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小兵，男，汉族，1967年11月出生，陕西礼泉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记者。1989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日报》科教文新闻部主任。曾任陕西地矿局物化探队团委副书记，《三秦都市报》摄影部主任，《报刊荟萃》副主编，《陕西日报》摄影

■季风/文字整理 杨小兵/供图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杨小兵（陕西日报社高级记者、陕西省摄影协会副主席）

杨小兵

嘉宾简介

杨小兵，男，汉族，1967年11月出生，陕西礼泉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记者。1989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日报》科教文新闻部主任。曾任陕西地矿局物化探队团委副书记，《三秦都市报》摄影部主任，《报刊荟萃》副主编，《陕西日报》摄影部副主任。

1997年，其新闻摄影作品《上学》获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08年，获第一届陕西摄影奖。

2004年出版《锄禾》《演出》，2009年出版《童年》，2013年出版《青海归来》，2014年出版《康定归来》。代表作有《上学》《童年》《90年代的西安》等。

2021年9月25日晚，《陕西日报》记者杨小兵在陕西省体育场冒雨拍摄在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足球项目女子成年组决赛现场进行摄影报道。

《上学》，1996年6月5日，陕北安塞县谭家营乡龙安村的一座小桥上，12岁的刘小花和39名同学胆战心惊地去河东岸的龙安中心小学上学。

杨小兵摄影作品

《飞越黄河》，1997年6月1日，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壶口瀑布。

《夜市》，1999年，西安东新街。

《夜西安》，2020年，西安书院青年旅舍。

《牧羊女》，2006年，川藏北线。

《集归》，1994年，周至。

季风：作为一名扎根陕西多年的摄影家，您认为在职业中记录时代变迁最核心的责任是什么？故乡这片土地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独特的影响？

杨小兵：1995年6月1日，我正式应聘到《三秦都市报》当摄影记者，直到2004年去《报刊荟萃》担任副主编，近十年的新闻摄影实践，让我跑遍了三秦大地。摄影记录的既有突发的重大新闻事件，也有群众关心的民生期盼。每一幅新闻作品既是时代的印记，真实且亲切，又是生活的切片，独特又丰富。回过头来看，冲到新闻现场的自己，不仅勤奋、胆大，更有着摄影记者自身必须具备的热爱和责任感。

我出生在唐王陵下的礼泉，上学和工作都在陕西，陕西的山山水水始终是我创作的沃土。每一次采访都是我摄影创作的第一线，很多个专题，其实就是把一次次采撷的剪影排列到一起。2009年，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的图文书《童年》，就是我日常拍摄的不同地域的小朋友的影像，文字是李蕾、我和贾平凹老师的一次关于童年的访谈。

季风：您的摄影作品往往能以深刻的人文关怀打动读者，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些您拍摄重要作品过程中最令您触动的细节？某些题材的选择是否也反映了您对“西部叙事”的坚持？

杨小兵：1995年夏，西安严重缺水，每日缺口达58万吨。《陕西日报》摄影部暗室冲卷的水池都变得金黄，一周勉强换一次水。8月27日，《三秦都市报》副总编辑袁秋乡得知黑河水有望流进西安，她带病领着卫浪、雷鸣和我一早赶到黑河工地采访，从源头追水头一直追到曲江水厂，目睹了水厂的张师傅在调度日记上写下“12：20，黑河水进厂”的记录。第二天，以《八年苦盼眼望穿今朝如愿心花绽 昨日中午12：20，黑河水流进西安》为题的《三秦都市报》就像清泉一样滋润了久旱的古城。这篇稿子被评为当年全国晚报好新闻一等奖。

1997年，在柯受良飞越黄河壶口的采访中，我和报道组其他同事一道在黄河岸边风餐露宿，我们顶着烈日，穿梭于两岸各采访点，力争不放过任何新闻线索。为了能拍到飞越黄河的精彩瞬间，我在胡武功老师的指导下，远离记者群，毅然选择从高处俯拍。我肩扛“长炮筒”，比别人多爬了3座山，最终拍到在《三秦都市报》头版刊发了6栏的大照片。后来，这张获全国优秀摄影新闻作品的照片，也被柯受良本人选中做了他的宣传海报图片。

