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国家面临着存亡危机;二人都极其务实,摒弃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两人都不是革命者,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但二者结局却明显不同。
这段时间一直在晚清的资料中折腾,在看到李鸿章的“裱糊匠”自嘲后,突然闪过一个同样被称作“修补匠”的悲剧身影——晚明的“擎天巨柱”张居正。
网络图片——张居正
二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国家面临着存亡危机;二人都极其务实,摒弃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两人都不是革命者,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但二者结局却明显不同。
李鸿章虽背负骂名却被统治者善待且家族家资巨万,是实用主义巨富。张居正却不仅背负骂名还遭统治者清算,家族几乎全遭牵连,是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这也吻合了后世对张居正“精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价,体现了张居正悲剧人生的独特性。
网络图片——张居正剧照
说到张居正,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一位被包裹在巨大的争议之中大明首辅和改革者,因为他还同时拥有好多不同的标签:一个权倾朝野的权臣、生活奢靡的伪君子、架空皇帝的野心家。
但在我的认知中,真实的张居正是置于帝国命运的十字路口,深陷在理想与现实撕裂中的悲情英雄——一个虽然经过嘉靖末年的腥风血雨,却依相信人性有闪光点;一个天真的以为只要事业成功、只要有利于巩固国家统治,所作所为就会被理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为了改革成功,明确回避既得利益集团雷区的务实工作者;一个敢于独自举火却被火焰反噬的孤勇者。
网络图片——张居正故居
说他大权独揽,甚至令万历皇帝也感到窒息。但人们忽略了,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官僚系统效率低下到极点,政令不出紫禁城,财政濒临崩溃,边防废弛的末世景象。他只有紧握权柄,才能将权力变成锋利的剔骨尖刀去切除帝国腐肉。
而他对万历皇帝的严格教育,也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嘉靖、隆庆那般疏懒的帝王,明确知道帝王怠政结合大臣弄权所能造成的破坏性,从而希望能教导出有一位有能力拨乱反正,再造乾坤且名正言顺掌握权力的圣主。
网络图片——严嵩剧照
说他生活奢靡,是因为万历皇帝认为张居正并没有做到像他要求自己的那种“圣人”的地步——摒弃一切物质欲望,造成了“人设”的崩塌。其实张居正本人的生活日常,按现代的眼光来看叫有点“小资习气”,他虽出身不高、但是少年得志又官路亨通,喜欢穿点好的,吃点好的,喜欢生活有点情调,这也符合有类似经历人士的通病。但他也只是靠自身的俸禄和赏赐而获得享受,并没有进行主动贪腐,这从他死后被抄出的财产并没有超过正常朝廷大员范围就可以证明。其家财对比前辈严嵩、徐阶的家财和家族可说清廉。
说他“僭越”的所谓“32人抬大轿”更是政敌王世贞为了败坏其人品而编造的污蔑!张居正在万历三年时曾奏请禁止勋戚及武臣使用帷轿,自身肯定不可能公然违反制度。而这轿子被指出现在张居正返乡葬父的路上,按照正史记录的行程推算,32人抬轿的庞大队伍根本不可能实现22天就从北京到江陵。而且正史和其他史料中也根本没有这个32人抬大轿的记录,仅有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有一个比较奢华、“如斋阁”的步辇,类似于正常轿辇的Plus版。
网络图片——古代轿子
说他“严苛”,他倒是的确严苛,用“考成法”如鞭子般鞭策着庞大的官僚集团,因此得罪了几乎整个文官系统。但这严苛的背后,是何等急迫的救国之心?当一个机体已经浑身溃烂,温良的劝诫已无用,得用猛药、下重手。他所求的,并非私利,而是效率。
还有人说他认知不够,没能在根本上改革帝国的财政收入结构,没能认识到商业税收的力量。其实,在给应天巡抚一封信件中,张居正通过“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的说法,证明了他已经从传统士大夫“重农抑商”的认知中摆脱,能够做到正视商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
网络图片——隆庆开关
他大力推行的“一条鞭法”也是基于他对白银流通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深刻洞察——只有以商贸获得的大量白银为前提,才能将实物税和力役折算成白银缴纳,才能进行财政货币化改革。说明他已经有了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认知。但是从政治现实、改革成本和自身目标出发,收“商业税”不符合当时的明朝实际,不但不能快速实现他“富国强兵”的目的,还一定会带来极高的政治风险!
