理脏乱环境，改变山城市容

解放前，重庆既脏又乱，下水道不通，污水街上流，垃圾成山，臭气熏人，苍蝇满天飞，老鼠成灾害。

解放后，在召开的全市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大家提出治理脏乱、整顿市容的问题。

我们很快找到重庆市政建设工程图纸，请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治理方案，组织工人疏通管道，搬运垃圾，发动市民清扫街道，用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办法，很快解决了脏乱问题，市容展现出新的面貌。

在解决脏乱问题的同时，安排了一批工人就业，组成了从事城市环境卫生的工人队伍。

合理解决劳资关系，恢复发展生产

重庆大小工厂很多，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首要的是做好工人的工作，妥善解决劳资关系问题。

解放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被压迫者变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广大工人强烈要求合理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

凡是官僚资产阶级开办的工厂，我们当时都接收过来了，按党的政策办事。

可是，其他经营的工厂怎么办？

这其中还有个政策问题。所有工厂都面临恢复生产需要原材料，工人做工要发工资等许多实际问题。

这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很强，劳资双方都要做工作，有个劳资双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因此，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最多、力量最大。

张霖之和曹荻秋同志主要负责这方面的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劳资关系问题，工厂的生产很快走上新的轨道。

李震负责工会，主要抓了建立工会和工人教育工作，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在接管中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接管过程中，党政军民同心协力，各项工作卓有成效，为建设新重庆创造了良好开端。

1950年1月23日，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月24日我代表军管会在会上宣布：

“从总的方面说，现在我们的接收工作已经结束，开始转入正常的管理阶段了。”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所做的《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报告中指出：

“在重庆进一步建立革命秩序、保卫治安、恢复生产、开展文化教育运动，以渐次康复起来的人民的重庆，来支援即将完成的解放战争，协助农村土改，发展农业生产，然后在农村土改的完成与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庆市的生产建设，使之稳步地繁荣起来。”

重庆市的接管工作，经过短短一月又23天，就改变了山城人民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政治形势，使山城历史开始了根本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一切，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归功于刘、邓首长的卓越领导，归功于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