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上了保定育德中学，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我父亲有一个表弟叫齐凝之，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陈毅一个班，比周恩来晚。他是学海洋生物的。他回国后，在中法大学当了教授。齐汝堂也是亲戚。他在平绥铁路当人事课长，北洋大学毕业。父亲和齐汝堂一个思想。我上中学时，回家听到过
我上了保定育德中学，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我父亲有一个表弟叫齐凝之，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陈毅一个班，比周恩来晚。他是学海洋生物的。他回国后，在中法大学当了教授。齐汝堂也是亲戚。他在平绥铁路当人事课长，北洋大学毕业。父亲和齐汝堂一个思想。我上中学时，回家听到过他们的争论。表兄弟之间大部分时间住我们家，我常听到他们的争论。齐凝之同情共产党，不拥护蒋介石，他把孙中山放在第一位。别人都叫蒋总司令，他却直叫老蒋。为这个常常伴嘴吵架。蒋介石当时还没有和宋美龄结婚。
我为什么上育德中学？应该说勤工俭学班对我有影响，李富春的影响大。本来我可以上北京中学，为什么非要去保定上育德中学不可？是因为我家三代人都在育德中学毕业，我的父亲，我的叔父，还有最小的爷爷。育德中学校长陈幼云，是我们村人。
要考学了，父亲说，你考不上育德，就不要上中学。家庭中有了重大分歧。父亲是拥护蒋的，齐凝之则拥护国共合作，对蒋介石印象不好。齐凝之回国到我家里，当时还没有考学，他对我说：上育德吧，我们都是育德的。你要学数理，接受新文艺可以，但将来必是实业救国。可我的同学大多数是学文的，作家路一，是我高一级的同学，我在高小时，便和他认识。
我上初中高中都在育德，这六年对我一生影响巨大。育德中学确实有不少穷家子弟，他们的学习都是优秀的。因为他们知道用功中学确实有不少穷家子弟，他们的学习都是优秀的。因为他们知道用功学习。我的家要我将来实现实业救国，就要促我学好数理化。我的数学一直好，不敢放松。人都受时代的限制。母亲也跟父亲一同说我：要学好数学呀。上初中，我的数学一直不敢落下来。年有年分，月有月考，课程一样不及格，便不能毕业。学校要求严家里也要求严。
初中升到高中，思想活跃了。我对文学有了很浓厚的兴趣。
育德中学有很大的图书馆，有阅报室。我们每天都去看报，同学们在议论苏区的事。我借阅了不少鲁迅的杂文来读。1932年，在育德中学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子打出来了，鲁迅在同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到1934年，除去左联，还有教联、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出现，影响非常大。
1932年，这一年是我一生难忘记的。这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件大事。一是共产党在家乡领导了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你看过我的中学同学、作家梁斌写的反映这个历史事件的《红旗谱》、《播火记》吧，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那场暴动没有多久就被镇压，失败了，可真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作了准备。对我个人影响也是巨大的。另一件大事，这一年我参加了左联。介绍人是杨春甫；同时，我的同班同学郝品芬介绍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郝品芬，曾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地下党有秘密刊物，是党内的，党员才能看到的，也能从他们手里传到我手上。我得到的是用公开发行的杂志封面包起来的杂志。他们秘密地交到我手上，小声地说一句：注意保密。我明白了，便到厕所里偷着去看。那每篇文章，都如同一团火，眼里看，在心里燃烧。烧得年轻的心热血沸腾啊。这一年，我上了高中。可介绍我加入左联的杨春甫，被当局注意到了，他成了被抓捕的对象，他不能在育德学习下去了。他在我上高中时，离开了育德。他当时是育德中学左联的支部书记，我是左联的小组长，当时是单线联系；反帝大同盟也是单线联系。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我参加左联的活动，也参加反帝大同盟的会议，年轻的心每天都在激动中。有时，我们还到保定莲池、中山公园开个会，有时是读书会，交流最近读的鲁迅的书的体会，有时则传播苏区的信息。每次开会，就如同注入了新的血液，有了更大的劲头。黄雨秋对我影响较大。在中学时，我看了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后来成为大剧作家的曹禺，是我的英文老师。他在教我的时候，正在写他的成名作《日出》。我一直对文学有兴趣，因为幼年家庭的影响，我在中学时便可以写旧体诗。
