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一篇名为《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的文章在中文互联网广为传播。记者洪蔚琳在网上联系上一位名叫哈迪亚的阿富汗女性，哈迪亚写下了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她们共同完成了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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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一篇名为《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的文章在中文互联网广为传播。记者洪蔚琳在网上联系上一位名叫哈迪亚的阿富汗女性，哈迪亚写下了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她们共同完成了那篇文章。
洪蔚琳曾在选题阶段遇到难题：为什么中国读者要关心阿富汗女性的处境？有多少人会关心？
这种看似遥远的距离在她和哈迪亚的通信中消弭，“为什么要关心”的顾虑也在文章发出后被破除。就像她说的，“人可以跨越国界，天然地关心另一个人的命运，而这对一个绝望中的人很可能确有意义”。
这些关心最近有了更令人高兴的回音：哈迪亚基于个人经历和观察创作的书在中国出版，书名也沿用了《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而这本书的版税收入和一些朋友的资助正在帮助她逃离阿富汗。
下文摘取了记者洪蔚琳为这本书所作的序和哈迪亚在书中所写的两个故事。哈迪亚说：“除了战争和破坏之外，人们还必须有其他东西来介绍自己，与之联系……人类跨越国界高墙，本质上是如此相似。”
本文摘选自《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转自 凤凰网读书。
她们没有那么遥远（序）
作者：洪蔚琳
我是在 2024年9月认识哈迪亚的。那时，我看到一则新闻：阿富汗当局颁布新法，全面剥夺女性的权利——不能上学、工作、进入公共场所，不能独自乘车……最骇人的是，不能在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
我想起曾遇到的一位阿富汗女性：扎赫拉。
2021 年局势变天后，她创办了由女性主导的媒体 Zan Times，报道阿富汗人，尤其是女性的遭遇。她很快不得不移居到加拿大，我在2023年的海外活动中见过她。
我问她能否介绍还在阿富汗的女记者，和我们谈谈现状。她推荐了哈迪亚。
我与哈迪亚开始通信，起初只能用邮件，不能视频通话、打电话，甚至不能加好友，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
在一次信中，她写道：“如果当局发现我们在联系，我很可能会入狱。”于是，我们把邮件当成了微信用。三十二封邮件，许多只有短短几个词，两分钟就回复一次。
哈迪亚有时写下阿富汗被接管以来的日常，有时按我提供的访谈提纲作答。她用波斯语写，我用 AI 翻译。
2024年7月于塔哈尔省，哈迪亚戴着黑色头巾
我渐渐了解了她的生活：她三十四岁，毕业于阿富汗最好的大学，曾在政府任地方治理专家，却在政权更迭后，与全国女性一同失去工作，逐步丧失自由。
她提到女性必须穿包裹全身的黑袍，只能透过眼前的小块网纱向外看，走路时甚至看不清地面；必须时刻注意“遮住全身”，哪怕露出头发或者脚踝的一点皮肤，都可能被巡逻的人员逮捕。
新法颁布后，她很少出门，很少大声说话。女性不能进入健身房、公园、游乐园，不能在没有“MAHRAM”（男性监护人）的陪同下出行超过七十二公里。
一天，她的孩子生病需要远行就医，丈夫恰巧有事，不得不委托司机假扮亲戚。途中，她发现车上有新政府的人，吓得双手发麻，还没到家就跳下车。她想起为安抚哭闹的孩子，她曾让司机播放音乐——音乐也是被禁止的——不禁担心当局知道她的住址，半夜闯入，“以没有亲友陪伴、与非亲友交谈，以及要求司机播放音乐的罪名把我关进监狱”。
但在这种境况下，她依然坚持写作，用笔名为 Zan Times 供稿已近三年。她写自己和其他女性的遭遇，赚取微薄的稿酬。
这笔钱不足以维生，但写作是她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在为自己和其他成千上万女性的权利而战。”
这些内容最终整理成文章《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
我想起选题通过时的难题：为什么中国读者要关心阿富汗女性的处境，有多少人会关心？
阿富汗新法的颁布曾给出答案——2024 年，竟还有如此压迫女性的明文规定。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人们开始讨论新法落实的可能性和阿富汗女性的未来。