1999年7月开始，《三秦都市报》新任老总善用照片，每到晚上发版时仍在找片子。看到哪个记者在，就说现在就去拍张好片子回来。于是就有了“午夜新闻”这个栏目，从街头的突发事件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先是有目的地拍，到后来干脆坐着车子满街跑，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晚上11点截稿，从暗房提着滴水的照片跑到值班室。后来，“午夜新闻”演变成“新闻直通车”，由摄影、文字记者和司机组成了24小时全天候的新闻快速反应小分队，加上新闻热线的支持和数码设备的使用，精彩的大照片成为报纸每天的看点和卖点。

从这三个采访细节里，也许能感受到我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欣逢中国都市报的蓬勃发展以及对新闻摄影的空前重视，何其幸运。特别是2000年国庆前后，我作为司机和随团记者，参加了《西部长征》自驾活动。50天行程18000公里，除了每天的采访发稿外，在路上的感觉也让我收获颇丰。

从天天在西安走街串巷，到时不时就有新闻发生的三秦大地，再到自驾车穿越新藏线，不是我刻意坚持“西部叙事”，而是“西部叙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季风：新闻摄影要求客观真实，而艺术摄影则追求美学表达，您如何平衡二者？在重大事件报道中，摄影记者是否应当快速介入现场以强化感染力？

杨小兵：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有一定的区别，新闻摄影强调在新闻现场抓取有代表性的精彩瞬间，既要客观真实，还要配上体现新闻要素的图片说明；艺术摄影则突出了摄影作品的艺术性，甚至可以导演摆拍、后期加工。尽管如此，二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摄影的瞬间性，那一刻的感觉被抓住了，就会既真实生动，又艺术唯美。有很多经典的新闻摄影作品同样也是一件精美的、耐人寻味的艺术品。

在很多重大新闻的现场，摄影记者为了抓到有感染力的新闻照片，一定会冲到新闻现场的第一线，尽管他们都能恪守新闻摄影的客观记录新闻事实的原则，但无形中都呈现着各自的取舍与价值判断，从而形成各自样貌的摄影风格。

季风：手机与AI修图技术的普及让人人都是“记录者”。您认为摄影记者在技术浪潮中该如何保持不可替代性？您对年轻的从业者有何建议？

杨小兵：手机摄影的便捷性和即时性极大地满足了人人成为记录者的可能性，有些遥控相机的应用也极大地解放了摄影记者的生产力，AI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也可以快速生成大量的可以无限接近新闻现场的图片和视频。但按照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所有AI生成的图片和视频在新闻媒体或平台呈现时，都要标注其由AI生成。在任何时刻，每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摄影记者都是独一无二的，好的照片取决于相机后面会发现的眼睛和有思想的大脑。比如遥控相机可以多角度捕捉到每一个进球的精彩瞬间，但经验丰富的体育摄影记者却可以抓住赛场上意味深长的那一刻。

给年轻从业者的建议有三点：一是要保持摄影的激情，唯有热爱，才能让摄影成为一种习惯，并在不断地拍摄中，享受抓住或者感受快要抓住那一刻的冲动与美好；二是学习，不仅要学习摄影大家的经验，更要学习他们对摄影的思考，不仅要研读他们的图片集，还要读他们的摄影专著、甚至看他们的传记，寻找他们在摄影之路上所崇拜的人的作品、著作和思想；三是学会分享，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唯有分享才能让我们的摄影作品接受大众的检验，传递拍摄者的思想。

季风：作为省摄影协会副主席，您如何看待陕西摄影群体的现状？本地摄影师在挖掘“黄土高原”“关中文化”等地域IP上有哪些优势与不足？

杨小兵：因为热爱摄影，我在读大学时就是学校摄影协会的负责人，我有幸被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的摄影函授录取，学校电教室的郭海平老师教我们构图，图书馆里有《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记得当时在摄影报上看到胡武功的《孝子》、邱晓明的《希望》，就很佩服陕西的摄影家能把照片拍得这么好。