在育德中学共六年的时光，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段岁月，那是对我思想启蒙的年月。中学的同学们，后来虽然走了不同的路，我也终生不会忘记年轻时的纯真的友谊。
我说说有印象的故事，那是对我有影响的政治活动。
1932年暑假，我在保定。在菊儿胡同，有个当家子爷爷，他有房子，我见到他说：我暑假不想回家了。他明白我的意思，立即说，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当时，我的同学侯平（后来，他在河北游击军时当政治部主任）他们编一个《小小日报》。侯平的妻子是育德中学平民学校的学生，叫孙月真。她没有上大学，她是保属特委的党员，知道我是左联的，住在了菊儿胡同，她说，我的数学老师臧雨亭也住在菊儿胡同6号，她说这太好了，我们想在这儿搞个《小小日报》，但并不是每天出。这个报纸，1932年就有了，发行量不少，主要在保定第二师范。我便参加了他们的工作。杨雨祥介绍我到师范附属二小。孙月真是我的学生。这学生年纪大，那学校是为平民开办，我在高中一年级，曾教过平民学校的算数，这个平民学校帮助没有钱上学的平民学习，一年只交一元的学费。侯平是平民学校的校长，我读书时就当了教员，因此和侯平熟悉了。杨春甫介绍我到了牛真那儿。牛真介绍侯平和孙月真结婚的。我在这里就和第二师范闹学潮的人联系上了。
保定二师的护校运动，是载入中国现代史册的。你去保定二师可以看到七六纪念碑，记下了当年的护校运动的原委。
保定二师成了保定学生革命力量的核心。国民党因为"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不抵抗，致使东北沦陷到日本人手里，保定二师便成了反对国民党不抗日的活动的中心之一，这让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1932年6月，反动政府下令要开除二师的学生，并要解散这个学校，以此镇压群众反日的怒火。反动政府的这个阴谋被揭露了，为了粉碎这个阴谋，保属特委地下党，决定组织同学护校运动，以反对开除学生，反对解散学校，反对教育的法西斯化。
当时正是放暑假的时候，那年我没有回家。保定特属地下党，知道要解散学校消息，便通知放假回家的地下党的同学和其他同学。于是同学们纷纷返到学校里来。他们要占领学校，不让反动政府的阴谋得逞。可反动政府是下决心要镇压学潮，他们早有计划，做了布置。同学们进到学校，他们便派军警把二师校园围起来了。要学生顺从政府的意志，说不听政府的话，就要把你们困死。反动独裁政府是不会听民众意见的。同学们在学校里没有了粮食吃，校外的群众同情学生，给他们往校园里扔馒头，救助同学；校内的同学曾冲出学校，抢购回面粉，可吃完了，便要挨饿。他们宁喝野菜汤，宁饿，也没有动摇坚定的意志。反动政府也想了不少办法，如动员家长喊话，叫学生们出来，放弃护校。可这些阴谋全都失败。因为还有更多的同学在校外支持。我们育德中学，便是保定二师护校同学的支持者。我们从校外向二师里投支持信，二师里也向我们投出有他们的消息和口号的宣传品。
1932年，保定二师的护校运动，我参加了。我们在育德中学的东操场，就可以把宣传品扔到保定二师去。他们也可以扔过来，用的是黑线绳子。有时跑到二师的护城河边，过寡妇桥，这就在育德中学的对过，到那儿也可以扔宣传品，传递消息。
一次我奉命接到扔过来的小砖头。包着的传单是通知。上写：要求各学校支持保二师的护校运动。我的介绍人杨春甫让我到二师附小那儿去。我去了，才知共产党的保属特委就在牛真那儿。1932年以后，我到牛真那儿去过三次。
在护校运动中，我还接到过二师扔过来的两条标语，要我们宣传。一条是"打倒国民党"；一条是"动员起来，支援第二师范护校运动"。要我去写标语，我胆子不大，弄巧成拙了。我要找个伴儿，一同去写标语。王继增是左联的成员，我到同仁中学，找到王继增，一个人骑一个自行车，到了寡妇桥，正见到戴白帽檐的警察。到桥边上，因为我的自行车没有铃铛，警察非要罚我不可。问他罚多少，那警察说，两块现大洋。我不交，他便把我送到警察局了。我说，局长的儿子外号"大耳朵"。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一提这个，那警察便马里马虎地把我放了，我的车子也没有被扣下。我骑上车子飞跑。中午没有吃饭，现在快到天黑了，我要完成任务，到了薛村，我们把车子存在了村公所。我们这两个中学生，就绕村子转。等到天黑下来了，我们便开始在找好的地方写标语，写了一条，又写一条，把砖的墙壁上写上了，便急忙离开，从村公所蹬上车子便往育德中学跑，因为学校有规定，必须在七点前回校，如果不回，还要受处罚。因为训育主任要查宿舍。我们飞跑，一进校门，正碰上了张化鲁，他问我："你任务完成了吗？"我说了情况，他叮嘱：此事谁也不能讲。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那天去写标语了呢？