因为当时所有大的商业已经为官绅阶级所垄断,如果推行商业税,他所有改革必然做不成。所以,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经过权衡,选择妥协和避开了能够带给帝国长久利益,却全面得罪所有官僚士绅的“商业税”雷区,仅仅选择了触动土地权益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这是将短期收益放在长久利益之上的不得已选择,并不是他没意识到经过隆庆开关以来的商业繁荣和商税潜力。这也是说他是一个“务实工作者”的原因——通过冷酷而细致的政治算计到达能做到的极限。
网络图片——明代工商业分布
尽管如此,他的另一个身份“理想主义者”,还是跨过了“务实”大坝,使他“精于谋国、拙于谋身”。作为顶级政治家的张居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结局。从他的一些信件和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忧虑。他曾在信中感叹:“念己既忘家殉国,惶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他“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名言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口号。这些都清楚的证明,在改革进程中他的“理想主义”面对“务实”占据了的上峰。“富国强兵”是他不畏生死的奋斗理想。
他原本认为,即使自己被官员攻击,他还有视如亲子的万历皇帝托底,但他的“理想主义者”身份使他将自己的角色“父亲化”和“神圣化”了。他满心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为了国家的繁荣,是有功于皇帝的。虽然他已经通过如“万历醉酒事件”已经知道皇帝对他有所不满,但也只是认为是小孩子的闹脾气。
网络图片——李太后和万历
他低估了那个他亲手教导的皇帝学生心中积攒的屈辱与怨恨。对于万历这样一个生性自私的“巨婴”皇帝而言,挑战其权威所带来的屈辱感,远比国家的繁荣更能刺痛其神经。他忘记了,他所有的权力都源于皇权的暂时让渡,一旦皇帝长大,第一个要摧毁的,就是这个曾经代表绝对权威的“严师”象征。
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浩繁的改革事业中。他像一个在悬崖边上全速开车的老司机,只盯着前方的救国之路,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去仔细处理后座上那个越来越不安分的“小主人”的情绪。他并非不懂政治风险,但他错误地将所有政治风险都评估为来自于外朝的反对派。
网络图片——明代银锭
他的“不善谋身”,也恰恰体现在这里。他对这个最致命、最核心的“臣子与皇帝”的关系处理上出现了根本性的误判。他精于谋划天下,却疏于揣摩“少主”那颗日益被屈辱和怨恨填满的帝王之心。最终,历史给了他最残酷的答案,他倾注心血培养的皇帝,他呕心沥血拯救的国家,在他死后,给予了他最严厉的惩罚。
万历皇帝下旨,正式剥夺张居正生前所有荣誉和追赠,又下令抄没张居正全部家产。而被改革触动利益的官僚趁机报复,封锁了张家府邸,断水断粮,导致张家十余口人被活活饿死。长子张敬修不堪受辱,写下血书后自缢身亡,弟弟和其余子嗣被革职、流放,家族几乎被灭绝。
网络图片——张居正、冯保、李太后和万历
皇帝和官僚集团的携手合作,实现了对张居正彻底的人身毁灭和政治污名化。而他的改革事业也被全面废除,被考成法约束的官僚、被清丈土地触犯的豪强,瞬间反扑。明朝刚刚有所起色的中兴气象戛然而止,迅速滑向更深的深渊。此后,明朝官员们明哲保身,陷入无休止的党争,再也无人敢于像张居正那样承担责任、锐意改革。
张居正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但他是一个以国家为重、敢于负责、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切的伟人。他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去对抗一个体系性的、周期性的腐朽趋势,他赢得了十年的改革,为腐朽帝国续命数十年,却输掉了身后名。这才是我认为的张居正值得被后世铭记的真正样子。
来源:群调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