后来,我到《三秦都市报》当摄影记者，看到侯登科的《麦客》，还有他和胡武功、邱晓明拍的《四方城》，我才知道以纪实摄影著称的陕西群体在全国这么厉害。我有幸和赵康老师、胡武功老师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看过他们很多压箱底的佳作，也听过太多他们结伴去陕北过大年拍照的故事，他们的那么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就是如今“黄土高原”“关中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地域IP。

2018年至2019年，我有幸参加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陕西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工作组，前后收集的2万余张精美照片，圆满完成展览的图片组稿、选编和布展任务。我非常感谢陕西摄影群体的新老摄影家们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我记得石宝琇老师当时正在编辑《百年陕西》，让我在电脑前一下子就放心了，陕西的摄影家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都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时代影像。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一批卓有成就的、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他们的身上也一定会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随着无人机的普及、交通工具的发达，特别是手机拍照功能的优化，本地摄影师在挖掘“黄土高原”“关中文化”等地域IP上有了弱化的迹象，他们似乎更在意飞向“诗和远方”。也许是我没有看到更多本地摄影师的新作，反倒是能经常看到一些功成名就的异域摄影家，背着沉重的摄影包穿行在秦岭之巅、黄河两岸。

季风：新闻媒体一直关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议题。摄影记者的镜头如何从“记录”升级为“推动”社会问题解决？能否举例说明？

杨小兵：用新闻镜头长期关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议题是记者的责任。我曾和新闻记者一道，参与《小康圆梦·陕西乡村调查特别报道》，在汉中市镇巴县渔渡镇花果村驻村采访一周，写出整版通讯《道路》。还有一次，我和记者行走秦岭2000余公里，探访中央水塔，用通版图文呈现《中央水塔大河汤汤》。

1996年6月5日，陕北安塞县（现延安市安塞区）谭家营乡龙安村的一座小桥上，12岁的刘小花和她的同学，胆战心惊地过桥去河东岸的龙安中心小学上学。这座1980年建成的木板桥，从1990年起就因部分木板朽蚀，多处变成了“钢丝桥”，村上的40名小学生每天不得不冒险往返4次。1994年以来，已有9名小学生先后从4米高的“钢丝桥”上掉入水中，刘小花也在其中并因此在家休养了一周多。

照片见报后，有时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别打来电话或在报纸上批示、约见记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现场办公，一周内“钢丝桥”上的木板全部铺好。当年年底，一座投资40万元的水泥桥设计方案出台，1999年底，龙安水泥桥修成。来自省内外的热心捐款纷至沓来，省内一家企业就出资60万元，委托陕西省慈善协会为陕南、陕北因山大沟深而求学难的孩子再建30座平安桥。由此引发成立陕西省慈善协会慈安桥项目，到2023年底，已累计建成慈安桥7835座。

后来，这个批评性的摄影报道《上学》因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得到人民的拥护，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最终以全票49票获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季风：《陕西日报》作为老牌党媒，在融媒体时代如何革新视觉报道，摄影记者是否需要向“全媒体创作者”转型？您个人有何尝试？

杨小兵：《陕西日报》今年已经创刊85周年了，视觉报道一直是《陕西日报》的一面旗帜。在“图文并茂 两翼齐飞”的年代，《陕西日报》每周4个版的《社会大视角》享誉全国。融合发展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自我革命，其根本在于改革重构符合融合传播规律的体制机制。2018年1月，《陕西日报》将采编部门从14个缩减至8个，撤销了摄影部，将摄影记者分到各个部门，同时以全媒体为载体，让主力军上主战场。摄影记者在“全媒体行动”调研采访活动中，不仅要会采访、写稿、拍照，还要学会制作发布微博、微信、H5、封面秀、短视频等新媒体作品。现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浪潮已经掀起，《陕西日报》记者在新闻的第一现场优先发表新媒体产品的习惯已经养成。我和赵晨合作的新媒体《组图｜见证高光时刻！引汉济渭工程秦岭输水隧洞贯通》就是在秦岭隧道贯通后的地下深处发出的，获得了2022年度陕西新闻奖二等奖，被中国报业协会评选为第二十七届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年会全媒体报道优秀案例。