此后，支援保定二师的学生被开除了好几人，我没有被开除。
国民党反动独裁政府，是不管民众的，他们不管民众的心愿，心狠手毒。1932年7月6日拂晓时分，反动政府开始血腥镇压了。这是当时多数民众没有想到的，想他们不至于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因为知道北洋政府镇压过请愿的学生，造成了"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就是纪念那个被北洋政府枪杀的学生。因为这次枪杀学生，段祺瑞还终生忏悔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
而现在，面对着护校的学生，他们出动了1500名军警，攻入了学校，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着荷枪实弹的军警，用石头反抗，用血肉之躯与军警英勇拼搏。军警对着学生开枪了。鲜血流在了校园里，后来知道，有二师同学贾良图等8名同学当场牺牲；有4名同学受了重伤，被同学们送到思罗医院，也因流血过多，没有救活；有40多同学当场被捕。更可恨的是他们将捕去的同学定罪，还搞了个假审讯，把同学定为搅乱社会罪判了死刑。这到哪儿去说理呢？镇压学生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国民党反动政府最终受到历史的判决。为民为国死去的同学永远活在民众心里。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我，更让我要以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再说，我们育德中学也开除了学生，这开除的学生一定要家长带回去。我的入左联的介绍人杨春甫被开除了。他让家长带回家去，也是避风；没有被开除的学生，我估计是地下党保属特委通过关系保护了这些同学，是经过学校训育处打过招呼的人，都没有开除。杨春甫同学，是安新县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辽宁省委书记等职。
现在看，当时是很幼稚的。一个中学生，不可能在政治上成熟，还谈不上阶级觉悟。只是以年轻的心，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世界。有一腔热血，这是年轻人很可贵的品格。那年代，也有一些不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人，他们想的是个人的前途，如何将来找个工作挣钱养家。
李富春、李维汉都是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班的。西太后的干儿子李石曾在高阳布里村搞了个留法勤工俭学学校。当时出去的也不是穷学生。齐凝之的父亲是清朝末科举人。
马克思说过，人当有两种限制，时代的限制，阶级的限制。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容易。我要讲在战争年代如何痛苦地改造。敌人对我们教育是很厉害的，从救亡运动开始，我就开始受这教育。
我从小有对外国人仇恨的情结。因为我母亲是义和团大师兄的女儿。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对日本人有了更深的仇恨。
我喜好学外语，我和美国人办的思罗医院关系密切。他们宣传圣经，我也听。有两种人和他们有关系，一是教徒，一个就是我们想学外语的学生。传教士乔治说的英语是典型的美音。这儿只有乔治是美国人。高中一二年级时，我每周下午都去思罗医院，总见这两种人。党的外围组织的人去，是为学外语。星期六晚上，有英语演说，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过礼拜的是周日去，我和这些人感情上是对立的。育德训育员童子风的儿子叫童玉，他和我是同学。他约我的同学是周日去读圣经，进去先读圣经，也学外语。
我高二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位医生家帮助盖房时，童玉便和我说，要我当基督教徒，我没有同意。童玉等周日去的同学去了，便通过他们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帮人大，他们那帮人小。他们怀疑我们和二师的关系。我们把英文演说的内容读给他听，让乔治给改，看合不合语法，也就让他看出其内容和二师学潮没有关系。为了演说得到掌声，他给纠正之后，我们便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东西。
