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天津唯一一条以人名命名的道路！为了永久怀念这位英雄！

摘要：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8月15日起，京津冀三地新闻广播携手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京津冀地区的抗战故事》，让我们用声音穿越烽火岁月，重温抗战英烈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见证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8月15日起，京津冀三地新闻广播携手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京津冀地区的抗战故事》，让我们用声音穿越烽火岁月，重温抗战英烈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见证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壮阔征程。

播出平台：

天津新闻广播FM97.2/AM909《天津新闻》（7:30-8:00）《历史回声》（0:00-1:00）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

导言

在天津海河西岸，有一条横跨红桥、南开、和平三区，全长 4086 米、宽 15 米的道路，它是天津唯一以人名命名的街道，名叫“张自忠路”。张自忠是二战期间牺牲在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最高级别将领。

“如果我们不怕死，他们就不敢为所欲为。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和生命，激励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从海河畔的求学青年到曾主政天津的市长，从长城抗战的大刀勇士到血洒疆场的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用他的“忠义”与“壮烈”诠释了对家国的赤诚。

路名的由来：从租界小路到英雄丰碑

周末的清晨，张自忠路上车水马龙，有很多市民带着孩子在此漫步，蓟州区的刘女士一家就是其中之一：“带孩子来看看张自忠雕像，让他感受下抗战精神，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鲜活。”

鲜为人知的是，1902年，这条路初建时，只是法租界的“河坝路”、日租界的“山口街”，作为海河沿岸码头的配套道路，承担着卸货、运输的功能。当时的它，是列强在天津殖民统治的印记。直到1946年，中国政府收复租界，这条路才有了崭新的名字——张自忠路，成为天津唯一以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

▲1936年，张自忠在天津市长任上的戎装照

“七七事变中，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北京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道路；张自忠将军牺牲后被追授上将军衔，是抗战中殉国的最高军衔将领，所以也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路。北京率先命名张自忠路，天津、武汉等地随后跟进。在天津，这条路连接着象征台儿庄大捷的台儿庄路，周边多伦道、芷江路等也均与抗战相关，用路名铭记历史，既是对胜利的珍惜，更是对英雄的永久怀念。”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详细介绍了这条路名的来由。

当下，位于海河西岸边的张自忠路作为城市主要干道，早已成为天津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这条路也早已不是单纯的交通要道，而是一座矗立在城市中的“活态纪念碑”，将英雄故事代代相传。正在晨练的市民刘东是革命烈士后代，她说每次走在这条路上总格外感慨：“张自忠将军是山东老乡，他的血性和担当，值得我们永远敬佩。”

▲资料图片

从学子到军人：乱世中的报国抉择

1891年，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一个殷实家庭，排行第五。受孔孟之乡“忠义孝悌”文化的熏陶，他自幼便怀揣着朴素的家国情怀。据张自忠后人李军回忆，张自忠年少时就颇具侠义之气：“我太爷爷和将军是表兄弟，小时候一起出去玩，遇到不平事，哪怕对方比他大、比他壮，将军也敢站出来死磕。他还爱听《岳飞传》《隋唐演义》，‘尽忠报国’的种子早就埋在了心里。”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20岁的张自忠来到天津求学。当时的天津，现代化教育走在全国前列，新思想、新刊物在此汇聚。张自忠在天津接触到同盟会的进步理念，也深刻目睹了列强侵略下的民族危机。

《辛丑条约》后，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尽欺凌，这让他逐渐意识到，单靠法律难以拯救危亡的国家。多年后，张自忠在自传中说到：“辛亥革命后，我在天津肄习法政，当时国际帝国主义，侵华日亟，我在那时就加入了同盟会。自己觉得，要想革命救国，还是到军队里去。”如今，这份由1939 年9月9日经张自忠口述，由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记录、整理而成的张自忠自传依然完好的收藏于重庆北碚图书馆当中。

回到家乡，努力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1914年，张自忠毅然放弃学业，远赴沈阳新民屯投奔同乡、陆军第20师旅长车震。那时的军营生活异常艰苦，部队需自行种菜、养猪、搞“农垦”，与他同去的5人很快因受不了苦纷纷返乡，唯有张自忠选择坚守。“将军常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认定军营才是报国的战场。” 张自忠的后人李军说。

1917年，车震解甲归田，在其推荐下，张自忠加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西北军前身），从此正式开启了军旅生涯。从学员到连长，再到师长，他与士兵同吃高粱饭、同睡大通铺，凭借严明的军纪和身先士卒的作风，成为西北军中的“将才”。冯玉祥初见他时，便赞其“一表人才，注定成大器”。这份从天津求学时埋下的报国理想，终于在军营中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

铁血抗倭：喜峰口成长城保卫战唯一未破关口

1933年，日军侵略的步伐蔓延到山海关，并成功突破，全线向长城推进。长城保卫战由此打响。这也是张自忠来抗日生涯中的重要篇章。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后，将矛头指向热河及长城沿线，喜峰口作为长城东段关键关隘，成为必争之地。当时张自忠所在的29军，是中原大战后被国民政府收编的“杂牌军”，装备极差——国民政府不给充足军费，士兵们只能背着大刀、穿着破衣，却凭着一股血性坚守前线。《华北之殇：1928-1937》一书的作者、天津文史学者周醉天介绍说：“29军困难到只能练大刀队，还从天津请了韩慕侠这样有名的武术教头，用冷兵器弥补装备差距。”

