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近代中国的自我定位，在殖民与被殖民之间滑动，由此产生了“反向殖民”的想象性叙事。中国文人效仿“西方时间”的文化逻辑，发明了“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确立了“中国时间”的主体地位。同时通过空间的比邻、并置和对照关系，反转中国与西方的权势地位，呈现了“文
“反向殖民”书写及其“文明中国”构想
李永东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的自我定位，在殖民与被殖民之间滑动，由此产生了“反向殖民”的想象性叙事。中国文人效仿“西方时间”的文化逻辑，发明了“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确立了“中国时间”的主体地位。同时通过空间的比邻、并置和对照关系，反转中国与西方的权势地位，呈现了“文明中国”形象。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理路，实现了中西殖民身份的反向建构。“文明”资格重置后，西方人成为有待教化的对象，中国人的角色则由“制夷”变为“教夷”。近代中国的反向殖民叙事，逆写、解构、超越了西方文明和帝国权势，构想了“文明中国”的生成路径。“反向殖民”书写的研究，构成了对文明等级、西方“标准”等观念和思潮的反思与批驳。
关键词 反向殖民；文明观念；文明中国；半殖民；帝国主义
一 “反向殖民”观念的出场
西方帝国对近代中国所用之手段，“无非实行其殖民政略”。殖民政略既包括领土侵占、资源掠夺、政治干预和宗教传播等殖民活动，也包括对中西文明、黄白种族及民族性格进行优劣划分的殖民观念。“受殖者没有选择受殖民化或不受殖民化的自由”，列强的殖民活动与观念形塑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半殖民地心态和文明认知。在以殖民权力、殖民话语规约国际秩序的时代，半殖民地中国在万国竞争格局中处于“中间”状态，其境遇连接着“殖民”与“被殖民”两端，“半殖民”因此成为一个可以上下滑动的概念。向下滑动，“半殖民”可表达近代中国被多重帝国霸凌的卑屈境遇与弱势体验。向上滑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又可挪用西方帝国的殖民观念，以文明种族自居，对非洲、澳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完全殖民地表现出同情或轻慢的态度，甚至想象性地对西方帝国进行“反向殖民”。
文明与野蛮是相对的概念。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1875）一书中提出“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梁启超也认为“文明、野番之界无定者也，以比较而成耳”。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半开化”性质是与东西各国的权势地位、文明程度比较后形成的一种国族想象与自我定位。这种想象与定位，既承认暂时屈尊西人之后，也包含超越西方文明、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未来期待。因此，在西方帝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在文明与野蛮的话语结构中，近代中国作家想象“世界中”的未来中国时，就常常在被殖民、海外拓殖、反向殖民的多重观念之间来回穿梭。多重观念看似矛盾冲突，实则是半殖民地境遇带来的自我文明定位上下滑动、左右摇摆的反映。
被殖民、海外拓殖、反向殖民等多重观念的错杂并置，在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1905）中有集中体现。在小说中，中国志士一方面承受着受殖者的屈辱，另一方面却与日本人、西洋人携手，共同致力于“殖民荒岛”“开化蛮族”的伟大事业。小说在叙述中、西殖民者联盟时，却不时强调同种观念，于是“反向殖民”的意愿在种族竞争的格局中钻了出来。多重殖民观念的组合叙事，体现了半殖民地写作的特性，尤其是其中的“反向殖民”观念，超出我们对近代中国的惯常认识，为学界所不察，故值得专门予以讨论。
安东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针对全球化日益去中心化的趋势，使用“反向殖民”（reverse colonization）一词加以描述，意指全球化时代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技术和观念逆向输入西方国家，成为西方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当然是相对于历史上的殖民时代而言。在殖民时代，盛行的是“西风东渐”“现代化即西化”之类的观念和现实，半殖民、半开化的国家“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文学领域亦是如此。然而，单向输出的时代早已结束，文明互鉴、相互影响已成为一种常态，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国家输出文化、技术和观念，于今不应视为例外情形。