有趣的故事是，抱着两种不同动机的人，学了外语用英语打架。学生喜欢看穿黑衣服的修女。思罗医院的人都信基督教，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情报机关。童玉他们和传教士联合起来，说我们都是学校的不法分子，要用圣经感化我们，我们都是同情二师的。这样乔治便把我们的名字记下来了。他对我们说，你是黄雨秋，王桂春，吴天佑……他都记住了，他说还有你，叫林子南。他对着我们的名字，每周两个人轮流上去演说。我说，你叫我们的名字做什么。他说，是叫救世主知道你们好教你们，不要做违圣经的事。他说这是童玉说给他的。我说，我们来，是为了学英语，你有义务教我们英语，不应管我们其他的事情。有个星期，我就拉着童玉到乔治那儿进行了辩论，是用英语，把他说得不敢言声。后来，我们把童玉打了一顿，以后他也不敢去了。左联组织知道了此事，把我们批评了。我们是用大公报卷上学校的凳子腿打的童玉，说他是教会的狗腿子。当时的左联是政治左联，不让我们六个人在一起，说顶多三个人在一起活动。以后乔治调到了燕京大学，开初任助教。以后，我还与他有一段历史，以后再说。当时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
我在育德中学，时刻关心着时事，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我们办的小报将时事发出来，告诉民众。1933年1月1日，山海关陷落，日本人打到了关里。国民革命军的29军在长城喜峰口英勇抗击日本军队，给百姓以振奋。他们的大刀队很是让日本人胆寒。不久，便传出了那首歌颂29军抗日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要说当年喜峰口抗日，得说宋哲元这个人物。宋哲元是属于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1924年冯玉祥的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宋哲元是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1925年，宋哲元曾任热河都统，他在这儿做了不少发展农业的好事，1927年冯玉祥参加北伐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1930年发生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拥护蒋介石，挥师入关，占领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了。到1931年，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了，宋哲元的军队成为东北军的第三军，他是军长。另一位有名的抗日将领张自忠是38师师长。这年6月，改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1932年8月，宋哲元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他的军队在张家口，编了三个师，有名的抗日将领赵登禹是他的一个旅长，张自忠还是38师师长。
29军到察哈尔不到半年，有名的长城抗战爆发了。这是与日本军队第一次交火，中国军队有30万，集中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当时，29军的装备是最差的，不过与别的军不同的是，士兵人手一把大刀。
赵登禹被宋哲元任命为喜峰口作战的前敌总指挥，大战日本的铃木师团，他们用落后的武器，对抗了有最先进武器的日本军队。总指挥部发出的口号是"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大大激励了士兵的土。赵总指挥在作战中受了伤，却不下火线，采取了近攻夜战，这样大刀、手榴弹便发挥了作用，战胜了日本人的机枪大炮。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不久，有个音乐家便编歌唱出了二十九军的英勇，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1933年，北平便有了记录这长城抗日的一本书，叫《长城血战记》。
日本人自己称，这喜峰口之战是"皇军名誉尽丧喜峰口外"，中国百姓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去慰问。
