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明辉（1914年11月-2010年5月17日），男，汉族，江西省石城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明辉（1914年11月-2010年5月17日），男，汉族，江西省石城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刘明辉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6年，参加了举世闻名、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至1945年，刘明辉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锄奸部科长，冀南、冀鲁豫军区锄奸保卫部部长，经历了太行山区抗日的艰苦岁月。1945年至1949年，刘明辉历任第二野战军二纵四旅政委、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组织部部长，参加了晋冀鲁豫边区的战斗，强渡黄河，两次跃进大别山，参加了邯郸（平汉）、陇海、鲁西南、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他随二野进军大西南。1949年至1954年，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军管会公安部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兼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任重庆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8月，刘明辉同志调云南工作。至1966年，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兼云南省政法小组组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代省长，政协云南省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共云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边委书记。

1966年至1968年，刘明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批斗关押，但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68年至1985年，先后担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5年9月至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刘明辉同志是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10年5月17日12时35分，刘明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享年96岁。

刘明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当年亲身参加了解放重庆、接管山城这一场战斗中的一员，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解放重庆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没有经历过像战上海那样连续几昼夜的攻坚战。

然而，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在重庆的黑暗统治，把山城接管过来，建立起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确实同样也经历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一场围绕接管而展开的极其尖锐、极为复杂的战斗。

在胜利完成了渡江战役之后，1949年秋季，按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对西南残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重大战略部署，我第二野战军奉命向大西南挺进，开始了夺取全国最后胜利的西南战役。

伟大的历史使命，鼓舞着我军全体指战员。“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召，时刻激励着每一个战士的斗志，大家都为能亲自参加这次战役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我是在进军大西南的征途中，受命筹组解放后的重庆市公安局的任务的。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既高兴国民党反动派行将彻底崩溃，我们将很快就要接管西南重镇重庆了，将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历史性转折。

但是，又担心自己由于长期从事军队工作，对地方工作很不熟悉，尤其是要去接管重庆这样一个敌情、社情极其复杂的大城市，更是感到责任重大，难以胜任。

据重庆地下党同志介绍：

重庆虽然人口只有120多万，但社情、敌情之复杂确为全国之冠。

抗战期间，蒋介石把重庆作为陪都，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又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了所谓的“中美技术合作所”，培植了一大批特务；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又把重庆作为反共的一个主要基地，一个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营；

南京解放后，蒋介石便把重庆作为他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妄图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

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重庆战略地位的重要和敌情、社情的复杂。这从客观上讲，一方面使自己那种担心进入重庆后完不成任务的心情加重了，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到了解放重庆的重大意义和接管山城的艰巨性、复杂性。

当时，摆在我人民解放军肩上有两重任务：

一是迅速解放重庆，彻底捣碎蒋介石这个复辟巢穴；

二是接管好这个大城市，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加快了接管重庆的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的10月，当部队到达常德时，我们从12军抽调了近400名干部，从兵团部、10军、11军也各抽调了一部分。

同时，从南京市公安局抽调的300多名干部和公安支队的700多名大中学生也陆续到达了常德，一共1500多人，这些同志是我们进入重庆后接管公安的主要干部力量。

我们一方面抓紧进行组织准备工作，另一方面积极进行了思想准备工作。

在常德，我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请兵团首长给他们讲解当时敌我军事势态，介绍重庆的敌情、社情等。从而使所有同志从思想到行动逐步适应由战斗队变为工作队这一重大转变，为即将开展的接管工作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是1949年12月1日随军进入重庆的。先头部队入城后，除留下一部分担任城防外，其余继续向西推进追歼残敌。

当时，军管会尚未成立，公安支队还在途中，整个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到处一片混乱。

我乘车巡视了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白市驿机场，又驱车去磁器口、渣滓洞（中美合作所）凭吊了惨遭美蒋特务杀害的死难烈士。

眼前的重庆，真是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只见这里冒烟，那里无人管，工厂停工，散兵游勇到处都是。这个混乱的局面，向我们提出一个紧急的问号：怎么办？

12月3日，人民政权的第一个标志——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了，我是委员之一，兼军管会公安部长；

7日，警备司令部成立，我又兼任了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此刻，战争所留下的痕迹——生产停顿、商业歇业、交通阻塞、人心不安，这一切混乱现象亟待着我们去从头整顿，所面临的治安任务的确复杂、艰巨。

一方面，重庆是全国最后解放的一个大城市，各地的反动势力随着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相继解放，最后都逃集到这里来了。寄生在旧社会这个机体上的一切腐败现象，这里应有尽有。