摄影记者张辰更是凭借以鲜活的小人物故事折射波澜壮阔的“中国式反贫困”成就的文字通讯《杨叔的脱贫日记》，登上了《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并配发新闻图片和评论员文章《写在人民心里的战贫篇章》。杨叔的“日记摘抄”在群众新闻客户端连载19期，阅读量逾百万次。2021年，《杨叔的脱贫日记》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季风：摄影的公共性与个人表达，让您的镜头常展现普通人的故事。您为何总是聚焦“小人物”？您觉得现在公众是否对“宏大叙事”类影像产生了审美疲劳？

杨小兵：摄影的公共性更多地表现在它的图像语言上，加上摄影的纪实性，人们更愿意相信眼见为实的画面，甚至有人试图证明我们的记忆单元都是一幅幅的视觉记忆。而摄影的个人表达则丰富和提升了人们的视觉审美，直到摄影者个人风格的形成。我是摄影记者出身，更多的还是喜欢关注我身处的时代，留意身边的生活，记录身边的感动。我常常戏称我是布（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派，喜欢纪实摄影的风格并能持之以恒地实践着。

公众对摄影的认知可能没有刻意到“宏大叙事”和聚焦“小人物”的层级，但一定有你的照片拍得好不好。评判一幅摄影作品好不好的标准，传播力和点赞量一定是硬指标。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他们看我的朋友圈发的那些西安人的日常，感觉很有意思，自己想拍又拍不出来。这就说明大众的审美应该是一致的，人们始终保持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是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季风：陕西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某些非遗项目面临失传的风险。您认为摄影在文化抢救中能发挥哪些作用？陕西省摄影协会是否有相关计划？

杨小兵：陕西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众多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到遍布三秦大地的历史遗存以及日益成为“网红”的非遗项目，摄影一直是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个重要手段。《陕西日报》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独有魅力，集中推出一批主题策划和重大考古现场的采访报道。比如《陕西日报》持续打造的“镇馆之宝”文化品牌，用生动的细节讲述文物背后蕴藏的历史故事，先后推出《昭陵六骏：驰骋在大唐初创的山冈》等精彩报道156个整版，富有现场感的图片，使得《镇馆之宝》版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该系列报道在文博界和全国范围内均属首创，获得中宣部阅评肯定。

同时，陕西省摄影协会每年都会举办有关陕西非遗（陕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91项）的摄影和短视频比赛，助力陕西文化强省建设。

季风：下一步，您计划关注哪些新题材或探索何种摄影形式？是否会尝试纪录片、影像装置、数字交互等新媒体艺术表达？

杨小兵：早在2002年，我就和胡武功老师在《三秦都市报》成立了西部影像工作室，购置了2台专业的佳能DV。我们一起去陕西的“四极”给报纸拍宣传片。我们在陕甘交界处的火车小站拍摄完发行宣传片的素材，直接转场到甘肃的武山县，去拍麦客的家乡，后来我们推出了纪录片《赶麦场》，再后来我们又一起到西海固，拍摄了一部反映当地葬礼的纪录片。由于当时的后期需要上西安电视台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太耗时，也不是我们的专业，再加上为了拍视频，错失了很多本可以抓住的摄影瞬间，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摄影的老本行。当时正值西部大开发，我们策划了12个选题，涵盖了西部的10个省份和2个地区，那些选题后来也成了我们的摄影选题。

今天手机拍摄视频和剪辑软件极大地方便了摄影人的视频创作。我现在仍然保留着在拍摄现场一定要再拍一段视频的习惯，为将来积累一些视频素材。不管是静态的图片还是动态的影像，都能以各种新颖且有意义的形式来呈现。但有一点很重要，好的摄影作品方能定义一名摄影家，而非依靠各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装置”摄影家。

来源：阳光报阳光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