不过，本文要谈论的是一百年前的反向殖民书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中就频繁出现“野蛮东方”威胁“文明西方”的幻想叙事。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黄祸》（Yellow Peril）和《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就表达了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将威胁西方世界的担忧。在19世纪末的英国，更是出现不少反向殖民书写的小说。在张金凤看来，这些英国小说表现了来自非洲或东方的“原始”力量对“文明”世界的殖民化，但故事的结局总是“来自东方的‘他者’被消灭，反向殖民以失败告终，英国的优势地位得以重新确立”。近代西方的反向殖民书写，体现出对东方既恐惧又鄙视的心态。西方世界因恐惧东方而炮制的“黄祸论”和反向殖民书写，恰恰是殖民东亚所致，也是“西方帝国为了进一步殖民、奴役东亚而编织的一套话术”。在西方作家基于“黄祸论”的反向殖民书写中，东方人或中国人总是作为一种原始、野蛮、邪恶的力量出现。这与近代中国作家反向殖民书写的逻辑和性质恰恰相反。近代中国的反向殖民书写属于抵抗殖民、解殖民性质，通过反向殖民书写来构想“文明中国”，并批驳了西方的“黄祸论”。
结合近代中外相关文学创作，可以对“反向殖民”概念做出界定：所谓“反向殖民”，是指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颠倒，宗主国与殖民地、殖民者与受殖者互换了位置，西方帝国/殖民者/白种人落入被冒犯、被规训、被同化的境况，而昔日的殖民地/受殖者/有色人种则成为殖民关系的主导者和掌控者。“反向殖民”存在于各种幻想文学中，是一种想象的殖民关系。在中国作家的反向殖民书写中，中华民族并不是以“原始力量”的面孔出现，而是拥有“真文明”或“更高的文明”，并以此驯服教化昔日的殖民者，或震慑、开化与“西方”有亲缘关系的族群。与近代西方的反向殖民书写相对照，近代中国的反向殖民书写丝毫不涉及“野蛮”民族对“文明”西方的侵犯，反而对中国的“半殖民”“半开化”状况表现出自我厌弃和自我批判的态度，意在重造“文明中国”。
二 孔子与黄帝纪年：“文明中国”的时间建构
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在殖民地社会造就了新的时间和空间形式，如大卫·哈维所言：“每个社会型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而在殖民扩张时期，西方帝国控制了时间与空间概念的转移，“藉由征服、帝国主义扩张或新殖民支配，列强便安置了新的空间与时间概念”。西方时空观念同样嵌入到近代中国的社会型构中，但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本土时空观念并未被驱逐于日常生活之外，二者在很长时间内并置共存，构成了话语交锋，并反映到“文明中国”的想象中。
西方帝国的殖民叙事，往往通过重塑时间、再造空间来编织“殖民”的意义，并确立“文明西方”的形象。有感于此，近代中国作家的反向殖民书写，有意逆转或取代西方帝国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霸权，通过重建时间标记方式，重新定义空间性质，从而形成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反向殖民，建构了“文明中国”形象。
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内含时间上的同化策略，借助作息时间、海外贸易、国际交往、宗教仪式、新闻报刊等路径，把“西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的开始）推行到“异教徒”所在的邦国，企图使“西历”“礼拜日”“计时钟表”等时间标记方式，成为世界通行的纪年方式和作息时间规则，在全世界建立时间意义上的“大一统”文化帝国。时间标记方式的背后，涉及历史建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宗教信仰等因素，由此确立了自我与他者的权力关系、正统与异端的判定标准、中心与边缘的身份认定。
近代中国的反向殖民书写则致力于建构“中国时间”，拆解西方帝国在亚洲的时间殖民主义。“中国时间”以中国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按照本民族的文明传统理解自我，并以之联络、团结黄种国家，从而把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从“西方时间”的叙事规则中解放出来。对于“西方时间”的文化霸权，近代知识分子早有认知。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论”的樊锥，呼吁一切法度、政教、风俗“唯泰西者是效”，但同时提出“用孔子纪年”。康有为也在1898年提出使用“孔子纪年”，并得到梁启超的呼应。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中对采用“孔子纪年”有专门论述，他首先指出“纪年”作为“历史之符号”的重要意义，接着言明西方的“耶稣纪年”不适用于中国之缘由，进而提出使用“孔子纪年”书写中国历史。