据当初调查，各种特务人员在6000人以上，旧员警3000多人，散兵游勇9000多人，杨森的“保民军”20000多人，土匪、流氓、扒手10000多人，妓女10000多人。

临解放前，蒋匪还从台湾调来一支“技术大队”专门进行爆破活动，还有计划地从监狱中释放了一批惯匪盗窃案犯流散市区。

另一方面，刚解放时公安支队还未到达，加上警备力量有限，他们除了担任工矿、桥梁、仓库、码头、电台、发电厂、自来水厂等要害部门的看守外，抽不出更多的力量来维持社会治安。

因此，各种破坏活动不断发生，社会治安极其混乱。

敌特主要采取暗杀、纵火焚烧我工厂、仓库，炸毁交通设施，组织暴乱武装，冒充我人民解放军进行接管，抢劫市民财物，盗卖军用物资，扰乱金融市场，窝藏战犯财物，制造各种谣言，挑拨离间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等手段进行公开或隐蔽的破坏活动。

他们的所作所为，曾经一度使国家财富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的损失，极大地影响了革命秩序的确立。

面对敌人的破坏和捣乱，针锋相对地给予严厉的打击，使社会治安由大乱达到大治，这是当时我们公安部门所面临的一项首要任务。

重庆市电力公司工人护厂队，解放后同人民解放军一起站岗护厂。 图片来自网络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军管会公安部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重庆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在警备部队配合和重庆市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下，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治乱措施:

（一）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的命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按系统实行军事接管；

（二）迅速派出人民解放军城防部队担任机关、工厂、银行、仓库、交通要道、公共场所和公共工程的守卫任务，立即派出军事代表进驻上述单位进行军事接管；

（三）颁布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自首登记办法；

（四）勒令解散一切游杂武装，停止非法接收，依法逮捕冒充人民解放军进行接收的犯罪分子；

（五）颁布蒋军官兵登记办法，收容散兵游勇；

（六）命令解散中统、军统等一切特务组织，并着令各该组织的一切成员立即停止活动，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

（七）收缴非法武器与电台，抗拒不交者依法惩处；

（八）颁布交通管理暂行办法，加强交通管制，对所有车辆实行登记，发给通行执照，没收非法车辆；

（九）整编处理“保民军”，留下一部分在我警备部队的指挥下，担负维持社会秩序的部分任务。

（十）统一流通币制，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公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明令禁止银圆为流通媒介，取缔银圆黑市；

（十一）整顿市容，禁止乱摆摊点，惩处强讨硬要乞丐和沿街聚赌者；

（十二）针对敌特分子由溃退时的混乱逐渐转向稳定后开始破坏活动等情况，在警备力量增强了的情况下发布戒严令，实施戒严；

（十三）结合党和政府的各项措施，广泛开展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及时揭露敌人的各种阴谋和造谣破坏活动。

为配合以上治乱措施，我们还于1月18日对潜伏本市的国民党特务、残匪及扰乱金融的坏分子等实行搜捕，逮捕1300余人。

重庆大逮捕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锡联同志当天还代表军管会通过电台向全市人民作了广播讲话，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把打击面尽量缩小到最顽固的分子身上，进一步促进了敌人内部的分化瓦解。

为了有效控制城市户口，1月20日由市公安局颁布了“户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还配合军管会各有关部门的政策法令的贯彻，严厉打击了金融投机犯、盗窃军用物资犯、强占房地产等犯的犯罪活动。

与此同时，对混迹在码头工人中的封建把头进行了打击，对一切不安定的因素进行了严密的控制。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敌特活动的嚣张气焰基本上被打下去了，敌人活动的社会基础也大大缩小了，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得到了发挥，有力地保障了各项接管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接管期间，我们对已经登记的旧警人员采取了争取、改造的方针，并根据他们的特长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分别安排他们担任刑事、交通、消防、户籍警等工作，对维护当时的社会治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同时，我们还特别注意了公安队伍的自身建设。当时主要抓了这样几项工作：

一是迅速建立了20个公安分局，100多个派出所；

二是在磁器口筹办了公安学校，第一期招收学生1000多人；

三是加强了对公安人员的政策、纪律教育，及时表彰模范执行政策、纪律的好人好事，树立正气，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四是认真总结交流工作经验，不断提高业务工作能力。

整个接管时期，我们在对敌斗争上基本上是做到了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起到了确立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和维护社会正常生产的目的。

1月23日，重庆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标志着全市的整个接管工作胜利结束，重庆市进入了民主建政的新阶段。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