实际上，长城抗战最后还是打败，防线崩溃了。宋哲元为此痛心之极，虽然歼日本军队五千人，而自己伤亡过万，中央军的十七军伤亡两万。三十万人没有打过日本的五万军队。张学良被迫辞职，何应钦接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
到了1933年5月，国民政府却与日本军签了"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同时划出了绥东、察北、冀东为日本军队自由出入区。
1934年暑假，我到了北京。那时革命处在低潮。我原来考清华大学理工，可没有考上，我心里也想上清华。齐凝之一定让我考中法大学，他愿意我在中法系统。这就要考法文。侯思钜也是蠡县人，他住在齐凝之家里。我们都不会法文，后来说考法文可以用英文答卷。侯要跟他学之家里。我们都不会法文，后来说考法文可以用英文答卷。侯要跟他学生物，我对生物没有兴趣。可我考上了，我不想上，最后还是考北大。当时父亲已在南京两江民立中学当校长。知我考了北大，经过他许可，我到了北大。当时，我仍处在家庭的约束中，要按家庭的意愿办事，可思想开明多了。本来我想选北大物理系，父亲仍要我读数学系，因为我的数学一直很好。可当时如果照自己的意愿，我就要学文了。
在北京这一段，可以说的事，有这些吧。
我走进了北大的红楼，进入了北大。我首先感到了一种与别的学校不同的气氛。这就是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校风。关心国家，关心民族，有一个责任担当感。我想到了当年的学生，如何在红楼图书馆探索民主与科学，想到当年在这儿办学生杂志《新潮》，想到学生如何走出北大校门，奔向天安门广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游行示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是从这儿开始的呀。我考上北大，感到一种自豪。
这时北京左联与保定左联接上头了。接头的杨雨民是英语系的学生。1934年下半年已是救亡运动的前夕，因为宋哲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已成立，殷汝耕已在天津做筹备，准备在通县成立反共自治政府。一个日本浪人可以到天津搞反共的活动，令学生们非常愤怒。华北政务委员会是安内攘外的措施，受南京政府约束，可单独与日本打交道。宋哲元并不愿当亡国奴。宋下属的副军长兼师长的佟麟阁，还有师长张自忠就是学生们议论最多的人物，称赞他们。左联里边也提出，学生应该去当地驻军搞军运工作。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便去联系北京师大、燕京大学。师大组织人做五十三军的工作，那要去易县的西陵。佟的部队在南苑。当时，学生中的左联和教联、工联、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相互间已联系起来。党组织被破坏了，可民主先锋队比左联更活跃。当时出面最活跃的是民主先锋队。杨雨民就是北京大学民主先锋队的大队长。
1935年，我们在北大办起一个刊物叫《浪花》，是地下刊物，宣传左联、民先的观点，反南京政府。对宋哲元采取中立态度，促他抗日。我认识二十九军三十二师一个营长，他姓张，大黑个子，满脸大胡子，民族意识很强，文化不高。杨雨民经常到南苑他那个营去，有一次我也跟着去了，和营长谈了很多抗日的道理。我们发展了一个班，就是这个班，经常被张营长派通讯班长到北大来，带些宣传品回去。我们编的地下刊物《浪花》也给他带去，让他团结别的营。他是二营，这是二十九军三十二师的个营。后来有一次，我跟杨雨民到了南苑飞机场内，二营的一个连驻在南苑历代军官家属住的地方，张营长家也住这儿，我到过他的家。二十九军原来是西北军的，属于冯玉祥的部下，他搞过抗日同盟军，联系了五十三军的万福麟。于学忠在保定，是河北省主席。东北军是1931年"九一八"后，奉命人关，奉命退却的。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当时，有个叫马君武的诗，讽刺张学良。这诗原来我都背过的：
赵四风流朱武狂
翩翩胡蝶最高长
沈阳一陷休回首
且把阿娇舞战行
这诗在北京小报上登，《华北日报》、《晨报》也登了，在学生中很流行。这时，张学良已转到西安了，于学忠还在河北，最北是万福麟。吕正操的691团住在易县。
当时的左联、民先做万福麟和二十一军下属的工作。当时认为军阀是不可靠的，主要做下层官兵的工作，以发展民先，在部队搞救亡室，用各种各样的名义。我原来对军队一无所知，我从见到张营长，才知道军队的编制，知道二十九军大刀片的厉害，他们的装备我也看了。想到过去光做宣传工作，这是不行的，得有军队。当时左联介绍过一些书，有苏联的小说《夏伯阳》、《铁流》、《毁灭》，我都看过了，当时年轻的心对苏联向往之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我们也知道了消息。我们早希望红军过来。