维新派主张使用“孔子纪年”，革命派则多主张使用“黄帝纪年”。《醒狮》创刊号发表的祭奠邹容的诗文，开头即以黄帝纪年来标示致祭时间——“黄帝四千六百十四年夏六月十四日”。最早使用“黄帝纪年”的刊物是留日江苏同乡会办的《江苏》杂志，该杂志从1903年第3期起，即把发行日期从光绪年号改为黄帝纪年，随后《浙江潮》《二十世纪之支那》《黄帝魂》《醒狮》《民报》等报刊相率使用“黄帝纪年”。最初倡导“黄帝纪年”且产生较大影响的，当属刘师培1903年发表的《黄帝纪年论》一文。“黄帝纪年”的倡导，是对文明中国的追根溯源，也是对开化历史的回顾、总结，以时间逻辑洗脱了中国的半开化形象，并以之唤起自强保种、继承黄帝之业的民族信心。
维新派与革命派知识分子提出“孔子纪年”或“黄帝纪年”，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一为保教，偏重文化认同，一为保种，偏重民族认同，但其旨归皆在激发中华文明认同感以破解列强环伺、西风东渐带来的国族生存危机。“孔子纪年”或“黄帝纪年”属于“中国时间”，植根于中华文明传统，超越了帝王年号的皇权属性和兴亡交替历史观，诠释了中国的文明历史和大一统观念，把时间的表述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启用“孔子纪年”或“黄帝纪年”这一新的时间标记方式，以之记录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这对于列强推行的“西方时间”和民族帝国主义而言，正是一种反向殖民。
“中国时间”不仅作为社会变革的新观念被提倡，而且作为新的意义元素被纳入到文学叙事中。长篇小说《新纪元》（1908）所述黄白种族之战的背景为：中国立宪革新后，摆脱了殖民控制，国家走向富强；海外华人也摆脱了被排斥、被欺凌的境遇，甚至在美国西部和澳洲建立了美洲西支那国和澳洲华工后裔共和国。黄白两个阵营之间爆发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索，则为朝廷依据中华民族历史修改纪年方式：“废去年号，改用黄帝纪年”，并“饬下地球上同种诸国，及附属于中国之各贡献国，一体遵照”。这是中国以自身的时间话语支配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策略。大败西方帝国联盟后签订的“和约”第三款，即为“此后与中国同种之国均以黄帝纪元，其仅为黄种而非中国同种，有愿以黄帝纪元者各国俱毋庸干涉”。由此可见“中国时间”在中华权势和文明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性。
时间话语的重建，意味着中华力量的复兴及其显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亦使用了新的历史时间表述方式：以孔子降生为纪年的起点。在新的时间话语支配下，以“文明中国”为中心的未来世界得以呈现：万国太平会议在南京召开，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孔子后裔孔觉民博士使用“中国话语”向世界讲述“中国历史”，“文明中国”引领了世界发展潮流。在吴研人的《新石头记》（1905）中，理想之地“文明境界”所使用的“司时器”，也意在恢复“中国时间”。
以新的时间标记方式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无疑对西方帝国控制的世界秩序和输出的话语霸权构成了挑战。“西方时间”是一种饱含殖民色彩的时间标记，在《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一文中可以看到，英国人依据殖民活动的时间表把马来半岛的历史置于殖民史的框架内，殖民者处于历史叙述的中心，并提供历史评判的价值标准。对照之下，《新纪元》《新中国未来记》等作品把“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作为年代标记方式，既意在重建中国文明历史，也试图重建世界权力秩序；既带有削弱西方文明霸权的意味，也是对“文明中国”的自我确认。
三 空间权势的逆转及其隐喻
殖民的方式有多种，但无论采取占领、移居的方式，还是投资、商贸的方式，都须依托殖民地，“地”构成了“殖民”的基本条件。阮湘在普及读物《殖民》中解释说：“在本国原有国土外的领土上，作移住的，放资的或根据的发展，叫做殖民。”领地的占领和改造是殖民的基本问题，殖民者与受殖者关系的建立及颠倒，也必然涉及空间主权的变更与意义重塑。
近代中国的空间主权不断被列强侵夺、挤压，“籓篱日削，国疆日促” 。近代作家在构想如何在殖民竞争中寻找出路的故事时，对西方帝国的空间殖民主义有着敏锐的感知。《冰山雪海》（1906）叙述泉州人背井离乡去南北两极寻找新地，其缘由除了泉州气候变冷、不宜居住之外，还因为欧美“娇子”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挤压了华人的生存空间，“逼得华人，已经不能立足”。中国人想要逆转空间被侵占、挤压和改塑的局面，只能走向反向殖民一途，以确立中国人作为空间权力的主体。