但在我与哈迪亚合作完成文章的过程中，我感到距离在消弭——不需要即时、刺激性的新闻背景，人可以跨越国界，天然地关心另一个人的命运，而这对一个绝望中的人很可能确有意义。
她第一封信的第一段话就让我感受到这一点，她写道：
昨晚我不记得是几点，扎赫拉给我发消息：“一位中国作者想访谈一位阿富汗女记者。”我们几乎忘记了，忘记了一个访谈，或一个来自国外的地址会让我们多么兴奋。我欣然接受了，并暗自高兴和充满希望。
三周后，文章接近完成，哈迪亚让我加她的 Whatsapp好友。她发来许多她和家人、朋友的照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一个比我大五岁，在共和国时期会穿彩色衣裳、微笑露齿的美丽女性。
我们开始闲聊，谈喜欢的书。她说喜欢村上春树，盼着他拿诺贝尔文学奖，但也为韩江获奖感到高兴，“这意味着我们亚洲女性终于被看到了”。
我突然感到这些话击溃了我——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此相似，但她却生活在一个女性连发声都是违法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如何能承受这种分裂。
我曾在通信中问：“中国读者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她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是希望能有人知道我们的情况。”现在我体会到“知道”的分量。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
作者：[阿富汗] 哈迪亚·海达里
译者：[阿富汗] 内克佩·艾哈迈德·莫尼尔
出品方：有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8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在我任职的平台“正面连接”发布后，结果远超预期：近四十万人“知道”了她的状况，其中四位向她捐款，共计 1001 美元。
这笔钱和稿费帮助她渡过了难关——临近文章发布前，她和家人成功逃出阿富汗，在巴基斯坦重建生活。
还有这本同名的书。文章的传播促使许多家出版社联系哈迪亚，想在中国出版她的作品集。2025 年 6 月我拿到书稿，阅读让我仿佛重回一年前的通信——她的文字总是平实，但自带强烈情感。
她在书中写了更多共和国时期的日常、鲜活的身边男女。
一个历经四次失败婚姻、承受流言蜚语的女性，最终靠加入国民军找回自尊；另一位女性会在某天突然谈起逝去的爱情，“她的黑色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个人的眼神曾照亮了她的眼睛”。
如哈迪亚在自序中所写，“除了战争和破坏之外，人们还必须有其他东西来介绍自己”，阿富汗女性的生命里，并非只有被压迫。
但这些日常中也潜藏着阿富汗社会的深刻背景：许多女性被强制婚姻、一夫多妻制所压迫，处女被作为迎娶标准……战争和政治加剧了阴影。哈迪亚笔下的女性用诗一般的句子描述自己的生活：“要知道我们的痛苦，就去烧一只蝎子吧。”
乡下妇女聚集在一起寻求世界公益组织的帮助
同时，你能明显读出哈迪亚对这些女性的情感。
讲完一个女孩被男人辜负的故事后，她克制地写：“我在脸书上删掉了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她写一个被丈夫逼迫卖淫而声名狼藉的女性。这名女性是哈迪亚的亲戚，她为在众人面前否认了这一点而懊悔不安。她无法忘记那位女性看她的眼神——“我永远无法摆脱她的注视，她会一直跟随我，直到永远……她是我的姐妹，我将永远背负着她的苦难……”
为这样一本书写序是困难的——任何语言都难以匹配、评价哈迪亚的写作，因为她写的是自己的生命。
我只有写下这段前传，一系列巧合促成的哈迪亚与中国读者的缘分，并邀请您阅读，倾听一个阿富汗女人的真实声音。期待您在某一刻获得同样的感受：人类跨越国别彼此关心并不困难，她们没有那么遥远。
笼子里的金丝雀
作者：哈迪亚·海达里
一个月前，我的丈夫带回了一只金丝雀，还有一个封闭的彩色鸟笼，笼子的两侧预先装好了食物和水。他对这只金丝雀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希望能与我和他的母亲分享这种喜悦。
但我和他的母亲都无动于衷，对这只金丝雀没有任何兴奋之情。他对我们说：“等它开始唱歌时，你们会喜欢上它的。”
我记不清是傍晚还是晚上，金丝雀开始唱歌了，它的歌声确实很美，但并没有在我心中激起波澜。丈夫却因为金丝雀的歌声而兴奋不已，不停地让我关注它的歌声。
我告诉他，我只喜欢在花园里听鸟鸣，还说：“如果有人让我养金丝雀，我会放它自由，让它回到属于它的地方。”那时，我想起了诗人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的《商人与鹦鹉》的故事。
正好一个月后，阿富汗媒体传出了一条如同原子弹爆炸般震撼的新闻：女性被禁止进入大学，直至另行通知。这则新闻让所有人都震惊了，而我却觉得自己更深陷于黑暗之中。