当年3月，日军第8师团猛攻喜峰口，东北军撤离后，张自忠率38师星夜驰援。他与37师师长冯治安勘察地形后，决定利用日军“白天强攻、夜间松懈”的弱点，发起夜袭。

3月11日夜里，赵登禹旅长率三个团及他的特务营，分三路夜出长城，张自忠则在后方指挥策应：王长海团炸毁日军18门榴弹炮，董升堂团突袭步兵宿营地展开白刃战，李九思团从侧翼牵制——这场战斗，日军伤亡上千人，被迫暂停进攻。

▲张自忠外孙车晴提供的1933年3月12日，喜峰口大捷时的作战地图。

“喜峰口大捷”的消息传遍全国，也催生了《大刀进行曲》这首传世战歌。此后，张自忠又率部与日军展开近20天拉锯战，在缺粮少弹的情况下守住阵地，让喜峰口成为长城保卫战中唯一未被突破的关口。“古北口、冷口、喜峰口是长城保卫战中三个主要口岸，分别由国军、东北军和西北军29军来守。最后只有29军守住了关口。”周醉天说道。

▲1933年3月15日，29军将领在遵化三屯营前线指挥所的合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

华北变局：接管京津与七七事变

然而，29军的大刀还在闪着寒光，喜峰口一役的壮烈言犹在耳；转眼之间，一纸名为《塘沽协议》的文件，瞬间让华北的门户洞开。“长城保卫战丢了两个关口，所以才签订了《塘沽协议》。当时东北军在全国是名誉扫地了。西北军29军接替东北军接管了整个华北地区，才进入到北京、天津。”周醉天说道。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1936年，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主席的张自忠调任天津市市长。

▲1936年6月，就任天津市长。

当时的天津华洋杂处、日寇环伺，《何梅协定》后华北已沦为“半殖民地”。张自忠在夹缝中周旋，一面遵国民政府“拖延时间”的指示，一面暗中备战：将3000名天津保安队武器配齐，把特务营改编为“保安队”：穿警察制服维持治安，战时换军装作战，巧妙避开“天津20公里内不准驻中国军队”的不平等条约。“将军在天津的每一步，都是为了给国家争取准备时间。”李军说。

▲1936年11月视察天津保安队

任内一年，张自忠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军务和政务上。“都说成都道60号是将军的故居。我爷爷那时候一直跟着将军做事。我爷爷说其实将军在成都道60号一天都没住过。他就天天住在单位。偶尔去过几次是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家属。”张自忠的后人李军说。

在天津的一年里，张自忠扩建老龙头火车站、推行全市清洁运动、开设劳工子弟学校、颁布《学徒契约》保障底层工人权益……有一次，英租界巡捕毒打人力车夫，张自忠怒而下令：“所有人力车夫不得去英租界拉活！”最终英租界交通瘫痪，不得不赔偿道歉、惩治凶手；英商抗税，他严令“不纳税就不准开船”，拒绝贿赂，迫使英商缴税，也震慑了其他外商。面对外国列强欺压，张自忠始终坚守民族尊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张自忠奉命留守掩护部队转移。如今，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的特殊账本记载：“7月28日，秘密转移南开大学仪器137箱；7月30日，护送清华教授家属乘英轮南下……”

1937年12月张自忠重新回到部队。此后两年，他转战南北，书写了一段段悲壮战史：1938年2月，张自忠率59军驰援淮河，击退日军第十三师团；3月，一昼夜奔袭180里增援临沂，与有旧怨的庞炳勋摒弃前嫌，血战7天打退日军王牌第五师团，蒋介石赞其“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徐州会战中，他率部殿后，掩护几十万大军安全转移；武汉会战期间，在河南潢川与日军第十师团血战12昼夜，即便日军施放毒气、骑兵逼近指挥部，仍坚守不退……据张自忠的外孙车晴讲，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抗战中，59军阵亡9695人、负伤23588人，伤亡远超军队员额，却始终是抗战前线的“硬骨头”。

▲1936年10月17日，出席南开学校成立32周年的纪念活动。

忠魂永铸：以身殉国与精神传承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日军集结重兵围攻枣阳，妄图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时任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主动请缨率部北渡襄河截击日军。出征前，他写下两封绝笔信：给部下的信中，他写道“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私信里，他交代“以后公私均请吾弟负责”，张自忠早已抱定必死决心。

▲张自忠写给众将领的信

▲张自忠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信

5月15日，张自忠的敌情电报被日军破译，指挥部位置暴露。16日拂晓，日军第39师团主力包围湖北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面对数倍强敌，张自忠先安排外籍顾问、文职人员、重伤员转移，自己则留在前线指挥。战斗从清晨持续到午后，阵地多次易手，他左肩中弹贯穿、右腿被炮弹炸伤，鲜血浸透军装，却仍拒绝撤退。身边仅余数十人时，他率部展开白刃战，仍率部展开白刃战，用刺刀、枪托甚至拳头与敌搏杀。

据日军士兵回忆录记载：“硝烟中，一名中国将军仍在指挥抵抗，背后枪声击中其头部；藤冈一等兵冲上前，举刺刀刺入高大身躯，那身影轰然倒地。”

日军发现他的遗体后，从其口袋中找到刻有“张自忠”的钢笔，时任日军参谋长砖田圣兽曾在天津与张自忠会面，确认身份后，日军列队行军礼、鸣枪致敬。

49岁的张自忠，以生命践行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誓言。毛泽东主席为其题写挽词“尽忠报国”，周恩来曾撰文称赞他“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可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如今，80年过去了，张自忠路依旧车水马龙，将军的雕像矗立在海河之畔，接受着往来行人的敬意。他的故事，藏在路名里、刻在纪念碑上，更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正如他在绝笔信中所写：“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这份赤诚，永远是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