消除殖民影响，需要对空间历史/殖民遗产进行清理。清理殖民空间可以通过“抹除”或“超克”的方式。抹除的方式属于解殖民性质，而以更高的文明超越西方帝国所造成的殖民状况，则具有反向殖民的意义。在《新上海未来记》中，反向殖民的表达主要通过空间置换来完成：一是想象旧殖民空间移到地下，以便上海做个“经商殖民的尾闾所在”；二是城市空间的主体形象的置换。外滩作为上海租界的脸面，外侨曾经在此建造殖民英雄的铜像和纪念碑，这是“洋人霸道”的佐证，“他们视上海租界为其国土的延伸，所以随心所欲，想强加什么就强加什么”。《新上海未来记》则解构了外侨建构的空间殖民主义，在旧上海“坍塌”后，上海的空间性质被刷新，新立的三座铜像“苦力中之奇男子”“面头大王”“翠英姑娘”，皆为中华的平民英雄，与上海的“大变迁”和中华新历史“最有光彩”的一页相互映照。通过空间置换，新上海的中西权势关系被逆转，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的“超克”。
中西空间权势的逆转，不仅在中国本土展开，也在海外雄心勃勃地推进。许指严的小说《电世界》（1909）关于空间意义上的反向殖民书写，甚至上天入海，包举宇内。小说所幻想的2010—2210年的世界秩序，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大同帝国”。“大同”与“帝国”的并置，意指由反向殖民所造就的臻善之境。其反向殖民采取“扩充世界”的方式。小说幻想的最先进的科学器物“电车”，就是用来“扩充世界”的交通工具，其“速度”既缩短了世界的距离，又带来中国空间权力的扩大。
“扩充世界”既开发了地球上人类未至的区域，又根据“主人翁”的需求对区域性质、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设定，进而建构了具有反向殖民性质的空间等级秩序。《电世界》叙述了“大同帝国”权势的寰球扩张：去南极淘金，开发非洲、澳洲为农场，在北极建规模宏大的含万公园，开发海底，扩展帝国的生息之地。空间的扩张伴随着权力秩序的重建，关于含万公园的空间书写，构成一幅“世界的小影”，隐喻了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含万公园具有“代表世界的性质”，分东西南北四区展览各国物产，“这四区的中间，便是那座极高的春明塔。塔的底下五层，都是陈设中国的物产工艺”。公园及其中央的春明塔实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万国博览会场，“给文明等级论提供了最为直观和生动的教学课堂”。万含公园以四方环绕的空间模型隐喻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中心地位。在精神文明方面，春明塔的藏书楼以空间高低隐喻中国精神文明在世界上的至高占位：“下层是非、澳的书，中层是欧、美的书，最上一层是中国的书”。在含万公园的博物展览和藏书楼的空间分布中，世界秩序被重建，西方与中国交换了中心与边缘的身份占位，“文明中国”实现了对“文明西方”的反向殖民。
近代作家在构设反向殖民书写时，有着系统性的空间文明思维，倾向于在民族国家观念的规约下把空间加以隐喻化、象征化。《痴人说梦记》（1904—1905）在空间的选择上，着意于半殖民地中国所处的权力格局，从武昌乡下到镇江租界码头，再到上海、北京、广州、香港、日本东京和横滨、仙人岛、新加坡、美国夏威夷和旧金山等地，勾连起半殖民地中国在世界中的占位状况，将国家之间的文明等级与权势角逐以空间化的形式加以呈现。具体而言，小说借“村”与“岛”的空间性质和权力主体来隐喻殖民关系的调整。《痴人说梦记》由“痴梦”到“怪梦”，由“仙人岛”的古典梦到“中华大开世界”的未来梦，所涉及的中外殖民关系的反转过程极为复杂，作者对之有着结构性、系统性的考量，演绎了村、岛和梦的空间权力关系，由此实现了反向殖民和“文明中国”的建构。
在近代的理想小说中，“村”往往是国的象征，尤其是作为“文明中国”的象征符号，如：吴趼人《新石头记》和汤颐琐《黄绣球》中的“自由村”，许指严《模范乡》中的“仙源村”，煮尘《新村》中的“新村”，陈天华《狮子吼》中的“民权村”。在《痴人说梦记》中，出现了“愚村”“西村”“小桃源”三个村。作为最基层的社会单位，“村”相对于通都大邑来说何其小也，但在小说中却承载了时代潮涌和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愚村”是外国势力压迫下愚弱中国的象征，西方强权带给晚清朝廷的压制传递下来，从朝廷到抚台、到州官，最后落到“愚村”乡老的头上，扰乱了地方上既有的权势结构。“西村”是西方权势植入中国的缩影，贾守拙把儿子贾希仙送进“强西学堂”学习洋文，把自己变成外国权势和西方文化的“亲属”，以此抵御官府的威压盘剥。“愚村”之愚与“西村”之强，在一种奇怪的权力关系中勾连在一起。然而，通过接近洋人以摆脱被践踏的命运，只是对半殖民地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调整，并未改变民族国家整体被外国势力宰制的命运。“小桃源”带有近代乌托邦的色彩，是维新知识分子想象的初级版缩微文明中国。“小桃源”可以视为“西村”的反转——自立自主且侧重实学教育；也是“愚村”的反转——没有权力压迫且教育普及。“愚村”“西村”和“小桃源”组合在一起，就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不堪现实与初级理想的写照。《痴人说梦记》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和海外殖民的书写，也是从这三个村庄所构设的综合语境出发的。“愚村”与“西村”的权势关系可以解读为：近代中国是西方帝国的“仙人岛”，“外国人就是仙人”。其后贾希仙等人殖民开化的海外“仙人岛”，可视为“小桃源”的高级版、城邦版和海外版，在新的殖民空间逆转了“愚村”与“西村”的权势关系模式，贾希仙成了外国人眼中的“仙人”，殖民者与受殖者互换了身份位置。