对我来说，这就像喀布尔的第二次陷落，每一次都让我被迫待在家里，失去工作。然而这一次，我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还有那无数只被迫回到笼中的声音甜美、面容明丽的金丝雀。
2020年，作者哈迪亚和同伴为母校喀布尔大学庆生
周三是禁令实施的第一天，我没有去大学，总觉得那天会很糟糕，所以决定留在家里。
当天下午，我的一位女学生给我发消息，问我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考场。我告诉她我感觉不舒服，所以在家里休息。她说：“老师，您没来真好。今天大家都哭了。”这条信息让我陷入沉思，我一一想象了这些女学生今后将要面临的生活。
我的一位学生名叫普娅。
我曾对她说：“你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总是静不下来。”普娅笑了，即使在考试中她也从未停止微笑。
我在想，没有大学、没有课程、没有娱乐，甚至没有电，她会怎样生活下去？她那活跃的身体和灵魂该如何安放？或许，她就像笼中的金丝雀，会唱出美妙的歌声，但除了少数同样被囚禁的人，谁会听到她的声音呢？
我知道，她的歌声对其他人来说会是模糊而神秘的，甚至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她在唱什么，想要表达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有吃有喝就够了，不会再去关心生活的其他事情。
我们都确信，世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即使听到了，也不会在意。这种无声的绝望渐渐让人觉得，即使金丝雀被放出笼子，也可能会被调皮的孩子抓住，或者被持枪的猎人射杀，最终消亡。
正如某些人对我们的看法，世界也认为金丝雀应该留在笼中，这样才不会被杀害。这是那些认识金丝雀或喜欢金丝雀的人常有的想法。
我的另一位学生名叫塔巴斯姆，她在学期中途放弃了学业，没有再回到大学。我向她的同学询问原因，他们说：“自从卡伊教育中心爆炸事件发生后，她的家人就不再允许她来上学了。”
就像塔巴斯姆的家人一样，有许多家庭为了保护孩子，把她们关进笼子里，提供食物和水，倍加照顾。然而，我知道每一只金丝雀的心都向往自由，向往绿意盎然的花园，这是它们的天性。
但为什么？是谁第一次将金丝雀关进笼子？又是怀着什么目的？是为了观赏它吗？是为了更多地听到它的歌声吗？还是为了保护它？或许囚禁它的人有着不同的理由，用各种借口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然而，金丝雀的心中除了自由，别无所求。即使它在歌唱，那也是带着忧伤的，它的歌声无法让渴望自由的心感到喜悦。
金丝雀应该自由，它应该在一片广阔而青翠的花园中歌唱。也许那时，它的歌声能打动更多的人心。
娜娃
作者：哈迪亚·海达里
她把双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眼神中透着对逝去岁月的遗憾，说道：“有些日子我一个人坐着哭，把那些年没流的眼泪全都一块流出来了。我总是想起我的那些孩子，总是想起古拉丽。我总是想，要是能再见她一面就好了。她是我第一个孩子，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总是想起她……”
过去的十八年里，娜娃与四个男人有过婚约，但每一次她都亲手解除婚约，让自己重新获得自由。她深爱着自由，可自由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宁与尊严。
她的第一次婚约，是因为爱情，那是一场伟大的爱情。
那片辽阔的草原上扎满了帐篷，住满了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娜娃的父亲在草原上并排搭了三顶帐篷：第一顶给自己和妻子，第二顶留给三个正值待嫁年龄的女儿，第三顶则属于心爱的儿子和来来往往的客人们。
娜娃在帐篷里带着藏不住的幸福和激动对证婚人说：“我们一定会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这段婚约只持续了一年，在他们准备举办婚礼的时候，新郎在战争中为了解放塔勒坎而牺牲。
新郎的牺牲让娜娃跌入了悲伤与绝望的深渊，她为失去挚爱痛哭了几年。
2023年，作者哈迪亚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塔哈尔省
娜娃的父亲忍受了女儿两年的哭泣与悲伤后，决定去找已故女婿的亲戚。女婿的亲戚们态度非常友好，爽快地答应了再次联姻，让族里的另一个男孩与娜娃结婚，并很快重新举办了订婚仪式。
但这一次，娜娃既没有第一次订婚时的那份激动，也没有半点喜悦，她唯一感到释怀的，是终于能结束那段无尽的悲伤和痛苦。
婚后，他们有了新家，也陆续生下了孩子，最后生了三个孩子。然而，就像娜娃梦中早已预见的那样，这段婚姻终究还是走向了离散。
她带走了三个孩子中的一个，把另外两个留给了丈夫。娜娃回到娘家时，父亲已经去世了。她最宠爱的亲弟弟冷冷地说：“你还有脸回这个家吗？”