因为抗日的宣传，三十五军已提出要北上抗日，这对学生群众震动很大。能不能到五十三军、二十九军去宣传抗日？我们带着大喇叭，还有教员，去上课宣传打日本。张营长非常欢迎我们去他们部队，学生讲什么，他接受什么，对抗日非常有信心，二十九军是能打日本的。
1935年下半年，我跟着同学，一同到了位于通县南关的潞河中学。这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这里有家乡的学生。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一般人不大注意。反共自治政府的牌子已经挂出来了。学生不断到通县去，就驻在潞河中学里。反共自治政府开始组织保安队，看看日本有多大力量？日本人还在天津，津西还没有日本人。到那儿一看，与二十九军相比，保安队差远了，当时日本浪人到过通县。我当时很肤浅地认识到，如果29军打起抗日的旗子，就把张营长动员起来，收复通县没任何问题。
北京雍和宫前院西排的红房子内，有个小印刷室，主要印宣传品﹣-学联、左联、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印刷室几乎每天都印，我当了三个月的交通，每周六就去拿，送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然后再印，这是北大发出去的。有个同学叫个侯玉山，外号侯大眼，他是物理系的同学，我们两个负责送宣传品。一个车子里装不了多少，每种弄三四份。我们两个车子，一前一后，我在前面。我从雍和宫出发，出西直门，到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去。到学校交给门房的工友，燕京的老李，清华的老王。周日一大早就出发。我骑车走在路上，心中充满了自豪。我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当这交通三个月，都是和老李联系，可我直到今天，我还不知老李叫什么名字。
到清华大学，到左联的王吉昌那儿﹣﹣听说他是清华左联的负责人。后来我们一块跑出来了。民先是公开的组织，学联就更公开了。
关于学联的活动。1935年下半年，学联代替了别的名义的活动了。学联内也有共产党、共青团、反帝大同盟。所有的中学都参加了学联。蒋南翔是领导人之一。活动中心是从北大转到清华，介绍抗日活动，反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我的工作有了变动，主要是突破一院二院的工作，三院是带头的，一院二院参加学联的人很多。申有成是一院数学系的，他和张组树有关，发展左联，我和申有成接头，转到了学联。我在学联名声搞得很大。我和申有成的分工是去做中学的工作，我们俩跑北京四中（在府右街）、育英中学（东单往东，和宏达中学挨着）；我们还和中（在府右街）、育英中学（东单往东，和宏达中学挨着）；我们还和朝阳大学（在禄米仓）、中国大学（在西城二龙路）联系，联络起这些学校，搞宣传，呼吁南京政府抗日，也搞一些游行活动，这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曲。
【刘秉彦（1915-1998）河北蠡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后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投笔从戎，献身抗日战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独立第一支队特派员，支队组织科科长，独立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三十二团团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参谋长，第十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二纵队二旅旅长，冀中军区第二纵队参谋长，冀中军区第二十旅旅长，华北205师师长，参加指挥了解放保定、石家庄的战役，参加了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参加了抗美援朝。1960年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导弹总局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8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代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1995年离休。是第一、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