“村”构成了对半殖民地中国的内部审视，“岛”则构想了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海外姿态——参与世界殖民潮流、致力振兴东亚。作为半殖民地的子民，贾希仙等人把受殖者经验替换为殖民者的“文明眼光”，以之审视和对付蒙昧的土著。在漂流途中偶遇的毛人岛、荒岛、仙人岛等海外孤岛，贾希仙等人“看到”的是可供“殖民”的土地、矿产和商品。《痴人说梦记》涉及的几处海外孤岛，在地理位置和种族身份上，都处于“西方”的边缘地带，靠近欧洲或美国，人种大致属于白种人。把空间与身份设置为边缘的、近似的“西方”，透露出作者反向殖民西方帝国的隐秘心态。而且，在贾希仙等人的海外岛屿历险中，他们的身份已发生转变，不再是政治流亡者，也不再是被白种人教化或驱逐的人群，而是海外拓殖者，拥有“文明人”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民主观念、先进武器、远洋船舶和充裕财富。他们在海外孤岛的冒险、观察和记录，在性质上就是“文明社会”对“野蛮社会”的权力展示。
鉴于近代中国的空间主权不断被侵夺、被挤压和被改塑，反向殖民书写常常聚焦于空间权势的逆向建构。“地中天”（《新上海未来记》）、“镇仙城”（《痴人说梦记》）、“含万公园”（《电世界》）等空间，皆带有空间创辟性质，在新的空间地带重组了中外的权势关系。“文明中国”在空间结构中，其位置处于中心地带和最高之处，而西方文明则被驱逐到地下、四周的边缘位置。为了强化空间权势的逆转，相关作品采用空间“邻近”与“对照”的叙事模式。旧殖民与新势力、旧领地与新辟区域、西方与中国的博物区既在空间上比邻，又形成了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对照。文学想象中的近代中国与西方帝国在空间上的比邻、并置和对照关系，反转了现实中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权势地位和文明程度。这些空间书写，都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性质，在空间的隐喻中呈现了“反向殖民”与“文明中国”形象的建构。
四 殖民身份的反向建构
在反向殖民书写中，无论是中国时间的确认，还是空间权力的重塑，都体现了对“文明中国”的主体性追求。在西方的殖民政策中，“文明”话语具有强权性质，是划分民族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权势地位的标准。近代中国只有反抗半殖民地境遇、解构西方帝国霸权，才能确立其在文明世界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文明中国”是近代中国解除外国殖民压迫后的一种国族身份体认。近代文学在反向殖民书写中，因此特别在意国民与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获得的文明身份。
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身份和占位状况，需要置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中予以确认。国际会议是国际关系和国家占位的象征场所。在殖民时代，“普通的国际会议都脱不掉帝国主义者宰割弱小民族的窠臼，形成一种强凌弱的不平等条约”。近代作家的反向殖民书写，热衷于描写世界大会的召开，以重置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在会议组织中，中国方面频繁地被赋予“会长”“召集人”“国际会议主场”的身份地位。“会议”是一种权力展示仪式，组织“会议”就是组织“世界”，主导会场也就意味着主导世界权势格局。会场从而成为一个展示国家权力、身份政治和物质文明的舞台，会议“发声”也成为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自信和世界中心地位的方式。在《痴人说梦记》中，岛主贾希仙召集各国君主在仙人岛召开“世界弭兵会”。《新石头记》写到“万国博览会”正在上海浦东召开，第一届“万国和平会”将在北京举行，“举中国皇帝做会长”。《新中国未来记》开头就写到中国维新五十年大庆典在上海举行，同时“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经已将太平条约画押”，上海与南京两个城市的事件组合，重设了中国在“世界中”的身份角色。中华兴盛、殖民消解、世界和平，这是近代反向殖民叙事的基本逻辑，其中包含了对“世界中”的文明中国的独特认知。