娜娃又去了大姐家，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碰巧有个正在找二老婆的男人来提亲，娜娃就嫁给了这个男人，和他一起生活了六年。
这六年里，她生下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到了第六年年底，因为一场幼稚的争吵，他们解除了婚姻关系。娜娃再次无家可归，辗转于姐姐家和弟弟家之间。
这一次，她的弟弟彻底翻脸，说：“以后别再来找我，我不认识你，更不认你这个姐姐。”
从与第三个男人的婚姻中解脱出来的那年，她像一只疯狂、危险且无法控制的狗，愤怒充满了她全身的每个细胞，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寻求复仇。
她有时宽容大度，允许他人随意提问甚至冒犯，有时敏感戒备，认为谁都没有资格拷问或轻慢她。因此她不断与人发生争执，把所有人都推开。
她并不怀念曾经的家和生活，也不为失去两位曾给予她关怀和支持的男人而感到遗憾；她并不为颠沛流离的孩子而心痛，也不曾想念之前结交的邻居和朋友。她的内心像石头一样坚硬，吓坏了周围的人。
没有人见过她哭泣，也没有人看到她因绝望而叹息，或者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她脸上带着苦涩的笑容，眼中的光芒从未熄灭。
一位来自塔哈尔省的老妇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强大，成了抗争的象征——反抗人们，反抗那些流言蜚语。她将来自两个前夫的两个孩子分别抱在两侧，向亲友们解释她如何无辜，如何陷入他人言语和诡计的陷阱。
从与第三个男人的婚姻中解脱出来的那年，她像一只疯狂、危险且无法控制的狗，愤怒充满了她全身的每个细胞，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寻求复仇。她有时宽容大度，允许他人随意提问甚至冒犯，有时敏感戒备，认为谁都没有资格拷问或轻慢她。因此她不断与人发生争执，把所有人都推开。
没有人见过她哭泣，也没有人看到她因绝望而叹息，或者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她脸上带着苦涩的笑容，眼中的光芒从未熄灭。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强大，成了抗争的象征——反抗人们，反抗那些流言蜚语。
她将来自两个前夫的两个孩子分别抱在两侧，向亲友们解释她如何无辜，如何陷入他人言语和诡计的陷阱。
她与第四个男人结婚后，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前往喀布尔。到达喀布尔后，她住进了一个位于上层社区的豪华房子。然而，她无法忍受那位年老男人在床上的样子。
不久，她便与丈夫离婚，且这次她决心再也不回到家中。她带着两个孩子去到了阿富汗内政部的女性招募部门，迅速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并加入了阿富汗国民军。
娜娃叹了一口气，满是无奈和疲惫地说：“我从事警察工作五年了，帮助了许多人，也改变了许多人。许多男人向我求婚，我都拒绝了。有些男人甚至跪倒在我面前，哭着求我给他们一次机会，而我的回答是：不。”
她的身材依旧高挑挺拔，皮肤依然像从前一样白皙，但眼角和嘴角的皱纹比什么都更显眼。她的手干瘪粗糙，抱怨视力越来越差。她脸上勉强挂起一丝淡淡的笑，说：“老了嘛，什么都被夺走了，但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能夸夸我的眼睛和身姿。”
她曾与四个男人建立过婚恋关系，但这四个人，没有一个能配得上她的心和灵魂，没有一个真正欣赏和赞美过她。
2023年，作者哈迪亚在喀布尔的一个家庭学堂
她接着又谈起了工作的事，说道：“当了警察之后，人人都对你有不好的想法。谁都能不经允许拿到你的电话号码，想什么时候打电话就什么时候打。”
娜娃在这些年里，靠自己摆脱了所有男人和强权的欺负，骄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阿富汗，女警们很少被分配到真正重要的工作，大多数只是检查包裹，或者在公共场所监视人们的出入。但娜娃大胆地说过，她不想检查别人的包。于是她被安排负责监督其他女警的工作。
她说：“我算是指挥官了。”
实际上，她确实是个指挥官——一个疲惫不堪的指挥官。娜娃轻轻笑了一下，疲惫的眼睛闪过一丝光芒，说：“有一天，我揍了手下差不多十个女警。因为她们联合起来欺负别的女人，搞偏见，挑拨离间。我狠狠教训了她们一顿。”
娜娃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功，但同时，她无暇联络跟着前夫们生活的孩子们，那些年对孩子们的思念和与孩子分离的痛苦让她感到疲惫。正如她自己说的，眼角的皱纹一道道，仿佛是这些年见不到孩子们的年数一样。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