不过，半殖民地的屈辱体验以及仇洋、自强心理，也会召唤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模式的反向殖民书写，以破解列强环伺的半殖民地状况。《新纪元》写到中国方面与欧洲列强签订的条约，所涉及的开埠、驻军、赔款等条款，就是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翻版，只是角色已互换，“丧权辱国”的一方换成了欧洲列强。实际上，反向殖民常常以殖民身份的反向建构为旨归，颠倒了“西方帝国/殖民者/白种人”与“殖民地/受殖者/有色人种”在殖民关系中的位置。《电世界》叙述了“大同帝国”大一统世界秩序的建立，以及西方权势的没落与屈服，由此引发欧洲工人的诘问：“我们人种向来称地球第一的，如今倒把土地双手奉人，这种羞耻如何不要洗雪呢？后来又下了北极公园的命令，我们也派在工人队里，吃了许多辛苦，供给你们黄人的快活，如何不气愤呢？”角色互换的情节，映射的恰恰是现实中半殖民地中国被凌辱的境况。可以说，反向殖民书写遵循的是半殖民地的情理逻辑，按照半殖民地的身份体验来想象西方帝国和西洋人没落、低贱、粗野的形象。小说在表现洋人道德败坏、品行恶劣的一连串事件中，挪用了近代西方的殖民观念，把现实中西方帝国施于中国的那一套充满种族歧视和强权逻辑的殖民话语，反过来套用在西方帝国和西洋人身上。
殖民关系本质上是民族国家之间权力、位置的不平等。而逆转双方的位置是打破既有殖民权势结构的一条路径，权势逆转也带来殖民者与受殖者的身份颠倒。对于身份颠倒的书写，近代作家的态度通常比较节制，所提供的反向殖民图景一般不指向西方帝国的腹地和上层社会，而是指向流落海外孤岛的西方边缘人群。《冰山雪海》在南极发现新地，新地收容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帝国内部的受殖者或边缘人群。《痴人说梦记》中的仙人岛位于太平洋上，为欧洲人所不知，岛民多为犹太人。把西方帝国的边缘人群纳入反向殖民书写，既满足了对西方的征服心理，又以一种隐性的、弱关联的方式淡化了自我的帝国姿态。
在近代小说中，反向殖民事件多数发生在“西方帝国之外”的蛮荒之地或海外孤岛，如此作者便可以在相对封闭、孤立的环境中，在规避与西方帝国正面冲突的条件下，想象殖民身份的反向建构。而狄楚卿的短篇小说《新聊斋·唐生》叙述的是发生在“帝国内部”的身份冲突故事。小说讲述唐生与漪娘两情相悦，却不能结为夫妻，漪娘因此殉情的故事。简单的爱情故事被置于中外殖民关系和世界新秩序中加以演绎，男女姻缘为种族观念和国家境遇所牵引，从而化为民族国家的寓言。
在近代殖民观念中，人以“种”分。中西种族差异是辨别殖民者与受殖者，并使二者区隔对立的重要身份标识。唐生与漪娘在婚恋中遇到的难题，不是由父母干涉、小人拨弄、双方误会等惯常情节元素所致，而是源自民族国家层面的“身份”与“事件”。漪娘认为她与唐生两人相恋“无分东西大陆”，但唐生仍遭受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身份”的差异在唐生与漪娘的婚恋关系中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在殖民竞争和种族观念盛行的时代，中外人士都倾心于用种族、国家、宗教等全称判断来评价各国之人，这就使得种族贵贱和国家荣辱内含全民分配机制。漪娘与唐生“一为新世界之人，一为旧帝国之人”，两人的私人情感被贴上民族和国家的标签。庚子事变后，中国的半殖地化程度加深，“旧帝国”与“新世界”之间愈加沟壑万丈。这直接影响了美国社会对唐生的态度，周围的美国人心照不宣地轻视、疏离、侮辱唐生。由此，来自民族国家的屈辱体验与自尊心理，启动了对异国恋的干预机制，演绎了个人如何抵抗殖民话语，并对西方帝国进行反向殖民的故事。
在《新聊斋·唐生》中，殖民身份的反向建构主要体现为人物身份的“错位”设置。首先，小说有意违背西方殖民叙事的陈规，重置跨国婚恋中的性别与国族的对位关系。在西方帝国的殖民叙事中，跨国跨种族的婚恋故事往往发生在宗主国男性与殖民地女性之间。《新聊斋·唐生》却反其道而用之，把恋爱双方中的男性设置为中国青年唐生，女性设置为美国姑娘漪娘。身份重置后，所演绎的跨国跨种族的爱情故事，就有可能超越西方殖民叙事的观念模式，提供半殖民地中国对西方帝国的反向殖民书写。其次，异国恋故事中个人身份与国族认同的一致性原则被破坏。在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的观念中，个人对自我民族与国家的忠诚，是由先天因素规定的，血统、家世、出生地、语言等方面的给定特性构成个人“完整的、初始的和统一的身份”，形成相应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归属感。作为“旧帝国”与“新世界”的对位人物，唐生的个人身份与国族认同具有一致性，漪娘却违背了一致性的原则。她放弃既有的“新世界”身份，自认是“支那人”，以此向恋人唐生的中华身份靠拢，以期消除“美国人”“新世界”“殖民者”等标签带给唐生的心理伤害。漪娘对中华的臣服姿态，并不为美国社会所许可，也不为唐生所接受，无国界、非殖民的恋爱意愿，终究冲破不了民族帝国主义偏见的无形铁幕。
《新聊斋·唐生》的跨国跨种族爱情故事，不仅以东方的民族主义来抵抗西方的帝国主义，而且借漪娘疏离美国主流社会、共情“支那人”，以及对种族歧视的批判，来解构西方帝国主义观念，实现反向殖民书写。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洗劫了中国，而唐生在美国却占有了帝国的女儿漪娘的全部感情，并获得她遗留的全部财物。殖民主义与国家主义相混合的跨国跨种族的男女情爱书写，在后来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行路难》、老舍的《二马》等小说中一再出现。而《新聊斋·唐生》所述殖民主义爱情故事的特异之处，在于容含了反向殖民书写，其反向殖民的实现路径是从西方内部瓦解帝国主义的合理性，让帝国的女儿主动臣服东方文明，承担种族歧视的恶果并控诉殖民主义的罪恶。
五 从“制夷”到“教夷”：基于文明观念的反向殖民
无论殖民还是反向殖民，都要求行动主体具有某种“资格”。在近代时期，中外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殖民的正当性解释为“兼弱攻昧”，把殖民视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甚至视为输送文明、开化土著的善业。英国学者乌尔佛认为：“以西方文化与基督教的眼光来看，黑种人仅比禽兽优越一点，用威力或欺骗来夺取他们土地是很自然的，而且他们的利益当然是要屈服在欧洲公司利益之下的。”对于建立在文明论基础上的帝国主义观念，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深有体悟，梁启超曾指出“天演之公例”“弱肉强食之恶风”支持了帝国主义的产生。1912年潘敬对“文明”进行系统思考后指出，列强宣扬的“文明”不过是“强权之别名耳”，列强正是以这种文明论来粉饰其帝国主义行径。
尽管近代知识分子看穿了西方帝国以“文明”掩饰其殖民行径的面目，但是“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近代中国无法置身于世界殖民潮流之外。因此，作家倾向于使用双重策略诠释殖民与文明的关系：在表达中华文明认同感和反向殖民意愿时，往往主张“兼弱攻昧”；在反对列强的殖民霸权时，则谴责“兼弱攻昧”为“蛮暴之举动”。这种双重策略是近代中国“向西转”过程中两种基础观念的交汇：“一个是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在弱肉强食的现实支持下，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刺激下，人们相信世界必然向一个类似于西方列强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一个是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人们相信只有民族与国家的强大，才能够与列国一同存在于世界的现代秩序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既然反向殖民书写也是基于“兼弱攻昧”的观念，那么就要求殖民主体获得“文明”的优势。近世的竞争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因此，在殖民与反向殖民书写中出现的海外拓殖者，皆为新派有识之士，他们不仅富有冒险开拓精神，而且学贯中西，具有全球视野，主张维新立宪，熟悉最新科技，这些素养和能力，就是“文明”的表现，也使他们有“资格”成为殖民主体。在《痴人说梦记》中，谋求海外拓殖的贾希仙等人，穿着西装，新式学堂出身，对西学颇有研究。《电世界》中主导“扩充世界”的黄震球，为举世罕见的科技天才，且有治国安邦之能。《冰山雪海》中主持移殖民计划的几位人物为学堂教习、轮机师和海运商人。这些人物很难归为某一类型，他们属于按照“文明”要素拼凑起来的“综合性”人物，可称之为“新殖民伟人”，其形象寄寓了对“世界中”文明中国的想象。
在以“文明”作为殖民主体资格的反向殖民书写中，中国与列强的文明状况发生了逆转。逆转包含两种策略：其一，区分真文明与假文明，指出西方帝国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假文明、真野蛮的面目，而中国建构的理想之境则拥有真文明。吴趼人《新石头记》设想的理想世界不仅没有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没有种族压迫，实现了世界和平、人类平等、文明共存。“文明境界”用来对付西方帝国的武器是“新发明的仁术”，能做到降服众敌而“不伤一命”。以“仁爱”规约“文明”，以“文明”化天下，这显然与西方帝国在“文明”名义下推行暴力殖民有所不同，也是“超克”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其二，反向殖民书写并不满足于模仿西方器物，而是想象中国人创造了最新、最先进的科学发明，以之作为反制西方帝国的手段，如《新石头记》《电世界》。叙事者或人物常常重新解释“文明”的内涵，在道义上消解西方帝国自我标榜的“文明”的价值，并且逆转西方与中国在“文明”与“野蛮”话语框架中的占位状况。作品中想象中国人所习得的“文明”，并未脱离科技、制度方面的“西学”范畴，但添加了中国的仁爱思想和大同观念。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提出的御侮强国之策，侧重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至维新变法之后，“师夷”的内涵才逐步扩充到国体、政法、外交、教育等层面，着眼于“文明”的整体考量。“中国人讲变法，心里先有一个民族自强以与外国相颉颃的意思”，面对西方帝国的殖民强权，知识分子深信“白人之文明，黄人能咀嚼而消化之，则对抗彼白人亦不难”。在《痴人说梦记》中，被寄予“兴亚东”厚望的贾希仙，在筹划殖民仙人岛的计划时，第一步采取的便是“师夷长技”，利用岛上藏书楼所藏的古希腊著作和科学著作，同行几人分工学习各类实学。但想要逆转中国与西方帝国在殖民关系中的位置，仅仅掌握西方实学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在“智德”方面超越西洋文明。近代作家受“中体西用”和德智相系的文明观念的影响，其反向殖民书写充满了道德感。无论采取科技路径还是道德路径对西方文明进行超越，都包含了镀亮自我传统、在中国发现“文明”演进机制的立场。《新石头记》中的“真文明”，并非对西方文明的模仿，而是从中国传统中长出来的，“文明境界”的各种现代科学手段和产品，都是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启发下产生的。
基于超越西方文明的思想逻辑，反向殖民书写由“师夷”走向了“教夷”，把看似文明实则野蛮的社会再造为平等、民主的真文明社会。超越西方文明不仅可以通过重新定义“文明”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重新定义“野蛮”来达到。在《痴人说梦记》中，文明与野蛮分别以“智”与“愚”指代，“智”与“愚”是区分种族优劣和殖民竞争的关键因素。小说进入反向殖民的故事情节时，对“愚”进行了重新定义，并由此赋予中华志士在“文明”名义下实行“反向殖民”的主体资格。在小说中，宗教被认为是专制、反智的，仙人岛、灭黑国的居民之愚蠢、顽固、任人宰割，都与他们信奉神教有关。而贾希仙的殖民活动能取得当地犹太人的拥护，也是因为岛上原来“信奉着教主僧官，弄得大家愚蠢不堪。如今贾岛主改了法，家家富足，户户读书”。在《痴人说梦记》的反向殖民书写中，“洋教”是一个巨大的观念装置。历史上“欧人对于中国之殖民，往往利用宗教” 。梁启超曾提醒国人注意西方各国政府利用传教在中国推行“帝国主义之政策”。西方学者也承认，“西方势力在华渗透的路径几乎如出一辙：传教士开路，商人紧随而来，最后是军人”。《痴人说梦记》把西方文明在中国乡村和外国仙人岛的投影，提炼为“洋教”这一存在。“洋教”作为嵌入中国内部的外国势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看作是“殖民”的代名词，是西方帝国宰制中国的表征，而在外国人的土地上，“洋教”则显示出“愚”的属性。在殖民仙人岛的中国志士看来，“洋教”荒诞不经，等同于迷信、愚昧、不开化，造成岛上民众野蛮落后、社会停滞不前。愚昧的“洋教”统治，为“兼弱攻昧”的反向殖民提供了理由，以文明教化、殖民开发取代“洋教”统治，就能把岛民从野蛮、落后、迷信、苦难的状态下解救出来。由于殖民的地域、种族带有“西方”属性，因此，贾希仙等人同化、改造、统治仙人岛，就具有反向殖民的性质。去“神教”之后的“镇仙城”，实际上就是近代知识分子想象的“文明中国”的模样。
结 语
在近代时期，“文明、半开化、野蛮”的说法为“世界的通论”，然而，这种“通论”是西方帝国制造的，并凭借其强权推行到全世界。今天我们需要对西方充满偏见与恶意的“文明论”及其东方学者在文明观念上的“自我东方化”进行反思批驳。西方的文明论是为其殖民扩张辩护的一套理论，“文明、半开化、野蛮”与“宗主国、半殖民地、殖民地”大致构成了对应关系。在殖民扩张的时代，欧洲文明被看作是“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近代中国的反向殖民书写则发起了对欧洲文明标准的挑战，以建构“文明中国”形象为要旨。近代知识分子效仿“西方时间”的内在文化逻辑，发明了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以之作为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时间标记，从“西历”的文化霸权中逃逸出来，确立了“中国时间”的主体地位。这是在欧洲“标准”之外，另立中国的“标准”。反向殖民书写还利用文明、野蛮的相对论和动态观，以解构欧洲文明这一“议论的标准”。近代作家通过揭示西方“文明”的虚假和罪恶，重释何为“真文明”，或者把西方族群降格为野蛮愚昧性质，变为“兼弱攻昧”的对象，从而把想象中的“文明中国”确立为“一切议论的标准”。反向殖民书写，是对西方文明的逆写，也是对西方帝国的反制和超越，二者都建立在中国人获得“文明”资格的基础上。反制西方帝国使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把西方物质和精神安排在低下、边缘的空间位置，实现了殖民主体与客体的互换、中西文明占位的易位。在超越西方帝国的故事中，中国与列强的文明状况发生逆转，中国人的角色由“制夷”发展为“教夷”。通过逆写、反制、超越西方帝国和自我主体建构，反向殖民书写洗脱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开化形象，构想了“文明中国”的生成路径。近代中国的反向殖民书写，容纳了知识分子模仿、抵抗、解构、超越西方帝国的多重意愿，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应对帝国主义霸权、探寻民族国家出路和重建世界文明秩序方面所作的独特思考。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